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凡[1]2001年在《试论亚洲汇率制度的选择》文中研究说明进入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领域发生了两大事件：一是，一系列金融危机不断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各国的货币与经济受到极大冲击，资产缩水，经济倒退，人民生活水平大为下降，甚至引发政治危机与社会动荡。这表明旧的国际货币体系面对流动性极强的国际资本和危机的传染效应难以维持，急需改革。二是，欧洲单一货币在1999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区经济运行正常、平稳，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欧元的如期启动和初步正常运行使得区域货币一体化将形成新的潮流。目前各种区域性货币联盟的设想和计划在除亚洲外的其他地区都已先后出现。不少专家预计，在21世纪较长时间内，区域性货币联盟的迅速发展将成为维系世界金融稳定的主要基础，届时世界很可能出现一个以区域性货币联盟为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甚至有学者预期，到2030年世界会形成两个主要的货币区——欧洲货币区和美洲货币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世界经济重要一极的亚洲经济或者成为这两个货币区的附庸，或者成立自己的货币区，别无其他选择。然而无论从什么立场出发，亚洲国家、地区最终都不会甘心成为美、欧两个货币联盟的附属品，有些亚洲国家已提出建立亚洲单一货币区的建议。由此可见，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其他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实现自身区域货币一体化已经具有了强烈的内在要求和现实的紧迫性。那么，亚洲能否建立单一货币区？单一货币区距离亚洲究竟有多远？建立单一货币区将对亚洲国家近期汇率制度的选择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分析和研究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本文的逻辑框架和内容如下：第一部分：货币一体化理论与欧洲货币一体化实践第一部分首先系统地回顾了货币一体化的相关理论。货币一体化理论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70年代中期以前，货币一体化理论以最适度货币区理论为代表，理论的焦点集中于讨论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的标准问题，理论<WP=3>的实质内容则在一定程度上是战后理论界对于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有关争论的延续；第二阶段：进入70年代后，货币一体化理论探讨越来越集中于对如何选择合理的货币一体化道路这一问题的研究。由于理论的研究主要是阐述货币一体化的最优途径与过程，因而70年代中期以后的货币一体化理论也被称为“动态货币一体化理论”。随后，本文对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进行了实践总结。由于欧洲货币联盟是迄今为止唯一在货币一体化理论指导下，成功地实现了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案例，因此当我们在分析货币一体化的成因和发展时，离开欧盟已经取得的重大成果纯粹地谈论货币一体化是不现实，也是无法深入研究的。所以本文随后总结了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发展线索，分析了《马约》对构建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贡献，并最终指出了欧盟单一货币进程深化的核心因素——成员国经济趋同性的提高降低了不对称冲击的负面影响。该部分对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回顾和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实践总结，将成为第二部分对建立亚洲单一货币区的可行性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亚洲汇率制度的改革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分析部分，主要分为叁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亚洲国家现行的汇率制度进行分析。虽然目前亚洲主要国家和经济体所采取的汇率制度在形式上有叁种，即钉住货币篮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香港的货币局制。但在实际运用层面却是实行的对美元的钉住汇率制。然而随着亚洲国家与美国经济同步性的削弱，以及日本在东亚对外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地位的急剧提高，亚洲国家货币对美元的事实钉住已不再适宜于亚洲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国家需要对日元与美元在汇率决定机制中的相对地位做出重新安排，至少应提高日元在钉住货币篮子中的权重。第二层次是对亚洲汇率制度的远期目标进行分析。一方面，在第一部分理论回顾和实践总结的基础之上，本文从理论标准（国家标准和联盟标准）的契合度和现实依据（收益与成本比较）的分析两个不<WP=4>同的角度对建立亚洲货币区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在短期内建立亚洲货币区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虽然在短期内建立亚洲货币区的条件尚未成熟，但是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大背景中，在欧盟、北美区域货币体系蓬勃发展的外围环境下，亚洲国家应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加强区域合作，努力推动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并最终促成亚洲货币区的实现。综合两方面分析得出结论：建立亚洲货币区完全应该是亚洲汇率制度改革的远期目标。第叁个层次是对亚洲汇率制度的现实选择进行分析。在已对亚洲汇率制度的现状和远期发展目标进行了分析和描述的基础之上，这一层次笔者首先从逻辑上对亚洲汇率制度从目前的钉住美元到远期的亚洲货币区中间的过渡性安排给出一个合理的定位，并给予定性的描述，即亚洲近期所选择的汇率制度应存在外部锚、强有力的承诺以及区域性合作。在对汇率制度有了定性描述之后，本文将通过博弈模型进一步明晰该汇率制度，指出亚洲各国应钉住一篮子货币，并对篮子货币的权重进行定量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扩大篮子货币中日元权重，实?
