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整体性视角——从一种“新发展观”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整体性论文,发展观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当人类的交往不够发达时，特别是当许多人类群体处于封闭状况时，不同民族的发展差异是不能为人们深刻认识到的，从而不大会触动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对于山地部落来说，山就是山，自然无奇。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航海民族是怎样过日子的。对于闭关锁国的专制国家的臣民来说，皇上就是皇上，习惯使然。他们很少考虑，也不想考虑没有主子发号施令的生活是怎样一回事。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和商业的展，民族间的重重壁垒逐渐被打破，迫使一些曾闭关自守的国家打开门户，奉行开放政策。这就使人们能够对不同的文化模式进行比较和评价。民族间的巨大差距便展现在人们面前。认识这种差距对于落后民族来说是痛苦的，但也促使他们萌发改变现状的要求。于是，经济、政治及文化落后的民族如何步入现代社会的问题－－发展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了。
当代中国的改革问题说到底就是发展问题，就是为如何改变中国的不发达状况而提出来的。
一
关于发展问题，有两种理论：其一，以经济增长为准，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为指标；其二，以社会－人的综合发展为宗旨，以文化价值为尺度。简言之，前者直接指向物，后者则指向人。
诚然，经济增长终将给人带来福利。这里无强人之意，硬说第一种理论完全忽略人。但是，它的直接性目的或基本着眼点毕竟落在“物”上。
第二种理论所追求的是社会整体的进步，从而表现为一般文化价值的全面增值。它包括经济增长，但不归结为经济增长。它还要求社会其他非经济方面也获得相应的发展。发展的问题是一巨大社会系统工程的问题，意味着全面的社会变革，不仅变革经济，而且触动政治、思想等一系列相关领域，触动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
对于上述两种理论如何评价？哪一种主张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当代发展问题专家弗朗索瓦·佩鲁在其《新发展观》中阐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一方面批判了经济增长论，指出这是一种唯经济（经济主义）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另一方面要求把发展问题放到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理解，要求赋予发展概念以更丰富的涵义。
佩鲁认为，发展的核心问题不在于物，而在于人，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人本身获得全面发展。“必须牢牢记住，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个人的发展和自由能够在每个人所赞成的和在其各种活动中所感受到的各种价值范围内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
这里的人不是孤立存在着的，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各种矛盾关系。“可以用‘冲突－合作’这一术语来说明它们同时存在于一种‘相互联结’之中。”（同上书，第105页）因此，人是社会的人，生存于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中；人的发展必然是社会结构的演变。
同时人又是一定文化传统的承担者，而每一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形态。因此，一定时代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人的发展自然要引起文化系统的变迁。
可见，这里对发展的理解是多方位的，即把发展概念同人、社会结构、文化系统联结起来。在这种联结中体现了一个重要的原则－－整体性原则，即发展是社会－人的整体性进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9年在厄瓜多尔举行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便是“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发展观念。这表明从整体性角度来研究发展问题，研究落后民族如何现代化问题，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趋势。这对于以往主要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为中心课题的传统研究方式来说，无疑是一种变革。“由各种不同思想流派所促成的这一运动，不仅消灭了‘经济主义’，批评的矛头也直指那种狭隘的经济体系，这种体系是以市场机制取代行为者的活动和决策。”（同上书，第15页）这种研究方向上的变革，保证了当代发展问题研究能够更深入地进行下去。它要求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涉及整个社会结构；不仅谈物，而且谈人，谈文化价值。
