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诗人合称现象及其与科举制度的附生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诗人论文,现象论文,关系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1）03-0009-06
大中六年（852）至咸通（860－873）初，创造了唐诗史上桑榆暮景的杜牧、许浑、李商隐、温庭筠等晚唐重要诗人相继辞世，唐诗步入了衰微阶段。咸通以后的诗人虽骈肩接踵，但普遍失去了创新的勇气和开辟的胸襟，因此诗坛既缺乏开宗立派的大家，也未出现引导潮流的体派，诗人往往成为前一时期某家诗风的追随者。唐末诗人在个性特色衰落的同时，群体特色凸显出来，涌现出了许多诗群诗派，其构成方式则呈现出多样化特色。他们或因诗风相近自成流派，如《唐才子传》卷九“唐备”：“工古诗，多极讽刺，颇干教化，非浮艳轻斐之作。同时于渎者，共一机轴，大为时流所许。”[1](P248)《唐音癸签》卷八：“晚季以五言古诗鸣者，曹邺、刘驾、聂夷中、于濆、邵谒、苏拯数家。其源似并出孟东野，洗剥到极静极真，不觉成此一体。”[2](P78)或因志趣相投结为群体，如《唐才子传》卷九“赵光远”：与“孙啓（当为孙棨）、崔珏，同时恣心狂狎，相为唱和，颇陷轻薄，无退让之风。”[1](P101)《唐诗纪事》卷六七“李昭象”：“居九华，与张乔、顾云辈为方外友。”[3](P1013)或因相同的生存状态构成团体，如唐末诗人隐居和入幕现象非常普遍，山林江湖和幕府州郡为文士的交游唱和提供了场所、创造了机缘。《唐诗纪事》卷七一“沈彬”：“唐末游湖湘，隐云阳山十余年，与虚中、齐己、贯休以诗名相吹嘘。又与韦庄、杜光庭唱和。”[3](P1055)《唐才子传》卷九“王驾”：“弃官嘉遁于别业，与郑谷、司空图为诗友，才名籍甚。”[1](P255)《旧五代史》卷十四“罗弘信传”附“罗绍威传”：“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每歌酒宴会，与宾佐赋诗，颇有情致。”[4](P191)《吴郡志》卷十一：“崔璞，咸通中，以司谏为郡。有文采风流，与郡中秀才相从，有诗词，即命僚属及名士赓和。”[5](P135)
这其中，为数众多的是一些围绕科举而形成的群体。如《唐摭言》卷四：“刘驾与曹邺为友，俱攻古风诗。邺既擢第，而不即出京，俟驾成名同去，果谐所志。”[6](P50)卷五：“吴融，广明、中和之际，久负屈声，虽未擢科第，同人多贽谒之如先达。”[6](P56)《唐诗纪事》卷六七“顾云”：“风韵详整，与杜荀鹤、殷文圭友善，同隶业九华。咸通中登第。”[3](P1012)《唐才子传》卷七“方干”：“徐凝初有诗名，一见干器之，遂相师友，因授格律。”[7](P373)他们当中，有些则明确地被时人或后人合称，如“咸通十哲”、“芳林十哲”、“九华四俊”、“三罗”。周勋初先生主编的《唐诗大辞典》共收录了唐末的五条合称[8](PP.505－515)，上述合称即占四条，表明这是一种颇具时代特征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对其进行探析，无疑有助于晚唐诗歌的深入研究。
一、“咸通十哲”等称号形成的背景
“咸通十哲”等称号的形成与唐末独尊进士，权贵子弟垄断科名，寒士为求一第不得不结为群体相互延誉，以期博得考官认可，甚或奔走于权门以求提携密切相关。
1.“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9](P3863)
唐朝科举，素重进士，《新唐书·选举志》：“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10](P1166)《唐摭言》卷一也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6](P4)宣宗即位，取消了武宗时科举选士对贵族子弟的限制，恢复进士杏园宴集[11](P617)，并身体力行，赋予进士及第者至高无上的荣誉：“宣宗爱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有喜，便问所赋诗赋题，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优而不中第者，必叹息久之。