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现代性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1）09－0109－08
酝酿与爆发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事件。在政治形态上它不仅开启了我国数千年封建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的转变，而且在我们的研究中还发现，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古典文学也正是在这时迈开了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历史步伐。而对于后一点，以往人们的研究或是因摄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全新的彻底革新的态度而止步，或是因思想观念的局限而有意无意地忽略。然而，尽管它有着所有历史肇始时期都难免的芜杂与混乱，不过它在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中所透露出来的、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迥然有别的观念与表现，却是无法忽视的文学事实。而这，也正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
对于辛亥革命的时间跨度，学术界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划分。“广义的辛亥革命是指从1894年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整个民主革命的过程。狭义的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武昌起义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① 在本文中，我们采取的是广义的概念。因为对于一场促进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巨大文学运动而言，特定的时间节点并不能说明问题，它必然需要一定的时间跨度与空间。
1894年11月，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檀香山创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由此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也正是在这一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并以古老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这是一个影响后来中国社会与文化有着巨大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被誉为晚清舆论界骄子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② 在此时，国人剧感“列强瓜分中国”之祸已迫在眉睫，“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昭然若揭。对此，有学者在深入研究与比较了晚清时期不同阶段的文学观念时发现：“中日甲午战争，其实形同一场中日西化运动的成绩竞赛，竞赛结果等于宣判，自咸丰末年以来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全盘失败。朝野有识之士受此冲击，纷纷检讨昔日洋务运动之得失，并重新寻求改革救国的新方向。”③ 这“新方向”表现在政治斗争层面，主要标志就是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兴中会的成立，而表现在文学观念上，则是自此时始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受到了彻底的挑战，人们开始重新寻找一种新的文学主张与理念。因而从时间概念上来讲，辛亥革命与晚清的文学革新大致是同步进行的。
从具体的文学创作实绩溯源，鲁迅先生觉得大致是在戊戌变法以后，时间上则要稍后几年。他认为：“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与时政，严加纠缠；或更扩充，并其风俗。”④ 鲁迅先生是在讨论谴责小说产生的原因时说这番话的。事实上，对清廷的怀疑、失望与否定，既是谴责小说产生的直接起因，同时也是整个晚清文学变动之际众多作家几乎一致的文学创作表现内容。1902年，梁启超在晚清政治小说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未来记》中，着力探讨了中国的前途究竟应该是君主立宪，还是应该革命的问题。小说中两个主要人物黄克强和李去病，前者主张先建立君主立宪制，然后等民智慢慢开化后，将来再过渡到民主共和制，而后者则力主用武力推翻清朝政府，真正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有意思的是，尽管大家知道主张君主立宪的黄克强其实是作为改良派的梁启超的代言人，但是在小说中，作者并没有对李去病无端攻击与肆意丑化，而是反复论辩权衡利害。人们可以发现，在当时不管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封建专制已成陈迹，他们向往与期盼的是一个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因而，晚清文学之士在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都有对清朝专制政体的“掊击”之意，并在自由、民主、平等等口号的感召下一起加入到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
