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与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格局（注：收稿日期：1998 —06—3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稿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亚洲论文,世界经济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已历时一年多，但余震仍然不断， 随时有可能触发再度金融风暴。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今年年初许多人对东亚经济迅速恢复的乐观态度。由于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和地区的复苏乏力，各国今年的经济发展指标一再被调低。今年除中国以外的东亚地区的经济负增长，几乎已成定局。尽管许多对东亚国家经济持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仍对亚洲经济前景抱有信心，但他们在年初预期的东亚经济恢复的日程却大大推迟了（至少3～4年）。尤其是日元贬值随时有可能触发二度亚洲金融危机。由于日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一轮货币贬值中的泰铢、印尼盾、韩元等货币，其后果将要比一度东亚金融危机严重的多：一方面，在前一轮危机中坚持与美元比价保持稳定的港币和人民币势必受到拖累，另一方面，地区性危机完全有可能演变为全球性危机。所以现在说东亚金融的危险期已经过去，可能还为时尚早。这样，东亚经济的全面恢复至少要推移到下个世纪，这势必对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一、 日本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及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下降
这次亚洲金融危机虽然肇于东南亚国家，但危机的真正的始作俑者却是日本。首先，日本是“东亚模式”的创造者，这种模式的消极因素是这次危机的制度性原因。其次，这次危机实际上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化以来所积累问题的总爆发。更重要的是，受危机冲击国家经济的恢复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经济的复苏，触发危机的因素是逐步化解还是酿成更大的危机也取决于日本。
这次亚洲危机不是单纯的金融危机，它同时是投资过剩和生产过剩危机（注：布赖恩·雷丁：《局部困难会变成全球危险》，1998年5月18 日《欧洲人报》。）。战后，日本主要是依靠重工业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来带动国内经济的增长，到了70～80年代，日本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大批质优价廉的日本产品席卷全球，进出口贸易长期保持顺差。随日元对美元汇率不断攀升，日本的外汇赢余与日俱增，大量资金需要寻找出路。与此同时，日本的生产能力相对有限的世界市场来说，也出现过剩，需要寻找出路。当时日本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抓住经济结构转换的有利时机，利用国内充裕的资金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在高技术领域中追赶美国，跟上新技术革命的时代步伐。如果日本能走上这一条道路，也许可以再创造一次“日本奇迹”。但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并未成功地实现产业结构的置换，而是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一方面大量资金涌入国内股市和房地产业，并在海外大肆购置产业，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泡沫经济；另一方面，日本把资金和生产能力转移到东亚其他国家，这虽然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在日元升值的条件下保证日本产品出口的竞争力，但这同时也促进了东亚国家的经济腾飞，日本也为自己创造了潜在的竞争对手。日本一手造成的泡沫经济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实际上多年前就已为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尤其是目前随时可能由日元贬值引发的二度危机种下了祸根。
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如何振兴日本经济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通过扩大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曾一度被认为是复苏日本经济的关键所在。自1993年起，日本政府为振兴经济已先后出台6 个经济复苏方案，计划花费5500亿美元。今年4月底推出了第7个方案，又追加了一系列措施：150亿美元的减税、2 220亿美元的银行紧急救援和75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 扩大内需的公共工程计划已使日本的许多偏僻地区的公共设施远远超出了实际需要。这表明日本在扩大内需方面并非是完全无所作为，但是扩大内需的措施仍然未能阻止日本经济的下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的生产结构一开始就是为外需设计的，在生产结构没有变化和与这种结构相适应的内需早已饱和的情况下，扩大内需作用十分有限，日本经济似乎只有靠出口拉动。
