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克劳和墨菲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政治的三重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民主政治论文,克劳论文,墨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旨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在研究后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必须追问的根本性问题。因为只有把握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旨，才可以说真正对后马克思主义有统摄性理解。其实，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开创者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以下简称拉-墨)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这一标志后马克思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著作的副标题告诉了我们答案。
激进民主绝对不是拉-墨所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信手拈来的一个话题，而是当今西方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尤其面对新自由主义节节胜利而大多数西方左翼集体失语的现状，许多后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激进民主这一概念能为左翼摆脱困境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框架。[1](P2)激进民主政治是《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主题，同样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题，而且拉克劳重申和确认了这一思想主题。[2]
然而，什么是激进民主？激进民主意欲何为？激进民主政治往哪些向度展开？按照拉-墨的意思，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如下诠释：激进民主政治与传统的政治斗争不一样，更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斗争有别，激进民主政治是在政治斗争中将民主的理念贯穿始终，具体来讲，就是在社会诉求(demands)多元化(或新社会运动)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将大众政治身份(popular politicalidentities)进行接合(articulation)以从事多元化的民主斗争。[3]鉴于拉-墨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其激进民主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思想的范式，正如康奈尔大学左翼学者安娜·玛丽·史密斯所指出的：“拉克劳和墨菲的著作为激进民主的多元主义理论奠定了开拓性贡献。”[4](P4)因此，剖析拉-墨的激进民主政治思想，可以为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拉-墨文本的深层解读，认为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政治主要包含三重向度，这三重向度同样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政治的基本维度。
一、用话语政治替换本质主义政治
在关于“政治”和“社会”的书写方式上，拉-墨独出机杼，将“政治”书写成“the political”而不写成“politics”，将“社会”书写成“the social”而不写成“society”。拉-墨对政治和社会书写方式的改变就是要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的理解方式拉开距离。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在“society”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在“politics”的意义上来理解政治，这是用一种本质主义[5](P35)的态度来看待社会和政治，把社会和政治看做一种固定存在的东西、无须再去建构的东西，从而政治成了一种封闭的政治，而社会也成了一种封闭的社会。
拉-墨认为，“社会”和“政治”并不是先天存在的自然物，相反，“社会”空间和“政治”空间是后天建构起来的。这就好比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存在者并不存在先天的本质，而是后天塑造的结果。在拉-墨那里，“社会”和“政治”同样具有这样的意思，不是“社会”和“政治”的“本质先于存在”，而是相反。只不过拉-墨将“社会”和“政治”的分析转向了话语分析而已。
在拉-墨看来，马克思主义从来就认为“社会”和“政治”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本质主义的立场封闭了政治的可能性，“因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预设了‘普遍’主体的存在，并将社会概念化为一种‘理性的、显而易见的秩序’，因而它不能够充分地捕捉到新社会运动对差异的复杂协调”[6](P3)。“社会”和“政治”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而是由行动者的行动及其话语所建构起来的场域，这一场域始终向未来无限开放，不可能被缝合(suture)，它在“本质上是不可还原的复杂和多元的”[7](P3)。也就是说，在拉-墨那里，“社会”和“政治”是话语建构的产物，或者说，“社会”和“政治”就是话语(discourse)空间，“他们认为话语实践组成了所有的社会实践”[8](P1)，正如诺曼·格拉斯指出的那样：拉-墨用“话语理论的华丽外衣来检验一切”[9](P56)。