呼应着晚清政治革命的要求、并最为大声疾呼民主、共和理想的文学社团当推南社。
1902年，年仅十五岁的柳亚子在《岁暮述怀》一诗中，表现了他强烈的排满反清、主张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
思想界中初革命，欲凭文字播风潮。
共和民政标新谛，专制君威扫旧骄。
误国千年仇吕政，传薪一脉拜卢骚。
寒宵欲睡不成睡，起看吴儿百炼刀。⑤
在这里，柳亚子景仰的是“共和”、“民政”和卢骚，痛恨的是专制、君威和扼杀了康梁变法的如吕后般凶残的慈禧太后。1903年，同为南社创设元老的高旭，在长诗《海上大风潮起放歌》中，历数了清朝入主中原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罪恶，表达出要求种族革命的决绝态度：
……
扬州十日痛骨髓，嘉定三屠寒发毛。
以杀报杀未为过，复九世仇公义昭。
堂堂大汉干净土，不许异种污腥臊。
还我河山日再中，犁庭扫六倾其巢。⑥
正是在共同的反清旨趣下，当时许多进步的革命文人走到了一起，并于1909年正式在苏州会盟结社，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政治革命遥相呼应。
不过，需要格外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南社自觉地将其活动纳入为辛亥革命的一部分⑦，因而它在绵远久长的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也便与辛亥革命一样具有了转折关头的历史意义。1911年12月19日，就在武昌起义两个多月后，南社另一创社元老陈去病就发表启事，声称要组织共和政党。其“启事”云：“白光复以来，本社之目的已达。惟建国伊始，一切事宜正资讨论，亟应组织共和政党，以策进行。为此广告，准期十一月初四日午后一时，在上海愚园特开临时大会，务祈同社诸公惠临为要。……”⑧ 其实细想起来，作为文人的陈去病，他所要建立的所谓“共和政党”，并不是如同盟会那样的政治组织，而似乎只是想让南社这个组织变得更加民主、自由、平等，以适应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对文学社团的特定要求。迟至1928年11月7日，为纪念南社成立二十周年，陈去病、朱梁任、柳亚子、朱少屏四人在联名发表《虎丘雅集小启》时，仍然特意指出南社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吾曹当胡清季世，与先总理组织同盟会于江户，缪力革命。又虑国内禁网之繁密，同志之未易纠合也，乃更创南社于吴门，以文字相感召。”⑨ 可见，南社与辛亥革命在推翻清政府、倡导民主共和方面保持了高度的统一，并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革中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与南社的疾声高呼、大力宣扬不同，小说家似乎少了许多理论的表述与政治主张的阐释。不过，耐心阅读当时的作品可以发现，他们仍然在作品中留下了许多民主、共和、人权的内容，与当时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站在了同一壕堑。
例如被文学史家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该小说最初署名“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爱自由者是金松岑的笔名，而东亚病夫则是指曾朴，而整部小说则基本上由曾朴完成。小说力图广泛地展示近代中国的社会风云，因而多有对于政治、社会、民生的议论与描写。在“第四回”中有一段议论云：“诸君亦晓得现在中国是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从前野蛮的革命，无知识的革命。从前的革命，扑了专制政府，又添了一个专制政府；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在这里，以往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被理解为一个专制政府取代另一个专制政府，彰显出这次晚清革命的不同凡俗，具有了开阔而现代的眼光。在“第十回”中，作者更是借同船俄人“毕业先生”之口说出民主政治的道理：“……若说敝国，虽说政体与贵国相仿，百姓却已开通，不甘受骗，就是刚才大人说的‘大逆不道，谋为不轨’八个字，他们说起来，皇帝有‘大逆不道’的罪，百姓没有的；皇帝可以‘谋为不轨’，百姓不能的。为什么呢？土地是百姓的土地，政治是百姓的政治，百姓是主人翁，皇帝、政府，不过是公雇的管账伙计罢了！……”⑩ 民为贵，君为轻，这一中国古代先哲的思想智慧，其实也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孽海花》无疑站到了当时历史所赋予的思想高度。
又如题“犹太遗民万古恨”著的长篇小说《自由结婚》，更是一部典型的着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作品。该小说作者本名章肇桐，早年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回国后思想激进，为革命奔走呼号。《自由结婚》初版于1903年。在“第九回”中，作者借人物之口对我国传统君臣观念做出了巨大的挑战：
众人道：“不错，若是皇帝昏，我们可以杀他吗？我们国里常说臣弑其君是极大的罪恶，要千刀万剐的，不知对也不对？”乳母道：“有什么不可以呢！古时圣人说的，诛独夫，锄民贼，是国民的义务，应该如此。皇帝只要是独夫民贼，便杀就是了。”(11)
