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疆界——关于世界格局的地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疆界论文,地缘论文,格局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九九三年新年伊始，欧共体各国民众庆贺统一大市场的诞生之时，在欧洲的另一侧，有着74年历史的捷克斯洛伐克却从地图上消失，一个中欧大国裂解为两个新生国家。这一幕生动地反映了冷战后时代的世界形势：一体化与解构化两种超越疆界之趋势的交互发展构成了全球格局盘整期的主旋律。在世人关注、欢呼三大一体化的经济区域形成的同时，又需正视权威们关于21世纪初叶全球将分解为300个以上国家的预言。对比这一对似乎是相互排斥的互逆趋势，究竟哪个趋势代表着未来世界的真正图景？
对流行观点的质疑
当前流行的观点，将一体化褒扬为一种符合历史潮流的具有先进性的开放型趋势，而把解构化看作是无法适应一体化潮流而产生的逆反性的孤主主义封闭倾向，斥之为“倒退”。然而，这样的论断显然无法解释当今世界最为活跃的区域一体化所扮演的角色——对全球一体化它显示出集团封闭性，对主权国家又呈现出融合性；这也同样难以回答，为何绝大多数“先进”的一体化倡仪在历时数年乃至十数年之后仍是纸上谈兵，而“反潮流”解构化倒是“实践”超前于“理论”了。有数据显示，全世界有超过5000个的民族或亚民族群体在谋求从母国分离出去，而诉诸行动的亦超过百个。
要对两种趋势给予客观的评价，首先应对两者的含义有一个明晰的认识。延用目前普遍的界定，所谓一体化，是一种泛称，从性质上细分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一体化；从空间上分，有全球一体化，区域一体化，次区域一体化。而所谓解构化，从性质上可分为，民族分裂主义，地方分离主义（包括地方自治化）以及其它各种政经体制的瓦解；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国家行政疆域的分解。这样细分之后，我们不难发现目前所用的一体化与解构化的含义本身就存有矛盾。泛民族主义是一体化，还是解构化？克什米尔争取从印度分离出来，并入巴基斯坦，从印度而言是解构，从巴基斯坦而言是伊斯兰教徒的宗教一体化，到底称什么？美国既是NAFTA的核心，又属大西洋共同体，更归亚太经济圈。它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再从理论上讲，三大区域对全球市场经济而言到底是一体化还是带解构性质的集团化？我们有理由对世界趋势一体化与解构化的判断提出质疑。
一体化与解构化皆是以“民族国家”这一级行政单位做为判断的基点，显然如果在国家这一级行政单位上同时出现聚合与分解，一体化或者解构化的判断便无所适从了。欲真正把握世界格局发展的脉搏，就应摆脱目前这种判断的定势，而从更宏观的全球角度出发。让我们循着这一全新线索出发，通过对一体化、解构化的新观察，以期把握深层次的根本性发展趋势。
一体化的新观察
关于一体化，当前存在几点共识。首先认为一体化是渐进的过程，有社会、文化上的同质或相融，才有经济的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才导致政治一体化。其次关于一体化的条件，达成共识的有几条：地理位置的毗邻及其关联性；社会文化、历史的渊源；要素互补性及社会生产分工的可行性；政经制度及意识形态的沟通度。
然而，这些罗列出来的所谓条件还仅仅停留在对已有的成功的一体化现象进行共性描述阶段。于是在一体化发展初期，从观察欧共体的成功范例便提出了：经济发展水平一致，社会生产水平分工和政经体制相合，意识形态一致是成功一体化的基本条件。但随着NAFTA的形成，一体化的经济条件又转而修正为：要素的互补性和社会生产分工（包括水平、垂直、超垂直分工）的可行性。近来，面对亚太地区开放型经济的成功以及现实存在的亚太区域经济互助与合作，观察家们又开始修正一体化的政治条件，认为在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一体化过程中，意识形态色彩将大为淡化，互异的政经体制也可通过相互沟通来达成一体化。如此下去，随着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学术界就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正所谓的条件。显然，跟在变化发展的形势后面，进行描述性归纳总结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研究应当从根源上，以理论的高度发掘一体化的真正基础和根本共性。