显然，拉-墨的话语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尤其是他的“语言游戏”理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分析哲学特别是“后分析哲学”为拉-墨提供了不尽的思想灵感[10](P3)。与维特根斯坦相似，拉-墨认为，一切对象(不管是社会对象还是自然对象)都是在一套社会关系中被构造起来，都是社会关系的构形(configuration)。某物之所以为某物，不是因为它的物理事实或组成它的物质要素，而是因为它的社会关系，只有在一套社会关系中，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区别才会体现出来，从而某物才能被指认为某物。因此，事物是被构建的，这套构建事物的社会关系体系，就是拉-墨所说的“话语”。为此，拉克劳举了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他说：“假如我在大街上踢一个球形物体，或假如我在一场足球赛中踢一个球，物理事实都是一样的，但它的意义却有别。只是在这样的情形中，这一物体才是一个足球，即它与其他物体建立了一套关系，并且这些关系不是由与物体有关的纯粹物质性所给予的，相反，它是社会建构的。这套系统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话语。”[11](P83)一套社会关系也就是话语让一个球体成为足球，一切都是话语的建构物，所谓离开话语而自然存在的东西简直是无稽之谈。因此拉克劳说：“自然事实同样是话语事实。假如地球上没有人类，尽管我们叫做石头的物体也会存在，但它们不可能是‘石头’，因为不存在可以将它们分类并将它们与其他物体区分开来的矿物学或语言。”[12](P85)
既然一切都是话语的建构物，因此就没有什么东西落在话语领域之外，从而，从一个先于话语或前话语的东西出发来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既不合常理也没有意义。所以拉克劳说：“出于同样的原因，正是话语构建了社会行动者的主体地位，而非相反，社会行动者成了话语的源泉——使球形物体成为一个足球的相同规则体系使我成为一个运动员。物体的存在不依赖话语接合到这样的一个点，以至于我们可以制造纯粹的存在(纯有)——也就是与任何意义都不相关的存在——这个点离开了所有的社会分析。这正是行为主义的做法，它是我们的方法的对立面。”[13](P84)而在拉-墨看来，马克思主义恰恰在这些方面存在问题，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思想上。
首先，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的来临建立在一种客观的历史规律之上，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之上，这就陷入了一种“纯粹的存在(纯有)”的分析路径。认为存在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并用这样一种规律来担保共产主义的实现，这在拉-墨看来是一种天方夜谭。它既忽略了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用一种还原论和经济主义的思路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且还忽视了新社会的产生是政治行动者不断努力建构的结果。[14](P15)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形成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这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主体主义思想作祟的结果。在拉-墨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需求是多元的，而且资本家也会有意去制造这种多元的需求，因此不可能存在单一、共同的利益，这也就决定了围绕着“共同利益”而形成一个固定阶级的不可能性。他们认为，共同利益、无产阶级等概念都是马克思主义一厢情愿的想法，它远远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实际。
再次，资本主义灭亡之后，随着而来的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这在拉-墨看来同样是用一种“缝合”的观点看待社会的发展。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不存在一个最终事态，认为存在一个终点的想法是一种违背社会特性的确定性想法，因而无助于解释社会，同时封闭了任何政治的可能性。
总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认为存在历史规律、客观利益、无产阶级等等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用现代性思维来理解社会和政治的结果。这些观念在拉-墨的话语理论的观照下没有一个可以站得住脚，都一一被拉-墨所解构。[15](P4)在拉-墨的视野当中，一切都是话语的产物，“事物只有在某种话语构形或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游戏’之内才拥有存在(being)——换句话说，关于物体存在的‘真理’，无论真实与否，是在一种理论的和话语的语境中建构起来的，脱离一切语境的真理观念简直是胡扯”[16](P88)。因此，政治也无非是话语。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拉-墨对政治进行了话语性的解读。
