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书馆理论与图书馆教育变革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图书馆事业几乎是伴随着世纪的钟声传到我国的，它开启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迄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一百年来，我们兢兢业业地为社会服务，已经赢得了普遍的社会承认，这个事业可以说是牢牢地植根于社会之中。但是，一百年来，我们又仅仅是在文献层次艰难地跋涉着。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感到力不从心，被远远地抛在了后头，越来越掉队落伍了。
图书馆是文献的渊薮，知识的海洋。图书馆的文献知识是一种巨大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作为图书馆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一旦实现同图书馆员的结合，就能转化为现实的强大的图书馆生产力，极大地推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但是，拥有如此重要生产力资源的图书馆，近十年来却经历了一场文献资源的危机，它在我国图书馆界所引起的巨大震动是可以想见的。俗语说“一叶知秋”。透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图书馆事业正面临一场深刻的生产力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图书馆生产力要素多年来的两相脱离。图书馆和馆藏文献知识的脱离，使图书馆组织不起一支现实的图书馆生产力，这就使它经不起任何的风浪袭击，在各种社会变动面前必然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
要改变这样一种被动局面，最根本的就是要谋求图书馆生产力要素——图书馆员和馆藏文献知识的结合。可惜，这样一种结合在现有的图书馆理论中找不到根据，而现有的图书馆实践也未能提供典型示范。而且，我们的图书馆教育也未能培养出这样的人才。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从事图书馆理论与图书馆教育的探索与改建工作。
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为了组织起一支现实的图书馆生产力，就要谋求图书馆生产力要素的结合。结合的关键，就是要将文献知识纳入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从事文献知识的研究与开发。为此，就需改革教育，培训人才，将文献知识学列为图书馆专业的必修课程，用丰富的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提高我们的能力。
文献知识不仅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更是图书馆事业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本就应当从这里开始，图书馆事业也是随着图书馆在文献知识上的开展程度而逐步成长发育起来的。图书馆事业的本质就是一项关于文献知识的事业。因而，建立一门文献知识学并成立一个文献知识专业（图书馆专业也可以此命名），将文献知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与开发对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更是一项紧迫而现实的任务。在这上面我们要主动出击，不要等到二十一世纪的钟声来催逼了。
1 文献资源危机背后是更深刻的图书馆事业危机
1981年，我向我国图书馆学界提出开展知识学的研究的建议，是基于对图书馆事业知识本质的认识，希望通过知识的研究，提高图书馆人员的知识水平与工作能力。1982年，我提出图书情报合一成立信息中心，目的也是为了共同致力于知识的研究。此后，我看到，一些大学的图书馆学系陆续更名为图书情报学系，一些事业单位的图书情报也相继联为一体，成立文献情报中心或者信息中心，使图书情报合一成为时代的潮流。但是，图书情报在机构上合一了，然而原来所设想的促进知识研究的目的并未达到，而且，图书情报研究并未形成一种理论一贯的系列研究。虽然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工作内容上也多有重复，可还是不能从理论上统一起来，从而也在实践上造成混乱。
1985年前后逐年发展的世界性的文献价格上涨，对我国图书馆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十年的文献资源危机。这场危机暴露了我国图书馆现有体制存在的弊病，于是，体制改革一时间成为我国图书馆发展战略探索的热点之一。
1986年，我开始探索图书馆的馆藏建设、馆藏开发、馆藏利用问题。当时，我已隐约感受到图书馆面临着一种困境，因为我们要为办馆经费犯愁。我开始考虑，我们有那么多文献，为什么不能开发利用呢？我们应当搞馆藏开发，而要馆藏开发，首先必须搞好馆藏建设，同时抓好馆藏利用。为了搞好馆藏建设，我于1987年提出了“以部分求整体”的系列观点和建议；为了进行馆藏开发，我于1988年所职代会上又提出了一个“T型开发方案”， 从纵（指本专业领域）横（指多学科范围）两个方面对馆藏文献知识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的全方位的开发。
当初，我的建议深得所领导的赏识。然而，如何组织实施呢？我遇到了困难。因为，实施起来需要人才，但图书馆缺乏这样的人才。没有人才，想法再好，只能等于零。在图书情报合一的单位，人才济济，实施不难，但在全国绝大多数图书馆，人才缺乏，难以推行。我原曾设想将我的建议推向全国，苦苦求索，就是过不了人才关，最终不得不打消此种念头。探索依然在艰难地进行着，心中的梦想始终不肯放弃。