新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把握成功一体化的根本性条件的可能，总结起来就是一条：合作圈地缘结构的完整性。即只有在空间上基于完整的地缘结构的一体化方案，才会成功，所谓完整的地缘结构是一个复合系统，包括几个不同的层面：
首先是地缘政治结构的完整性，即存在稳定的地缘政治区，尽管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可以不断变化，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但地缘政治区却是相对稳定的。比如西欧就是一个较完整的地缘政治区，在区内可以出现地缘政治对抗（一战、二战），也可以出现地缘政治联合（欧共体），但地缘政治活动的主要发生范围却是稳定的。亚太是更大一级尺度上的地缘政治区（从二战中的大东亚共荣圈到当前的亚太经济圈）。对不同尺度的地缘政治区域结构的客观实在性，政治地理学者已做出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德国地缘政治学鼻祖卡尔·豪斯浩弗(1941)曾对全球最高级别的地缘政治区域作过横向划分，即“泛区(pan-region)论”。他指出全球存在泛美、泛亚、泛俄、泛伊斯兰、泛太平洋和欧非泛区等一级地缘政治区域。半个世纪后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其新著《失控：二十一世纪前夜的全球动乱》（1993版）中提出了“大国群体论”也与他的德国先辈不谋而合，预言世界将分成“群体”。而全美地理学会前主席索尔·科恩教授(1991)也曾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纵向结构作过总结：地缘战略地域——地缘战略地区——地缘战略周缘区——破碎地带及通道区域。
其次是地缘经济结构的完整性，即在这一结构内各要素达成互补，分工协作可行，从而创造最高效率、最大效益，目前所谈的绝大多数一体化方案，真实质就是寻求在完整的地缘经济结构上创立最优的经济联合体。
再次是地缘文化结构的完整性，这是一体化考虑中较为深层次的基础，一体化是一个认同的过程，首先需要文化上的认同。成功的一体化的范围恰恰在习俗、宗教、语言、文字等人文因素上构成一个完整的扩散区。
最深层次的是地缘环境的完整性，一体化区域构成不同尺度相对独立运转的开放性生态系统，自然界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在这一生态环境中完成，从而表现出内部的均一性，对外的差异性。
可以说，目前成功的一体化组织往往是基于这几个层面的完整的地缘结构：欧洲共同体——欧洲共同市场——基督教文明、日耳曼、拉丁文化区——温带湿润气候濒海破碎地形区；东盟——东盟自由贸易区——东方文明，海岛型稻米文化区——热带季风气候岛屿区。
解构化之新观察
当前解构化的主要形态是民族分裂主义和地方分离主义。就前者而言，根据斯大林的阐述，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其中五个“共同”的产生显然是有递进关系的，最初的必然是共同地域。追溯民族的形成过程，其基本线索是这样的：特定自然环境——氏族——胞族——部落——民族。民族共识来自于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的文化创造，因而必然同其生息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表现为，民族的传统分布区域往往基于完整的地缘结构。鉴于政、经形势的易变性，民族传统分布区域同地缘文化、环境结构有较好的匹配性，而同现实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结构的匹配性较差，这正埋下了民族主义运动隐患。即由民族主义运动所推动的现存行政疆域的解构，往往是以谋求恢复原有地缘政治、经济结构为口号的（在此我们暂且不论这种运动的合理与否）。