刘崇[2]2007年在《贸易发展、金融发展与货币国际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贸易发展和金融发展为切入点,建构货币国际化的理论基础及框架。贸易发展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贸易发展产生对国际货币的内在需求,一种货币通过在贸易领域发挥交换媒介和记账单位职能,逐步形成市场选择其作为国际货币的运行机制,从而奠定货币国际化基本的原初的市场基础。金融发展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金融发展产生对国际货币的新需求,一种货币通过在金融领域发挥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贮藏职能,逐步拓展以其表征的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从而在贸易发展向金融发展转换进程中搭建起更高层次的推动货币国际化的制度安排。现代以来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国际化实践,验证了贸易发展和金融发展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机理。基于中国的贸易和金融发展实际,当前时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依托中国贸易发展为突破口,辅之以金融发展为有力支撑,构筑市场选择与制度推进相结合的人民币国际发展战略。
周宇[3]2002年在《试论我国汇率制度的选择》文中研究说明自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应放弃固定盯住汇率制,本文认为这一观点忽视了我国的特殊情况。从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来看,我国还没有具备成熟的远期外汇市场。这一状况不利于我国过早扩大汇率制度弹性。另外,在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扩大汇率制度弹性和由此引起的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可能加重通货紧缩的程度,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认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仍有必要维护现行的固定盯住汇率制。
郭萍[4]2009年在《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稳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7年,世界重要的金融国家——美国爆发的次级贷款危机震撼了全球经济。危机的蔓延速度举世震惊。此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后备力量—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在所难免。因此,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稳定性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从分析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入手,揭示了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其内在制度方面建设的欠缺,存在严重的金融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一方面体现在国内易爆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体现在易受外在危机影响,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引起的金融恐慌可见一斑。因此,本文从叁个角度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稳定性问题进行研究。其一,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稳定性的关系。其二,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制度选择与金融稳定性的关系。其叁,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传导性。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自由化阶段大多采取了或缓或急的资本账户开放,但是只有在完善的国内金融体系配合下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这点。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较多元化,但多因存在货币错配而使其易发生金融动荡。总体而言,不谨慎的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容易在新兴市场国家引发金融危机。1980年后的金融危机多以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不稳定引起,并进而引发区域或国际的经济动荡。次贷危机则表现为由发达国家引起,通过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向新兴市场国家进行传导。新兴市场国家从以往的危机引发者转变为危机被传染者。本文最后通过对中国的金融稳定性现状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了金融稳定方面的建设仍然比较落后的局面。因此中国要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并在短期内保持现有汇率制度,逐步完成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转变。
潘伟[5]2011年在《试论人民币汇率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文中指出美国是工业革命之后最发达的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超然,并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长期保持这种优势；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逐步提高,和平发展的趋势长期向好。21世纪开始,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领域越来越广,中美关系日趋紧密,这是中美建交30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然而就是在这样良好合作的阶段,中美对于汇率的诉求不一致,成为这一时期对话的焦点,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影响。本文指出了汇率在其经济属性之外的政治性,因为汇率是在国与国经济交往中产生的,既然是国家之间的交往,其必然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国的汇率制度选择也成为其国家主权,国际汇率体系也同样是成为了一种国际机制,因此汇率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本文通过对汇率相关的贸易数据分析,指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汇率问题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直接因素,美国在经贸领域诟病中国人民币汇率是不恰当的。汇率的经济性或者说汇率在两国贸易上的体现不是美国施压中国汇率升值的关键,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才是美国的真正目标。同样,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中国维护自身汇率制度的真正出发点,中美两国在汇率问题上的争议的实质也在于此。本文也通过对日本汇率升值的过程和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寻求借鉴或应对升值压力的方法,也通过了对中美双方国家利益的认识,认为中美解决汇率争议的方法最终落实在两国共同利益之上,只有在基于两国共同利益上的合作才是长久和稳定的合作,中美双方应当通过对话明确各自的利益诉求,把利益诉求的领域在汇率问题之外扩展到其他合作领域,相互依存、和谐发展。
