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会计进展的绿色GDP前景分析_环境污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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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22.1 文献标识码:A

2006年9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推出了《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研究结果表明:2004年,全国环境退化成本(即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CDP的3.05%。而如果算上相关污染治理成本,GDP还应下调1.8个百分点[1]。无疑,这是迄今为止我国GDP核算研究最新、最权威的研究结果。对此,国家环保总局表示,正在着手准备把绿色GDP纳入相关干部考核指标体系。

但从另一方面看,2005年以来,学术界对绿色GDP研究取得进展的可能性及其政策应用前景普遍表示怀疑[2~5]。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绿色GDP研究的新进展以及如何评估未来绿色GDP的应用前景成为一个值得我们认真讨论的问题。

一、在观念创新与政策实施之间的绿色GDP

(一)绿色GDP的政策背景

目前,我国对绿色GDP的核算需求较为迫切。2004年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GDP约占全世界GDP的4%,但却消耗了全球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2003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为680亿吨,居世界第一,氧化硫排放量为2159万吨,居世界第一;而2005年初,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却只位居第133位[6]。据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超前透支获得的,这说明我国资源型产业占了主导地位,当前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明显的资源消耗和投资拉动色彩[7]。

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绿色GDP核算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就进一步显现出来。可以说,绿色GDP概念的提出,成为贯彻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新发展思路的一个切入点[8]。

(二)绿色GDP的政策含义

一方面,绿色GDP克服了传统核算理论的不足,更加全面地反映了经济发展状况,有利于客观地评价发展绩效;另一方面,绿色GDP的实践有利于制定促进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公共政策,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

1.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可以有效地监测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有利于政府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加强资源利用的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

2.更好地保护资源与环境。把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失合理计入经济发展的成本中,可以避免少数单位或个人不合理攫取或损害公众利益,从而有效地保护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

3.树立和引导形成正确的政绩观。在传统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引入绿色GDP评价指标,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政府官员为了单纯追求GDP规模而不惜代价破坏资源环境的情况,有助于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

4.促进可持续发展,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将自然资源耗减与环境污染损失纳入经济发展成本核算过程中,会激发政府和各经济主体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积极性,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地方和谐社会建设。

(三)绿色GDP的政策推动

从2004年第三季度开始,在政府机构的全力推动和学术机构的配合下,我国绿色GDP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其中,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成立的绿色GDP课题组(国家发改委和林业局相继加入)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突破性。

归纳起来,国家统计局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9]:(1)专门设置了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并制定了核算方案,试编了全国土地、森林、矿产、水资源实物量核算表;(2)对全国的自然资源进行了实物核算,为实施绿色GDP核算创造了数据条件;(3)与挪威统计局合作,编制了中国能源生产和使用账户,测算了8种污染物的排放量;(4)在黑龙江、重庆、海南等省市分别进行了森林、水和工业污染损失核算等试点工作;(5)初步建立了中国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所做的工作主要有[10]:(1)与国家信息中心合作,开展建立国家中长期环境经济模拟系统研究以及环境经济投入产出核算表;(2)开展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的研究;(3)从2004年开始启动开展全国环境污染损失评估调查,为环境核算工作提供调查基础和平台;(4)与国家统计局共同对能源、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实物量”的增减进行统计。

2006年9月,在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最终推出,这是我国近几年由政府部门主导进行的绿色GDP核算研究的最新进展。

二、对绿色GDP新进展的核算剖析

(一)绿色GDP的数据需求

绿色GDP是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的核心指标,从SEEA生产核算的角度看,绿色国内生产净值=国内生产净值-生产中使用的非生产自然资产。其中,生产中使用的非生产自然资产包括非生产经济资产耗减和非生产自然资产退化两项内容。

显然,计算绿色GDP的关键就在于从GDP指标基础上扣除非生产经济资产的耗减和非生产自然资产的退化两项数据。其中,GDP核算在我国已比较成熟,数据准备不存在什么问题。核算上的困难主要源自对扣除项的处理上:SEEA中所指的非生产经济资产耗减包括因产权不明、没有市场价格等因素无法纳入传统国民经济核算各种非人造资源的耗减价值;而非生产自然资产退化则更为抽象,它是指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空气、水、土地、森林等生态服务资产的损失。

目前条件下,对这些扣减项的核算还很难实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统计方法还不成熟,目前还没有一个国际社会公认的、成熟的、操作性很强的核算方法;二是我国对资源和环境的存量与流量的统计基本还是空白,有关资源环境价值、污染损失等基础核算信息数据尚难以获取。

(二)基于核算框架的绿色GDP新进展评价

《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指出,完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至少应该包括五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和两大项环境退化成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但由于基础数据和技术水平的限制,该核算只是计算了环境污染损失,没有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而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又包括20多项内容,但由于同样的原因本次核算也仅涵盖了其中的10项,诸如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关键内容都未被涉及[11]。