尝于禁中题‘乡贡进士李道龙’。”[12](P136)这就极大地激发了高门子弟由进士入仕的热情。与此同时，日趋衰落的国势和凋敝的民生，使一般文士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通过科举及第改善自己和家人的境遇几乎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于是，天下举子竞集于进士科，以至“自大中、咸通之后，每岁试春官者千余人”[13](P61)，进而呈现出“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9](P3863)的局面。
2.“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9](P3863)
与政治日益腐败和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相一致，唐末科场弊端丛生，“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11](P4278)的情况愈演愈烈。高门甲族、权党势要以及宦官强藩等政治势力盘根错节，互相勾结，通过政治、经济等各种纽带，插手科场，胁迫知贡举为其子弟或请托者打开仕进大门。咸通元年（860），裴坦知贡举，“登第者三十人……皆名臣子弟，言无实才”[11](P4468)。高湜“咸通末，为礼部侍郎。时士多繇权要干请，湜不能裁，既而抵帽于地曰：‘吾决以至公取之，得谴固吾分！’乃取公乘亿、许棠、聂夷中等”[10](P5276)。许棠是京兆府解元（详后），录取尚如此艰难，可见权要子弟在进士科考中占据着怎样的优势。
及第进士“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9](P3863)的情况，注定了那些朝中无奥援、家中无厚积，又拙于钻营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往往久困科场，终其大半生也难取得一第。即以“咸通十哲”为例：“咸通十哲”的家世绝大多数是低微贫寒的，如张蠙“初以家贫，累下第”[1](P346)，周繇“家贫，生理索寞”[7](P537)，喻坦之“困于穷蹇”[1](P199)，这就决定了他们登第之途的艰难坎坷：郑谷“游举场十六年”[3](P1040)，许棠辗转场屋三十年：“退鹢已经三十载，登龙曾见一千人”[14](P6985)，张蠙至迟咸通十一年（870）已在京应举，于乾宁二年（895）方及第[1](P343)，亦困于文场二十五年以上，温宪、李昌符、周繇也都历经磨难，方得一第，张乔、喻坦之、任涛、剧燕则终身布衣。“咸通十哲”大都早有诗名，如张乔“诗句清雅，夐无与伦”[6](P114)，任涛“诗名早著”[6](P112)，剧燕“工为雅正诗”[6](P112)，张蠙“生颖秀，幼有《单于台》……为世所称”[3](P1039)，温宪“大著诗名”[1](P208)，郑谷“幼颖悟绝伦，七岁能诗。……又尝赋《鹧鸪》警绝，复称‘郑鹧鸪’云”[1](PP.155－162)，许棠“初作《洞庭》诗，脍炙时口，号‘许洞庭’”[1](P28)；且他们“俱以韵律驰声”[1](P303)，咸通十一年（870）参加京兆府试同列“等第”，可谓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仍蹭蹬科场，遑论一般文士了。唐末寒门举子及第之艰，正如黄滔所慨叹的：“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9](P3856)“龙门有万仞之险，莺谷无孤飞之羽。”[9](P3858)在这种情况下，“士族在科举中及第之比例从文宗、武宗时的74.2％迅速上升到93％，直至唐亡始终高居于榜首”[15](P67)。
3.“多务朋游，驰逐声名”[11](P3976)