王雪磊[6]2003年在《试论东亚汇率制度协调》文中认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带给东亚国家的不仅仅是反思本国金融制度的缺陷和不足,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东亚国家之间货币合作来抵御国际经济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危机暴露出东亚国家普遍采取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脆弱性,加剧了亚洲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因此,建立东亚各国汇率政策
栗志刚[7]2007年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的政治分析》文中指出自2002年底起,由于国际收支不平衡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加剧,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变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来自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家的外部压力非常强大,国际媒体对中国政府操控汇率的评价也不绝于耳。显然,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同样保持不变的人民币汇率在5年前大受世界赞扬,而在5年却后饱受批评。其原因在于,汇率政策存在明显的非中性,特定的汇率政策会给不同利益集团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造成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现实中的汇率制度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各种经济和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汇率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为了更好地解答现实中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种种问题,进一步明确人民币汇率制度未来的路径。本文力图运用政治学的分析方法,梳理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的历史过程,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探索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因素,从而确定成本较低的变革路径。本文研究表明: 1949-1952年,正值建国之初,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如何生存的问题。当时的政治任务就是对内如何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对外如何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新中国的汇率政策正是配合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与外汇政策的产物,因而实行独立自主的、灵活机动的浮动汇率制度。1953-1972年,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完备建立的时候,为了跟国家即将全面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当时的决策层决定稳定汇率水平,以便于统一预算,进出口差额统一由财政垫支。1973年3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由于各国货币汇率变动频繁,我国无法按外国官方汇率的变化来调整人民币汇率,并开始意识到人民币汇率在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作用,于是采用了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机制。1981-1993年的双轨汇率制度时期体现了中国改革的渐进特征,反映着决策层对市场汇率认识的改进,同时也体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政府与企业的博弈关系。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双轨汇率制并非没有指责,但比较容忍,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规模还没有足够大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特别大,另一方面日本是美国的主要经济对手、苏联是美国的全球争霸对手,美国为了打中国牌,采取让中国“融入世界”的政策,容忍了中国的双轨制,而且这段时期IMF正处在历史最弱状态,没有力量监督各国汇率安排。1994-2005年的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时期,中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在结售汇制下,人民币汇率越来越缓慢升值,人民银行调控汇率痕迹非常明显。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作出自我牺牲,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危机后,变成了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并且具有极强的制度惯性。由于国际社会的评价标准本来就是机会主义的,今天饱受国际社会批评的人民币钉住汇率机制,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表扬。因此,当今天国际社会要人民币汇率更加富有弹性时,我们应该在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再结合外部情况来作出判断,而不要在乎别人的评论。总之,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关系经历了从对抗――接触――融入的过程,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史也经历了与西方主流汇率体制同步――分离――同步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与中国经济体制一样,人民币汇率制度也经历了从市场――计划――市场这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出人民币汇率制度有着深深的转轨经济的特征,打上很深的政治烙印,同时也能看出作为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发展的制度特征。通过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我们同样可以认识到它具有很强的制度依赖性,即使是急风暴雨式的改革,也无法立即构建稳妥的汇率形成机制。因为在人民币汇率的背后是难以动摇的利益关系,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的考虑,不仅有国内政治因素还有国际政治因素。由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捆绑了太多的政治利益,已经滞后于整体经济体制变革,在外部压力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弹性调整,反过来也将对政治经济体制和决策层面的灵活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正是这样,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同样需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也需要更加稳妥的策略。
