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淑琴[1]2001年在《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危机》文中研究指明比较系统、全面地研究叶利钦时期的政府危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危机大致可分两个阶段：以1993年“十月事件”为分水岭，政府危机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十月事件”之前的俄罗斯政府危机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即联邦立法权力机关（确切地说是人代会中的多数议员团）与执行权力机关即总统、政府之间关于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关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体的不妥协争论和矛盾斗争。“十月事件”以后的俄罗斯政府危机主要是在全面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基础上执行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斗争的继续，同时执行权力机关内部矛盾开始上升。 全文主要分五个部分。 前言说明选题的意图和简述叶利钦时期的政府危机，界定“政府危机”、“叶利钦时期”两个概念。 第一章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叶利钦时期政府危机的基本类型，并且归纳出叶利钦时期政府危机的特征。叶利钦时期的政府危机主要有立法与行政机关的对峙，这种形式的危机主要发生在“十月事件”之前，政府更迭、议会对政府提出的不信任案、非正常状态下的政府人事改组，这些形式主要发生在“十月事件”之后。叶利钦时期政府危机在“十月事件”前后有不同的特征，但总的说来具有爆发的烈度大、频率高、持续时间长的特征，政府危机主要控制在杜马、总统和政府的层面上，并未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危机主要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在法律的范围内得到暂时的调解。另外从行政机关内部的矛盾来看，总统与总理的矛盾始终没有形成公开的对立。这表明叶利钦时期行政机关内部的矛盾还没有上升为国家主要的矛盾。 第二章阐述政府危机产生的原因。不均衡的政治体制是叶利钦时期政府危机的根本原因；同时叶利钦时期的政府危机也是政党与政治派别力量消长、权威主义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危机、叶利钦总统个人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结果；另外，车臣战争、大选以及国外的因素也对政府危机的产生起了重要的影响。 第叁章分析政府危机对国家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以及政局产生的影响；另外，俄罗斯的政府危机对政治力量消长、对国家制定内外政策以及对总统集权制和叶利钦挑选接班人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总的来说，叶利钦时期的政府危机消极影响是主要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叶利钦时期的政府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在内外政策方面做出调整，从而有利于缓和上层政权的矛盾和社会稳定。 结束部分分析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危机是转轨制国家中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从宏观角度进一步把握和认识叶利钦时期的政府危机。得出的结论是叶利钦时期的宪法是过渡性的宪法，国家的政体是过渡性的政体。得出的经验教训是进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考虑到政治因素和政治力量，还要考虑到政治文化和民众的因素。另外，市场经济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也是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防范政府危机的重要措施。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政治体制转轨的艰巨性和曲折性。
吕超[2]2010年在《冷战后俄罗斯对外政策演变的国内政治根源研究》文中认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是决策者根据国家利益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制定的。但是,决策者制定对外政策又是处在一个复杂的国内政治环境之中,从而使得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处在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之中。正如亚历山大·温特在谈及国内环境影响对外政策时所说的一样,“对外政策行为主要取决于国内政治”。具体对于俄罗斯而言,要分析当代俄罗斯对外政策的缔造或决策机制,理解为什么俄罗斯有我们在当今时期看到的那种对外政策,充分考虑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转型或者说俄罗斯内部制度的变迁,探寻冷战后俄罗斯对外政策演变的国内政治根源是非常必要的。在俄罗斯国内政治因素通过种种方式影响其对外政策的同时,对外政策也通过影响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以及参与世界体系的方式、程度等途径对国内政治产生反作用。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建立之后,俄罗斯纷乱复杂的国内政治变化是其对外政策调整的国内背景：代表不同阶层政党的分化组合,不同利益群体的出现,言论自由的有限度开放等等。本文首先讨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国内根源,如国内事件、宪政结构和政体类型对对外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叶利钦时期、普京时期甚至梅德韦杰夫时期,俄罗斯政府领导人所面对的国内政治环境都不尽一致。从整体而言,随着俄罗斯民主化进程不断取得进展,其国内政治体制中的政党政治、叁权分立、互相制衡等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现代政治的运作也日趋平稳。