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新常态研究的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此后又多次讲到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了新常态，并把其作为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一种判断。在此背景下，新常态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成为各界认识和解释中国经济形势的关键词。对新常态的认识和解释关系对当前中国经济特征的判断和经济运行状态的理解，也涉及中国宏观政策未来的选择，因此必须从理论上正确理解。 一、对经济新常态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 新常态作为一种新的概念被提出后，首选涉及对新常态的理解。从当前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新常态的理解来看，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不同观点。 （一）经济发展阶段论 持此观点的学者倾向于将新常态理解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一方面，一些学者对我国30多年来经济发展历程进行总结，认为经济新常态是由于我国各种客观环境发生变化，所引起的发展阶段的改变。贾康认为新常态是经济运行形态上合乎规律的一种阶段性改变，是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高速增长之以后，以中高速经济增长新阶段来取代原来高速增长旧阶段的稳定状态。①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目前仍处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进入中高速后的新稳定增长的轨道或者状态叫新常态。②王一鸣认为新常态刻画了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转变后的阶段性特征，是符合经济内在逻辑的变化过程。③李元华认为新常态是我国经济经过30年高速成长后才呈现出的状况，标志着我国进入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是经济运行内部矛盾的必然结果，具有必然性。④刘伟和苏剑将新常态理解为是由于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新条件和新失衡，而随之出现的并将成为中国经济较长时期稳定存在的特征。⑤石建勋和张悦认为自2008年之后，国内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人口红利消失倒逼我国进入新常态，这种状态要持续至少10年时间。⑥齐建国等认为经济的常态、非常态和新常态三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我国经济新常态不是经济成果转型的标志，而是由于红利消失、结构压力增大等原因造成的必然结果，是我国经济更加市场化的表现。⑦徐
和权衡从经济赶超理论出发，认为我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就是经济赶超的过程，新常态从本质上来说是赶超型经济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新阶段，与之前相比，赶超型经济的基本态势和趋势没有发生改变，只是赶超方式、条件、和阶段性特点发生了变化。⑧ 另一方面，另一些学者从国际经济发展阶段的经验出发，将中国新常态置于国际经济大背景下进行分析，认为新常态是许多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经历过的，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张占斌和周越辉的研究认为，一个经济体在经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转到中高速或低速增长，是世界经济的普遍规律，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⑨刘勇提出，从深层角度看，新常态事实上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是我国经历经济“起飞”后的必经的增长过程，并且，进入新常态是由于中国经济体量渐大、外向型经济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大和企业效率低造成的。⑩郭旭虹从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出发，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是一种不可逆的稳定发展状态。(11)余斌和吴振宇的研究从后发国家追赶进程的视角出发，认为新常态实质上是中国经济追赶进程进入更高阶段的表现。(12) （二）经济增长质量论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注重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是新常态与以往形态最显著的不同，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告别粗放式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转折点。李建波将新常态定义为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后，支撑经济发展的各种条件都发生着变化，潜在经济增长率也趋于下降，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很难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必须适应新的变化，在新的环境和平台上来实现新的均衡，以适当的速度和方式、更高的效率和质量来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状态就是新常态。(13)厉以宁认为，新常态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间超长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概念，指经济应当逐步转入常态，要注重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14)吴敬琏认为，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是能够在增长减速的同时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甚至能在中速增长的情况下使人民得到更多实惠。(15)洪银兴认为转向中高速增长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的基本新常态，是新阶段的客观必然性，并进一步指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需要与发展战略新常态、宏观调控新常态和发展动力新常态三个方面新常态相互支撑”。