范盱阳[8]2017年在《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伴随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利益突破地理疆界,海外经济利益出现了加速拓展的趋势。海外经济利益不仅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重要性日益增强。世界上的主要大国都十分重视海外经济利益的拓展和维护。维护海外经济利益在一定层面上已经成为大国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增强。中国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数量、范围、重要性不断扩大。在全球经济治理重要性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发展对外部市场和资源依赖性不断增强,对外投资数量不断扩大和对外贸易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不仅具有了更加广阔的内涵,而且以迅速增长的态势向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维护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在世界范围内以多种形式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问题日益凸显。从外部环境看,原有的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存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趋势有所增强,中国企业面临的来自东道国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政策层面、法律层面、社会层面等风险层出不穷;从内部条件看,由于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中国在维护海外经济利益上还存在经验不够丰富、维护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因此,在全球经济竞争态势加剧和中国海外经济利益迅速拓展的背景下,研究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问题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紧迫性。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问题涉及多个学科研究领域,国内已经有不少研究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的学术成果。但就目前而言,绝大多数研究主要分散在各个相关领域,集中对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尚未出现。本文试图从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整体出发,通过详细分析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现状和中国海外经济利益面临的风险等问题,借鉴美国和日本在维护海外经济利益上的成功做法,以期从战略层面对维护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整体而言,中国海外经济利益面临多层次的风险和挑战。从全球经济治理层面看,由于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导致全球性经济失衡以及国际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等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中国海外经济利益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从国际贸易层面看,形式多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制约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从对外投资和海外资产层面看,由于中国对外投资的特点导致中国对外投资不仅容易遭受来自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等风险的威胁,还容易受到投资保护主义的制约。从海上运输通道安全层面看,由于地缘特点和其它原因,中国海上运输通道面临现实和潜在的风险。因此,中国需要在全面衡量可用于维护海外经济利益资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积极稳妥的维护战略。本论文除绪论外,正文共有5章。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论文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次对国家利益、中国海外利益、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等几个主要方面内容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最后对本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和难点进行阐述。第一章为“相关概念界定”。本章利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对国家利益、海外利益、海外经济利益等概念进行梳理。在全面总结分析国际政治主要理论关于国家利益概念的基础上,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出发,指出海外利益和海外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本章还对中国海外利益和海外经济利益的概念和分类进行界定和说明。第二章为“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现状”。首先,分析了中国对国际经济体系认识的变化历程,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不断拓展的动因,以及中国目前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利益现状。其次,通过分析中国国际贸易的总体情况、区域分布情况和产品构成情况,说明中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中的利益现状。再次,通过分析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结构分布、地域分布等问题,说明中国在对外投资中的利益现状。最后,对其它形式的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作出总体的分析。第叁章为“中国海外经济利益面临的风险与挑战”。首先,本章阐述了由于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存在严重缺陷给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带来的严重威胁。