再看地方分离主义或者地区自治，这一现象可归为两种性质，一种便是人们常常谈及的亚民族主义倾向，即特定地域中的人群具有了超越原来大的人文背景的更密集，更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而这种亚民族意识往往是产生于一个特定的比原有地缘结构更具共性的次级地缘结构中，因此其行为特征同民族主义基本一致。另一类的地方分离主义，其分离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地缘政治，地缘文化，而是出于地缘经济的考虑。捷克斯洛伐克平静的解体，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捷克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和睦地共同渡过了74年，在认识到双方经济重大差异的现实，以及捷克同西欧，斯洛伐克同中欧传统的地缘经济相关性之后，和平地做出解体的决定。一年来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证明这一分离是理性的举措，符合地缘经济的现实。这一类型的地主分离趋势值得我们更深入的加以研究。这或许预示着未来世界经济体系优化重组的一种主流。
殊途是否同归
分析至此，我们发现不仅成功一体化符合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现实，种种解构化中有相当部分也符合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现实。这两种趋势更显得是相关的、并行的。支持这一发现的最显著的例子便是俄罗斯，在众多关于解构化及民族主义的论述中，俄罗斯分离现实往往是被引用最多的。俄罗斯乃至整个原苏联地区成为解构化的典型地区，然而透过表面的分离主义的喧嚣，我们发现俄罗斯并非遍地“裂痕”。地方一体化，区域联合的情况亦不少见。在俄传统的物资交流体系瘫痪后，各地方在另谋出路中又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区域经济合作，希望通过横向联合摆脱困境，如今至少已建立了包括乌拉尔经济共同体、西伯利亚协议，大伏尔加联合会等十二个经济区。解构化与一体化在俄罗斯已初露其并行相融的端倪。
我们不妨大胆的推论：目前种种成功的或者显示出现实可行性的一体化、解构化方案不仅仅都是以完整的地缘结构为基础，而且其目的也是一致的，即希望通过自然、文化、经济、政治上的固有联系，达成符合地缘结构的不同尺度区域系统的优化。（包括系统复原和系统重组）。全球就是一个复合型超级系统，由不同尺度的子系统以网络模式构成，即形成：全球系统——区域系统——次区域系统——地方系统(local)的一个序列。
隐性趋势与显性趋势
至此，一体化，解构化究竟哪个代表世界发展的真正趋势已不是问题之所在了。所谓当前国际格局的两大趋势，实质上只是一对浮于表面的显性趋势，真正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深层次的隐性趋势便是全球的系统优化趋势。这一系统优化趋势是根据自然、人文的现实，追求地缘环境、地缘文化、地缘经济结构的系统化，以及系统间的网络化从而达成最高的空间运作效率。在谋求系统优化的过程中，不同规模的系统复原或重组就体现为全球的、区域的、次区域的一体化，以及从国家角度讲属解构化趋势的地方系统化。
不可否认，正由于没有彻底摆脱冷战时代的旧观念，仅仅从国家这一行政单位出发，才导致只把握住了世界格局发展的显性趋势，忽略了决定性的隐性趋势。而没有判明显性与隐性仍非问题的最大弊端，错把两个相容的反映同一现象不同侧面的显性趋势——一体化与解构化对立起来，则可能、甚至已经造成重大的策略失误。
把握历史脉搏，评价是非曲直
当今世界是一个处于变动，调整中的世界，全球格局在摆脱了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压后，从按地缘政治理念安排国际格局转而开始真正按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地缘环境的理念，着手进行世界格局调整。
地缘（环境——文化——经济）系统的观念也就成为我们评判当前种种现象的一个有效的尺度。
对易于引起恐慌和警觉的解构化，关健在于分析其运作方案是否与客观存在的地缘系统相匹配。并非所有的解构化都是破环性的，西方就有学者提出所谓“区域国家(region state)”理论，例举意大利北部、英国威尔士、美国加州、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萨斯—洛林都在其母国中构成独立的地缘经济系统。这些地区在其独立运作过程中确实形成了更高的空间效率，因而被称为“区域国家”。如果否认独立经济单元的客观存在，否认某些行政疆域本身并不构成完整地缘系统这一事实，就极有可能造成行政部门和企业在错误的、不真实的、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基础上经营运作。因此某些区域疆界的理性的“解构”、调整是有益的。捷、斯的分家，某些国家行政区划体制的调整（包括我国设立经济特区）都是地缘系统观念的成功运用。