(1)政治空间是一个话语空间。政治行动是一种话语活动，政治空间是随着话语活动展开而不断拓展的，它是一个无限开放的过程。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对话、商谈、交流，随着交流的深入，政治的意义也次第展开。拉-墨对政治的理解颇有点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意味。拉-墨确实与哈贝马斯有共通之处，他们都是站在话语的层面上来理解政治的，而且这也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要倾向。返回到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以寻求当代政治的出路，这是海德格尔、阿伦特、洛维特、施特劳斯等人的共同路向，拉-墨显然延续了当代政治的这种路向。
(2)政治行动者同样是话语建构的产物。政治空间中的行动者都是原子式的个人，他们围绕着某种目标聚合在一起，不是基于共同的阶级利益，而是一种偶然的聚合。这种聚合当然有一个目标，但这个目标是众多需求的松散结合。这些需求能够结合在一起，首先是因为话语接合的原因，是话语的成功阐述使得不同的需求认为它们有着共同点，从而走到一起。因此，是话语把原子式的个人集合在一起，使他们达成共识，并形成不同的政治群体。因为不存在先于话语而存在的所谓的共同利益，所以，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基于共同利益而存在的阶级主体也就是一句空话，至于社会阶级最终会分化成两极的说法更是不靠谱的虚构。拉-墨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斗争的主体是多元的，这些主体的形成绝对不是因为先天的利益，而是依靠话语的召询(interpellation)。
(3)政治行动的领导权的归属取决于某个群体或某几个群体话语召询的力量。正因为政治是一种话语，话语建构政治主体，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哪个群体能够充当政治行动的领导者，就在于这一群体能否用话语成功地召询其他群体在自己的阵营下面，从而领导权取决于话语的成功召询。在拉-墨看来，谁有资格担当政治行动的主角，绝对不是先天注定的，也不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更不是什么历史的选择。任何一类群体都有资格成为政治行动的领导者，而不存在这一群体比另一类群体更优越的“阶级优越性”问题。所有群体都是对等的或等同的，历史不会特别青睐于哪个阶级。而且，某类群体充任的领导者角色地位也不具永恒性，只是暂时的，他们因某场运动而成为主角，随着运动的结束，他们的主导角色自然消失。可是在拉-墨看来，马克思主义恰恰犯了“阶级优越性”的错误，它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才有资格充当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忽视了其他群体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典型的独断论，它用先在的历史使命、历史规律、阶级优越性等等来“钦点”某类群体为历史的主人，这不仅与话语精神背道而驰，而且与现实政治运动的需要格格不入。
二、用文化政治替换革命政治
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理解始终贯穿了一种现实斗争精神，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P113)在现实政治中，马克思从来就反对政治斗争只停留在文化斗争或意识形态斗争的层面。因为马克思深刻地体会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抗争在强大的政治机器面前力量非常渺小，就像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8](P9)。出于讨伐资本主义这一罪恶制度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斗争直逼现实，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火热的政治实践。马克思逝世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的精神渐行渐远，他们逐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脱离实践的单纯理论，并对现实政治失去了兴趣，只热衷于在精神的领域中从事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批判。后马克思主义者如拉-墨就延续了这种路径，他们毫不忌讳地说：当前西方左翼人士所要做的“不是抛弃‘文化的’斗争以回归‘真实的’政治”[19](ⅹⅷ)，而是要继续进行远远不够的文化斗争。
西方左翼这种倒退的直接原因是1968年革命的失败，如拉-墨一样的左翼人士出于对革命的失望而遁入了文化反思。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社会革命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人们都以为社会会发生巨大变革。结果，所有人的预料都落空了。学生运动在集中的爆发、短暂的结束之后，一切都归于沉寂，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资本主义的法则照旧运行。反而，当年的革命学生大多失去了方向，他们或沉迷、或堕落、或毁灭、或改弦易辙。[20]拉-墨正是从这场运动中获得了启示，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左翼人士更重要的工作或许不是通过暴力去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而只能在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域做一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工作。因此，拉-墨好像是提出了一种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社会主义策略”，但这种策略背后却隐含着深深的悲观主义，所以，这套不同的策略只不过是形同虚设的说辞而已。当然，拉-墨本人并不这样想，他们认为文化斗争比现实斗争更重要。