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动因和资源配置机制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资源配置论文,产业结构论文,中国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与产业结构转换一般规律的比较
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转换的一般规律。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产业结构大变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机器体系对手工劳动的取代，过去从属于农业的手工业逐步独立出来并取代农业，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产业；与此相应，随着机器生产所带来的生产率大规模提高和交换的扩大，过去从属于农业以及在工业化早期从属于工业的小商品流通业，也相继分离出来，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独立产业。由于那时社会对经济发展的关注集中于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料，人们在对经济结构的观察中将产业区分为物质资料生产领域的产业和非物质资料生产领域的产业。随着分工发展，人们注意到，投入到提供劳动手段的产业中的资源越多，社会获取的生活资料反而越多，在对这二者之间关系的探索中产生了对生产资料产业和生活资料产业的划分。
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主要发生在工业化过程中。一般来说，在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会有规律地相继发生如下转换，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机器手段取代手工劳动的需要，钢铁、化工、矿山采掘等基础原材料产业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这一阶段称为产业结构的“重、化学工业化”阶段；在工业化中期，随着产品加工深度的增加和大量耐用消费品（其中典型产品是汽车）等最终产品日益复杂与多样化，社会再生产的产业链不断延伸，社会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加工、制造业，其扩张速度超过国民经济整体的扩张速度，这一阶段称为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阶段。由于在技术手段改进过程中，有限交换范围已经难以满足机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要求，同时为了在更大范围的分工上获取更大的比较利益，通常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会日益趋向于国际化，外向型产业发展迅速，国民经济对进出口的依存度不断提高，具有这一特征的产业结构变化称为产业结构的“高开放度化”。一方面由于在世界整体的工业化过程中，资源成本的提高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面人们对资源与环境保护、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越来越深化，发达国家在自己的结构选择中日益趋向于高附加值、低污染、技术密集的产业，淘汰高耗能、高资源指向的基础原材料产业，这一趋势称为产业结构的“资源节约化”趋势。当前，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发达国家，电子、航天、航空、新型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日益取代资本密集的传统产业，同时技术要素成为各产业发展的主要支持要素，这一变化被称为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趋势。在“技术密集化”的同时，由于在这些发达国家中以金融业、信息服务业以及旅游业为代表的新型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社会对“服务”的消费增长日益超过对物质产品消费的增长，为区别以机器生产力为代表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亦将具有这种产业结构变化特征的过程称为“后工业化”阶段。
中国工业化历史过程中的若干次产业结构超前转换。与产业结构转换的一般规律相异，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由于指导思想、发展战略和体制方面的失误，产业结构曾发生过若干次大的超前转换。
第一次超前转换发生在“一五”时期的“重型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重、化学工业化”有一个重要前提，这就是农业、轻工业需要先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的剩余产品能够支持重、化学工业发展所必需的高积累要求。而中国的“重型化”是在长期战争创伤远未充分平复，国民经济整体尚停留在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的水平，社会剩余产品率很低的情况下发动的。“二五”和“大跃进”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这一超前转换为中国国民经济与产业结构留下了极为重大的隐患。重、化学工业的经济、技术特点，决定这类产业一经启动就需要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不断地进行固定资产更新，不断地提高规模经济起点，不断地以较大增量提供追加投入。这一超前转换的结构形态成为了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之间关系长期紧张的基本原因之一。尽管在1980年代初期的调整过程中这一趋势有所扭转，但其“后遗症”到现在仍显著存在。可以说，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未能长期、持续地提供充足的扩大再生产资金投入，是“九五”期间重工业领域许多1950年代建立的大型国有企业面临设备陈旧、达不到规模经济要求、资金紧张以及负债率过高等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次超前转换发生在从1960年代后期起的“三线建设”及其以后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高加工度化”超前。