地缘系统观念也同样适用于解释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的差别。原来对此的解释比较含糊，基本上是将60、70年代的民族主义称为是反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而目前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侵犯国家主权的盲目的宗教、民族狂热。那么究竟狂热、盲目在哪里呢？并无有说服力的解释。而自地缘系统观念出发，极端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的目的就一目了然了，无非是寻求恢复民族对历史上民族文化区域的控制。不可否认民族确实源于特定的文化区，然而这类民族主义错就错在没有用发展的、现实的眼光来看待其文化区的演进。民族有起源、有发展，其发展表现为民族及其文化的对抗、扩散、吸纳和融合。在这一系列的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区域也有消长，特定民族的文化区可能已归并并入其它的文化区而复存在；也可能同其他民族同化组成一个新的民族文化区（如美利坚民族之于美国）；还可能早期的民族分化成多个民族，这也伴随着民族文化区的分解（古突厥现在分化为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土库曼族、吉尔吉斯族、维吾尔族）。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再要恢复对已经不复存在的民族文化区的控制就会造成极大的冲突，这便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所在。犹太人在二战后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建立以色列国，之所以造成数十年的战火冲突，关键也在于他们是在业已为其它文明所覆盖的区域上开拓、重建，因而引起文化的冲突。而泛民族主义的关键问题在于过分强调民族共性，否认民族文化发展、演进后产生的民族分化，强求业已独立成型的各个民族文化系统的归并。
把握住系统优化这一决定性的隐性趋势，还有助于对林林总总的一体化方案加以评价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一体化方案都是合理可行的。例如前文谈到的泛民族主义在当前很多情况下就是披着所谓的一体化外衣。我们观察某个一体化方案是否符合地缘结构的现实，能否构成完整的社会经济系统，就能判定其合理与否。对于不现实的生拉硬套的一体化方案以及系统考虑过于超前的方案，就应及早加以排除，以免浪费宝贵的人力、物力。对于合理的有潜力的一体化方案就应积极加以扶持、倾注力量，以求达成系统优势、共谋发展。
顺应发展潮流、调整国家角色
在我们认识到全球系统化是今天以及未来世界格局发展的潮流，就必须充分准备顺应历史的大势，同时妥善应付好这一潮流对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造成的冲击。
正象前文多次指出的，系统优化很大程度上是以地缘环境——文化——经济结构为参照系，同现行的行政区划既有相符之处，更有矛盾冲突。就当今世界最主要的行政区划单位——主权国家而言，就表现为面对全球系统化趋势如何重新确定主权国家的角色。就如同从全球看是系统化，从国家看则是一体化和解构化。人类面临的是交流日益增加，资源配置日趋合理的未来，但主权国家面临的是更为严峻的挑战。因为系统化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赖以存在的国家疆域的稳定。（国家疆界的划分有多种：依自然地理界线的、依当时政治势力范围的、依民族、语言、信仰等文化因素的，更有殖民统治时期按经纬线的数理划分。）按自然区、文化区定疆界的国家一般较具系统的完整性，而依数理划分的，或依战略实力划分的疆界，随着当时外部的强加因素的变动，这些国家就面临着较多的系统优化力量的冲击（如东、西德）。再加上一些区域一体组织（如欧共体）在优越性发挥的同时，其超国家主权的性质亦在扩充，主权国家的确面临着自上、自下双重压力的局面。（一体化意味着主权的集中，而解构化意味着部分主权的下放）。面对这一形势，理性的作法应当是即时调整主权观念，争取主动，确立主权国家在全球系统中的新角色。
九十年代的世界就象一艘巨轮，驶入在海图上未标出的海域。新的天地非常激动人心，但前方的航道亦甚少为世人所了解。未来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如何抵达“理想国”？这是多少人为之孜孜以求的永久性课题，但愿此文有助于接近问题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