而且他们相信：其他左翼人士都迷失了斗争方向，只有他们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确实，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面前，大多数左翼人士认为，政治已成为中性的领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存在对抗，右翼与左翼的区分已经没有必要，所有派别都应当尽释前嫌。但拉-墨与这些擦除政治边界的人始终保持距离，他们对后者批评道：“在‘现代化’的借口下，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党丢弃了他们的左翼身份，委婉地把他们自己重新界定为‘中间—左翼’。他们声称，左翼和右翼的概念变得过时了，而所需要的是‘激进中间’的政治。”[21](Pxⅳ)拉-墨认为，其他左翼人士尽管也提倡激进政治，他们的说法也不无美妙，但这种放弃政治立场的做法其实是对政治的消解，它不是拉-墨意义上的激进政治。拉-墨说：“今天关于‘民主的民主化’有很多谈论。原则上，这样的一种观点并没有什么错，乍一看，它似乎与我们的‘激进和多元的民主’观点很合拍。然而，这里存在一个关键区别，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所拥护的民主激进化过程设想成在一个其结构不会受到影响的中立地带发生，而是把它看成是现存权力关系的深刻转变。对于我们来说，目标是建立新的领导权，这需要创造新的政治边界，而不是它们的消失。”[22](Pⅹⅴ)因此，尽管拉-墨坚持文化斗争策略的首要性，但这种策略中毕竟保留了反资本主义的因素，这是难能可贵的。
拉-墨反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资本主义剥削、异化、不公正等现象的外在批判上，而是延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传统，深入到资本主义的文化机理、文明机理、制度机理等核心处，对其展开某种程度上的针砭。
第一，由通常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生产力模式的批判。以往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仅停留在生产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不合理的、有问题的，但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模式、经济模式、工业发展模式，通常认为这是中性的，甚至是完全合理的，因而是值得借鉴的。因此，传统的政治认为，经济领域中不存在政治和政治斗争。拉-墨认为这种对政治和政治斗争的理解非常肤浅。他们主张，必须将经济领域纳入政治斗争的范围，同时，也必须将单纯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扩展到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批判。在拉-墨看来，生产力或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再也不是一个中性的、中立的概念，或者套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生产力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成了控制人类、恶化自然、破坏文明的东西。拉克劳说：“今天越发清楚的是，在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之下的生产力的发展恰恰导致了自然资源甚至是文明本身的破坏。”[23](P64)拉克劳认为，经济领域或生产力领域根本不是由利润最大化这一简单的逻辑所支配的同质性领域，它本身其实贯注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不是生产力支配统治阶级的合理性，恰恰相反，生产力屈从于统治阶级的合理性及其意识形态，因此，对生产力进行批判就显得尤为必要。这种批判不仅是以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判的补充，更是增强反资本主义斗争力量的需要。拉克劳说：“对资本主义合理性庇护下的工业发展模式的批判(它对于大多数新运动是共同的)由此就把这一极有价值的要素添加到一直是工人阶级的特权领域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的批判之中，并且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能够仅仅因为这些新的斗争领域的加入而增强。”[24](P64)
第二，从要求改善工资等传统斗争方式转向对资本主义权力体制的批判，即转向对工作组织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统治与官僚统治的批判。在拉-墨看来，传统的斗争方式如罢工只是非常表层化的斗争，工人根本没有明白或找到自己受剥削的不平等根源，因而这样的斗争方式看似激烈但却是非常温和和无效的，因为它根本不会触动资本主义的整个体制。他们认为，必须将斗争的方式向深度推进，不能仅仅停留在只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斗争方式的层面上，必须要将批判的触角深入到支撑传统剥削体制的更为根本的组织方式和权力模式上。人们只有在这样的层面上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才可能根本改变社会的面貌。可喜的是，人们开始向这样的斗争方式迈进。所以拉克劳说：“比之于工人阶级为了现存社会体制的民主化而进行的传统方式的斗争，这些新的主体的斗争与要求看来要激进得多，因为他们对工业发展模式本身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价值总和，甚至每一种权力体制都提出了质疑。注意到这一点是重要的：这些斗争的新形式也在工人阶级中发现了自己的表达，并且一种新型的工人诞生了，它是零碎化的和非技术性工作的产物，因而与无产阶级的经典观念丝毫没有共同之处。这些新工人的要求通常以工会结构之外的非正式的罢工来表达，它超越了为工资和工作时间而进行的俗套的谈判，它直接攻击工作本身的组织化。”[25](P62)在拉-墨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模式与资本主义的权力模式相互依存。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模式即工业主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权力模式上的技术统治和官僚统治，而资本主义的权力模式必然会强化工业主义的扩张性。由此，既要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模式，更要批判因之而产生的技术统治与官僚统治。技术统治和官僚政治不去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可能被改变，社会就不可能走向进一步的民主化，激进民主的愿望只是一句空话。