这次超前转换不但加剧了第一次超前转换造成的重工业对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排斥，而且在重工业内部形成了对原材料产业及能源动力工业发展的排斥，阻滞了基础产业的完善过程。它一方面是造成1970年代末的中国机械加工能力严重超过钢材等原材料供应能力和1980年代初中期能源、原材料产业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瓶颈”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机械加工能力主要集中于粗加工阶段，且能力分布既未服从机械工业高度专业化分工的特点而集中于“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又没有体现规模经济要求，呈现为一种低质量的“高加工度化”。由此造成了在“七五”、“八五”以至“九五”的过程中，机械产业长期表现为“长线”和国民经济自我武装能力严重不足、对引进的消化吸收进展迟缓并存，机械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和成套设备主要依靠进口并存的矛盾。
第三次超前转换发生在1980年代中后期。在工业化一般过程中，机械、化工等产业的前期发展任务主要是提供生产资料，在工业化后期将会转向新型耐用消费品生产。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表现为一种内涵变化。由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人民群众收入迅速提高，在需求拉动下，从“七五”起的一段时间内，在生产手段彻底改造的任务远未完成之前，中国的产业结构就超前地启动了向耐用消费品倾斜的内涵转换。新增投入的相当部分被用于洗衣机、电冰箱以及摩托车等耐用消费品生产，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重复建设、重复引进和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趋势。一些不具备条件而盲目上马的项目陆续成为区域经济的新包袱。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这类产业跨地区兼并和生产能力、市场份额向优秀企业集中的趋势最明显。
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结构与总量的矛盾、存量结构与增量结构的矛盾。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有一个特点，即总量与结构之间呈现明显的矛盾状态：每当国民经济总量出现急剧扩张时，产业结构就出现严重失衡；每当调整结构时，总量扩张的速度就不得不被人为地压低。不仅如此，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中期两次通货膨胀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的深层次原因也都与结构缺陷密切相关。在原有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中国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结构刚性，即存量结构中的资源要素几乎不能跨产业流动。一方面，当国民经济以较高速度增长时，存量结构不能通过要素重组实现相应扩张，因而向特定产业倾斜的增量结构必定与存量结构发生矛盾，这时，快速扩张产业在投入、产出两端必定面临供求失衡状态。不仅如此，在刚性的结构条件下，这种供求差距不仅不会在前置后续产业的传递过程中被逐步吸收，反而会被不断放大地再生产出来，形成全局性的结构失衡状态。另一方面，由于若干次大的总量扩张规模实际上都超过了国民经济的积累能力，在计划体制下，增量投入的相当部分实际上来自简单再生产（例如固定资产折旧基金全额上缴），这种对简单再生产的破坏必然导致存量结构与增量结构之间的尖锐矛盾，进而表现为结构与总量与增长速度之间的尖锐矛盾。
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不平衡特征。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与一般规律相比较，中国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的发展不平衡不是指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在再生产接续关系中的数量比例不平衡，而主要指各产业的内在质量不平衡。
国民经济各产业间内在质量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种资源要素投入不同产业的生产率存在巨大差异；二是在同一产业内部，资本、土地、劳动、技术、管理以及自然资源等各种要素的生产率存在严重不平衡。在理想的结构状态下，同种要素在不同产业中生产率应当是趋于一致的，不同要素在同一产业内部的生产率也应当是趋于一致的。如果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差异，说明结构处于不经济状态。在市场经济下的发达国家，要素的市场化程度非常高，要素流动的渠道已经非常规范、畅通，每当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差异导致要素生产率出现差别时，生产率较低的要素很快会被生产率较高的要素所取代。在这一过程中，各产业的内在质量会不断趋于一致。由于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工农业两大产业曾长期相互封闭地进行生产，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由于在原有“条块”分割体制下要素流动的行政性壁垒，由于要素市场发育不足，中国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内部的要素替代与重组进展一直比较缓慢，由此带来了产业结构内部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状态。
中国产业的内在质量不平衡的外在表现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在一些产业中，要素在边际收益率非常低下的状态下被迫继续向产业投入，如在农业领域，劳动力投入增量所带来的产量增量远低于平均收益率的情况相当普遍；二是要素在不同产业的机会收益存在明显差别，如劳动力从事农业和从事工、副业的收入差距仍很明显；三是存在着生产率较低的要素对生产率较高要素的不合理替代，如在钢铁等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中，大量冗员使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四是产业间技术结构、固定资产拥有状况不平衡。历史上“重重、轻轻”的工业化战略留下的问题是，在轻重工业中大机器手段的应用程度极不平衡，重工业中机械化、半自动化和自动化生产已经比较普遍，而轻工业中的许多领域仍停留在手工劳动、半机械化阶段。
