呼唤统一的盛会——台湾新文学思潮(1947-1949)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台湾论文,思潮论文,盛会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8月16日—8月21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江苏省文化艺术发展基金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台湾新文学思潮(1947-1949)研讨会”在苏州大学召开。应邀出席会议的60多位代表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日本。台湾代表团由著名作家陈映真、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吕正惠率领，成员有淡江大学教授施淑、中央大学教授李瑞腾、资深文艺评论家孙达人、诗人施善继、作家蓝博洲、学者曾健民、以及8位年轻的博士生。旅日学者朱实、旅美学者叶芸芸、美籍华人作家刘诞丽和4位日本友人山田敬三、上村优美、丸川哲史、横地刚也远道赴会。参加会议的大陆学者多为这一领域里的学科带头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金坚范致开幕词后，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秦志法代表省委常委、部长任彦申作了重要讲话。
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台湾《新生报》副刊《桥》上，发生过一场关于台湾新文学的热烈争论，涉及到台湾新文学发展中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对台湾新文学的重建倾注了满腔热情。论争的各方无论持何种见解，但总的思想基础有二：第一、在一般的文学倾向上，它是主张现实主义的；第二、在有关台湾文学的特殊性的根本问题上，它明确地辩证地不容置疑地表达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的思想。不幸的是，这场论争惨遭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镇压而夭折。岁月流逝，史料尘封，后来者渐渐将它遗忘了。先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箝制，人们无缘重读史册。80年代后，拥泵“台独”的某些人掌握了这些资料，却秘而不宣，企图湮没这段史实，可又按捺不住篡改历史的野心。一些渴望统一的有心之士从中发现了蛛丝蚂迹，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从故纸堆中发掘出这批珍贵的史料。
到会的代表们从各种角度对这些史料进行了学术研讨，一致认为它们无论是对填补台湾文学研究中这一历史阶段的空白，还是为撰写一部科学的台湾新文学史，都有重大的价值。尤其是它们证明了，台湾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几乎每一步都是与祖国新文学息息相通的，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有力地驳斥了当前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中台独分子的种种谬论，对打击台独派的气焰，维护祖国统一，将产生相当的促进作用。
研讨会分四个专题进行了专场研究。三十多位代表宣读了他们的论文，还有些作了即席发言，就1947-1949年台湾文学论争展开讨论，对论争的性质、内容、背景、影响、参与者、及其与“五四”新文学的渊源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解剖、分析，凸现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的重要意义。
第一场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关于《桥》论争的总评价”。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陈辽研究员率先发言，对论争中的三个重大问题予以评议，以揭示这场文学论争所包孕的价值和意义。这三大问题分别是：一、既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专制和腐败，又坚决维护台湾与中国的一体性；二、肯定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但承认台湾文学有其特殊性；三、反对日本奴化教育和奴才文学，但是坚持把日本统治者与日本进步文化人士严格区别。他指出：“在1947-1949年的台湾文学论争中上述三大问题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这三大问题的论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眼前发生在台湾的统独之争，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之争，‘皇民文学’之争，仍然使我们感受到1947-1949台湾文学论争中的理论威力和真理之声。”
