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未来政治研究分析引论——未来学家的政治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未来论文,引论论文,学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从未间断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从中国古代的“大同世界”、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园”到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都有过天才的构想和伟大的期待，但都不过是历史上美丽的乌托邦；几乎所有的伟大思想家都倾注过对未来的关注甚或终极关怀，但也不过是些零星散布于文献中的思想灵火，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学科体系。当社会历史车轮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频率、高节奏加速前进时，人类已强烈感觉到未来应接不暇的震荡和冲击，因此，科学的认识、把握、预测未来就成为人类更加自觉地走向未来理想社会的理性起点和逻辑依据，未来学家的努力证实了这种人类追求未来的当代特点：本世纪40、50年代萌芽，60、70年代形成的未来学理论应运而生。
面对二战后科技革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的结构性变迁和危机，西方未来学家以虔诚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情怀对这些困惑人们的惊人变化进行了考察、研究和预测，对迎面而来的未来图景作了生动的描绘。他们的研究和预测成果产生了重要的连动效应：一是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科技革命浪潮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及作用；二是改变了人类追求未来理想社会的传统方式，即以现代科学理论及方法综合交叉对未来作系统的总体观照和预测；三是适应当代社会科学大综合大分化的双向总趋势，为新兴交叉边缘学科的繁荣诞生拓宽了可能性边界。尤其是他们对未来社会政治问题和人类政治前途的预测，使未来研究的视角渗透到整个政治领域和政治过程，引起了政治学科研究角度的变换和研究领域的扩宽。譬如，“面对全球问题的国家”成为了第十三届世界政治学大会的主题之一。由此与政治学其他新兴分支学科相对映，构成了一个新的政治研究取向：作为新兴边缘学科的“政治未来学”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重要学科。我国政治学界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作好充分准备。
一
二战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新变化、新现象、新问题无不与科技革命相关联：一方面，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发展标志着人类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类正走向一个自觉自为的可控社会历史过程，即更科学地把握未来的可能趋向；另一方面，由其带来的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问题和危机，如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人口激增与粮食、能源、资源的严重短缺等“全球性问题”困绕着人们，以至措手不及、举足无措。围绕科学技术革命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巨大影响及变化的可能性趋势，西方学者形成了两种互相对立的未来学观：一是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在他们看来，人类面临的未来是暗淡的，不堪设想的，唯有暂时停止科技进步，使各种增长控制到零增长，才能保持社会发展的均衡，延缓现代社会崩溃的过程。悲观派在70年代影响甚广，使未来学成为当代学术关注的热点，并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的影响。二是以美国社会学家群为代表的乐观派。他们认为科学技术将使现代社会顺利发展到未来新型社会，走向新的文明，并建构了未来社会的具体模式，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文明等。代表人物有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阿尔温·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甘哈曼等人。他们以其社会学家的特殊背景和学术视角对未来社会进行了大胆预测。在他们的预测研究中，政治一直是贯穿始终的重要指标（托夫勒称之为权力圈），并由此形成了研究政治问题的一整套方法体系。他们在未来社会预测研究中取得的政治研究新取向——未来学角度的意外收获，这是很多政治学家在过去没有做到的。这或许也是乐观派能成为70年代以后的未来学主流学派并引起全世界关注的重要原因。
其实，西方学者对未来政治的研究，早在40、5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中就比较重视了，到60年代已颇有影响，但不是未来学的角度和方法；60年代，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即《非共产党宣言》）、加尔布雷斯在《新工业国》、阿龙在《工业社会和社会阶段的发展》等著作中就已勾勒过未来社会政治模式的观念框架。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未来学家，使未来学在7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