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韩文公荐士”云：“唐世科举之柄，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16](PP.686－687)“加之应举人数不断增加，主司不可能对试卷进行认真的评比，因此知贡举者在录取时除了责其旧文，进行考核，社会上对应举者的评价也是一个重要的依据。士子的声誉在录取时的影响越来越大。”[17](PP.56－57)因此，举子们除了行卷请托，还要在平时就注重扩大和提高自己文学和才华方面的声誉。而提高声誉除了刻苦攻读、锤炼诗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宴饮聚会、访师交友等，构成一个个“文学沙龙”，在充分施展自己才艺的同时，与意趣相投的诗人互相砥砺切磋、唱和往来，又互相欣赏揄扬，造成声势，以左右主司视听，增加登第的希望。“时应进士举者，多务朋游，驰逐声名”[11](P3976)，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4.“不问士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18](P26)
由于权要贵戚把持科场，寒士不得不把及第的希望寄托在达官贵人的援引上，这必然导致请托干谒之风泛滥，正如《北梦琐言》卷四云：“唐末举人，不问士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18](P26)
干谒本是唐代士林风气，但咸通以后，随着政治的加速腐败和科场风气的急速恶化，干谒流为请托奔竞、趋炎附势。“咸通十哲”等人为了攀得那一枝仙桂，到处投诗献文，陈情哀告，乞求提携。喻坦之的《陈情献中丞》体现了这类干谒诗的一般套路：先表明干谒的原因及求名心之迫切：“孤拙竟何营，徒希折桂名。始终谁肯荐，得失自难明”；再极力渲染自己的凄苦之状，以求得同情怜悯：“贡乏雄文献，归无瘠土耕”，“取进心甘钝，伤嗟骨每惊。尘襟痕积泪，客鬓白新茎”；最后吹捧对方的名望，表达感恩戴德之情：“顾盼身堪教，吹嘘羽觉生。依门情转切，荷德力须倾。奖善犹怜贡，垂恩必不轻。”[14](P8198)从中可见诗人对科名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屈己求人时人格受辱、心灵扭曲的痛苦。
更有甚者，一些举子为达到折桂入仕的目的，不惜出卖人格，奔走于为士林所不齿的宦官门下，夤缘求进。宦官专权是晚唐政治中的痼疾，随着其权势的不断膨胀，从内廷参决机要到典领禁军，从干预朝政到废立皇帝，愈演愈烈。如僖宗时，权阉田令孜“知帝不足惮，则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赐绯紫不以闻。百度崩弛，内外垢玩”[10](P5885)，“威权震天下”[11](P4771)。僖宗“以其专，语左右辄流涕”[10](P5887)，宰相卢携仰其鼻息，“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邑倡和”[10](P5885)，左拾遗侯昌蒙、孟昭图皆因上谏“指言竖尹乱天下”被杀[13](PP.5885－5886)。于是，阉寺借插手科场结党营私，培植自己的势力就成为常态。如：刘允章“掌贡举，尤恶朋党”[12](P80)，因拒录“芳林十哲”中的郭纁、罗虬，结果放榜以后，即以“予夺不能塞时望”[12](P80)为由，由礼部侍郎外放，出为鄂州观察使[11](P4086)。阉寺势力的甚嚣尘上，使正统的文人士大夫与宦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与阉党结交者声名狼藉：“是时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则众共弃之。建州进士叶京尝预宣武军宴，识监军之面。既而及第，在长安与同年出游，遇之于途，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遂沉废终身。”[19](P8093)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软骨的士人如“芳林十哲”辈不顾道德舆论的谴责，公然攀附竖宦以求显达，说明“传统的道德准则因为乱世的震荡而丧失殆尽，而人性人情的各种原始本能却乘机突显出来。……任何‘道’的束缚都已不复存在，顺时而动、追名逐利的做法遂渐成时尚”[20]。