弗朗索瓦·佩鲁是这一研究思潮的重要代表。在其著作中，处处可见关于发展问题的整体性构想。他指出，经济分析必须同作为理性和道德的实体的人发生关系，“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在文化因素起着决定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种经济与社会角色到处都会无能为力。”（同上书，第19、168页）
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弗·佩鲁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只见物不见人，只谈经济不谈文化的“经济主义”观点。指出那些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物和物质对象上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是不会成功的。“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尽管有最为机灵巧妙的智力技艺。”（同上书，第165页）这就把对社会－文化背景能否加以把握看作经济发展或经济改革能否成功的前提。
二
中国的改革已有十多年了，其间可谓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今天已有必要对这一过程作认真的回顾和深刻的反思。当我们在思索过程中阅读弗·佩鲁的著作，不免有共鸣之感，尤其是对他关于发展的整体性阐述感触颇深。
中国的改革也面临着这样的抉择：增长或发展？是一味追求经济上的增长，还是力图获得社会整体的发展？当然，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只问经济不问其他，承认自己作了片面的选择。然而，在中国改革的实际过程中，我们却常常看到“经济主义”（借用弗·佩鲁的术语）的倾向。同时，我们也看到经济主义的善良愿望是如何陷入许多非经济问题的泥潭中的。经济主义起初想回避许多令人懊丧的非经济问题，一厢情愿地希望经济能够在一种比较纯洁的境况中获得发展，可后来总不由自主地撞在这些非经济问题的礁石上，总与这些问题纠缠不清，常常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关于我们在增长或发展问题上的具体抉择可从两方面看：其一，从认识上看，即我们是如何分析国情，如何设想发展目标的；其二，从实践上看，即我们是如何从事改革，如何提出以及如何执行改革方案的。
在对国情的评估上，我们较着重经济上的落后状况，而较少指出我们在政治上也存在着不如人意之处。我们只看重强调物质方面的条件，如人口过多，工业基础较差，商品经济不发达，十亿人中有八亿人搞饭吃；很少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作出深刻的分析。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的国情分析见物不见人。
这种国情评估，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方便说法，未尝不可；但如果作为深思熟虑后的正式表述，则未免有些简单化了。因为，所谓“国情”，不仅包括国家的经济情况，而且包括国家的政治状况，以及人民的文化心理状况。国家的主体不是物，而是人，是处于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各种关系中的人。国家的基本情况应该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有机整体的情况。
马克斯·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史的过程中，也曾提出了一条整体性分析的思路。他认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或新的生活方式之所以能产生，既不能仅仅归结为精神方面的条件（规范性因素），也不能仅仅归结为物质方面的条件（制度性因素），而是取决于多种因素的，既要有物质的基础，也要有赖于新的精神气质的产生，此外还要有相应的政治结构作为保障。可见，韦伯不赞成历史单因论，而主张对历史现象采取多种视角，分析其多种原因。这种方法从根本上说体现了一种整体性思路，即把社会看作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因而要揭示这一整体，就必须从多种角度出发，并把它们联结起来加以把握。韦伯的这种方法或整体性思路对于我们今天分析国情来说，无疑有借鉴意义，即要求从多方面（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来揭示和把握我们国家现实的整体性状况。
因此，分析国情，不能仅仅盯着经济，还要关注政治和文化心理。而这后一方面对于我们这个有着“悠久”传统的民族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民族在政治和心理上背了特别深重的包袱。政治积弊和传统观念对今天改革的消极作用绝不亚于来自经济方面的制约作用。
