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生活关系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反思
王 赫，章荣君
（南京理工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都是外部灌输的方法，这类方法的使用并不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益，有时还会产生逆反心理。从教育与生活关系的视域来看，不妨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弥散于受教育者的生活中，这样通过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融合于受教育者的生活，使他们在生活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久而久之，受教育者在“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下，必然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仅达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而且大大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益。
关键词： 教育；生活；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一、教育与生活关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吸纳教育与生活关系的基础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呢？让我们先从杜威和陶行知谈起吧。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看到美国当时的教育已经严重脱离了社会生活，他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观点。杜威说“学校是社会的雏形。学校不可孤立，必须与家庭社会及自然环境和社会机构等密切联系。”[1]（p397）其主要思想在于：教育不应该成为生活的知识储备手段，而是受教育者的生活过程。学校的课程设置不应该借助各种符号向受教育者灌输各种学科知识，而应该从生活经验开始，受教育者在各种生活经验中获取知识，从而能够适应环境，并从实际的生活中发现问题、思考并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路径，这样不仅能够使受教育者能够适应社会环境，而且能够掌握学习的能力和方法。
杜威看到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与偶然的环境教育、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双重隔离，这种隔离无疑把教育与教育对象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教育功效的发挥，而且这种僵化的教育形式必然带来教育的机械与呆板，针对这种情况，他从实用主义哲学观出发，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观点，事实上就是“试图消除上述的双重的‘隔离’状态，而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途径是使学校社会化，即学校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学校不能与社会完全分开，在学校必须呈现、净化和简化现实的社会生活。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低估，它是促进社会进步及社会改革的基本方面，理想的学校应该起到调节个人和社会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2]（p43-44）
作为杜威先生的嫡传弟子陶行知则在其导师“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活即教育”。陶行知这一教育理念的提出适应了当时动荡的中国社会推进教育改革的需要。他反对王阳明提出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观点，并扬弃了杜威“从做中学”的思想，认识到“教学做合一”源于“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教学做合一”下的师生以一种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的身份融入整个生活教育中。[3]在陶行知看来这样培养的学生不仅具有生活的能力，而且具有合作的生活。他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的教育远离生活，远离实践，教育成为被禁锢在学校里的单一的知识传授，“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长期以来中国教育最为真实的写照，于是乎“先生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4]（p594）陶行知进一步认为传统教育把学生关进书本、课堂和学校里，这样就会磨灭了本该通过教育发展出的“生活力”“创造力”，教出来的学生成为一潭死水，毫无活力和创造力可言。因此陶行知深刻地指出传统教育是一种“吃人的教育”，“教学生吃自己”“教学生吃别人”。[4]（p612-613）因此陶行知在对传统教育深刻批判和反省的基础上，认为“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活即教育’”。[4]（p246）在陶行知看来，人类的生活就是教育，自从人类有了生活就有了教育，教育贯穿于人类的始终，教育与生活是一刻也没有分离。“自有人类以来，便是人人过生活，人人受教育。自然而然的，生活是普及在人间，即是教育普及在人间。”[4]（p247）而传统的教育生硬地将教育与生活剥离开来，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一种悲剧。“几乎把全国中才以上的人都变成了书呆子了，都勾引进伪知识阶级了。”[5]（p148）因此陶行知完整地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系统的生活教育理念，反对脱离生活和人生实践的传统教育，倡导教育回归到生活中去，教育与生活融为一体，按照陶行知自己的话说：“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4]（p24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了“社会即学校”的论断，因此他主张教育要向大自然和社会中延伸，人与人之间的主体性交往即为教育，“这种学校是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学生都是同学。”[4]（p594）就此而论，其与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表现出对传统教育的深刻反省与智慧觉醒，是把教育再次拉向活生生的人的真实体验的“生活世界”中，以人的自然体验、社会体验和自我体验为主要的表达主题，才能够获得教育内在动力和永恒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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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无论是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还是陶行知提出的“生活即教育”，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教育与生活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脱离生活的教育无疑是折翼的小鸟，怎么也无法飞得更高更远。杜威是针对美国教育脱离社会生活，脱离儿童生活的弊端提出的，也是针对教育没能融入儿童生活的弊端提出的。他要求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儿童的生活相结合，同时教育要直接参与儿童的生长过程之中。在陶行知看来，社会是育人的大学校，人类从生活中即获得各种教育，生活是教育的源头与本真内容，生活无处不在因而教育也无处不在。可见无论是杜威还是陶行知，两者都看到了教育与生活之间积极共生的关系，这种积极共生的关系使教育不能成为脱离生活的孤魂野鬼，而应该成为生活的恩爱伴侣，两者谁也离不开谁，离开鲜活生活的教育必然导致死的教育，这样的教育一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然缺少朴素性、丰富性和灵动性，成为培养吃人社会的工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则是其最为真实的写照；而离开教育的生活也必然缺少价值性、引导性和规约性，生活往往得过且过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一事无成，甚至会离经叛道堕入深渊。