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这一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主张，在《自由结婚》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着、发挥着。此外，在同一时期出现的痛哭生第二的《仇史》、轩辕正裔的《瓜分惨祸预言记》、怀仁的《卢梭魂》、过庭的《狮子吼》、冷情女史的《洗耻记》、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等等小说作品中，也都指向了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民主、自由与共和。尽管在艺术上，它们远未达到成熟或者精致的境界，然而在它们粗糙而急切的呼唤中，人们却可以分明感受到它们对革命的向往，对现代民主国家的追求。
值得关注的是，这时的一些小说研究者也站在现代民主政体的高度，对中国传统小说进行着新的阐述，并以此挖掘出民主革命的内涵。譬如燕南尚生，他在一系列研究《水浒》的论文中，对这部传统的通俗小说作着现代性的论证。他认为：“《水浒传》者，祖国之第一小说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说家之鼻祖也。”何以故？“施耐庵先生，生在专制国里，俯仰社会情状，抱一肚子不平之气，想着发明公理，主张宪政，使全国统有施治权，统居于被治的一方面，平等自由，成一个永治无乱的国家……”(12) 这一评价与解释，自然基于燕南尚生对现代民主、共和的理解与推崇。
总起来看，在晚清，从诗歌到小说，从创作到理论，绝大多数的文学工作者都已在现代民主政体的大旗下聚集起来。尽管有君主立宪、改良、革命等等之分，然而这仅仅只是革命的程度差异，并不妨碍他们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共同追求。而在此，它就与以往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文学运动划清了界线，并透露出强烈的现代性色彩。
二
在封建专制社会中，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他决定着普通百姓的命运，并把自己打扮成无所不能的神明。因而，在我国漫长的古典文学中，“忠君”便成为一个恒定的文学母题。从屈原《离骚》中对楚怀王“信馋”的不解与痛楚，再到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理想，其实都自觉地将个人命运与帝王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文以载道”，大致所要表现的并不是自己个人的人生体悟与观察，而是统治者的意旨与思想。这是中国漫长的古代文学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文学景观。
然而在晚清，这一观念被颠覆了。
自由、民主、平等，是现代政体的基石。国家并不是皇帝的私有财产，而是每个公民都享有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命运共同体。在此时，皇帝或者说是总统，已沦落为一个公雇的“管账伙计”而已。这是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期望得到的政治成果，同时也是晚清绝大多数进步文人为之努力的理想与方向。面对这场亘古未有之政治大变局，面对这场数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君”、“臣”关系的颠倒，中国的老百姓准备好了吗？他们能背肩得起这历史赋予的沉沉重担吗？
显然，对于长期深受封建思想蒙骗、愚弄、并因小生产者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封闭与狭隘的中国广大老百姓来说，如何使他们能迅速适应自己角色的转变并能正确地行使主人公的权利，便成为晚清众多文学工作者所焦虑、所不安、所惶惑的问题。因而，“新民”、“觉民”便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并在晚清的文学图景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03年11月，南社主要发起人之一高旭与叔父高燮、弟弟高增在家乡金山县张堰镇创办《觉民》月刊，大声疾呼觉民的重要性。其发刊词的最后一节是这样的：
……况乎欲扫数千年之蛮风，不可不觉民；欲刺激国民之神经，使知合群爱国之理，不可不觉民；欲登我国于乐土，不可不觉民；欲为将来行地方自治之制，不可不觉民；欲破大一统之幻想，不可不觉民；欲尊人格以尊全国，不可不觉民。觉民哉！觉民哉！我侪其交尽力。山非不可移，独患无愚公之志；海非不可填，独患无精卫之诚。精神一到，何事不成？(13)
在这里，句式模仿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关系》，而在思想内容上，则将“觉民”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表现了众多南社社员对“觉民”在新的社会理想的建构中极端重要性的认识。
似乎是虑及清朝政府的迫害，清末进步文艺工作者在言论中对主张君主立宪、推翻满清、民主共和思想采取了小心翼翼的态度；而在“新民”、“觉民”、“开启民智”方面则有了大量正面而热切的表现。1897年，《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说：“本馆同志……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起孤本之微。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自以为亦愚公之一畚，精卫之一石也。”(14) 在这里，“使民开化”构成了他们附印说部的重要理由，也是当时译印西方文学风起云涌的主要原因。1902年，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在日本横滨出版，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份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文学期刊。在《〈新小说〉第一号》的文章中，开宗明义阐明了该刊“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此前诲盗诲淫诸作可比。必须具一副热肠，一副净眼，然后其言有裨于用。”(15) 而在1903年，当时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决定编印《绣像小说》杂志时，它的目的也是“借思开化夫下愚”：