政治，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一直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从世界史范围看，中国的封建专制时期最长，封建官僚体制也发育得最充分。国家权力高度集中，政府机构高度组织化和系统化，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控制是全面的、有效的、政府官吏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角色。两千年来，作为农业国的中国在农业生产技术上并没有多大发展，清朝农民在耕作方式上比他们的汉朝先祖高明不了多少。如果说生产方式有变化，这种变化也主要不是质的方面的变化而是量的扩张，即开垦了更多的荒地，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但是，在这期间，政治领域却发生了多少变化，爆发了多少战争，更换了多少朝代。如果历史以是否变化为尺度的话，那么中国封建社会史似乎也可以说，主要不是生产发展史，而是政治斗争史，政权不断更迭史。尽管政权的性质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但政权的形式则处于不断变化中。这也就是中国古代正史诸如《史记》、《资治通鉴》等所记述的主要内容。
即便到了近现代，中国舞台上最重要的剧情多半也是政治问题。中国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没有经过工业革命，商品经济不发达，企业家阶层始终没有成为社会的主要角色。简言之，现代意义的经济活动没有能构成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旋律是政治革命。然而，中国近代革命不是起因于本国逐渐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封建制度的冲突，而是起因于民族危机，即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这种民族矛盾迅速转化为国内矛盾，即人民大众同封建官僚统治阶级的矛盾。这种阶级矛盾又具体表现为民族先进分子及其武装力量猛烈反抗腐败政府的暴政。武装斗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大特色。1949年，国内战争结束了，但政治斗争没有结束。“政治挂帅”、“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构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新中国史的重要内容。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共产党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将不再搞以往那种政治运动了。这无疑是一可喜的进步。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多年形成的政治制度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是不可能通过某个决议就一下子能改变的。尤其是附生于旧政治体制上的某些既得利益者总会有意识地阻碍和延缓这一转变过程。
总之，不论古代还是近现代，政治问题始终是我们民族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国情的一个最基本的方面。
当代中国不仅背了政治历史包袱，而且还背着相当沉重的文化心理包袱。世界史上，曾有五大古代文明，唯独中国文明几千年延续不断，可谓是长寿老人。这种长寿一方面表明他有很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他苍老的身上难免留有许多僵化的东西，这是在往日岁月的浊流中长期浸泡淤积而成的。此种僵化性在这位老人的心理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负担是非常沉重的。
突出的一点就是中国文化老人的心理倾向是朝后的，这位老人过去很辉煌，有一阵子可了不起哪，四邻都赶不上他，但到后来就大大不如人家了。可是这位老人自尊心还特别强，放不下架子，和别人说起话来专拣过去的讲。这也难为他了，眼下这副穷困相有什么好谈的，只有往日的事功还可张扬张扬。新调子唱不来就只好哼哼老调子啰。
自尊心这种人的自然情感在近现代一部分中国人身上表现得很突出，也很特别，因为它常常与一种内在的空虚感或自卑感联系在一起，勿宁说是一种虚荣心。这些人的自尊心并不是真正建立在对自己现实力量的乐观估价上，而是基于这样一种精神状况：最初起于一种对自己现实力量深感不足的缺憾，而后有一种阿Q式的自我排解意识，促使他们转而向布满尘封的过去去寻求某种替代品，以使自己又能够在别人面前骄傲起来，至少能够在自己的心理上保持一种意念上的优越感。可现实毕竟不如人意，一看到眼前的东西，不免会有一阵阵揪心之痛，没办法，只好靠闭着眼不看或只朝后面看来使自己保持一个好情绪，保持一种只能对自己说得过去的自尊心。因然从保存的价值来说，越古老的东西越贵重，但从开拓的角度来看，越新的东西越有生命力。
近代以来，我们老大民族这种偏好向后看的文化心理倾向，较为典型地表现在所谓的“国粹派”的学说中。面对先进的西方文明的挑战，他们总爱弹起我们是五千年文明古国，是礼仪之邦的调子，并愤愤不平地说，你们这些大鼻子很得意的许多东西没有什么了不起，咱们老祖宗早就有啦，甚至好多了。还不止这些呢，咱们还有许多没给你们看的好东西嘞。这使我们想起阿Q说的话，“我们祖上可比你们阔多啦。”
诚然，对物的分析较容易，而对人及其文化背景的理解很难用三言两语打发了事。物质的东西有形可见，可通过直接描述而陈述给他人。文化心理无确定形态，要陈述给他人，直接描述是不够的，还必须运用一定的解释系统，从而表现一定的价值取向。政治问题是非中立的，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对于同样的问题，不同的利益集团会作出不同的评价。尤其是政治上的统治附层或官吏集团属于既得利益者，因而对许多问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态度，总是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各种带有倾向性的规定。较之于物质经济活动来说，文化心理和社会政治属于更为复杂更难以把握的领域。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人们或许可以拍拍脑袋说上几句大大咧咧的话，或曰富、或曰穷；但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结构的状况，就很难以一言以蔽之曰如何如何，而需要作认真和深刻的剖析，甚至会触痛剖析者本人的神经。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有现实的眼光，而且要具备深厚的历史感以及能够超越自身特殊利益的宽广胸怀。