从整个社会来看，文献资源危机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但也从反面促进了学科的探索和事业的发展。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兴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文献资源建设的热潮。我们没有钱，这就逼得我们探索如何优化文献资源布局。此举虽不能开源，但可以节流，各图书馆文献可以实现优化组合，优势互补。二是促进了图书馆自动化建设的热潮，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和武装图书馆，以实现全国范围内乃至国际间的联机检索与资源共享。
有了以上两个方面的进展，我们的心比较踏实了，加之我国经济近年来顺利地实现了软着陆，经济的发展必然反馈到文化建设上来，国家得以逐年增拨图书馆建设的经费，图书馆的日子一天天好过了起来。
但是，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吗？没有。因为造成危机的土壤还存在。危机的根源不在文献涨价，也不在图书馆经费短缺，这些都不过是表面现象和客观原因。而真正重要的主观原因，则在于图书馆自身缺乏活力，缺乏遭遇各种困难时的应变能力。这个主体的因素与主观的原因不解决，一遇风浪，又会手足无措，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因为，即使文献资源布局优化了，并且采用了现代信息技术，那也只是改善了客观条件，并未提高图书馆员把握、驾驭、运用馆藏文献知识的主体能力。而主体能力的问题不解决，图书馆员与馆藏文献知识的结合便无从谈起。可是，只要它们处于脱离状态，图书馆就组织不起一种现实的生产力，就不能把文献知识这种巨大的意识性财富变为图书馆现实的财富，从而变为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前进的强大推动力量。
《现代汉语辞典》对生产力这样定义：“是有劳动能力的人，跟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相结合而构成的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人是生产力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界的程度。”对图书馆来说，我们所面对的“自然界”是馆藏文献知识，馆藏文献知识是一种宝贵的生产资料，它既是我们的生产工具，又是我们的劳动对象，图书馆员同馆藏文献知识的结合，就能组成一种现实的图书馆生产力，为图书馆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有了这样一种生产力，有了这样一种主体能力，我们就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就可以任凭风浪骤起，在困难与风浪面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由此可见，我们所缺乏的是一种主体的能力，是图书馆主体同馆藏文献知识相结合的能力，即图书馆员对馆藏文献知识把握、驾驭与运用的能力。这种能力的缺乏，是由于二者多年来的两相脱离造成的。因而，图书馆真正的危机乃是图书馆生产力要素的两相脱离，它属于图书馆生产力性质的危机。这种生产力危机反映着并决定着整个图书馆事业的危机，它才是对图书馆事业最大的最现实的威胁。解决这一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创造一切条件，使它们重新结合起来。而实现这种结合，首先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索，并通过图书馆教育，切切实实地培养出结合的人才与结合的能力。
2 改革图书馆理论与图书馆教育势在必行
持续十年的文献资源危机深刻地反映出，我们的图书馆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图书馆的实际，我们的图书馆实践也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图书馆的本质。图书馆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关于文献知识的搜集、整理、研究、开发与利用，就是说，这个事业的本质是知识的。然而，我们的图书馆理论却不将文献知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而，我们的图书馆实践也不将文献知识作为自己的加工、开发与利用的主要内容，我们依然拘泥于文献形式，在文献形式的搜集、整理、提供上转圈。我们只讲文献形式上的为社会服务，对于图书馆主体研究、利用、开发馆藏文献知识这个最关键、最根本、最本质的内容视若海外奇谈，不予理会，不能接受，甚至加以排斥。但是，舍此我们能找到前途吗？能够解决图书馆的人才危机以及整个事业的危机吗？
“图书馆的本质是知识的”这一命题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图书馆里集聚着大量的文献，因而也就储存着大量的知识。文献相对知识，它只是一种物质材料，是记录、储存知识的载体，而知识才是文献的本质，是真正反映并代表文献灵魂的东西。图书馆搜集、整理文献，只是为着开发利用其中的知识，无论由社会来开发利用还是由图书馆来开发利用，目的都是一致的。而且，图书馆的开发利用更直接地反映并体现着图书馆的本质与价值。现在，我们的图书馆理论仅仅讲社会的开发利用，不讲图书馆的开发利用，这就造成了一种理论上的缺环，这种理论上的缺环又进一步导致了实践上的缺环。这样一来，就丢掉了图书馆事业最直接、最现实、最根本的目的，即由一个社会主体来直接体现国家的意志，承担文献知识的社会开发与社会利用的事业，并以这个社会主体为核心推进这一社会事业，实现这一社会目的。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逻辑与历史应当是一致的。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图书馆理论的现有逻辑并不能反映几千年的文献知识实践及事业发展的历史，即反映这个事业随着知识的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我们对每一代的知识发展两眼一抹黑，因而就对文献知识事业的发展两眼一抹黑，不能从知识的发展上指示它的本质与规律。