在这次危机爆发以前，东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对日本产品的需求旺盛，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日本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危机爆发后，受冲击国家的需求萎缩，以及因这些国家货币贬值而造成的产品竞争力提高，一下子把这些问题完全暴露出来。日本不得不回过头来在传统的加工工业中与东亚国家竞争。与之同时，在70～80年代日本产品的竞争压力下，欧美等国程度不同地完成了对传统加工工业的改造和实现了经营管理上的变革，其竞争力大大加强，这使日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上压下挤的压力，日本前几年经济低速增长的局面也难以为继。日本除了使日元贬值来夺回因东亚其他国家货币贬值而抢占的一部分市场外，似乎别无选择。因此，日本政府在今年上半年日元贬值之初采取的消极态度，只是后来迫于各方压力和担心再次引发金融风暴才不得不干预金融市场的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日元前景暗淡还与日本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关系密切。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目前日本银行的呆帐达6000亿美元，实际数额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日本银行的大量不良债务是日本官银一体化的金融的产物，日本政府历来把银行视为自己的金库，鼓励银行超贷和企业超借以促进日本经济的增长。在日本的制造业高速增长时期，这种财政性的信贷扩张为日本经济腾飞提供了资金保证。由于市场不断扩大和企业的扩张，其不良后果被日益扩大的经济规模所消化，在欧美人看来违反市场规则的做法被视为政府对市场的积极干预，它成为日本经济成功的秘诀之一。但是，当经济扩张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时，事情就走向了反面。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业和证券业，超借、超贷的信用膨胀成为日本经济的发泡剂，泡沫经济破灭后遗留下来的巨额呆坏帐成为附着在日本经济上的毒瘤。
采取断然措施来消除不良债务会导致金融机构以及大批相关企业破产，危及整个经济体系，甚至会引发日本经济的全面崩溃；通过注入公共资金来消除呆坏帐又遭到公众的强烈反对，以致于几届政府对此无所作为。可供选择的办法似乎只能是通过不断微调来消化不良债务，但这又要付出投资者长期信心不足和经济长期停滞的代价，在此期间，突发事件随时有可能触发新一轮危机。
日本经济历来是亚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前景暗淡的日本经济必然会延缓东亚国家的经济的恢复。因此，即使乐观的估计，受危机冲击的国家要到下个世纪初才能完全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尤其是在实力上曾经能与美国抗衡的日本经济在危机中受到了严重冲击，将有可能使它在未来的世纪中丧失与美国抗衡的实力。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虽然受危机影响较小，但经济增长势头都程度不同地受到遏止，再加上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不大；因此，这次危机势必使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下降。
二、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上升
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是最大的获益者。美国目前这一轮经济增长已进入了第8个年头。 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近一年时间中，美国的经济没有受到冲击，其增长势头也未被危机削弱，反倒因之而受益。第一，危机中大量资本回流，降低了美国的利率水平，维持了美国的高投资势头；第二，由于亚洲国家受危机冲击减少了对能源和基本原材料的需求，造成石油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大幅度下降；第三，因美元对亚洲国家货币的升值，使美国从这些国家进口商品的价格下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美国降低生产成本，缓解了经济持续增长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尽管大量资本流入使美国经济的泡沫成分增大，但只要亚洲危机没有扩大为全球性危机，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就利大于弊，至少联邦储备系统无须在经济增长时调高利率来防止通货膨胀，这与1994～1995年间美国为预防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而先后7 次提高基本利率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
美国的这一轮经济增长强劲还有更深刻的经济原因：
首先，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是由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的。自60年代起一些未来学家就开始预测新技术革命时代的到来，但在此后20多年时间中，新兴产业一直处于孕育阶段，没有真正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直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高新技术产业才显露出带动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所谓的“新经济”实际上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基础的经济。目前，在公认的高新技术中，只有计算机通讯技术才实现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的转变。其他新产业从整体上讲仍处于发育阶段，一些产业的投入长期大于产出，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源源不断涌入的风险资本支撑，尚未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按一些学者的预测：“在2020年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生物经济将会处于统治地位；与之同时，信息经济将变得衰老起来……就像制造业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时那样。”（注：斯坦·戴维斯、比尔·戴维森：《2020年》，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在这些领域中，由于美国独有的技术创新机制和发达的风险资本市场，使其在这些新技术开发和应用领域中遥遥领先于欧洲和日本。在可预计的未来，美国将稳固地在高新技术领域中保持优势。