其二，实践教育法，就是教育者组织受教育者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思想素质和认识能力的方法。[8]（p116）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也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但是整个社会的异质性和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受教育者在实践中往往并不能真切地体验到真善美，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实践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检视
从前述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作为政治社会化手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无疑是通过各种方式和方法来增进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和认同度。当我们再次深入到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我们发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就是教育主体与客体之间为了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任务而采用的一切方式方法的总和。当我们对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时，不妨对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较为全面的回顾和检视，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有：其一，理论教育法，就是有计划有目的地灌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使教育对象树立符合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我们现有的这种理论教育方法更多的是通过课堂的讲授来获得受教育者的认同。然而“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因此理论教育方法虽然被广泛使用，但是在实际的传授过程中，效果并不一定很明显。这不仅受到受教育者本身文化水平的限制，也取决于教育者的教学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知识丰富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为什么我们倡导生活化或者说是生活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可行的呢？这个问题可以从人的思想道德形成的规律性来探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在学术界往往有两种论争，一种是外因论，这种观点认为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是受到环境和教育因素影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从外部灌输，从而使受教育者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操守；一种是内因论，认为人的思想品德是由人的内在因素决定的，人的思想意识、行为习惯等等往往受到人的内在因素的影响。[11]然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12]（p302）因此我们不能片面地将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归因于某一个方面，而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一般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7]（p357）而最为常见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则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特定政治符号的刺激、大众传媒的宣传引导、社会政治组织的规约和一定的政治实践活动，通过这些途径，往往是促进“自然人”成长为“政治人”的一个过程。[7]（p360-363）
阿尔蒙德和鲍威尔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它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物。”[6]（p91）按照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的分析，“任何政治结构，甚至任何政治活动形式，都可作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一个动因而起作用，为公民提供信息，暗示的也好，明示的也好，影响他们的政治行为倾向。”[6]（p101）因此，他们认为公民社会化或者说直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有：作为社会机构的家庭；共同体、聚居区和同辈集团；教会；学校系统；工作场所；正式组织；大众传播工具；作为专业化的政治输入结构：利益集团和政党；专门输入结构：立法机关、行政机构和法院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果以及促成精英人物的社会的亚文化和角色社会化。[6]（p101-122）
1996年，年仅18岁的郑全意考进工商昌平分局，在食品市场监管行业一干就是17年。在工商战线上，他是同龄人中第一批入党的，也曾是最年轻的基层副所长，是全市工商战线岗位练兵专业大比武的第一名。
至此，按照教育与生活的这种关系，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妨采取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弥散于受教育者的生活中，这样通过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融合于受教育者的生活中，使他们在生活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久而久之，受教育者在“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下，必然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仅达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而且能够大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益，也即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通过生活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