第三，从对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批判，转向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即转向对全球化的批判。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歌之颂之，俨然认为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大同。拉-墨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与很多思想家有别，他们对于全球化始终保持一种警惕甚至批判的姿态。在他们看来，全球化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全球信息的共享、全球经济的合作。全球化并非普适的福音，而是资本主义推行其意识形态的工具，或者说，是新自由主义控制人们并推行其政治领导权的工具。全球化向世界各地的渗透其实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当所有民族国家自动纳入全球化的浪潮时，就表明资本主义世界观的一统天下，所以拉克劳说：“通常为‘没有选择余地这一教条’进行证明的理由是全球化，而且通常拒绝重新分配社会民主政策的理由是：各国政府所面对的严格财政限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现实可能性，在这一世界中，全球市场不允许任何对新自由主义正统的背离。”[26](Pxⅵ)拉-墨认为，全球化绝对不是一个美妙的神话，更不是人类不可摆脱的历史必然性，而是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展开。它不仅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对民族国家的侵蚀，而且全球一体化的最终后果是政治的彻底消失，因而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主张自觉抵制这种世界全球化的势态，并强调自己“按照领导权方式进行思考就是要打破这些谬论”[27](Pxⅵ)。
三、用身份政治替换阶级政治
拉-墨认为，传统政治学对政治的理解，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理解总是把政治看做是不同阶级争夺政权统治的场所。这种关于政治的阶级解读包含以下几个维度：一是按照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经济地位或客观利益来定义不同的阶级，认为经济地位或客观利益与阶级地位是一体的，经济地位或客观利益决定不同群体的阶级归属；二是认为资本主义在社会结构的划分上最终会走向一个同质化的过程，即所有阶级最终分化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阵营；三是商品和资本的逻辑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极端贫困化，而经济上极端贫困化的无产阶级必然滋生反抗意识，从而使得无产阶级天生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最坚定和最强大的力量。可是在拉-墨看来，对照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学存在一些纰漏。
首先，拉-墨认为，并不存在客观的利益，利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同理，所谓的“阶级”也是建构的产物。拉克劳说：“我们的著作并不是要批判‘利益’观念，而是批判它们假定的客观性，也就是说，批判这样的观念：社会行动者拥有他们意识不到的利益。建构一种‘利益’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要通过复杂的意识形态的、话语的和制度的实践才能产生。”[28](P102)既然利益、经济地位并不是客观存在的，那么，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与客观利益、经济地位相称的阶级也不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客观经济地位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显然行不通。也就是说，固定的阶级和阶级地位不可能存在，当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由客观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决定的时候，它就不自觉地把阶级的形成当做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在拉-墨看来，这是一种独断论的宣称。因此，他们坚决反对使用“阶级”这个术语，而代之以行动者(A-gent)。如果“阶级”是一种独断论的宣称的话，那么“行动者”概念则摆脱了独断论的阴影。因为“行动者”的形成并不是建立在先天的客观利益之上，它是社会和历史的建构产物，它的形成更多的是基于认同、身份(identity)。没有认同感，不可能会天然形成某类行动者。因此，墨菲指出：“这不是一个在既定利益之间建立一种单纯联系的问题，实际上是改变他们的认同以便促成一种新的政治认同。”[29](P15)也就是说，个人要先具备身份认同感，才可以集合成某类行动者；而认同感的形成又与意识形态的打造、话语的协商等等密不可分。