其次，在传统产业领域中，美国完成了在经营管理、技术创新、投资机制等方面的结构性改造，其市场竞争能力大大增强，重新夺回了70～80年代曾一度丧失的领先地位。
又次，自80年代放宽金融管制以来，美国的金融实力大大增强。不仅传统的金融组织的实力得以加强，而且以共同基金为代表的新型金融机构得到了迅速发展，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有压倒传统银行的发展势头。目前金融市场上的衍生金融工具几乎都是美国人创造的，利用这些工具来融资和投机的方法也几乎只有美国人才懂。在90年代爆发的3 次金融危机中，始作俑者都是美国套利投机基金。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以索罗斯领导的“量子基金会”为代表的投资基金更是把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运作表演得淋漓尽致。
再次，在实物经济和虚拟经济双重繁荣的推动下，美元再次成为独一无二的强势货币。80年代和90年代初曾形成的美元、马克和日元三角鼎立的局面因马克、日元的贬值而被打破。美元的强势再次使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中进行商品、劳务和金融交易、国家外汇储备、居民储蓄保值的首选货币，这实际上使美国获得了上万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正是以上原因使美国近年来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都明显好转：美国本轮经济增长已进入第8个年头，是本世纪以来第三长的增长期， 如果这一轮经济增长可以维持到下一个世纪，它有可能成为本世纪以来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自1994年以来，美国已连续4 年雄居国际经济竞争力榜首，重新夺回了曾一度让与日本的头把交椅。美国的失业率从这一轮增长以前的8%左右下降到目前的5%左右，1997年创27年来的最低水平。从今年上半年情况看，失业率还在进一步下降，今年有可能再创新低，这与欧盟国家两位数的高失业率形成鲜明对照，个别月份甚至低于以低失业率著称于世的日本。在保持经济调整增长和低失业率的同时，美国的物价一直处于低水平，去年是3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使美国完全从70～80年代的“滞涨”的怪圈中走出来。美国自今年起首次解决了27年来一直困扰美国经济的财政赤字问题，实现了财政预算平衡。而在90年代初，联邦政府的赤字高达2900亿美元，证券市场上3／5的资金为财政部所借。这似乎验证了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关于巨额的财政赤字是造成70～80年代美国经济停滞膨胀的罪魁祸首的观点：一方面，弥补财政赤字发行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弥补财政赤字发行国债造成经济低速增长和高失业，因为国债对私人投资储蓄具有挤出效应，降低了资本形成率（注：马丁·费尔德斯坦：《通货膨胀、税收规则与资本形成》（Inflation,Tax Rules and Capital Formation,Chicago Univ.Press,1981））。
在美国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中，只有进出口贸易这一项指标不甚理想。因东亚国家货币贬值，大量廉价商品涌入美国，今年上半年美国的外贸逆差有增无减，由于日元的大幅度贬值，其商品竞争力加强，美国的贸易逆差在下半年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估计今年会超过2000亿美元的水平，明年还有可能继续增加。但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界人士似乎对目前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不太在意，因为本币升值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会造成贸易赤字；但另一方面又会使大量廉价商品涌入国内，有助于抑制生产成本上升和通货膨胀压力。同时美元的升值还会吸引资本流入美国，只要资本净流入量大于外贸逆差，美国的国际收支就能维持平衡。由于美国的增长模式与东亚国家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不同，其对国内市场的依存度比对国外市场大得多，“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远比净出口重要，资本流入以及利率降低比失去竞争力更为重要。”（注：沃里克·麦基宾：《与众不同的看法：亚洲“流感”对美国有益》，1998年4月3日《商业日报》；布赖恩·多尔迪：《无须忌讳贸易赤字》；并见《这种贸易逆差可能有帮助》，1998年3月9日《商业周刊》。）在他们看来，美国目前的贸易逆差与过去的经济滞涨条件下的逆差具有不同的结果，过去的逆差会恶化国内的经济状况，而现在的对外贸易逆差则似乎利大于弊。只要美国经济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净流入资本足以弥补贸易赤字，对外贸易逆差无异于世界各国以廉价的商品对美国的供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后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不断下降。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明显加强， 其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出现回升，1997占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7%。如果美国能把目前的经济增长势头继续保持到下个世纪，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会进一步上升，有可能达到30%。
三、欧盟经济振兴的前景尚不明朗
由于欧洲国家与东亚地区的经济联系远不如美国，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对欧盟国家的影响较小。与美国一样，欧洲国家也从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受益，进口商品和能源价格的下降以及资本的回流都有助于欧盟国家正在恢复的经济。它们只是因为东亚金融危机可能会触发全球性危机，拖累正处于复苏中的欧洲经济和正在加紧实施的欧元，才真正关心发生在亚洲的危机。这是因为无论是经济复苏还是货币的统一都需要一个较为稳定的经济环境和有序运作的金融市场。总体说来，欧盟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问题上是说的比做的多。