其次,从贸易保护主义角度论述了其对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特别是国际贸易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再次,从中国对外投资所面临的保护主义和其他风险出发,指出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制约和瓶颈。最后,阐述了中国海上运输通道面临的现实风险和潜在风险,以及海外员工面临的安全风险。第四章为“典型发达国家维护海外经济利益的做法”。本章主要介绍和分析了美国和日本在维护海外经济利益上采取的主要途径。首先,在分析美国实现和维护海外经济利益具体做法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美国利用其作为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者或主导者的地位所获得的巨大经济收益。其次,在阐述日本在实现和维护海外经济利益时所采取的战略措施和实施方式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日本维护海外经济利益的战略性、法律性和多元性等特点。第五章为“加强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的举措”。首先,阐述了中国在维护海外经济利益的复杂性、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冲突的多元性和中国拥有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其次,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进中国对外贸易升级转型、完善中国对外投资体制机制、增强外交工作服务海外经济利益能力、适当运用军事力量等方面提出了维护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具体举措。
林祖乐[9]2006年在《东亚汇率制度特点及其定位》文中提出东亚现行汇率制度的特点主要有:对美元的事实钉住及其与美国经济的不同步性;日本在东亚对外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结合东亚的现状,其汇率制度应在当前定位、远期定位、近期定位上进行合理定位。
黄娜[10]2003年在《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前景分析与理性选择》文中指出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就像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一样引起国际金融界的广泛关注。每个国家都在为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而努力，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不仅在美国国内流通，而且成为拉美的主要货币，欧元的顺利流通也引领了国际货币、汇率改革的新趋势。跃跃欲试的亚洲随着融合世界经济程度的加深也探索有亚洲特色的货币一体化之路，被称为“欧元之父”的蒙代尔也积极推动亚洲货币一体化。甚至蒙代尔（Mundell，2000）预言，在未来10年内将出现叁大货币区，金融稳定叁岛：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对于货币一体化的研究，目前有许多货币理论，大多是围绕“最优货币区”建立与标准选择来研究的。美元区和欧元区的实践发展为亚洲货币一体化在已具备条件和将遇到的障碍等方面提供了借鉴和路径选择。本文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避免了只强调单一或几个经济因素来确定亚洲货币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从欧元诞生的全过程看，货币一体化往往涉及到区内成员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分析亚洲的问题就要克服理论的国别和存在形式的阶段性，同时欧元诞生全过程中让渡主权对于货币一体化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亚洲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努力，而只有最终形成共同货币才能保证货币一体化的不可逆性，而松散合作缺少约束机制，必须在分析论证亚洲货币一体化实现的必然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之上，分步骤，最终实现一体化，促进亚洲经济的繁荣与政治的强大。本文共分引言和四章共五大部分。引言部分阐述了叁个问题，文章所研究的亚洲范畴和涵义，亚洲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以及对研究方法和角度的选择。第一章对亚洲货币合作趋于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分析，分析从东盟的建立至今的现状及趋势，得出国际货币一体化环境和亚洲内部环境使得亚洲的货币一体化成为必然。第二章对亚洲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因素分析和实证分析，引用货币合作理论，特别是着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并与欧元区指标进行对比分析亚洲进行货币一体化已具备的条件和存在的问题和障碍。第叁章是本文的重点内容，通过对美元主导货币区和欧元单一货币联盟的分析，为亚洲货币一体化体提供了路径选择和准备，进行了全面阐述分析，并拟定了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步骤，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指出亚洲货币一体化应该先局部后整体，首先形成两岸四地货币区、日元区、东盟货币区，最后形成亚洲共同货币。第四章针对中国参与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意义和影响进行分析，中国应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并加强合作，逐步推进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试论亚洲汇率制度的选择[D]. 陈小凡. 西南财经大学. 2001
[2]. 贸易发展、金融发展与货币国际化[D]. 刘崇. 吉林大学. 2007
[3]. 试论我国汇率制度的选择[J]. 周宇. 世界经济研究. 2002
[4]. 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稳定问题研究[D]. 郭萍. 吉林大学. 2009
[5]. 试论人民币汇率对中美关系的影响[D]. 潘伟. 复旦大学. 2011
[6]. 试论东亚汇率制度协调[J]. 王雪磊. 国际金融研究. 2003
[7]. 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的政治分析[D]. 栗志刚.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8]. 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问题研究[D]. 范盱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9]. 东亚汇率制度特点及其定位[J]. 林祖乐. 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10]. 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前景分析与理性选择[D]. 黄娜. 天津财经学院.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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