福建省社科院刘登翰研究员强调了论争的三个背景：第一，二战后台湾的回归，使台湾文学确认了归属，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是处于这一历史转折期的台湾必须回答的。这是历史对现实的诘问。因此，这场讨论的发起，实质上也可以说是为历史所推动的。其二，两岸文学的汇流。不仅是省内作家和省外作家的共同参与，更是两岸作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学经验的共同参与，是在振兴和重建台湾文化这一大背景下对文学重建这一论题，以整合两岸文学历史与经验所作的回答与阐发。其三，进步文艺力量活跃。1948年前后，忙于应付前方战事的国民党当局，无暇太多顾及台湾的这场讨论，从而给它留出了一个“空隙”。总之，《桥》的这场讨论，自始至终都在中国社会历史转折的大格局之中，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这场讨论的历史警示意义，它对两种倾向——否认台湾文学的中国归属和忽视台湾文学的特殊性的反对和批评，都已为台湾文学的发展事实和今天台湾社会的文学现实所证明，是正确而有预见性的。
郑州大学教授樊洛平由衷地钦佩这场关于台湾文学重建的讨论，以不畏强权、追求真理、坚持文学独立价值与探索的不屈姿态，为政治黯淡年代带来最初的曙光。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博士生上村优美从光复期台湾作家语言转换的角度，阐述了这场论争的收获和意义。日本九洲大学教授山田敬三则介绍了日本的台湾文化、文学研究现状。
接着进行的是关于《桥》论争的专题研究。首先发言的是安徽大学教授王宗法。他认为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桥》的努力卓有成效地达成了两个带有全局性的重要目标：用进步的、革命的文学清除皇民文学的流毒，占领文学阵地；以团结、统一的理念，澄清文艺思想，端正文学方向。不言而喻，这两点成就给当时的文坛点燃了一盏指路明灯，而且给后来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重大而深远。旅美学者叶芸芸女士探讨了论争中的一个议题——个人伤感主义。她在其父搜集、保存资料并研究的基础上，对“二·二八”前后的创作做了比较，重申为“堂堂正正地当一个中国的台湾人而骄傲”的信念。施淑教授认为台湾数度被殖民的历史，充满了断层、销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桥》的这场争论是“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及其精神在台湾再出发的珍贵收获”。江苏社科院副研究员刘红林着重指出：这场论争的参与者们各执己见，据理力争，无论其意见正确与否，论据是否充分，都有一个不容质疑的大前提，这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武汉大学教授曾庆元则分析了论争中的一些理论偏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遐秋、北京广播学院教授曾庆瑞、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古继堂、副研究员黎湘萍，是在将论争与“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比较中凸显论争的意义和价值的。赵遐秋列举了许多实例，说明台湾新文学一起步就追随着大陆的新文学，表现出了人民的新文学的品质和精神；而这场有关台湾新文学路线和方向的论争，正是大陆新文艺运动的路线、方向在台湾岛一股割不断的脉流，或者说，正是大陆新文艺运动的路线、方向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灌注新的清流的结果。曾庆瑞将论争中的一个议题“新写实主义”与大陆30年代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做了一番比较，认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十分明显，不仅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他指出：“半个世纪过去，今天我们再来回顾这个话题论争的情景，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以昭告世人，台湾的新文学是如何和大陆的新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何作为整个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分支在台湾地区迁延和发展的；它还可以昭告世人，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新写实主义是如何在台湾新文学界传播、生根和成长、发展的，如何影响着台湾新文学和大陆新文学一起在创作中发挥作用，有助于整个文学事业更好地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古继堂也是把视焦聚集在“新写实主义”的论争上，他认为“发生于1947年至1949年之间的关于‘新写实主义’论争，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文学发展的需要，是一次及时的、群众性的台湾文学的总结和奠基，对台湾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尤其是‘新写实主义’创作理论的梳理、丰富、肯定和确立，对继承祖国‘五四’新文学传统，继承台湾日据时期新文学的革命传统和确立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有着根本性的奠基意义。”黎湘萍主要讨论了战后“光复初期”，即从1945年到1948年间在上海和台北两地媒体上有关文学、文化问题之论述的相关性及其类似的语境。
接下来的一场讨论最为感人，首先，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曾健民先生就这场论争资料的艰苦、困难的发掘、整理与出版过程作了报告。然后，曾经参加论战的孙达人、朱实、谢旭、田野、萧荻、王业伟、周青、方生回顾当年。几位老先生都是七、八十岁高龄了，散居在日本、台湾、大陆各地。这些历史见证人用亲身经历现身说法，思路敏捷，口齿清晰，往事历历在目，如数家珍，与会者称他们是一部活历史。有他们作证，一小撮台独分子妄图遮蔽、篡改历史的阴谋不攻自破。与会者还出示了当年的老照片，使人们对了解那段历史有了感性认识。