关于欧盟在下个世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而这又取决于欧洲统一货币能否取得成功。今年5 月在布鲁塞尔欧盟首脑会议上通过了11国如期启动欧元的决议，从1999 年1月1日起欧盟将正式开始使用统一货币，到2002年1月1 日欧元纸币和硬币开始流通，同年7月1日各国货币将退出流通。
关于欧元的实施对欧盟经济的作用，人们可以做出截然不同的判断：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统一货币将振兴欧洲经济，因为欧盟成员国将从中获得巨大收益。首先，人们不必再为跨国投资、贸易和旅游支付兑换货币的交易费用，每年至少可以直接节约数以亿计的美元；其次，统一货币可以提高欧盟内部市场透明度，促进竞争，降低企业成本和产品及服务品价格，消费者和生产者均可从中获益；再次，统一货币将促成真正的统一市场的形成，有助于各种经济资源在成员国间流动，实现规模经济和生产能力地区合理布局，这将鼓励投资和提高经济增长率，这一层次的益处最大，也最难直接计量。
同时，欧盟11国拥有2.9亿人口、年国内生产总值6.3万亿美元，接近美国的2.66亿人口和8.5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进出口贸易规模略大于美国；在外汇储备方面欧盟的实力大大超过美国，11国有3200亿美元的外汇黄金储备，而美国只有640亿美元， 这有利于增强人们对欧元的信心。如果欧盟15国和其他非成员国在未来加入统一货币体系，其经济实力将超过美国。此外，由于欧洲中央银行基本上是按德国中央银行模式建立的，其运作方式也与以实行稳健的金融政策而著称于世的德国中央银行差不多，欧元被视为“一种改革了的马克”，因各国独立使用货币政策的权利被剥夺，这就避免了成员国滥用货币政策的危险，欧元将是一种币值稳定的货币。这将增强欧元与美元抗衡的力量，目前80%的国际金融业务用美元结算的局面行将结束，取而代之的可能是美元和欧元各占40%，其余20%留给日元等其他货币。
人们似乎也可以从下述两条基本论据出发对欧元和欧盟的发展前景做出悲观的预测：一是建立欧洲货币同盟的条件尚不具备，因为现代货币体系是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上的，政治上的统一应是建立统一货币的前提条件，而欧盟则是先有统一货币，然后再通过货币同盟来促成政治统一。由于统一货币实际上意味着主权国家放弃了自己独立行使货币政策的权力，当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与各国的经济政策偏好发生矛盾时，没有政治权力做为基础的欧洲央行很难保证协调的有效性，这种矛盾有可能酿成欧洲中央银行与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之间的冲突。因此，欧元的成功取决于欧盟的政治一体化进程能否消除这种制度上的矛盾。但欧洲国家各自独立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民族心态又使政治同盟的建立比基于实际利益考虑的经济货币同盟形成要困难的得多。所以不难理解，持极端立场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种冲突会导致欧元的解体。
另一种对欧元前景不甚乐观的依据是，欧元的使用对欧盟经济的振兴作用并不像设计者预言的那么大，因为统一货币不能直接医治目前欧盟国家经济的两大顽症：即长期经济增长乏力和高失业率。因为经济停滞与欧洲国家经济结构转换滞后，在高新技术领域中落后于美国甚至日本，新兴产业长期未能成长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有关；高失业除了与经济低速增长有关外，还与欧洲国家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和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有密切关系。
尽管断言欧洲统一货币必然归于失败的看法有些言过其实，但认为欧元的发行不可能把欧盟迅速纳入经济增长快车道的看法却不无道理。回顾欧共体（欧盟）40多年来的历程，没有一项重大决策是在条件完全具备时才实施的，它总是在克服剧烈的内部摩擦和外部冲突中不断有所进展。但欧元的采用能否扭转欧洲国家在高技术领域中的劣势，究竟在大多程度上提高欧盟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许要到下个世纪才能做出较准确的评价。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趋势曾发生过几次重要转折。战后日本、西德经济的崛起动摇了战后初期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形成了美、欧、日三角鼎立的格局。继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和东盟诸国先后步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世界经济格局开始呈现出多极化发展趋势。进入90年代以来，一方面，美国经济恢复了增长势头，它与其他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再一次拉大；另一方面，除日本以外，东亚国家经济增长势头不减，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经济高速增长的行列中来。东亚的经济实力急剧扩张大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东亚地区经济的看法，一时间“亚洲世纪”、“太平洋世纪”的呼声四起，这种对东亚经济前景的看法显然过于乐观。这次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格局的走向再次发生变化，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势头被明显削弱，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进一步加强。同时，由于欧盟的经济发展前景尚不明朗，俄罗斯经济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发展趋势至少暂时受到了遏止，其发展前景尚难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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