二、“咸通十哲”等称号的由来及其与科举制度的关系
1.“咸通十哲”
“咸通十哲”是指咸通十一年（870）李频任京兆府参军主试时所解送的十名进士。
据《唐摭言》卷一载，武德四年（621）四月一日敕：诸州有“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6](P1)。即唐前期，应举者必须于本籍乡试。自中唐起，士人已不限于本州举送。到了晚唐，国内战争更为频繁，士无定居，自他州举送的情况更为普遍。[21](P55)而在唐代的乡贡中，京兆府举送占据特殊地位。《唐摭言》卷二“京兆府解送”云：“神州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选之，或至浑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落由。”[6](P13)京兆府所送前十名举子，称为“等第”，凡列于等第的，登科的希望就“十得其七八”。若前十名有好几个落第的，京兆府可以移文书于贡院，请考试官回复这些举子落第的原因。这些都是外地州府不能望其项背的。故外地举子多奔赴其地以求荐举，所谓“品第潜方于十哲，春闱断在于一鸣”[6](P16)。首荐谓之“解元”、“解头”，《唐摭言》卷二“争解元”云：“同、华解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选，无不捷者。”[6](P17)因此争夺尤为激烈。
现存文献中，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最早记载了“咸通十哲”之名，但当时仅称“十哲”：“张乔，池州九华人也，诗句清雅，夐无与伦。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时为京兆参军解试，同时有许棠与乔，及喻坦之、剧燕、任涛、吴罕、张蠙、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谓之十哲。其年府试《月中桂》诗，乔擅场……其年频以许棠在场席多年，以为首荐。”[6](P114)其后，有关书籍也多有记载，如《唐诗纪事》卷七十“任涛”：“李建州频主京兆解试，时涛与许棠、张乔、喻坦之、剧燕、吴宰（罕）、张蠙、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谓之十哲，是年试，俱以次得之。是岁咸通末也。”[3](P1039)《唐才子传》卷十“张乔”：“当时东南多才子，如许棠、喻坦之、剧燕、吴罕、任涛、周繇、张蠙、郑谷、李栖远与乔亦称‘十哲’，俱以韵律驰声。”[1](PP.302－303）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八始根据他们的主要活动年代而明确以“咸通十哲”称之，并说他们“专以诗称”[2](P288)。
关于这次京兆府试的时间，《唐摭言》和《唐诗纪事》记为咸通末，其确年均未言明。《唐才子传校笺》“许棠”、“任涛”据《唐诗纪事》、《直斋书录解题》等记许棠咸通十二年及第，《唐摭言》卷二记许棠于咸通中礼部侍郎高湜知贡举时登第，《旧唐书》卷一六八“高釴传”附“高湜传”载高湜咸通十二年为礼部侍郎，以及许棠为京兆府首荐，当一战而捷，考证“咸通十哲”的解送时间为咸通十一年（870）[1](P22,PP.202－203)。
关于“咸通十哲”的人数，《唐摭言》、《唐诗纪事》均列十二人，《唐才子传》略去末二人温宪、李昌符，列十人。王定保是光化三年（900）进士，去咸通不远，《唐摭言》又是一部著名的唐代科举专书，其记载当更为可靠。但“十哲”既以等第解送，《唐摭言》何以列入了十二人？考《唐诗纪事》卷七十“李昌符”：“登咸通四年进士第”[3](P1043)，《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李昌符“咸通四年进士”[22](P574)，《唐才子传》卷八“李昌符”：“咸通四年礼部侍郎萧倣下进士”[7](P460)，《登科记考》卷二三本年条下记有李昌符[23](P845)，则李昌符已于咸通四年（863）及第。又《唐才子传》卷九“郑谷”：“光启三年，右丞柳玭下进士”[1](P156)，而郑谷《云台编》自序有云：“游举场凡十六年”[3](P1040)，则其初应举为咸通十三年（872）。他们二人都不可能参加咸通十一年（870）的府试。刘宁认为之所以“十哲”而十二人，主要是因为李昌符与郑谷之间以及二人与许棠、张乔等人都时有唱和，与李频所解送的士子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因此被王定保误记为这次府试的参加者[24](P101)。可备一说。