可是，图书馆的历史，本身就是文献知识事业的历史。从我国的情形来说，早在春秋时代，文献知识事业就已相当发展了。那时的文化名人老子，就作为周王朝的守藏史，执掌着这个事业。由于文献缺乏，我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但单凭老子留下来的文化名著《道德经》，就足可看出他们在文献知识研究上的发展程度。《道德经》从哲学的高度，概括了历代先民所取得的认识成果，是他那个时代的最高的智慧结晶。《道德经》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而且是一部科学著作。由于科学在这里采取了哲学概括的形态，以致后人看不出它的科学原旨和原形。从这里也可看出，哲学是科学的母体，并且一切科学都逃不脱哲学的规范、考察与概括。老子创道家学派，而“道”乃哲学的本源与最高范畴，以哲学来命名学派（包括社会派别），可见哲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老子以后，对中国文化发展功勋卓著，影响深远的是孔子。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和儒家文化，更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和精髓。我们知道，孔子依据鲁王室的文化典籍删《诗》《书》，编《春秋》，办教育，培养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他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他对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他所做的，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文献知识事业亦即图书馆事业，但此种意义无人发掘，被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论语·述而》第七记载：“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历代认为，“老”指老子老聃，“彭”即彭祖彭。孔子以对老子、彭祖无比崇敬的心情，继承着他们的事业，以此作为自己做学问干事业的志向与原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个“好古”指古代文化，它通过文献典籍流传下来。如何理解“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从孔子作《系辞传》上下二篇可以窥见端倪。《系辞传》是孔子学习《易经》的心得，也是对《易经》义理的阐释。《系辞传》开篇就说：“天高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通观整篇《系辞传》，不仅文字优美，文彩飞杨，而且包含着深刻的哲学与科学道理，真可与老子的《道德经》媲美，成为儒家、道家这两位开山大师所奉献给世人的科学与哲学名著。据传，孔子学习《易经》后，深有体会，也深有所感，于是作《系辞传》。没有他的这些工作，后人很难读懂《易经》。这就是孔子的“述而不作”，他忠实地阐释古代经典，因而，他的“述”也就是“作”，是一种最高意义最高水平上的创作，而这“作”则是忠实于原文的义理。他笃信、热爱古代文化，古代经典，忠实地整理、研究、阐释它，这不就是从事文献工作或曰图书馆工作的最可宝贵的精神与原则吗？
限于篇幅，孔子以后的文献知识事业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每一代都致力于文献知识的整理与发掘，它作为图书馆工作的本质一直延续了下来。直到私人藏书楼的出现，更作为人们做学问的工具，并产生了一代代的学术名家。至近代的学问大家，不也是家藏万卷以供研究借鉴吗？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图书馆的本质是知识的，图书馆工作的本质就是关于知识的工作，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我们的图书馆理论并未把握这样一种本质。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不妨从它的来源——西方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理论中去寻找答案。西方图书馆事业产生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过四百年的历史，西方图书馆学也仅仅两百年。资产阶级创办图书馆，只是为了民主革命的需要，向民众宣传自己的主张，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客观上起到了普及文化知识以及文献利用社会化的作用。它虽然也属于文献知识事业，但没有把握这个事业的知识本质，将这个事业的知识本质继承下来。因而可以说，“图书馆”一词只是对历代文献知识事业的近似称谓，它并不能确切地反映这个事业的历史状况以及这个事业的知识本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这个事业的知识本质。因而，我们有必要进行再探索再阐释的工作。
再谈图书馆教育，它是一项培养人才的工作，它根据工作的需要，设计并建构本专业人员的知识结构，而一个专业的知识结构应同它的工作对象相适应。图书馆的馆藏包括众多学科的文献知识，因而，图书馆人员的知识结构应同他的工作对象——馆藏文献知识结构相适应。图书馆工作人员只有懂得这些学科的文献知识，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当然，这个“懂”有别于各学科的专业人员，他必须运用知识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之辩证统一的原理、原则与方法，从哲学与科学之统一的高度，实现对各学科知识的高屋建瓴的规律性的把握与驾驭。由于我们的知识结构同我们的工作对象——馆藏文献知识的结构不相适应乃至脱节，使我们无力实现同馆藏文献知识的结合，为图书馆创造相应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图书馆专业的知识结构同图书馆工作对象的知识结构不相适应，要求我们的图书馆专业教育必须改革，而图书馆教育的改革必须有图书馆理论的变革为之先行，这就向我国图书馆界提出了变革理论与改革教育的历史性任务。这一历史性任务必然是长期的艰巨的但又是必须完成的，而且也是可以完成的。我们不仅有这样的决心，而且有这样的能力。
（未完 待续）
[收稿日期：1996—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