其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并没有朝着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方向运行，资本主义各阶级并没有经历同质化的过程，相反，群体之间的分化愈加明显，群体的异质化现象凸显。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异质化现象增生的进程不断加快。拉克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最终是一种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结构不断同质化的理论。它说，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结果，中产阶级和小农阶级将会消失，历史斗争的结果将是一个同质化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次简单的摊牌。但这绝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的是社会结构中不断增长的异质性，但是这一异质性并没有引发社会斗争的扩散。引发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断裂点的增生——你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增生。在波尔图阿雷格里港的会议上，你可以看到各类特殊的团体：妇女赋权(women's empowerment)、加利福尼亚同性恋、反体制化团体等等，每一个都有它们特殊的组织和个别的问题。”[30]拉-墨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导致最终的两个阶级阵营的大对决，激烈的革命由此不可能爆发，但资本主义却制造了越来越多的矛盾，这些矛盾使得抗议资本主义的力量不断增生、此起彼伏，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发展断裂的“内爆点”，它们正是政治得以展开的舞台，后马克思主义必须在这样的舞台上有所作为。
再次，绝对的贫困和绝对的专制并不自然导致绝对的反抗。拉-墨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绝对的贫困和压迫之下，只是更多的顺从与沉默，因此，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的极端贫困和压迫与无产阶级的绝对反抗对应起来，以及由此而赋予无产阶级这一群体以革命的优越性，并最终把这一切都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商品逻辑和资本逻辑的结果，这是大有问题的。拉克劳以不无批评性的语气说：“我认为马克思在阐述商品生产的逻辑上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晰，比如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都更好得多。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由商品形式所制造的对抗(antagonism)到底存在在哪里？我同意商品形式，特别是由资本主义所表现的商品形式，是强大的对抗性潜力的源泉。但是对抗的契机在哪里？——没有理由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抵制只是来自工人，因为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它[资本主义]会制造生态问题，会在经济领域之间制造不平衡、中心或外围，等等。在那样的意义上，你处理的是更异质性的对资本主义的对抗，那必须通过政治接合来制造，并且领导权理论就是关于这一制造的逻辑。”[31]商品和资本的逻辑当然会制造剥削和压迫，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抗剥削和压迫意识的自然产生，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斗争意识是一个通过政治不断制造的过程，它来自政治的外在建构。既然绝对的贫穷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反抗，那么无产阶级的优越性也自然被剥除，任何一个群体都可能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的力量。
出于上述种种考虑，拉-墨认为，马克思主义将政治建立在阶级的前提上是行不通的，面对资本主义的新情况，必须重新转变对政治斗争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强调相左，拉-墨重视的是身份。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是阶级政治学的话，那么，拉-墨的政治学是身份政治学，它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特质：
第一，身份政治的出发点是行动者(Agent)，而不是抽象的“主体”(Subject)。主体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它是剥离了一切社会性、历史性的抽象的“主体性”(Subjectivity)。这一主体除了“理性”、“知性”或者“感性”之外，什么都没有，是一具无血无肉、无情无欲，没有历史、当下和未来的空壳。拉-墨很少用“主体”这个概念，大概就是出于对它的抽象性的反感。拉-墨等后马克思主义者更愿意使用另外一个词，即“行动者”。如果说，“主体”是将人从一种生存境遇、历史境遇、社会境遇中孤立出来做抽象考察，那么，拉-墨的“行动者”则是要将这些东西重新赋予人，重新将人拉回到特殊的场景和具体的情境中去。在拉-墨那里，每一“行动者”都是丰富的、生动的、异质性的个体，他们有血有肉，生活在不同的场景当中，来自不同的社群，承载着不同的历史，有着不同的诉求。这些个体之间不可能相互替代，因为“每一个人都从属于无数重叠的群体和多个交叉的身份”[32](P15)，更不可能被化约为原子式的均质的东西，他们始终是差异性的存在。身份政治就以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为出发点。不管政治斗争出于什么样的目标考虑，但必须始终尊重个体的差异性，不能以集体、全体的名义淹没甚至抹杀个体性，否则，政治就失去了它本真的意思而走样了。拉-墨的这种政治学思路是当代哲学所开启的存在主义等路向在政治学中的反映，充斥着海德格尔、福柯等对个体关照的影子。