作为一个文学群体，“咸通十哲”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唐才子传》卷九“郑谷”：“与许棠、任涛、张蠙、李栖远、张乔、喻坦之、周繇、温宪、李昌符唱答往还”[1](P169)。现存诗文中，张乔有《送许棠及第归宣州》[14](P7307)、《送友人进士许棠》[14](P7313)、《江上逢进士许棠》[14](PP.7325－7326)、《送许棠下第游蜀》[14](P7306)、《题上元许棠所任王昌龄厅》[14](PP.7328－7329)、《送郑谷先辈赴汝州辟命》[14](P7308)；张蠙有《和友人许棠题宣平里古藤》[14](P8083)、《郑谷补阕山松》[14](P8074)；郑谷有《送许棠先辈之官泾县》[14](P7708)、《南康郡牧陆肪郎中辟许棠先辈为郡从事因有寄赠》[14](P7715)、《访题进士张乔延兴门外所居》[14](P7713)、《久不得张乔消息》[14](P7716)、《寄膳部李郎中昌符》[14](P7713)；许棠有《题张乔升平里居》[14](P6967)、《题郑拾遗南斋》[14](PP.6967－6968)、《题李昌符丰乐幽居》[14](PP.6989－6990)等。
2.“九华四俊”
“九华四俊”这个称呼并不见于唐人文献，最常见的记载是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三咸通十二年引《永乐大典》：“《池州府志》：张乔字伯迁。时李频以参军主试，乔及许棠、张蠙、周繇皆华人，时号‘九华四俊’。”[23](P861)对这一称呼所指及其得名的由来和时间表述得很清楚。九华山在池州青阳县界，那么此处所谓的九华山是“四俊”的籍贯还是此地的代称，仍需要加以辨析。
许棠：《唐摭言》卷八：“许棠，宣州泾县人。”[6](P89)《唐诗纪事》卷七十：“棠，字文化，宣州泾县人。”[3](P1037)《唐才子传》卷九：“棠，字文化，宣州泾人也。”[1](P15)李频《送许棠归泾县作尉》[14](P6823)称许棠之赴泾县任为“归”。均可证明许棠为宣州泾县人。
张乔：张乔是池州人，对此各种记载是一致的。然池州“管县四：秋浦、青阳、至德、石埭”[25](P689)，张乔究属何县，有异议。《唐摭言》卷十：“张乔，池州九华人也。”[6](P114)《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亦称“唐进士九华张乔”[22](P577)，则张乔为池州青阳人。又《嘉靖池州府志》卷七称张乔为贵池人，即唐代的秋浦县人。汤华泉先生《张乔考论》证之本人作品，力主此说[26]。
周繇：《唐摭言》卷十载：“周繁，池州青阳人也。兄繇，以诗篇中第。”[6](P113)则周繇当为池州青阳人。但《唐才子传校笺》根据《唐诗纪事》“周繇”条“调池之建德令，李昭象以诗送曰：‘投文得仕而今少，佩印还家古所荣’”，认为《唐摭言》的记载有误，并据清《一统志》卷一一九《池州府·人物》云“周繇，至德人”，卷一一八《池州府·陵墓》云“周繇墓，在建德县境内”，以及卷一一九云“建德县，……唐初为秋浦县地，至德二载始分为至德县，属江州，永泰元年始属池州。五代杨吴顺义初改曰建德”，考证周繇当为池州至德县人[7](P535)。可信。
张蠙：关于张蠙的籍贯，有两种说法：一是清河人，二是池州人。《唐才子传》卷十、《十国春秋》卷四十四本传皆云：“张蠙，字象文，清河人。”[1](P342)[27](P645)《唐才子传校笺》根据《永乐大典》引《池州府志》云：“（张）乔及许棠、张蠙、周繇皆华人”及其诗作内容，“疑清河乃就郡望而言，其实际籍贯为池州”[1](P343)，已为学界认可[28-30]。