二
西方未来学家的未来政治研究与预测，引人注目的是：绝大多数乐观派未来学家，有着基本一致的观点和方法，甚至他们预测的未来政治模式也具有相似或相同的政治特质及趋势。
在他们看来，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不仅技术、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革，权力领域也将爆发一场革命：工业社会的传统政治结构——中央集权制度和代议制民主制度面对新的政治危机表现出无能状态：机构庞大、效率低下、决策不当、指挥失灵。只有新的文明才能为政治提供更为适宜的条件和更先进的手段。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将……开辟一条通向丰富的和扩大的民主道路。”这样，未来政治模式至少在以下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一、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的主权遭到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挑战，国家权力正在或必将对内分散到地方政府或社会组织，对外转移部分到国际机构。从国内范围分析，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将走向崩溃，社会将实现新的决策分工。趋势是权力的分散化和向下转移。权力的金字塔顶部——中央政府的权力大规模地转向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机构和非官方组织、社会团体，中央政府和国会的作用大大削弱。首先是来自地方政府和各种政治性社会团体的挑战，他们要求独立决策和参与解决与自己有关的国际性和全国性问题；其次是越来越多的公民对地方创制和复决甚至超过对选举总统的关心，地方政府要求自治和更大的权力成为一种主要趋势，分权取代集权，实际上，与中央政府的愈益庞大、臃肿、效率低下和无能相比，地方及社会解决问题越来越更得力而有效。
从国际来看，民族国家面对未来（特别是已将跨入门槛的二十一世纪）日益增加的国际性或全球性问题，已显得无能为力，而那些机能性的国际机构（或国际间组织、跨国机构甚至跨国公司）则极为活跃，不断更多地承担着由民族国家转移过来的政治任务和决策。国际机构作用的增强，显示了国际政治的愈加重要、国际关系的变化趋势。这一对民族国家主权挑战的趋势将愈加强烈，彻底改观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组织机制。
二、知识、信息取代资本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权力要素，“知识阶级”、“信息掌握者”取代现有统治阶级，成为新社会权力体系中具有最优越地位的集团。丹尼尔·贝尔一再认为，后工业社会中，知识是取得权力的基础，教育是取得权力的方式，科学家成为统治专家。知识是贝尔中轴原理的轴心，因此贝尔被认为是“技术统治论”、“专家治国论”的代表人物。托夫勒和奈斯比特认为，在未来社会，信息是最本质的资源和要素。信息作为价值载体或迅号，与资本不同，可以为任何人所有，但是否拥有信息和如何获取信息及处理信息都直接影响到权力的获得、行使权力的方式及权力体系的结构；信息内容本身对政治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发挥、权力流向和决策都起到制约作用。信息政治是信息社会的重要标志。
三、传统政治结构中的组织与管理体制——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向新的组织和管理形式——网络组织形式或称矩阵结构转变，以适应信息政治模式的需要。未来学家充分注意到生长于企业组织和管理体制的网络组织形式已具有广泛的社会政治意义，成长为社会组织形式。这种体制的特点是沟通了各种组织之间的横向、纵向交叉联系，迅速、高效地传递信息，与分权结构相适应，克服了传统官僚体制自上而下的单一纵向权力要素流向的缺陷。在未来政治结构中，网络组织形式或矩阵结构具有普遍适用性。贝尔称之为“比较能够适应于发挥首创精神、增加空余时间、实行共同商议等等需要的组织模式。”
四、代议制民主将被半直接民主或参与制民主所取代。未来学家们认为，受过良好教育、信息灵通的公民有能力和条件，不管以何种方式都希望参与影响政治决定，而且他们要求参与的程度日益提高，是代议制民主所无法满足和提供的。半直接民主或参与制民主的本质是把公民的直接创制、复决与代议民主结合起来，公民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将不依赖于自己的代表而直接参加与自己利益有关的决定，并影响这种决定，而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为公民参与决策提供了技术基础。半直接民主或参与民主将比代议制民主提供更为完备和先进的制度和秩序供给。
五、未来政治模式的权力结构将以“少数派原则”（少数派权力）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这一原则并非指少数统治多数，而是要民主制度在本来多数原则的前提下更能容纳差异性，从制度上保证更高层次的民主参与和彻底的民主精神，吸纳更多的社会政治力量，扩大民主制度的容量和张力，尊重和保护少数派的权力。
以上五个方面只是未来学家政治预测的主要部分，实际上，还包括更多的一些变化趋势，如政党制度、政治观念、领导者的标准等等，都会发生变革。未来学的政治研究和预测中，几乎都认为，政治将具有更为重要的任务、起更重要的作用，将是未来人类解决全球性问题、克服历史性困难、摆脱现实性困境的最主要方式和途径。
三
未来学家的政治预测得出基本相同的未来政治趋势和逻辑结论，倒不是因为他们都是美国人，其中三人还是犹太人（贝尔、托夫勒、甘哈曼），年龄相差无几，经历相似，都以社会学家背景进入未来研究领域，主要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
一、纯经济技术的宏观社会历史观。这是他们政治预测的理论基础和依据。他们从纯经济技术角度总结人类社会历史、确定人类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展望和预测未来，又从未来的高度审视今天的人类社会，对现实问题和各种变化中的现象作出新的解释。