研讨会的最后一个议题是“关于《桥》论争前后的台湾文学”，研究对象是光复时期与这场论争有关的作家及文学事件、文学现象。
陈映真对论争中多人提及的范泉进行了考证，指出这位当时在上海主办《文艺春秋》的有心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带着对台湾和台湾人民深厚的同胞之情，研究台湾及台湾文学，“今天回头，看范泉在五十多年前深具远见的工作，看见他透过诚恳而满怀同胞情谊的活动，当‘台湾同胞在对于统治者的政治和经济的希望成为泡影’之时，如何鼓舞、安慰了台湾文化文艺界人士受伤的心灵，坚强地呼唤民族团结与进步，不能不让人对范泉这个名字充满了敬意和感激”。
吕正惠讨论的是曾在台湾教书的欧坦生（丁树南）。欧坦生于1947年2月下旬“只身自福州渡海来台，躬逢举世震撼的‘二·二八事件’，即以此事为背景创作了一篇长约两万字的小说《沉醉》，发表于上海的《文艺春秋》上”。这篇小说敢于直面台湾尖锐的现实问题，批判性非常明显。所以，台湾著名作家杨逵在1948年6月《新生报·桥》副刊上的《台湾文学问答》里特别提到：“去年11月号的《文艺春秋》曾有边疆文学特缉，其中一篇以台湾为背景的《沉醉》是‘台湾文学’的好样本。”他还把《沉醉》收入他主编的《台湾文学》第二缉（1948年9月出版）。他在“编者语”中说：“认识台湾现实，反映台湾现实，表现台湾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动向，是建立台湾文学的最坚强基础。”欧坦生发表在《文艺春秋》上的另一篇小说《鹅仔》也涉及台湾题材，“就其社会意涵来讲，要比《沉醉》优秀得多”。吕正惠认为，欧坦生“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并具写作才华的外省文艺青年，他在战后的混乱时期来到台湾，参与、见证了这一复杂的历史年代”。“发现欧坦生”的意义就在于，“我们需要更积极地挖掘这一年代，以还给它历史的真面目。”
厦门大学研究员朱双一则认为，“欧坦生现象”涉及了光复后台湾文学的若干重要问题，特别是当时台湾文坛通过《新生报·桥》副刊，正进行着一场有关“台湾文学”问题的讨论，将之与这场讨论联系起来看，就更有值得深究之处。由此可知，光复后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并非“中国人”与“台湾人”的对立，而是包括台湾民众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与统治、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对立，特别是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官僚统治阶级的矛盾，在当时的台湾已趋于激化。至于广大的大陆同胞，特别是左翼的、进步的人们，对台湾同胞的不幸历史遭遇、特殊的感情和心态，是理解、同情的，完全能够和他们站在一起，同呼吸，共悲欢，与共同的压迫者展开斗争，争取全中国人民的解放。这一历史事实对于当前某些人有意“放大”当时的省籍矛盾，将阶级矛盾扭曲为所谓“中国民族”和“台湾民族”的矛盾，造成“台湾”与“中国”对立假象的分离论调，是一有力的驳斥。
施善继用诗一样的语言“呼喊迦尼”。迦尼是一位大陆诗人，从1947年8月3日至1948年9月13日，在台湾《新生报》副刊《桥》上，发表了短、中、长诗共计45首，散文8篇。他在1948年4月1日发自上海给《桥》主编歌雷的信中，对台湾作家、台湾文艺界的手足之情溢于言表。他与其他内地诗人在台湾发表的诗歌，给刚“自日帝桎梏挣脱”的台湾诗歌，起到“范式作用”，可视为“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的创作实践的一个侧面。迦尼的诗歌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令同为诗人的施善继激赏，目为“珍贵的好诗”。然而，迦尼是谁？现在何处？无人知晓。作者借这篇文章作为“寻人启事”，“张贴在历史茫茫大海的入口”，深情呼唤：“迦尼现在人在何处？如果听到我的呼喊，请您务必给我回音，好解除我的守候，以及守候中的寂寞。”
李瑞腾利用占有资料的便利，具体介绍了《桥》上这场论争的“前奏”，对台湾战后初期的报纸副刊、《文艺》周刊及其主编何欣、台湾文艺运动如何展开的讨论等等作了扫描，对与会者了解这段历史以及明了1947-1949论争的缘起氛围帮助很大。
台湾清华大学博士生陈建忠从日据到战后初期台湾文学史建构的历史语境的视角，梳理出在台湾文学史建构过程中，不同“诠释群体”的差异观点，得出“战后初期对台湾人而言原本是一个‘祖国统一’的情境，但由于台湾被殖民的历史，连带的其文学也有存不存在与有无价值的问题”的结论。
苏州大学教授曹惠民将当年台湾新文学的重建与今天两岸文学的交流联系起来，他说：“从短短的‘桥’到长长的‘路’，是一条漫长的求索前行的路程，前人披荆斩棘，后继者（其杰出代表如陈映真先生）踏着前人开辟的道路不断前行，两岸文学的交流终于走出了一条大道，这就是历史。”
云南省作家周良沛谈了1947-1949论争的参与者骆驼英（云南人罗铁鹰）与台湾文学的关系。台湾清华大学博士生徐秀慧探讨了光复初期杨逵的文化活动。日本民间学者横地刚考察了反映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版画的创作者黄荣灿及“台湾新现实主义美术”的行踪。日本一桥大学博士生丸川哲史批评了关于台湾光复初期“外省人”之刻板化印象。台湾作家蓝博洲以翔实的资料重现了1947-1949期间，台湾大学“麦浪”歌咏队的活动情况。他还于会后放映了自行摄制的电视片，让与会者了解1949年台湾“四·六”事件的历史事实。美籍华人作家刘诞丽的父亲原是国民党高官，她以自己自大陆而台湾而美国的亲身经历和情感体验，呼吁“两岸不能分离，悲剧不能重演”。苏州大学教授范培松、中南财经大学教授古远清也都有精彩的发言。最后，由上海资深评论家李子云做了总结性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