本馆……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或乎著，或译本，随时甄录，月出两期，借思开化夫下愚，遑计贴讥于大雅。呜呼！庚子一役，近事堪稽，爱国君子，倘或引为同调，畅此宗风，则请以此编为之嚆矢。著者虽为执鞭，亦祁慕焉。(16)
同样的旨趣也反映在1905年创刊的《小说林》办刊思想中。《小说林》社在《谨告小说林社最近之趣意》的一篇类似“编者按”的一文中说：“本社刊行各种小说，以稗官野史之记载，寓诱智革俗之深心。荷蒙海内同志推行日广，且时加箴规，以为前途发达之豫备，本社不胜感佩。”(17) 在此，“诱智革俗”是《小说林》的创办理想，其实也正与《绣像小说》所述的“借思开化夫下愚”相同。
从上述几份当时重要文学期刊的发刊词与宗旨来看，“新民”无论如何总是晚清进步文学志士相同或相近的理想追求。这是晚清以辛亥革命为政治大背景的时势使然，是为了民主、共和而不得不进行的启蒙工作，同时，也是他们对欧美、日本进化规律的认识。诚如邱炜萲在《小说与民智关系》一文中所言：“观此而外国民智之盛，已可想见。吾华纵未骤几乎此，然欲谋开吾民之智慧，诚不可不于此加之意也。”(18) 他从对欧美诸国文明形态的对照研究中，得出了文学家在大转变的时代关头应该有“开吾民之大智慧”的使命。
适应着建设民主共和政体的需要，再加上文学界有识之士的推波助澜，晚清的许多文学作品都表现出了“新民”、“觉民”的思想主题，在创作领域将晚清启蒙运动推向了深入。例如1907年在《月月小说》杂志上连载的春风的长篇小说《未来世界》，就是典型的号召民众移风易俗、争做现代公民的“新民”小说。它在第一回就写道：“要晓得君主所以有那可怕的威权，过人的势力，原是因为一班百姓，大家都承认他是个总统臣民的大皇帝，方才有这样的势力威权，若是没有这些百姓依附着他，凭你这个大皇帝，再要厉害些儿，却到什么地方去施展他威权势力？”作者在这里着力想说明的是，君主的威权原是得自人民，他的势力是人民给予的，人民自不应成为卑躬屈膝的小儿。因此，他对民众大声呼吁：
但愿看官看了在下的这部小说，都把自己的人格，当作个立宪以后的国民，不要去学立宪以前的腐败，这就是在下这部《未来世界》的缘起了。诸公听着，欲图变法自强，先在改良社会。(19)
尽管小说写得浅显、直白，也没有精心的人物刻画与故事情节，然而，其扑面而来的启蒙、新民之风也使其具有了浓郁的时代性特征。又如1904－1905年荒江钓叟在《绣像小说》连载的长篇小说《月球殖民记》。这本是一个以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演绎而成的科幻小说，然而作者在其中却时时发出希望民众觉醒的警言：“……照我们中国这个样儿，便是请那美国的大总统华盛顿或德国的宰相毕士麻克，那样的英雄盖世、智略超群，想要救我们中国，也没奈何。这满国的人，十之八九都是懵懵懂懂，毫无一点知识。”(20) 民众是最重要的。哪怕再强的君主，如果没有觉悟了的民众，倒头来仍然是一无是处。“新民”，几乎已成了当时创作家在有意无意之中都会流露出来的主题意向。
应该提到的似乎还应该有林纾。在晚清，他以质朴古健的文笔，录译了一百余本欧美诸国小说。给予他持久而顽强的译介动力的重要一条便是“开民智”。他在《〈译林〉序》中说：“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言说；言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顾译书之难，余知之最深。”(21) 自知译书艰难，然仍译作不断，理想使然耳。同年，他在《〈黑奴吁天录〉跋》中又说：“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废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海内有识君子，或不斥为过当之言乎？”(22) 在他看来，“新学”是振作志气、爱国保种的一种有力武器，正可为“变政之始”的大时代作出一份微薄的贡献。
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的现代民主政体，是辛亥革命的主要政治目标；而在此时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则在“新民”的口号下做着现代公民素养的教育与培训，预设着未来的合格公民。晚清文学与辛亥革命走在了一条跑道上，并发人深省地在悠久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完成了一次由“忠君”到“新民”的现代性裂变。
三
从对现代民主政体的向往与追求到对“新民”、“觉民”的方向性选择，是晚清进步文艺工作者顺应政治革命的需要而找到的符合自身特点的职责定位。那么，紧接着的问题便是：什么是“新民”、“觉民”的有效方式呢？怎样才能取得“新民”、“觉民”的最佳效果呢？
对此，当时他们的答案几乎是众口一词，那就是小说。