其三，自我教育法，就是受教育者按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要求，通过自我学习、自我修养、自我反思等方式，主动接受科学理论、先进思想理念、社会活动规范，提高自身思想认识和道德水平的方法。[9]（p225）自我教育法的前提是受教育者具有很强的自我约束能力，是受教育者在知情意行上能够有效地规约自我，使自我的知识、能力和思想境界不断地得以提升，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刺激着人们的谋利冲动，人们的自我约束能力很容易被利己主义的洪流所冲刷，自我约束的伦理道德甚至法律法规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
式(5)～式(9)中：A*为临界截面面积，m2；p0为滞止压力，MPa。由pt/p0的值，查气体动力函数表，采用线性插值计算为
其五，比较鉴别法，通过对若干个人和事的属性和特点进行比较和鉴别，从而使受教育者能够循着正确的方向来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当然是有比较才有鉴别，然而问题是通过比较和鉴别就一定能够使得受教育者崇德向善吗？
其六，咨询辅导法。教育者给予受教育者咨询和指导，从而对其心理和思想上产生启发和引导的作用，进而提高其思想政治认识水平。这种咨询辅导仍然是一种外在的干预方法，从而使得受教育者被动地接受，如果一个善于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咨询师，往往能够通过循循善诱的方法，将受教育者引入正确的轨道上来。否则，也有可能适得其反。
就外部因素来说，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往往受到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影响。这些环境的因素包括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经济条件、社区环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组织影响、大众传媒以及非正式群体之间的交往等等，所有这些外部因素通过思想传播、价值倡导、道德规范等手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受教育者，通过点滴的渗透转化为他们的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因此一个人的行为和道德品质往往只有将其置身于当时当地的情境中来考察才有实质的意义，脱离了当时当地的环境来谈一个人的思想品德也必然陷入僵死的教条中。因此，“人的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的外部制约过程是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品德的决定作用和人对社会环境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以社会实践为中介而构成的双向互动过程”。[9]（p120）而当我们谈到的这些外部环境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生活给予了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形成的社会条件和生动的实践过程。因此从外部环境来说，生活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最为本真的意义，让受教育者浸润其中，通过其强大濡化作用，使璞玉浑金熠熠生辉，从而昭显出赫赫神采。
三、生活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合理性
绿地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效,因此要计算出徐州市绿地对住宅的平均最大影响距离．基于634个住宅样本和16个公园绿地,借助SPSS软件对住宅单价和住宅至最近公园距离进行二次曲线拟合．假设房价为Y,至最近公园的距离为X,拟合结果为
其四，榜样示范法，就是通过英模塑造进行典型示范或反面的警示训诫来提高思想认识，规范人们行为的方法。因为“大多数人类行为是通过对榜样的观察而获得的。”[10]（p6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量的英模塑造和反面的警示训诫往往在当时能够起到很好的警示和引领作用，可榜样并没有成为受教育者与生俱来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正如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经济与社会》中明确指出，魅力型的权威体系往往是不稳定和不可靠的，因此也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质疑。而榜样示范就如同魅力型的权威一样，也是非常不稳定的。
检视以上六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方法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它们都是通过外在方法来灌输给受教育者各种理论、理念、价值和思想等等，而不是通过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影响，因此在日常教育中必然显得非常生硬，无法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另外，这些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无疑都是与生活相隔离甚远，从而剥离了生活与教育之间关系，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外在的力量导入到受教育者的心脑中，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将受教育者要接受的理论、思想和价值真正地内化于他们心灵深处的种子，并能够在其中生根、发芽，从而成长为参天大树呢？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些方法外在的灌输又如何成为浸润心灵，而真正使得受教育者感受到沁人心脾呢？因此我们倡导在教育与生活关系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一种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
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过程往往是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通过不断的内化过程而积淀起来的。这一过程往往通过经历了从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一个完整的心理活动过程。而这一过程往往是从最初外在的道德输入——道德内化——道德外显的一个闭路循环系统，这一循环系统通过知、情、意、信、行的五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又相互强化，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再从平衡又发展到不平衡，如此循环往复，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逐渐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质变到量变，又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而最终在主体心中积淀为稳定的道德价值观。从表面上来看，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只是受教育者心理活动和道德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似乎与我们前文所述的生活没有关系。其实则不然，所有心理活动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正是因为现实的生活能够折射到受教育者的大脑中，因而才会有知、情、意、信、行五个方面能动的反应过程。这一能动过程不仅没有脱离生活，更是生活的真实反映和客观写照，是生活在人们心理活动中的活生生的镜像。