第二，身份政治认为从事政治斗争的力量是“身份”，而不是“阶级”。社会是由差异性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这种差异性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兼并、融合。差异就是一种“身份”，这种身份是不可以替代的，也不可以替代别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是以“身份”相区别，而不是以“阶级”相区别。“身份”是一种个性化的东西，是后天形成的东西，而“阶级”则不是。人们因为身份而有别，同时也因为身份而走到一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的身份越来越多样化，因而一个人可以归属于不同的群体，也就是他兼具多重身份，有着多重诉求，这就意味着他可以在不同的阵线上作战。今天资本主义的各种运动，如生态运动、反核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反全球化运动、性偏好运动、反体制化运动，等等，并不是由清一色的、有着严格阶级归属的工人阶级或其他阶级发起的，其实都是由有着不同身份的人所发起的。而不同身份的人能够走在一起，又是因为他们有着对斗争目标的认同，他们是出于认同而聚合在一起。但这种认同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利益所固有的恒在性、稳定性和同一性，也与哈贝马斯用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抹平差异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有别[33](Pxⅶ)，它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聚合。毋宁说，身份政治是差异性的聚合，在这种聚合中，对抗和分化始终存在，同时又有共同的目标，但这种目标不是统一的整体，而是有着内在紧张的中心能指。拉克劳认为，既有紧张，又有共同的所指，这是政治得以可能的前提，他说：“我认为一个民主体系的构造依靠两个维度，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是互相争执的，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又是互相恭维的。一方面，民主涉及断裂(rupture)点的延伸，通过这些断裂点，被压迫者能够表达自己。这是横向的维度，它是由需求的横向扩张所赋予的：对等物的链条。另一方面，还有纵向的一极，它是围绕着某个中心能指的这一链条的统一。现在这两种趋势不是被某类方的圆所集合在一起：虽然两者之间存在紧张，但两者对于构造民主政治都是必不可少的。”[34]
第三，身份政治注重的是话语接合，而非铁板一块的必然性。身份政治中的每一种行动力量都是异质性的，如何将这些异质性的要素整合起来，拉-墨提出了接合理论。接合(Articulation)这个词的意义非常微妙，按照英国后马克思主义者斯图亚特·霍尔的解读，大致有两层意思：第一，接合有着用话语清晰阐述和表达自己意愿的意思。因为接合的词根是Articulate，而Articulate有发声(to utter)、说出来(to speak forth)、发音清晰(to be articulate)等含义，因此就具有用语言表达(languaging)、表述(expressing)等方面的含义。第二，接合同时具有将两个不同的部件连接起来的联动装置的效应。这来源于英语当中经常说到的“铰链式”卡车。铰链式卡车是由各个构件组合而成的，这些构件并非整体一块，而是可以拆卸的。它们之所以组合在一起，是通过其中的联动装置连接起来的。没有联动装置，它们是零散的。[35](P219)综合这两层意思，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接合其实是一种话语连接，它试图通过话语的形式把不同的要素统一在一个相同的目标之下。如果说铰链式卡车是通过质料性的联动装置来组合不同的构件，那么在拉-墨的身份政治那里，这种联动装置被置换成了话语。不同社会力量是通过话语而接合在一起，但这种接合不是一种必然的联系，而是一种偶然的结合。各种社会力量是在特定的事态下，被某种话语的阐述所打动，并达成共识和理解，从而聚合在一起共同行动以达成一项社会目标。各要素之间仅仅是一种基于话语阐释或意识形态理解的连接，彼此之间并没有必然、本质的归属，因此，这种连接也只能是偶然的、暂时的。目标达成后，各要素之间自然分解并重新组合，就像铰链式卡车完成某项使命之后，各个构件也要分开一样。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拉克劳接合理论的要旨是，“他使用接合概念的目的就在于同困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必然性逻辑和还原论逻辑决裂”[36](P220)。接合通过话语的力量把不同的行动者集合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一种“召询”的方式来实现的。“召询”既有召集的意思，也有询问的意思。“召询”是通过询问的方式让不同的行动者意识到自己行动的共同性，从而有可能召集在一起。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分析的那样，“接合理论询问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何以发现其主体，而非询问主体如何去思考那些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属于它自己的思想；接合理论使我们能够去思索：一种意识形态如何赋予人民以权力，使人民开始去理解或领悟他们自身的历史境遇，而不是把这些理解形式还原为他们的社会经济或阶级地位或社会位置”[37](P219-220)。