二、中国产业结构缺陷的基本原因分析
基础薄弱与急于求成指导思想下的战略失误。中国的工业化是从一个非常薄弱的农业国基础上起步的，是在全社会的资源因素都投入直接谋取消费资料尚且难以保证温饱的生产力基础上起步的。从前述历史过程可以看出，对中国经济发展基础的薄弱性、工业化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对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和忽视乃至否定客观规律的战略失误，是导致产业结构非良性化趋势的最重要原因。不仅大的结构失衡是以主观意志取代客观规律的结果，如1950年代末要求钢产量连续两年“翻番”，而且许多中长期战略本身就建立在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估计的基础之上。
计划体制的非效率化与政府优选能力的不足。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立足于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上的：公有制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可以避免私有利益、个别利益对合理分工的排斥，可以通过全社会的有计划克服市场机制下盲目竞争所带来的供求背离，实现资源与国民财富的最优配置。但原有理论中制定与实施“计划”的主体是政府，其理论假设的重要前提是存在着一个高效率的，且无所不知、不会犯错误的政府；而事实上这种主观与客观完全符合的、理想化的“政府”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中，一方面，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经济事权的行政性划分导致了严重的非效率化和对社会经济活动内在联系的割裂，另一方面，“政府”决策仍然是人的主观决策，即使决策者完全立足社会整体与长远利益，也仍然存在着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可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政府的优化选择能力并不可靠，这种经济体制的非效率化和政府优选能力的限制，是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和产业结构非良性化、非优化趋势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自然经济对工业化过程的拖曳与外部压力导致的结构扭曲。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非良性化和非优化趋势还存在两方面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一是自然经济对工业化过程的拖曳。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历史的国家，其工业化是在对小生产的瓦解非常不充分的基础上起步的。由此形成了大城市经济和广大农村经济的长期隔绝发展，工业与农业的各自封闭的生产状态。1950年代“加快内地发展”和1960年代后期“三线建设”的过程中建立的工业生产基地，不仅没有打破这种格局，反而在很多地区形成了“二元经济”状态。分工与交换发展成为城市经济自身的要求，重工业的武装对象就是重工业自身。1980年代以前“重工业自我循环”结构形成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大机器长期无法打破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而被迫选择自我扩张。二是外部压力导致的结构扭曲。建国后外部敌对势力的长期封锁是国民经济不得不选择封闭式结构系统的重要原因。
对“生产优先”原则的绝对化和对产业政策的神化。中国既有的工业化战略还存在着把一些本来符合规律的选择绝对化的倾向，由此也导致了产业结构的非良性化和非优化。按历史顺序，可以归纳为早期对“生产优先”的绝对化和后期对产业政策的神化两个方面。生产优先本来是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共同选择。一方面工业化首先是生产领域的革命过程；另一方面大机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必要性必定要求国民财富向生产领域集中。但生产发展的同时必定要求消费的发展，生产率的大规模提高必定要求流通与交换范围的不断扩大。中国原有的工业化战略曾长期把生产优先绝对化。不仅片面地强调“先生产、后生活”，而且长期“重生产、轻流通”，甚至形成“生产资料优先发展”、“为生产资料生产的部门优先发展”的结构选择战略。产业政策本来是纠正“市场失败”，通过政府干预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但中国在自己的工业化战略中，曾一度出现把产业政策神化的倾向，一方面过高估计产业政策的效力，由此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无序状态和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倾向；另一方面把产业政策视为可以替代市场的机制力量，迟滞了要素在产业间流动的市场化过程。
三、产业结构转换与资源配置机制的转换
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转换的基本动因。产业结构为什么会发生转换？从根本上讲，产业结构转换的客观动因源于工业化过程中的机器生产力与分工发展、科学技术进步。首先，社会总资源在各产业之间分配的基本依据是一定技术条件下的“结构系数”，即某一产业生产单位产品或提供单位劳务对其他产业的消耗程度。从数量关系上对产业结构进行研究的投入产出分析，就是立足于这种产业间“直接消耗系数”、“间接消耗系数”等结构系数的。显然，技术进步会导致结构系数的不断变化，从而导致产业结构不断演进。其次，大机器应用导致生产率大规模提高和规模经济的起点提高，随着交换范围的不断扩大，产业结构形态会不断发生变化。“全球化生产”是1990年代以来世界分工格局和各国产业结构转换的基本原因之一。再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约束程度越来越大，资源成本增长速度不断加快，用资本、技术等要素取代自然资源要素成为产业结构转换的重要动力。