ORNL的卷对卷技术证明，该方法可用于大规模生产下一代复合材料的涂层纤维。此自我感知复合材料可由可再生聚合物基质和低成本的碳纤维材料制成。
由此可见，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基于教育与生活关系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程度的契合性。因为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过程是一个输入——转换（内化）——输出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源泉仍然是生活，生活无处不在，因此人道德品质的形成无处不体现于生活，根源于生活，又无处不作用于生活。而基于教育与生活关系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来看，我们需要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如理论教育法、自我教育法、榜样示范法等等各种方法进行彻底的反思，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化到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之中，改变传统的生硬填鸭式灌输方法，通过生活来发展受教育者的认知，通过生活来陶冶受教育者的情操，通过生活来滋润受教育者的心田，通过生活来磨炼受教育者的意志，通过生活来坚定受教育者的信念……如此这般，让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交给生活，让受教育者在生活中臻于完美的品格和理想的道德人格。
“何妨临风对花，抑或幽人如玉？”石警官哈哈一笑，“相见恨晚，一见如故，就请刘先生自选地点，让石某一饱耳福。”
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融入受教育者的生活中去，而不是生硬地强加给受教育者，通过点点滴滴的生活使受教育者切身感受到来自主流价值观的温度，使受教育者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接受者思想政治教育，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我们不妨把这些核心价值观通过某种方式融入日常生活，使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如同人们过日子一样，需要生活就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如同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如此这般，那么受教育者必然会浸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通过濡化、吸收、同化的作用，最终必将与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可见，应该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弥散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人们通过生活教育引起内心的共鸣，从而获得启示，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浸润和渲染，必将内化于受教育者心灵深处的价值积淀，当达到一定的能量积累时，必然会外化为其自身的行为，从而强化了受教育者的价值认同，升华了其本身的道德价值观。更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而这一过程并不是生硬地外在灌输，而是从日常生活中自然习得，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通过受教育者在生活中的切身体验来增强价值认同，其功效无疑是外部灌输无法企及的。其实这就是基于教育与生活关系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一种创新，其核心要义让人们在生活中获得教育和启迪、体悟价值、内化价值，从而付诸行动。这样使思想政治教育既不显得生硬，也能够弥散于人们的生活而无处不在，时时受教育，处处受教育，由此各种价值理念、思想理论、法律法规、伦理道德等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无时无处不存在于生活之中，如同春风化雨一般，受教育者自然就接受了。
四、结束语
无论是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还是陶行知提出的“生活即教育”，虽然两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在教育和生活的关系上，两者一致认为教育本身并不能脱离生活而成为孤僻的老人，教育和生活是一对永恒的人生伴侣，因此需要从生活中教育，从教育中生活。以此来检视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无论是理论教育、实践教育、自我教育、榜样示范、比较鉴别还是咨询辅导，其共同的问题都是脱离生活来生硬地灌输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事倍功半，甚至会使受教育者产生抵触情绪。基于教育与生活关系的考量，就必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散布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让人们在生活中即可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方式不仅使受教育者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内化于心，增进认知，陶冶情操，磨炼意志，坚定信念，从而付诸行动，而且能够在生活的实践中臻于完美的人格和理想的道德品质。由此看来通过生活教育的方式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其他任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无法比拟的优势。因为“生活教育重塑了生存、人生的可能性并引导人趋于新的生活、新的人生的开拓。恰恰也只有通过生活教育积极、向上、健康的引导，人才能真正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获得人的崭新意义、鲜活经验以及品格和能力，从而真正完成从自然的、物种的人向社会的、文化的人的深刻转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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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9）05-0171-05
作者简介： 王赫（1981—），女，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助理研究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章荣君（1973—），男，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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