综上，许棠为宣州泾县人，张乔为池州青阳县人或秋浦县人，周繇为池州至德县人，张蠙为池州人，并非全部为池州籍，因此，《永乐大典》引《池州府志》说张乔及许棠、张蠙、周繇“皆华人，时号‘九华四俊’”并不精确。但由于“包括九华山所在地青阳县在内的池州地区，在唐代长期隶属于宣州，就大范围而言，它们属于同一个政治行政区域。九华山在经过李白改名和刘禹锡等著名文人大力宣扬以后，在中晚唐时已声名鹊起，成为了宣歙道最为著名的风景名胜，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可以作为该地区的代名词。况且唐人诗文中‘今地旧称’是一种习惯性做法，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称他们为九华山人似乎也无不妥”[30]。
3.“芳林十哲”
“芳林十哲”的出处主要见于《唐摭言》卷九；“沈云翔，亚之弟也。林缮改名绚，闽人。光化中守太常博士。郑玘、刘业、唐珣、吴商叟（原注：以上四人未知其详）。秦韬玉，京兆人，父为左军军将。韬玉有词藻，亦工长短歌……然慕柏耆为人，至于躁进，驾幸西蜀，为田令孜擢用；未期岁，官至丞郎，判盐铁，特赐及第。郭薰者，不知何许人。……咸通中自云翔辈凡十人，今所记者有八，皆交通中贵，号‘芳林十哲’。芳林，门名，由此入内故也。”[6](PP.100－101)《唐语林》卷三：“进士有‘十哲’之号，皆通连中官，郭纁、罗虬皆其徒也。每岁，有司无不为其干挠，根蒂牢固，坚不可破。”[12](80)卷四：“又芳林十哲，言其与宦官交游，若刘煜、任江、李岩士、蔡铤、秦韬玉之徒。铤与岩士各将两军书题，求华州解元，时谓对军解头。”[12](P139)两书所记“芳林十哲”诸人姓名有异，但秦韬玉均位列其中，说明所指当为同一群体，只是为数不止十人。
“芳林十哲”中大部分人的经历及作品已不可考，只有秦韬玉事略有记载，从中可一窥“芳林十哲”投靠阉党以遽进之情形。《唐摭言》卷九：“秦韬玉，出入大阉田令孜之门。车驾幸蜀，韬玉已拜丞郎，判鹾；及小归公主文，韬玉准敕放及第，仍编入其年榜中。韬玉置书谢新人呼‘同年’，略曰：‘三条烛下，虽阻文闱，数仞墙边，幸同恩地。’”[6](P98)《唐诗纪事》卷六三“秦韬玉”[3](P949)、《唐才子传》卷九“秦韬玉”[1](PP.143－148)所记略同。
4.“三罗”
“三罗”指罗隐、罗邺、罗虬。这一称谓有两个来源：一是《南部新书》己卷：“罗隐、邺、虬共在场屋，谓之‘三罗’。”[31](P65)《唐诗纪事》卷六九“罗隐”：“隐、虬、邺共场屋，谓之‘三罗’。”[3](P1033)二是《唐摭言》卷十：“罗虬词藻富赡，与宗人隐、邺齐名，咸通、乾符中，时号‘三罗’，气宇终不逮。”[6](P113)《唐诗纪事》卷六九“罗虬”：“辞藻富赡，与宗人隐、邺齐名，咸通、乾符中，时号‘三罗’。”[3](P1032)《唐才子传》卷八“罗邺”：“尤长律诗。时宗人隐、虬俱以声格著称，遂齐名，号‘三罗’。隐雄丽而坦率，邺清致而联绵，虬则区区而已。”[7](P474)《十国春秋》卷八四“罗隐传”：“少能诗，与族人虬、邺齐称，时人谓之‘三罗’。”[27](P1217)以下对其试做分析：
与唐末大多数士人一样，“三罗”也有蹭蹬科场、累举不第的经历。罗邺应举事记载较简略，如《唐才子传》卷八“罗邺”：“咸通中，数下第。”[7](P474)罗虬应举事主要见于《唐语林》卷三：“（刘）允章少自孤立，以臧否为己任。及掌贡举，尤恶朋党。初，进士有‘十哲’之号，皆通连中官，郭纁、罗虬皆其徒也。每岁，有司无不为其干挠，根蒂牢固，坚不可破。……比考帖，虬居其间，允章诵其诗，有‘簾外桃花晒熟红’，不知熟红何用。虬已具在去留中，对曰：‘诗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侍郎得不思之？’顷之唱落，众莫不失色。”[12](P80)可知罗虬乃“芳林十哲”之一，刘允章掌贡举，以其交通中贵，鄙其为人而斥落之。据《旧唐书》卷一五三“刘迺传”附“刘允章传”记其咸通九年（868）“以礼部侍郎知贡举”[11](P4086)，则罗虬此次赴试乃在咸通九年。罗隐应举事，《唐才子传》卷九“罗隐”云：“乾符初举进士，累不第。”[1](P115？然考罗隐《湘南应用集序》：“隐大中末即在贡籍中。命薄地卑，自己卯至于庚寅，一十二年，看人变化。”[9](P4143)己卯乃大中十三年（859），庚寅乃咸通十一年（870）。又作于咸通十四年（873）[32](P606)的《投湖南王大夫启》：“一枝仙桂，常欲觊觎，十年痛哭于秦庭，八举摧风于宋野。”[9](P4139)则罗隐大中末已举进士，而非迟至乾符时。又《偶兴》云：“逐队随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车尘。如今赢得将衰老，闲看人间得意人。”[14](P7574)据此，罗隐自大中末入贡籍，至少考了二十年[33]，因此得与罗邺、罗虬共在场屋，“三罗”的称号与科场直接相关。