另外，在对发展目标的设想上，也存在着偏重经济指标的现象。一谈到我们就要实现什么目标时，马上就会有人告诉你，到某某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将会达到某某数目的钱，并且十分认真地把这笔钱按美元计算以与国际水平相比，按不变价格计算以与今日水平相比。仿佛中国人的明天比起今天只是手头上多了一些钱。这里只有单一的经济指标，而没有其他方面的指标，没有综合性社会指标。人们津津乐道的只是我们的口袋里将有多少钱，而很少问及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和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这种目标设想与前面提到的国情分析是密切相关的。两者在逻辑上的承继关系，目标设想是以国情分析为出发点的。既然中国现状归结为一个“穷”字，那么中国未来发展理应指向一个“富”字。然而，两者的问题是一样的，都是“经济主义”的，都是对社会有机整体作了机械的割裂。殊不知中国现状的穷是同其他方面的落后密切相联系的，同样，中国未来的富也必须以社会其他方面的进步为条件。社会是一有机整体，各个方面相互制约。没有其他方面的改善，经济状况也不会获得根本性好转。
经济收入状况固然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但不是唯一尺度。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除了经济尺度外，还需要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尺度，还需要看一看它的政治体制合理不合理，文化建设充分不充分。即不仅要衡量它在人与物的关系上获得多大进展，还要衡量它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获得多大改善。如果有这样一个社会：官僚主义横行，教育状况落后，人民文化水平很低，社会成员既不能普遍地负有责任地参与政治，自觉介入民主化进程，也不能保证有合理的经济行为，其经济活动多为短期行为而少有长期意义，过多考虑眼前消费，而不注意积累和投资，热衷于在流通领域倒进倒出，而对真正创造财富的生产领域没有多大兴趣。那么，你就既不能指望这个社会的整体能获得很快发展，也不能指望它的经济能独自获得稳定持久的增长。
经济的增长只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它的充分条件。单纯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导致真正的发展。不注意改善社会其他方面的条件，一味追求经济速度，或许能造成一定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非常有限的，并不能导致社会的真正进步。借用弗·佩鲁的话说，这只是一种“无发展的增长”。
三
在改革的实际进程中，也存在着偏重经济的现象。改革被看作主要是经济领域的事，纵然也承认需要进行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改革，但这只是被认作经济改革的附属物。大致可以说，这些年来的改革过程也就是各种新经济方案和新经济政策不断出台、不断被贯彻，同时也是不断碰到各种各样麻烦的过程。
重视经济改革本身没有错，但问题在于能否把经济领域的改革同其他领域的相关反应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如果提出的改革方案只问经济上的事，而对它在其他领域可能引起的反应不予充分考虑，那就失之于偏颇，就会在实践中碰到许多始料不及的现象。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领域紧密相联，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里，不存在与其他领域无关的纯粹经济现象，不存在纯粹的经济市场和纯粹的经济人。中国的改革最初从经济领域入手，但结果触动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激起了各种阻力和反作用，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约。无论经济改革所造成的影响，还是经济改革所受到的限制，都不单纯是经济领域的事。
因此，经济改革之所以可能的条件不完全在经济本身之中，从认识论上说，这正如一个理论之所以成立的前提是不能完全用这个理论本身来解释一样。要进行经济改革，除了要考虑经济方面的条件外，还要考虑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条件，包括政治体制条件、社会组织结构条件、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条件。
由于经济问题的前提并非在经济本身，因此，经济改革的成功要有非经济方面的条件作保障，经济改革的挫折也往往是非经济问题作崇的结果。在我国经济改革实际过程中，有许多阻力根本就不是来自经济方面的，有许多经济跟头就是栽在非经济问题上面的，例如，栽在党风不正上，栽在政治体制的弊端上。