说起晚清文艺工作者对小说重视的缘故，其实首先是来自欧美、日本社会变革经验的启发。最早提出小说改革主张的梁启超，于1897年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一文中就指出：“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23) 次年，他又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详细介绍了欧洲利用小说变革政治的盛况：“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24) 尽管梁启超所述小说在欧美诸国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功勋可能已是夸大其辞，不过，在晚清一批急于改良社会的仁人志士看来，他们宁肯相信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有力抓手。与梁相类似，严复、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也说：“本馆同志……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送分送。”(25) 而“衡南劫火仙”则在《小说之势》一文中则具体介绍了小说在英、法诸国的价值与巨大发行量。“已故前英内阁皮根之《燕代鸣翁》（小说名）一集，其原稿之值，获一万磅。法国《朝露楼报》，发行之数，殆及百万册，然其发行之流滞，则恒视其所刊登之小说为如何。此亦足以验泰西诵读小说之风盛于时矣。”(26) 正是这些西方国家社会变革的经验，使得晚清进步文艺工作者喜出望外，自认为已找到了推动社会变革的有力途径。
与此相适应，他们还反观国内，对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与价值进行着重新的审视与判断。
在古代，对小说观念的理解最有代表性的是班固的一段表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所及，亦使缀而不忘。”(27) 在封建专制社会中，治国平天下，讲求的是“大道”，强调的是威严，因而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小道”，虽然有“可观”着，然而就不能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了。不过，斗转星移，当时代进步到需要开启民智、需要启蒙一般民众的愚昧时，小说所特有的能使闾里小民“缀而不忘”的艺术魅力，便使它具有了诗歌、散文等传统正宗文体所不具备的优势。
康有为惊奇地发现，小说“易逮于民治，善人于愚俗。”他尝问上海某书贾曰：“何书宜售也？”曰：“‘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者，而无不读小说者。据此，他得出结论：“‘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人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28) 而严复、夏曾佑也有着同样的发现：“今使执途人而问之曰：‘而知曹操乎？而知刘备乎？而知阿斗乎？而知诸葛亮乎？’必佥对曰：‘知之。’”这便是小说高于一般文体的魅力所在。由此，他们深深地感慨：“夫说部之兴，其人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29) 至于梁启超，他更是晚清提倡小说、重视小说最不遗余力的一位。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中国未来记·绪言》、《世界末日记·译后语》等一系列文章中，反复强调了小说的功用。他认为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小说之为体，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终不如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30) 在晚清，他对小说的功用作了最详尽、最强烈也是最夸张的阐述。
诚然，对小说功能的重新发现与强调确是形成了一股热潮。楚卿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一文中认为：“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世界而无文学则已耳，国民而无文学思想则已耳，苟其有之，则小说家之位置，顾可等闲视哉！”(31) 侠民在《〈新新小说〉叙例》中则认为：“小说有支配社会之能力，近世学界论文甚详，比年以来，亦稍知所趋重矣。故欲新社会，必先新小说；欲社会之旧新，必小说之日新。小说新新无已，社会之变革无已，事物进化之公例，不其然欤？”(32) 从认为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到觉得小说有“支配社会之能力”，都极其强烈地反映了晚清时期进步文人对小说的推崇，以及急欲借小说之力改造社会之热盼。
不过，如果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现代性转型来看，这场抬高小说地位的运动却又在性质上暴露出不容忽视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自由、民主、平等，是现代民主政体的主要内容。它强调个体价值，要求人人都有公平的社会权利，然而，当改良派或者革命派都拿小说当做改革社会的“工具”时，便又不可避免地损害到文学的价值，几乎落入到传统的文以载道的老路。当人们堂而皇之地主张小说要为“新民”、“觉民”、“开化民智”服务的时候，其实已压抑了文学的自由，妨碍了文学的独立性。因而，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和夏曾佑等人将小说地位抬上天的时候，也已显示出他们在小说观念上的陈腐与落后。
这时候最值得肯定、并已露出新型现代小说观念的是徐念慈、王国维、黄人等人。在《余之小说观》一文中，徐念慈这样表述了他对小说的理解：
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激者也。昔冬烘头脑，恒以鸠毒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余为平心论文，则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33)