第二种说法则可以综合为：罗虬“词藻富赡”，罗邺“尤长律诗”，罗隐“能诗”，三人以诗或“声格”著称于时。刘云霞对他们的诗作进行了统计：罗隐诗现存195首，其中近体诗475首；罗邺诗现存156首，其中近体诗154首；罗虬现存作品仅《比红儿诗》一百首，均为七言绝句，因而认为“三罗”是以近体诗并称一时的[34]。这就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三罗”这一称呼与进士科的密切关系。
唐代进士科“其初只试策”[35](P83)，高宗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36](P1379)，次年即永隆二年（681）八月，朝廷诏令“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36](P1375)，正式确立了杂文在进士科考试中的地位。所谓杂文两首具体何指及专用诗赋的起始时间，傅璇琮先生肯定《登科记考》卷一“永隆二年”条“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的记载是有事实根据的[21](P169)，并通过考证认为：“唐进士三场试，每场定去留……前期，三场的次序是先贴经，次杂文，最后试策……杂文与贴经的次序，大约从中唐起改变过来，即第一场诗赋，第二场贴经，第三场策文。”[21](PP.171－172)诗赋为首场试，不及格则后面的考试就不能参加。如黄滔《下第》：“昨夜孤灯下，阑干泣数行。辞家从早岁，落第在初场。”[14](P8101)可见诗赋在唐代科举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
唐代进士科所试诗赋有固定的程式，诗一般为五言六韵，通常称为“试律诗”或“试帖诗”；赋一般为八韵，以四六句式为主，又称“甲赋”、“律赋”。这种诗赋既限格式，又讲音韵，正如唐文宗开成元年（836）秋对礼部侍郎高锴所诏示的：“其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37](P15)主考官也将此作为一条重要的参考标准以决定考生的取舍。如赵匡《举选议》：“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9](P1593)牛希济《文章论》：“今有司程式之下，诗赋判章而已，唯声病忌讳为切。”[9](P3935)考生若“有犯韵及诸杂违格，不得放及第”[38](P7694)。由于唯有作好“试帖诗”和“甲赋”，才有希望敲开仕进之门，这就必然促使有意于进士科的文士将大量心血花费在研习声韵格律、钻研写作技巧上，从而出现有司“专以辞赋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21](P414)以及“士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2](P284)的现象。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唐代中后期进士科与诗几乎成为一体，文士追求诗艺的过程也就是追求科举的过程，作诗从根本上讲是为了金榜题名，如曹松就明确说道：“为觅出人句，只求当路知。”[14](P8223)明此背景，则知《唐才子传》所云“三罗”“俱以声格著称”，当指他们以作诗严格遵守“试帖诗”在字数、用韵、平仄、对偶等方面的规定而闻名。
综上，“三罗”合称的说法第一种强调的是同时应举，即“共场屋”，第二种则偏重于诗艺方面，如“辞藻富赡”、“尤长律诗”、“以声格著称”。两者都反映了这一称呼与进士考试的密切关系，只是着眼点不同，这从《唐诗纪事》一书而兼具两种说法也可看出。
三、余论