改革以来，我们出台了多少经济改革方案，其中有几个是在纯经济的环境中执行的？有几个是顺顺利利实现的？它们无不碰到各种阻力、无不受到各方面制约，甚至扭曲变形。经济学家们提出一个又一个经济方案，端出的是一碗又一碗经济清汤。可是一到实践中，政治的、文化的各种佐料纷纷而入，与其掺和一起，弄成稠乎乎的浑酱，而目全非，以致于最后使人不敢辨认眼前这糊状物与原初那碗清汤究竟有何联系。
因此，成功的改革方案不可能是从纯经济角度提出来的，其本身也不会是平面的或单一层次的。它应该立足于社会整体观，其结构是立体或多层次的。它可能还包括许多附属方案，以对其他方面可能出现的反应进行预测，并提出相应对策。它实际上是一个包含许多分方案的方案系统，往往由一个涉及多学科的专家集团来制定。
比如，在一个方案中，为了实现一个经济目标，必须涉及两大可操作性层次：其一，经济领域内的具体措施；其二，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相应措施，而后者又可分为许多层次，比如政治体制保证，社会组织保证和文化心理保证。
后一层次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历史包袱和文化传统包袱特别沉重。如果对中国改革中的问题进行认真诊断，就会发现中国的主要病症往往不是经济病，而是政治病和社会文化病。比如我们提出双轨制价格政策并把它付诸实践。这时，各种形式的政治权力就介入其中，胡作非为，最大限度地为权力所有者攫取好处。结果弄得你计划不像计划、市场不像市场。本来一厢情愿地希望吸取两者的优点，而结果把两者的缺点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市场经济的弊端都充分地表现出来。又如，由于愚味和缺乏现代经济意识，许多农民在获得一定资金后，不是把它作为新的投资，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铺张浪费在红白喜事娶妻纳妾中。在这里，旧的心理意识对经济活动起了相当消极的作用。
鉴于中国社会文化状况的复杂性，应避免那些只问经济、不问政治文化背景的改革方案。改革以来，这类方案提出许多。有些方案单从理论上来看也许有些道理，但到了实践中，刚开始时兴许有某些头痛医头的效果，可继续实施下去就会碰到许多先前根本没想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非经济的，但对经济的成败起着决定作用。面对这些问题，原有方案只好不断变招，但结果也只能是顾此失彼，难以找到出路。
另外，不加分析地抄搬国外经济学成果也不可取。一些“进口”理论就其形式说很华美，颇能唬住许多中国人，但一运用到中国实际中，就未必如人意了。因为，理论的可行性依赖于特定国情。我们可以抄搬别国的经济理论模式，但无法抄搬别国的文化背景，因而也就无法完全再现别国理论在别国环境中曾获得的成就。特别是当两个国家处于不同的文化圈（或东方或西方）或不同的发展阶段（或发达或发展中），而又运用同一种理论时，我们就更不能指望它们会获得同等效果了。常常听到人们抱怨，不管什么好东西一到中国就变味了，弄得你糊里糊涂，最后不知何物。实际上，变味是合乎情理的，不变味反倒奇怪了。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正如中国的烹调口味一样，举世无双。
四
在上述几节中，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发展的整体性问题，既阐释了弗·佩鲁的观点，也揭示了中国改革在整体性考虑上的缺憾。然而，严格地说，“整体性”概念本身却是尚待深入分析的。
前面曾提到我们对弗·佩鲁的著作有共鸣之感，这里则指出，这种共鸣不等于无差别的认同，不意味着对它的论述不需要再作分析了。“整体性”是他著作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也是笔者较为看好的概念，但它仍是较原则、较笼统的，有必要给予进一步界说。
关于“整体”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所有要素及其关系的总和；其二，由部分要素及其关系决定其有某种特定性质的整体。就人们能否现实地加以把握来说，前者乃是一种理想上的设定，后者则属于可理解的和可操作的。
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认识就是选择。在实际认识过程中，我们只能有选择地认识事物的某些方面，即我们感兴趣的方面，而不可能同时认识该事物的一切方面。例如，当我们考察人类的社会结构时，不必考察人类的细胞结构，尽管后者也是人类本身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便考察人类社会结构，也只能触及人类社会的某些方面，以及由这些方面所构成的特定整体，而不可能穷尽它的各个方面。同理，人对事物的改造活动也是有选择的，有特定指向的。社会变革不会改变人的遗传密码，引进西方文明不会把黄皮肤变成白皮肤。并且，成功的社会改革也只能保证社会的某些重要方面按预定方向发展，而不能保证社会的一切方面都会达到预定状况。
由于“整体”概念本身具有歧义性，这就使人们有可能从不同的意义上提出发展的整体性要求。或者要求社会中的一切方面都获得同等程度的发展，或者只是要求社会中的某些重要的并能加以操作的方面以相互联结的形式获得发展。显然，前者仅是一种理想，只有后者才有成为现实的可能。这一点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现状中得到映证，在发达国家即已获得发展的国家中，社会的每一层面并不都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各种社会现象并不都具有发达性质，其间仍有犯罪，仍有腐败，仍保留许多落后的东西。但这并不妨碍该国仍可称为发达国家。国家的发达性质是由社会结构的某些特定方面决定的。