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俄罗斯对外政策转变的文化、社会、传统等背景因素,沿着政治文化和外交史的路径去研究俄罗斯的外交行为,就会发现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斯拉夫主义”、“使命意识”和“俄罗斯例外论”等深刻影响着当今俄罗斯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本文还讨论了从叶利钦时期的“大西洋主义”、“双头鹰”外交,普京阶段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试图付出极小的代价来增强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到梅德韦杰夫时代继续奉行务实外交政策,主张建立多极世界,冷战后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是传承与发展并存。俄罗斯在转型期间的国内政治根源深刻影响着它的对外政策。例如,对一个处于民主转型阶段的国家而言,政府面对选举的压力是如何响应“民意”并对对外政策进行调整的。“对外政策始于国内”,德国着名政治家路德维希·艾哈德博士极其形象地描述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本文也探讨了一系列影响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因素,如政权架构、组织体系、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公共舆论、利益集团等等,以及它们如何在具体层面上塑造了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对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反作用于俄罗斯的国内政治。除此之外,在前文的基础上对后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在俄民主化这个前提下,“新冷战”或俄与西方之间发生全面冲突的可能性极小。俄罗斯国内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仍旧是影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重要因素：权威主义的政治倾向、车臣政策、经济领域的重新国有化、能源政治甚至于对待某些企业家的做法都可能对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现状和未来产生影响；西方对俄罗斯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它的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上,聚焦于俄国的民主,这是西方对俄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最后对俄罗斯内政外交的关联性进行了总结和理论上的概括,即：国内政治决定对外政策,对外政策影响国内政治,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对外政策中的政治具有两面性——国内政治的实施者与国际体系中的参与者,正是这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塑造了俄罗斯的对外政策。
赵美娜[3]2010年在《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俄罗斯对外贸易战略研究》文中提出对外贸易战略是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的对外贸易战略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体现了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本文将俄罗斯在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进行了归纳和划分,提出了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的自由贸易战略,普京时期的以能源出口导向为主的多元化贸易战略,以及梅普时期的注重培育创新型贸易战略。通过对各个时期贸易战略中商品贸易政策和国别贸易政策的分析,阐释了对外贸易战略对俄罗斯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根据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对外贸易战略的发展规律的总结,研究了俄罗斯根据本国经济实力和世界经济发展变化与贸易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俄罗斯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导向战略的的发展趋势。全球金融危机后,中俄的经贸合作将进入升级调整的阶段,因此中国应及时根据俄罗斯贸易战略的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的变化确定中俄经贸合作的领域和方式,不断深入开展商品贸易,积极开展服务贸易,并且不断深化中俄的科技合作、投资合作和产业合作。
邱蓉[4]2012年在《俄罗斯转型时期利益集团演化及其作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利益集团是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观组织。一项好的、“合意”的改革能否得以推行，往往并不仅仅取决于其对效率的改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支持和反对力量的对比。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由外围向中心推进的今天，如何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坚持总体方向不变，继续深化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改革，俄罗斯的转型经验具有独特的借鉴价值。前苏联7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稳定的政治格局孕育了阻扰变革的官僚阶层，冻结了个人和企业独立生产、经营的能力，社会阶层由犬儒到冷漠直至爆发。苏共组织解散、苏联解体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然而“冰冻叁尺非一日之寒”。