诗人合称是我国文学史上特有的现象，有同名气合称，如“李杜”；同派合称，如“王孟”；同门合称，如“苏门四学士”；同期合称，如“建安七子”；同姓合称，如“三曹”；同字号合称，如“永嘉四灵”等，一直为学术界沿用，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有益思路。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些合称时，首先必须对其产生背景、来源以及合称中的诗人之间的交往等问题进行考索，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对这些诗人群体及个体的深入研究。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发现“咸通十哲”等合称的出现主要与进士科有关，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科举制度的附生物，这是此前诗歌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而关于科举对于唐代文士的意义，《唐摭言》是这样概括的：“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6](P97)傅璇琮先生也总结说：“科举制度的发展，使争取科举及第成为获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袭门第的重要途径，它牵连着社会上各个阶层知识分子的命运。研究科举在唐朝的发展，事实上就研究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21](序，P6)从这一层面上看，这些合称就不仅仅是唐末诗坛某些诗人群体的代称，更反映了与科举相连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如，“咸通十哲”等人应举时间之长，经历之艰，情状之苦，在当时极具代表性，反映了唐季一大批文士濡滞科场这一社会现象以及众多下层知识分子的悲苦命运。又如，透过“芳林十哲”这一称呼，可以发现宦官势力已延伸至科场，他们培植羽翼、干扰有司取士，正是宦官专权在选举方面的表现；而“芳林十哲”等人攀援阉寺以求进身的行为，则表明了唐末王纲解纽、儒道松弛，逐渐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以及世风和士风的极度恶化。
合称中的诗人之间虽然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但创作风格并不一定相同，也未必都能形成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如“咸通十哲”“都是出身寒微应举多年的下层文人，共同的社会地位、相近的生活遭遇使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相投，诗歌往还唱答，形成了有些接近的诗歌风格，被时人划归为一个文人团体。但这个团体是极其松散的，其称谓产生的不严肃导致了它作为诗歌派别的不严格。……与当时的其他诗人、诗派相比，也没有显示出鲜明的特色”[39]。合称中诗人的创作成就也参差不齐。如“三罗”中，罗隐诗名最著，成就最高，《旧唐书》卷一八一：“罗隐名震天下。”[10](P4693)《雨村诗话》卷下：“五代自以韩偓、韦庄二家为升堂入室，然执牛耳者，必推罗江东。其诗坚浑雄博，亦自老杜得来。”[40](P1532)罗虬只存《比红儿诗》一百首，“体固凡庸，无大可采”[1](P135)。因此《一瓢诗话》评价道：“罗昭谏为三罗之杰，调高韵响，绝非晚唐琐屑。”[41](P714)这种现象说明，“有些外部因素不仅影响着文人合称现象的产生、形成和变迁，甚至可以说，有时倒是起着比文学本身因素更具决定性的作用”[42]。
［收稿日期］2010-11-08
标签：科举制度论文; 直斋书录解题论文; 唐才子传论文; 永乐大典论文; 张乔论文; 李昌符论文; 许棠论文; 登科记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