在这里，徐念慈既否定了从前鄙夷小说的错误观点，同时也批判了晚清极力抬高小说地位者唯心主义的错误。他认为小说是为社会而生，并没有扭转乾坤的伟大，显示了冷静、客观的唯物主义观点。同时，他将“娱乐”置于小说的主要功用之上，其实也充分注意到了小说的特性，肯定了小说的自身价值。这无疑是现代小说观念的雏形。
而王国维，他对文学观点的思考则更具有系统性与理论性。在《〈红楼梦〉评论》中，他援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生命哲学，将文学起源的本质归之于欲望：“呜呼，宇宙—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健，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34) 他认为文学是人的生命本能的需求，这种需求可以超越于政治革命的需要，也可以超越于载道、启蒙的社会使命。至于黄人，他在《〈小说林〉发刊词》、《小说小语》等文中，则一再声明小说的审美价值。“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文学有高格可循者，一属于审美之情操。”(35) 总之，我们从他们三人上述的论说中可以得知，他们的文学观念已经具有了浓郁的个性主义意识，已经与封建传统文学观念大异其趣了。
这是一个新观念、新思潮孕育、萌芽与滋生的时期。一如辛亥革命以后仍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封建丑剧上演、但仍不能抹杀它巨大的历史里程碑的贡献那样，人们自然也应该了解并重视晚清文学运动所具有的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转折意义。它们在晚清或相互激荡，或各自发展。然而它们都肩负起了历史所赋予的现代化转型的任务。而在这里，人们对晚清文学变动方面的关注则似乎了解不深，钻研不透，因而，也更显出研究的任重道远。
注释：
① 戴鞍钢：《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文汇报》2011年4月11日。
②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页。
③ 黄锦珠：《晚清时期小说观念之转变》，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④ 鲁迅：《清末之谴责小说》，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页。
⑤ 《江苏》杂志第8期，1902年。
⑥ 1903年8月23日《民国日报》。
⑦ 在1909年南社首次雅集的十七位社友中，有中国同盟会会籍的就有十四位，其余三人也都具有强烈的反清革命思想。具体可参阅拙著《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59页。
⑧ 《大汉报》，1911年12月19日。
⑨ 《民国日报》，1928年11月7日。
⑩ 《孽海花》（三十五回本），中华书局1959年版。
(11) 《自由结婚》（第九回），收《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六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2) 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剧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7页。
(13) 《觉民》第1期第1页，见《觉民》第一至五期合订本，上海图书馆藏。
(14)(29) 《国闻报》1897年10月16日至11月18日。
(15) 《新民丛报》第二十号，1902年。
(16) 商务印书馆主人：《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绣像小说》第一期，1903年。
(17) 小说林社版《车中美人》，1905年。
(18) 《挥尘拾遗》刊本，1901年出版。上海图书馆藏。
(19) 《未来世界》第一回，该小说收《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十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20) 《月球殖民记》第四回，收《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23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1) 《译林》第一期，1901年。
(22) 武林魏氏藏版《黑奴吁天录》，1901年。
(23) 《时务报》第18册，1897年2月。
(24) 《清议报》第一册，1898年。
(25) 《国闻报》1897年10月16日至11月18日。
(26) 《清议报》第六十八册，1901年。
(27) 班固：《汉书·艺文志》。
(28)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上海大同译书局版《日本书目志》，1897年。
(30)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新小说》第一号，1902年。
(31) 《新小说》第七号，1903年。
(32) 《大陆报》第二卷第5号，1904年。
(33) 载《小说林》第9期，1908年。
(34) 郭绍虞编《中国近文论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61页。
(35) 《〈小说林〉发刊词》，载《小说林》第一期，19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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