他们都从工业社会出发，以生产力或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中轴，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几个社会形态阶段，尽管各自所使用的概念不同。贝尔用“后工业社会”，把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称为“前工业社会”，工业革命至今为工业“社会”，人类今天正在超越“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托夫勒曾先后使用过“超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等概念来说明未来社会。他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第一次浪潮文明”、以工业生产为主体的“第二次浪潮文明”等阶段。甘哈曼也使用了“浪潮”模型，提出了“第四次浪潮文明”，超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是主要标志，提出第三次浪潮与第四次浪潮接踵而至。奈斯比特与贝尔一样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不同的是他完全使用了“信息社会”概念来概括未来。近些年看，越来越多的未来学家乃至一般学者广泛使用了“信息社会”这一概念，并认同到新的文明——信息革命比工业文明——工业革命更有影响。
未来学家用这一宏观历史观预测未来，从而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1）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工业文明的两种基本类型，都遭到新文明的冲击；将同时走向未来社会政治模式；（2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将随新文明的到来而成为历史遗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将退居次要地位，并逐渐消亡。他们看来，在信息社会，信息成为战略资源和权力要素，白领阶层迅速扩大，政治阶层结构随之变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不再具有实际意义。这两点正是他们相同的社会历史观的集中体现。
二、重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和社会学视角，这是他们预测未来社会政治的主要工具和手段。他们将现代科学的许多研究方法，主要是社会学的实证分析方法和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分析方法引入未来预测研究，建构了他们各自的方法论，如贝尔的“中轴原理”、托夫勒和甘哈曼的“浪潮模型”、奈斯比特的“内容分析”等等。他们的方法侧重微观实证的具体分析，大量采用了社会调查的统计分析和个案研究。使用这些方法，构造了他们各自的预测模型，得出了未来社会的一些基本趋势。贝尔通过“中轴原理”构筑了“后工业社会的”的大厦，托夫勒和甘哈曼用“浪潮模型”建构了三次浪潮文明的历史框架和四次浪潮的未来景观，奈斯比特采用“内容分析”预测了“信息社会”及其十大趋势。
由此可见，未来学家的基本相同的未来政治结构模式只能是他们基本相同的社会观和方法论透视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产物。当然，这里也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各自的侧重倾向，不可否认他们之间的这种区别，但本文不讨论这一问题。
四
未来学家的工作使人类完成了如下观念认同：科学技术革命使人类跨入了一个更能自觉把握、控制未来而又更难面对未来的快速历史列车。未来学家罗伯特、容克指出：未来是由出现在人类面前的人类自身的远见来决定的。这告知我们，未来政治预测与研究乃至整个社会预测是人类面对未来、走向未来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是人类迎接未来的决策选择及参考依据。我们不能期望依靠几个未来学家的预测和论证去面对变化莫测、纷繁复杂的未来，也不能苛求未来学家预测的未来趋势完全准确无误。因为，正如贝尔自己所说：“政治预测是所有预测中最困难的。”何况他们的所有预测理论和结论必须接受实践的的检验。这应该是我们评介西方未来政治预测与研究的基本原则。
首先，未来学家的宏观社会历史观从纯经济技术角度认识、考察社会，使之充分估计到科学技术革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这也启发人们更多地从生产力、科技角度思考未来，着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来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以克服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毫无疑问，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方法，本身有相对重要的价值，但未来学家们以此来说明社会历史形态的演进，并用这一方面为中轴来概括社会发展规律，就必然造成以偏概全的结果。因为他们显然忽略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作用，他们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抨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学说，并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科技革命带来的社会危机都归结为新旧文明冲突所至，这不难看出他们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意识形态偏见。殊不知，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不仅是经济技术的直接结果，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也不是科技进步的办法所能克服的，社会历史形态的递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所决定的，并不只是经济技术所决定的。