论文采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秉承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把社会范围内的所有利益集团置于从“十月革命”到梅德韦杰夫时期长达90年的历史画卷内，在动态中把握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以及利益集团自身在其中的演化，期望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为改革服务。论文由七部分组成，包括绪论。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的目的、文献综述、研究所采用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理论工具、论文的创新点等。第二到第六部分是正文，在每一部分的末尾安排了一个简短的小结或评价，总结这一时期体制的输入变量运行的结果及输出变量，以便衔接到下一个历史时期的转型目标。第二部分建立研究框架。抓住利益集团追求本集团“利益”的本质特征，把利益集团分为自发性利益集团和自觉性利益集团，明确了集团的发展演化方向。针对俄罗斯的具体情况，研究框架中将俄罗斯社会分为总统、联邦中央、地方利益集团、普通民众集团和其他活跃性利益集团等五类。根据利益集团持有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归纳利益集团的作用方式和途径：经济影响、政治投票与舆情掌控。通过目标与结果的比对来考察集团作用的效果。第叁部分研究的是苏联时期的利益集团形成和诉求累积。体制内的“两阶一层”逐渐分化为管理者集团和劳动者集团，管理者集团特别是其中的高层管理者已然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在解除了强力机构的监视之后，集团成员相互勾结，从隐性到显性，维护本集团的利益。该集团上下层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上层官僚集团希望能够打破体制束缚，将生产资料管理权变为所有权；下层官僚集团则寄生于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对于越来越狭窄的上升通道也心存不满。普通民众集团除了经济效率下降带来的利益减少外，更重要的是政治高压下的反弹而形成了对体制的冲击。从斯大林时期到赫鲁晓夫时期、博涅日列夫时期，诉求长期累积而无处释放。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以激进转型的倾向爆发出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第四部分研究叶利钦时期的利益集团。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派在转型方式的博弈中力克群雄，取得了选举的胜利。选择“休克疗法”的转型方案，执行“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中出现偏离初衷等，无不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国家后退、公共政治权力与私人资本相结合，政治经济的混乱使人们从浪漫主义回复到理性思考。第五部分研究普京时期利益集团。“可控市场经济”与“可控民主”治国理念下的税制威严重建、国家资本主义、惩治寡头、行政管理垂直化和保护私有产权、加强基础社会保障等，既是出于国家的自主性，也是缘于普通民众占绝对多数选票的约束。然而官员腐败、一党独大、失衡的产业结构仍然困扰着俄罗斯。第六部分研究梅德韦杰夫时期的利益集团。致力于推动“市场”“民主”转型进程，梅德韦杰夫提出了“现代化”的执政目标，论文从总统与政府的权力配置、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角度分析了其结果与目标相去甚远的原因。第七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启示。论文总结了利益集团活动的边界、国家的自主性、威权传统下国家元首集权的便利性和保持中立的重要性等六大基本结论。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方面的五项启示。
张倩倩[5]2015年在《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改革变迁》文中研究说明自九十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改革问题一直备受中国国内各界关注。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的关系是现代民主政治之政府类型的区分标准,亦可说是民主政治体制的判别标准,是民主政治的真髓所在。因此,研究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改革的变迁史,从中归纳出每一时期俄罗斯政府类型及政治体制的变化特点,总结出其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脉络,分析作为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选择了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后,其所进行的行政与立法关系改革给国家带来的影响。根据叁权分立的原则及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认为的司法权相对于立法权和行政权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国家政权中最有影响的是行政权和立法权,权利制衡也就主要指这两种权力的关系。全文对独立以来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改革进行梳理,从叶利钦、普京到梅德韦杰夫时期,将其行政与立法关系方面的历史发展、改革举措归纳整理,着重探讨俄罗斯府会关系的变化情况。俄罗斯的叁权分立突出地表现在行政与立法的关系上,从理论上讲,俄罗斯行政与立法的关系最明显地体现在独立以后通过的新宪法中。本文主要从叶利钦时期府会关系入手,陈述现象并分析其相对于存在着人民代表大会时期的苏联在府会关系方面所做的变革,及由此给国家各个方面带来的影响。再到普京时期重点对于俄罗斯政党整合后改善的府会关系,修复后的府会关系对于国家发展带来的变化,及至梅德韦杰夫时期“普梅组合”在府会关系这一方面的变动。论文从中将深入研究的方面是:一、府会关系的变化给俄罗斯国家层面带来的影响。二、俄罗斯府会关系之间的相互制衡,每任领导人任期内总统、议会和政府的职权所在,从叁者的组成、权力行使和制约看叁者之间的制衡关系变化。叁、俄罗斯普京时期强人政治,总统的超级权力独揽议会与行政大权影响俄罗斯民主的发展,未来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走向。最后,作为一直以来和俄罗斯建立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中国,在当今的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改革中受到了哪些影响和启示,也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