最后，高新技术发展导致新产业不断开辟，为占据更有利的分工领域、保持在竞争中的领先地位，而不断转换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自然转换与主动转换。产业结构的转换存在着自然转换与主动转换的区别。自然转换主要指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资源在产业间的分配构成不断变化，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形态不断变化。主动转换指社会依据一定的发展战略对资源分配过程进行主动干预，从而加快结构转换的进程或促进结构向设定的方向转换。主动转换并不等同于“有计划”。在市场机制发挥主要作用的前提下，政府的产业政策经常是干预经济和实现产业结构主动转换的有力工具。从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到199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以技术密集型产业取代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结构调整，在市场经济国家，产业结构的主动转换已成趋势。
资源配置机制与结构自组织。产业结构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指一定的产业结构总是服从于一定的技术发展水平和资源占有状况。社会属性指产业结构总是特定社会经济关系下资源配置机制作用的结果。在原有体制下，我们曾长期试图用高度计划的方式实现对产业结构的组织，主要依据行政权力，利用计划方法分配资源，由于主观与客观的脱离，由此形成的结构存在重大缺陷。市场经济下的产业结构主要依靠供求关系影响下的利益导向实现资源、要素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与转换过程是一个自组织过程。有必要特别强调指出，由于产业结构转换过程是一个要素在产业间不断流动、产权关系不断重组的过程，推动产业结构转换的市场机制不是小商品经济、简单商品经济下的市场机制，而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下的市场机制。这一机制的作用过程不但要求经济活动系统产出端所有用于交换的产品要商品化，要通过市场，而且要求投入端的各种要素也必须商品化，例如资金要商品化，技术要商品化，土地要商品化，劳动力也要商品化；不仅要求产出和投入的商品化，而且要求作为经济系统构成的企业本身也要商品化，股份制本质上就是企业的商品化；不仅要求有形的交换对象商品化，而且要求无形的产权也商品化。简单说，就是把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支配权等等经济权益归结为按照可以以量化的资本额让渡或暂时让渡的经济关系。只有当这四个方面商品化全部实现，资源不断重组过程中的一切经济关系都服从于市场原则时，产业结构的自组织才能真正实现。
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的政府作用。为满足特定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各国都日益重视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的政府作用。产业结构已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要输入点和主要干预对象。从已有的实践看，政府及其经济政策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为摆脱既有国际分工格局下的不利地位，实现经济赶超，对战略重点产业实行政策倾斜，如日本的“幼稚产业扶持理论”和三次“产业合理化”过程；二是为振兴民族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益和国民福利水平，对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产业实行促进内涵改造的政策；三是为了应付资源成本迅速上升的压力和避免传统工业化阶段基础产业对环境的影响，采取政府补贴淘汰、强制限产，鼓励资本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的政策，如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中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结构调整政策；四是为协调结构转换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关系，采取对衰退产业的固定资产“政府收购”，以帮助资本从实物形态的束缚下尽快解脱出来的政策，对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保护政策，以及维持就业水平的政策等。日本在1970年代采取的“衰退产业临时措施法”，美国在1990年代采取的以“反倾销”为借口的新贸易保护政策都具有这种性质；五是为了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分工领域，尽快完成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化”方向的调整，对高新技术产业给予特别扶持的政策。当前在发达国家，政府普遍加强了对产业结构转换的干预。美国在国际上不断以“知识产权”为借口，动辄要对其他国家实行“经济制裁”，其经济实质不过是政府直接出面为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开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通过上述影响资源配置过程的政策对产业结构转换发生作用。
四、从合理化走向优化的产业结构转换