我们可以把这次核算的数据准备情况做一归纳,如图1所示。其中,有数据基础的用(√)表示,暂时无法得到数据的用(×)表示。

图1 《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的数据准备情况

如图1所示,此次公布的绿色GDP核算的数据基础尚很不完备。具体说来,此次核算中,资源耗减成本在本次核算中基本未被考虑,而占GDP3.05%的环境退化成本也只是绿色GDP核算所需的全部环境退化成本中的一小部分。显然,这样的数据基础不足以支持我国绿色GDP的全面核算。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公布的绿色GDP核算结果只是我国绿色GDP核算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中间成果,距离形成完全意义上的绿色GDP数据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三、绿色GDP的核算前景:技术问题与应用问题

(一)必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及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的可能性

如上所述,要得到真正的绿色GDP,我们的数据准备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数据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今后绿色GDP核算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将无从谈起。从核算理论上讲,我们认为以下三个问题是绿色GDP核算必须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1.资源环境产权界定问题。SEEA中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账户所涉及的和环境相关的产权净收益和非生产性资产消费的估算,要求产权界定要清楚,否则,核算产权的成本和收益就失去了制度依托。

显然,只有解决了资源环境产权界定问题,资源环境才有了定价的基础。从世界范围上看,除了已探明、确定归属的自然资源,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产权归属确定十分困难。我们认为,这一技术问题在短期内很难得到解决。

2.资源环境的定价问题,这是绿色GDP核算中的一个世界性难题。原因在于有的资源产品几乎没有市场价格,而有的即使有市场价格,也并不能真实反映其实际价值;环境退化的定价就更为复杂,涉及到国际、代际等多方面的复杂关系,从目前的技术手段上讲难以全面估量。

尽管中国在自然资源核算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某些领域如森林核算等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多并且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资源环境的估价方法、统计制度整体上仍处于引进和消化阶段,资源环境估价仍任重而道远。

3.资源环境损失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性问题。比如工业污染引发的生态破坏和健康损失要在污染发生之后逐渐显现,同时,环境污染一般存在外部性,施加污染与承受污染的地区可能存在空间上的错位,这两种情况造成了某些资源环境损失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的情况,给资源环境核算带来了新的困难。

中国目前已经开展了几次较大规模和较为完整的环境产业调查,为核算资源环境的损耗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从公开的文献看,环境产业分类还很粗略,资源环境的外部性尚未被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绿色GDP核算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还不足以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步问题。

(二)政策含义理解上的误区以及政策应用应把握的原则

误区一:把绿色GDP核算与环境经济核算等同起来,认为要反映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首先就要计算绿色GDP。其实恰恰相反:绿色GDP核算离不开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的建立,只有整个体系完善了,绿色GDP才有了核算基础,它们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不能把全面反映经济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希望寄托在绿色GDP身上。

误区二:认为只要有了绿色GDP,就可以制止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的行为,从而解决环境问题。其实,想通过核算绿色GDP来制止这些行为的发生是有问题的——绿色GDP本身并不包含一种自动保护资源与环境的内在机制。我们说,相对于账户核算意义上的绿色GDP来说,要制止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改变经济行为本身。

误区三:认为只要有了绿色GDP,就一定可以客观、公正的考核政府官员。从根本上说,绿色GDP核算是以GDP核算为基础的,但GDP不能反映非市场经济活动、不能反映社会福利等缺陷仍不可避免的表现在绿色GDP上。如果说GDP指标作为政府官员的考核,有被夸大的危险,那么绿色GDP也同样存在这个弊端[12]。显然,在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任何统计指标都有可能被人为浮夸,可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用什么指标,而是用什么样的考核制度。

鉴于以上种种误区,政府绿色GDP的政策应用中,应该着重把握好以下的两个原则:(1)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要懂得环境保护的好坏,不在于是否核算了绿色GDP,而在于发展观是否科学。(2)建立多元化的考核指标体系。试图用绿色GDP一个指标,来解决所有问题似乎是不现实的。在考核中不仅要考虑绿色GDP经济指标,而且要考虑社会、人文、科技等多方面的指标。

四、简要的结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我国绿色GDP核算的数据基础仍较为薄弱,核算中的大多数数据尚无法取得,这使得目前的绿色GDP研究进展只能是一个阶段性中间产品;(2)政策推动下的绿色GDP核算更多地是处盂由观念创新到政策实施的过渡阶段,各政府部门为推动绿色GDP核算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攻作有利于我国绿色GDP核算的进一步发展;(3)在技术层面上绿色GDP核算目前还面临着很多难题,应逐步完善我国的资源环境评价体系,为绿色GDP核算提供更理想的数据基础;(4)在政策应用层面上,必须把握好绿色GDP的应用尺度和原则,以防止绿色GDP陷入政策理解上的种种误区,切不可把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全寄托在绿色GDP这一单一指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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