因此，当我们提出发展的整体性要求时，不能满足于仅仅指出发展必须与整个文化背景相关，必须是社会整体的进步。这只是一种一般的说法，较抽象；还需要指出作为社会发展整体的某些特定的质。弗·佩鲁在《新发展观》中阐述的社会整体观总起来说还是较为笼统，它的一些观点还有待于作进一步阐释。
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进程有哪些特定的质？或者说由哪些特定的要素或方面构成？一些西方学者曾作出了较为具体的回答。
例如，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描述发展的整体性进程的：在心理方面，将发生价值、态度和期望的基本转变，要求人们把以往对小群体的认同扩大到更组织化、更整体的群体上；在智力方面，人们关于所处环境的知识获得极大增长，并能通过大众传播和教育渗透到全社会；在人口方面，人口易于流动，城市迅速扩展，福利条件明显改善；在社会方面，社会高度组织化，次级群体迅速增加；在经济方面，经济活动呈现为多样化，商业、工业占主导地位，农业亦市场化；在政治方面，权力理性化，社会成员普遍参与政治。
较之于笼统的、未加分别的整体性发展概念来说，亨廷顿等的观点有一些具体内容和特定指标，从而使他们提出的整体性发展模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可把握性。但从另一方面说，亨廷顿等的理论毕竟是作为一种普遍性模式提出来的，因而仍有一定空泛性。特别是上述标准主要是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概括出来的，当把它们运用于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时，其空泛性更加明显。这种整体性模式的主要局限就在于缺乏对不同文化系统的分析和理解。它的一般性发展指标同特定文化系统的联系是笼统的、模糊的。
例如，在心理方面对社会群体的认同，美国与日本是不同的。日本人显然有着较强烈的团体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尽管两者都属于发达国家，但由于秉承的文化系统－－西方与东方－－的不同，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来。
即便在东方文化圈中，日本与中国也不同。这里不仅有发达与不发达的差距，而且有文化传统上的差异。虽然两者都强调集体意识，但集体意识在中国更多地表现为家族观念，在日本则除了有家族观念外，还有较多的社会群体观念。例如，日本武士对自己所属的等级群体有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所以相对说来，日本的集体意识较易导致伙伴意识和互助精神；而中国的集体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封闭于家族集团内，一旦超出亲缘关系，就表现为狭隘的排他性。中国人为了家族的利益可以忍辱负重，对家族其他成员往往表现出高度的利他精神和牺牲精神；但一超出血缘关系，进入社会群体，常常相互猜忌，缺乏始终如一的协作精神。在许多中国人的社会群体中，窝里斗此起彼伏，经久不息。这就造成了一种似乎矛盾的情况：一方面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责任感，没有利他精神；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看到中国人好斗气、好闹分裂。当然也不能排除在某些非亲属的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非常亲密的关系，相互支持，相互慰藉，甚至为了同伴不惜赴汤蹈火。
不过，这种亲密关系对于整个文化系统来说，属于文化变异现象，而不属于文化遗传的方面即文化传统的主导方面。并且这种亲密关系到头来往往变成磕头，拜把子，结为义兄义弟，或称之为“铁哥们”。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对中国人来说，亲缘关系形式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最高形式。
总之，从概念的可理解性来说，我们还必须对弗·佩鲁提出的整体性发展观作出进一步分析，必须指出发展的整体性进程具有哪些特定的要素或特定的质。一些西方学者曾提出某些有特定方面和特定指标的整体性发展模式。但是，这种整体性发展模式仍然缺乏对具体文化系统的分析和理解，仍有一定空泛性，因此，也必须进一步具体化。不仅如此，还必须把整体性发展模式同具体的文化系统联结起来。
增长或发展？是世界性课题，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抉择。也正是中国改革曾经面临并且仍将面临的抉择。以往我们主要选择的是前者，偏重于经济问题，而对其社会文化背景认识不足，经济领域改革较急较快。其他相关领域如政治和文化的改革则没有获得相应的发展，致使经济改革常常受困于非经济问题。未来的中国改革不能仅仅注重经济的增长，而要促成社会各方面的整体性进步；不能仅仅追求物的扩张，而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上述回顾与展望的着眼点在于对社会整体性质的理解。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不完全在经济本身中，其成功必须有其他领域的相应变革作为保证，其失败则很可能是因为撞到了许多非经济性质的障碍物上。因此，我们要的不是经济的片面增长，而是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作者附注：本文写于1988年，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而作。这次发表时个别地方作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