人们对产业结构的研究与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机器生产力诞生的萌芽阶段，早期的产业结构研究主要集中于哪个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由此诞生了“重农主义”、“重商主义”等经济学派。在大机器生产力真正介入到社会经济活动以后，在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各产业如何把各自的产品卖出去，各分工领域之间如何实现交换，由此诞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两大部类再生产条件公式”。一些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了使自己的社会生产能够获取最大比较利益，提出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要按照“相对优势”选择产业，由此诞生了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以后又有了系统分析产业间数量关系的投入产出平衡模型。大致说，这些研究是以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为基本目标的。就是说，它们提供的理想结构状态只是分工发展条件下社会再生产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的状态。在工业化实践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以后，人们对产业结构的认识开始逐步与经济赶超相联系、与实现社会经济活动系统的最大效益相联系、与协调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以及资源充分合理利用相联系、与可持续发展相联系、与加快新技术革命的进程相联系，由此诞生了“产业培育理论”、“后发优势理论”，以及对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资源节约化”和“技术密集化”等趋势的总结，有了政府政策干预下产业结构转换的实践。这一阶段的产业结构研究向优化的方向发展。就是说，人们开始把产业结构转换的过程看成是社会经济活动系统走向最优组合的过程。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标志。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资源配置的最基本要求。一般说，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标志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与本国的资源结构相匹配，能够较为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和发挥相应优势；二是与本国的需求结构相匹配，基本能够满足最终需求的数量、品种与构成要求；三是内部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比较平衡，且能够依照技术要求适时自动调整；四是具有较高程度的国际经济参与水平，能够较多地通过外部分工获取比较收益；五是有利于保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能够满足就业、资本吸收、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
产业结构的效益评价。产业结构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益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对产业结构的效益评价可以从四个方面考察：一是最终产品效益。尽管在工业化过程中，生产手段的生产、中间产品的生产在社会生产系统中所占比重会趋向于不断增大，但社会生产系统的最后目的仍然是取得更多的最终产品，而不是生产系统、经济规模总量的扩张本身。产业结构的构成状况与社会经济活动过程的最终产品率直接相关。显然在社会总投入一定的条件下，社会总产品中最终产品所占比重越高，社会经济活动系统的效益状况就越好。二是资源利用效益。一方面，产业结构要有利于发挥本国的资源优势，保证资源不断被投入到效益最高的产业中去；另一方面，要有利于本国资源与环境保护，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三是国际比较效益。国民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最终取决于生产系统的对外开放程度和国际分工的参与程度，以什么样的产业、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国际分工，决定着社会经济活动系统获取国际比较利益的程度。在现代社会，在同样资源投入条件下，通过结构转换更多地获取国际比较利益，已成为提高国民福利的重要战略措施。四是率先转换的垄断效益。在科学技术进步过程中，率先开辟代表最新科学成就的产业，常常可以获得率先转换的垄断利润。这已为发达国家工业化阶段的历史过程和现代化阶段电子、航天、新型材料等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实践所证明。当前，率先转换的垄断效益已成为这些先发国家结构调整的主要目标。
后发优势与经济赶超。后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注意到，一方面，完全按照产业结构转换的一般规律重走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的老路，市场条件、资源条件以及国际环境都已不允许；另一方面，按照“相对优势”分工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后起国家虽然也能从分工中获取比较利益，但更大的分工好处却被发达国家所获取，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按照这一理论形成自己的产业结构，后起国家就只能永远落后而不可能实现经济赶超。这些国家从自己的工业化实践中总结出了发挥“后发优势”，实行产业扶持，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结构转换的“赶超战略”。这一赶超战略与传统工业化战略的最主要区别，就在于特别强调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强调产业振兴，强调政策对结构转换的干预。可以说，日本经济的成功，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1990年代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所出现的良性增长态势，都和这一战略下形成的“赶超型结构”密切相关。
产业结构优化的充分条件。产业结构的转换目标从合理化走向优化的发展过程并不仅仅是生产力进步的自然结果。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实践看，这一过程总是伴随着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伴随着产业政策的广泛应用过程，伴随着政府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干预过程，伴随着政府对自身职能及行为的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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