宋晓光[6]2011年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危机及其应对研究》文中提出俄罗斯经济转轨已经走过整整二十年的历程。20世纪末叶俄罗斯走上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道路,通过对国有经济进行私有化改造和重建经济管理体制,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但是,国家经济却在转轨初期的政治、经济等多重危机的作用下陷入了崩溃的边缘,1998年的金融危机更将疲惫不堪的俄罗斯经济拖到谷底。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社会动乱等,使广大人民遭受了无尽的痛苦。可以说在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与之相伴的是权力拼杀、社会冲突、阴谋和流血,国民生产总值急剧下降,人民生活陷入普遍贫困。普京上台后,以“乱世用重典”的方式悄然实现了政治可控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转变。在政治上成功地构建了以总统为核心的强势政府权力体系；削弱地方权限、打击地方保护主义；整肃寡头势力,实现了政治稳定,为经济转轨创造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在经济上通过建立健康有序的金融体系,稳定了金融形势,有效降低了通货膨胀：通过税制改革,减轻了个人和企业的负担；通过提高工资和养老金、增加社会救助扩大了国内需求,稳定了社会形势。更为重要的是普京政府借助国际能源市场行情变化的有利时机,建立了国家稳定基金,改善了国际收支状况,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梅德韦杰夫在接任普京的权杖之后,依然坚定不移的贯彻其执政、治国理念,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从新使俄罗斯迈入了世界强国行列。
聂俣诚[7]2018年在《诺思悖论与俄罗斯经济发展困局》文中研究说明俄罗斯独立以来经济表现乏善可陈。叶利钦时期各项经济社会指标直线下降,普京时期则仅有数量上的增长,没有质量上的提高。国家的作用是解释俄罗斯经济发展困局的关键。叶利钦时期,国家一方面没有提供基本的秩序,另一方面则在国内竞争约束下产出了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普京时期,国家提供了秩序,同时也形成了一套具有掠夺—分利性和非生产性的制度安排。其原因在于,政权通过多种手段克服了国内外竞争约束,国家的目的转向自然资源租金最大化。俄罗斯未来能否实现经济发展,取决于国家能否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而这则进一步取决于政权在未来所面临的国内外竞争约束。
张丽[8]2006年在《俄罗斯经济转轨中的美国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此之前,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超级大国”,与美国分庭抗礼;在此之后,俄罗斯沦为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二流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处处受到美国的挤压。这种变化与美国因素息息相关。为什么叶利钦选择了以“休克疗法”为方案的激进经济转轨的道路?进入21世纪以后,普京能否使俄罗斯重新崛起?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如何发展?在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启动与演进过程中,政治因素及国际因素如影相随,影响着转轨方式的选择,其中,美国因素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参照物。曾经与美国实力相当的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处于经济停滞中,原因有两个:一是体制缺乏激励机制,二是与世界市场相隔绝。要改变这种状况是困难的,原因在于:一是制度的变化受到国内政治约束,二是利用世界市场必然要突破美国防线。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尝试,从政治体制开始进行改革,改变对美国的对外政策,然而却使经济改革成为政治改革的牺牲品。美国乘虚而入,其影响从一个外在因素内化为俄罗斯国内政策选择的重要变量。在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启动阶段,在美国因素的牵动作用下,俄罗斯采取激进转轨道路,从而进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规则之中。在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演进中,美国因素的抑制作用使俄罗斯从国内政治约束中摆脱出来之后又陷入国际政治约束之中,从而从“衰退型经济危机”陷入到“转轨型经济危机”之中。直到普京上台以后,局面才开始稳定。普京权衡美国因素,进行转轨战略的谋划,提出治国方略,使俄罗斯成为新兴大国。俄罗斯能否重新崛起,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观察美国因素对俄罗斯转轨进程的影响,以及俄罗斯对美国因素的应对,是跟踪研究俄罗斯经济转轨动态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美国因素的牵制,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演进伴随着俄罗斯对美国关系的不断调整。在国际政治领域,国家的竞争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在与美国关系的变化中,俄罗斯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一个调整的过程,并且通过经济制度的演进表现出来。本文在论证分析中有两条主线,一是美国因素影响了俄罗斯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二是俄罗斯经济何以做出政策的最后实施。这两条主线相互交叉,构建起一个理论框架,建立起一个审视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新视角。全文除导论外,分五章。第一章是理论分析,根据有限理性动态博弈模型,提出美国因素牵动的俄罗斯