总而言之，拉-墨认为，激进民主就是民主的激进化和彻底化，这种激进化和彻底化在社会主义进程中显得尤其必要。拉-墨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政治目标？因为在他们看来，传统社会主义与民主是相互分离的，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是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进行，而是离民主越来越远，因此最终走向了极权主义。拉-墨认为，必须对这样的状况进行改观，重新将社会主义纳入到民主斗争的轨道上来。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实现民主的前提，相反，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的一个环节，即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但并不意味着民主社会也同时实现了，社会主义不等于民主，民主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它永远都不会结束。而如何实现激进民主这一目标，拉-墨首先对马克思主义所有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概念进行了消解。异化、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性、消除了阶级对抗的共产主义社会等等思想和概念在拉克劳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拉克劳曾经说过：“其中心定位于阶级斗争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已很难适应纷纭而现的各种新矛盾，如今正是这些新矛盾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主义政治斗争生发作用的场域。——陈旧的确定性，著名的‘历史担保’统统大成问题；政治的不确定性伴生着日益增加的理论困惑。这就是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所谓‘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原因所在。”[38](P51)
在拉-墨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固有的现代性痼疾，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功能主义、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经济主义、阶级主义等顽疾导致了它在现实政治面前的失语，从而用一种新型的政治即激进民主政治来替换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必然的了。
拉-墨的激进民主政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症结”宣判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这种宣判因其概念的新颖性颇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明眼人都清楚，这只不过是拉-墨在解构马克思主义上所玩弄的后现代主义及后结构主义手法。在它华丽的辞藻背后充斥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肆意扭曲，从而遭到了诺曼·格拉斯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严厉批评：“后马克思主义的标签相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来讲，对于拉-墨的耳朵来说无疑是一个更漂亮的耳环。它激起的是一个向前运动的想法而非一场颜色的变化，它假装是一种推进和进步——我的观点是，在这一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处，存在一种智力上的真空，这是我故意使用的一个术语：既是理论的空洞也是标准的空洞，围绕它的是一些非常陈旧的观点、偏见和拙劣的模仿。”[39](P56)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拉-墨以为自己的激进民主摆脱了现代性的困境，可是在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如安东尼·内格里和迈克·哈特等人看来，他们却依然掉进了现代性的泥沼。拉-墨坚持认为，在政治或社会运动中，必须存在组织这一运动的领导权力量或立场，比如像政党这样的东西，以便充当一种空指(empty signifier)的功能。始终强调政治运动中某种领导权力量的核心作用，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中心主义的现代性意识在作祟呢！出于对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思想的不满，安东尼·内格里和迈克·哈特提出了更为激进的“大众”(the multitude)概念。在“大众”理念的指导下，他们认为运动可以以水平面的、网络状的形式来组织，而无须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威式的领导者或政党。①“大众”思想是区别于拉-墨“领导权”思想的另一种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这提示我们，在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思想的研究上，应当始终重视后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性特征。
注释：
①根据2011年2月24日迈克·哈特(Michael Hardt)给笔者回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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