其次，未来学家预测未来的实证分析方法提供了一套重要的研究范式，这使他们能够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现象及现状和趋势进行微观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些颇具价值的启发性见解。尽管他们的实证分析在具体运用时各有侧重，比如，贝尔的“中轴原理”侧重于实证分析基础上的理论抽象，托夫勒和甘哈曼侧重于实证观察和宏观视野的综合，奈斯比特侧重于各种统计材料的分析和归纳。但他们都将社会学的实证分析方法与多学科的现代科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建构了未来政治研究和预测的新方法体系，发挥了综合交叉研究的优点，从而转换了未来研究的角度和拓宽了未来研究的领域。这种注重微观定量实证分析的方法无疑是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重要工具，但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都是人类主观活动的过程，某种意义上具有不可测量性、无法定量化的复杂特点，而未来学家据此预测社会发展，就无法完全概括社会历史规律和社会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科学研究中，尤其是社会科学，任何方法都具有局限性。
当然，我们尚无法评断未来学家预测的未来政治模式的具体变现率，但仍不难从他们未来政治预测的理论、方法和一些总体趋向中发现其对于未来政治研究和预测的科学价值和意义：
第一，未来学家对科学技术革命影响政治发展的实证分析结论无疑是各国改革制定者或政治领导人值得参考的，这对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说，意义就更明显了。科技革命的结果是大量高新技术的产生及广泛应用，从而极大地改善了政治系统及运行的技术基础和条件。比如，电脑的广泛应用，通讯的发达为政治活动的快速运动、政府效率的提高、政治信息的传递、民主参与率的提高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随着物质技术条件的改善，整个政治领域和政治过程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如未来学家所注意到的方面：权力结构的内部流向，组织管理体系和国家行政管理模式、民主制度走势、政治资源和权力要素的配置等等。
第二，未来学家的成果及其独特的研究范式使他们当然地成为西方政治研究中独树一帜的一派：政治未来学派。他们建构并引导了政治研究的新取向，创建了新视角，从而超越和突破了以往政治发展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拓宽了政治发展研究的领域和角度。他们还将政治过程的整体纳入未来研究中来，把政治系统作为动态过程进行动态权变研究，认为科技革命引导政治文化的演进，使政治发展更趋于民主方向；将政治系统作为一个控制系统考察，认为政治未来存在多种可能性，必须把握这些可能性和可控条件，使之朝着人类期待的良性方面发展。这样，他们由政治发展的研究扩展到整个政治领域和政治过程的研究。同时，他们得出的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理论结论也值得我们思考，如“知识、信息取代资本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权力要素”，“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解决与本社区有关的国际性和全国性的问题时更得力而有效”，“国际机构使国际政治显得越来越重要”，“政治权力的非集中化和分权化已成为未来政治的主要趋向”，“政治是可以作宏观预测和微观实证分析的”，等等。
当代社会科学发展表明，新兴学科的产生有两个特点：一是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交叉研究形成新的方法论体系和研究范式，二是新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透视的对象恰好是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地带。结果是这种研究分化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新学科。未来学家的未来政治研究符合这两个条件，反映了当代社会科学大综合与大分化相结合的总趋势；未来政治研究作为未来学和政治学交叉的边缘成果，体现了未来学的应用性特点，又是政治学研究的内在要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几位未来学家都具有多重交叉身份，或曰双栖学者或多栖学者，他们都以社会学家的背景进入未来学研究，又以未来学家的责任和情怀关注和透视政治过程，从而成为政治研究中的独特一派。
我们不能肯定说，未来学家的未来政治研究和预测开创了政治未来学这一新兴学科，但可以肯定地说，是他们引导了政治学研究的这一新取向。如果说这只是未来学家穿越政治学领空的边际成果，那么自此以后的以政治学为主体，主动与未来学联营研究人类政治未来前途的政治未来学必将给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带来一片惊人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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