刘贤国[9]2017年在《俄罗斯政权党的历史沿革、产生原因及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文中认为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建立。俄罗斯推行西化改革,实行多党政治,改变了原来苏联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治格局。俄罗斯的政党制度具有特殊性——无执政党的多党政治,政权党是其政党政治的核心部分,因而研究政权党对于了解俄罗斯的多党政治和政治制度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的第一章主要是对俄罗斯的多党政治从无序到有序、混乱到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做一个简要的梳理。俄罗斯的多党政治经历了叁个阶段:俄罗斯多党政治的萌芽时期、俄罗斯多党政治的确立和发展时期、俄罗斯多党政治的规范化时期。通过叁个阶段的发展,俄罗斯的多党政治逐渐走向成熟。本文从第二章开始探讨论文的核心概念政权党,首先是对俄罗斯的政权党的内涵进行一个界定,概括政权党的历史沿革并对这几大政权党进行异同对比。笔者从功能上将其定义为统治者支持建立的,为统治者服务的政党,然后将其与西方的执政党做了一个比较分析。政权党最大的不同就是不执掌国家政权,这样可以对政权党的内涵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俄罗斯的政权党经历了俄罗斯民主选择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运动和统一俄罗斯党,他们产生的背景、最初形式、组成人员和意识形态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叁大政权党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中央支持的力度和政权自身建设的各异以及竞争者实力的变化,叶利钦时期的两大政权党走向没落,而统俄党发展的越来越好。俄罗斯没有出现执政党,而是出现了有相似功能的政权党,这与崇尚权威的集权政治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在这种集权政治传统下,俄罗斯推行超级总统制,提出主权民主的思想,议会的权力大大削弱,加之政党自身的缺陷和公民社会的不成熟,俄罗斯总统顺理成章地用更有利于自己的政权党取代了执政党。统治者和俄罗斯民众都有维稳心理,不希望对现有的政治制度做大的改变。除了这些原因之外,俄罗斯政权党出现的直接原因则是统治者和政治精英互惠互利的需求。政权党在俄罗斯政党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对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政权党有效地保证了总统决议的顺利通过和实施,保障了总统及其继任者成功当选总统,吸纳了大量政治精英参与到政治管理之中,推动了俄罗斯公民政治社会化,维护了俄罗斯政治秩序。但我们也要明白,俄罗斯政权党的主要作用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因而也给俄罗斯的政治生活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阻碍了俄罗斯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作为政权党的统俄党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仍然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随着俄罗斯民主化的觉醒,统俄党将面临着很多挑战,这就需要统俄党不断改革和完善自己,顺应时代的潮流。
柳天恩[10]2011年在《俄罗斯能源政策调整对中俄能源合作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世界能源生产和出口大国,俄罗斯非常重视能源工业发展,制定了一系列能源政策。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正处于转轨初期,经济极度困难。为获得西方援助,顺利完成经济转轨,叶利钦政府在能源领域采取了“亲西方”的能源政策。这一能源政策导致中俄能源合作裹足不前。普京执政时期,适逢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俄罗斯国内经济和财政状况好转,于是开始推行“东西方并重”的全方位能源外交。这导致中俄能源合作虽有进展,但问题也不断出现。“梅普组合”以来,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俄罗斯开始把能源战略的重点向东转移。这为中俄能源合作提供了机遇,中俄能源合作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取得了突破。
参考文献：
[1]. 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危机[D]. 高淑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
[2]. 冷战后俄罗斯对外政策演变的国内政治根源研究[D]. 吕超.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3]. 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俄罗斯对外贸易战略研究[D]. 赵美娜. 黑龙江大学. 2010
[4]. 俄罗斯转型时期利益集团演化及其作用研究[D]. 邱蓉. 辽宁大学. 2012
[5]. 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改革变迁[D]. 张倩倩. 东华大学. 2015
[6]. 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危机及其应对研究[D]. 宋晓光.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7]. 诺思悖论与俄罗斯经济发展困局[J]. 聂俣诚.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8
[8]. 俄罗斯经济转轨中的美国因素研究[D]. 张丽. 辽宁大学. 2006
[9]. 俄罗斯政权党的历史沿革、产生原因及对政治生活的影响[D]. 刘贤国. 武汉大学. 2017
[10]. 俄罗斯能源政策调整对中俄能源合作的影响研究[D]. 柳天恩. 黑龙江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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