(16)任保平和郭晗将新常态描述为一条从高速增长通道向另一条高质量增长通道转换的过程，追求质量将是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周期波动规律、产业结构演化规律和经济发展战略规律的必然状态，在此过程中构建起创新驱动的新模式，为新一轮增长创造条件，进而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17)李杨基于长期视角，在对比总结了世界各国旧、新常态更替的特点之后，认为新常态不只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其背后是中国经济的总体质量和效益向中高端水平发展的过程，包括经济形态的高级化、分工的细致化、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意味着对质量、效益、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持续追求，而并非对未来经济的悲观判断。(18)何玉长认为我国经济新常态最根本的特点在于经济增长质量优先和经济结构转型优化。经济增长质量包括经济效益的提升、收入分配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环境质量提高。要实现企业微观利益与社会宏观效益并重，促进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发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优化。(19)高建昆和程恩富的研究从我国内部原因和国际外部原因阐述了新常态的成因，认为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发展方式向注重质量和效益的集约增长，既适应需求的变化，也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向往。(20) （三）制度改革论 一些学者从中国经济社会制度改革的角度出发，认为新常态概念的提出是为我国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奠定基础。李稻葵认为与发达国家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不同，中国新常态的主题是在低增长时代寻求经济体制的改革，试图为新一轮的增长创造一个制度基础，是“向右转”。(21)冯之浚和方新认为，新常态的核心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结构不合理转向结构优化，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从隐含风险转向面临多重挑战，意味着经济转型升级进入了关键期，改革进入深水区。(22) （四）过程目标论 通常来说，大多数学者认为2012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进入了新常态阶段，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直到目前我国经济还没有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新常态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目标。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入手，黄群慧的研究将新常态理解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具体包括经济结构全面优化升级，经济增长从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但认为由于这种转变的实际周期还不到3年，所以，虽然经济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现阶段不能断定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而应该认为经济正在走向新常态。(23)李佐军也持相似的观点，他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制度环境等因素后，认为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当中，而并非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是未来5年甚至10年都要努力实现的目标。(24) （五）战略思维论 前述诸多观点都是基于对我国经济历史和现状的分析，将经济新常态理解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状态。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对经济新常态的理解上升到战略思维的高度，认为经济新常态是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更是国家和社会发展思想心态的变化。金碚认为，自2011年之后，我国经济发生了全局的实质性变化，进入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新时代。经济新常态不仅是一种客观状态，更是一种战略思维和战略心态，换种说法就是我们以何种主观意识来判断经济运行可以与否。同时，国家及人民的价值选择、行为特征和意识规则都将发生变化，在经济新常态的思维下，社会心理更倾向于长期理性、公共思维和持久耐心，同时国家的发展也将具有长远眼界、长效目标和长治久安特征。(25) 二、经济新常态的经济特征的不同理解 与原有经济发展状态相比，经济新常态表现出一系列独有的特征。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对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做出了全面阐述，结合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人们对于经济新常态的特征的理解有以下五种不同的理解。 （一）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常态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换挡”，经济增速逐渐放缓是经济新常态最直观的特征。张占斌和周越辉认为从数据上来看，我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奇迹已经终结。(26)自2012年以来GDP增长率连续三年低于8%，2014年全年GDP增长率低至7.4%，为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有学者预计2015年GDP的增长率约为7.18%，并且在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目标都应控制在10%以下。关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原因，学界观点众多，洪银兴、(27)陈耀(28)将增长速度的下滑归因于我国原有经济增长动力的逐渐衰减，人口红利消退，资源供给约束趋紧。李佐军认为增速放缓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29)孙久文认为主要原因是国际经济增长乏力和国际贸易恢复缓慢。(30)王一鸣认为国际金融危机致使外部需求不足和国内劳动人口减少、储蓄率下降是影响经济增速趋缓的重要原因。(31)厉以宁认为出口下降、产品过剩造成了经济增速的下降，并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存在偏差。(32)林毅夫认为经济增长率下滑的原因主要来自国家外部因素，并且中国的增长潜力目前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33)张慧芳认为经济增速下滑的根源在于我国多重问题叠加的内化，包括世界经济调整与我国现阶段的矛盾叠加，经济规模大与发展质量差的矛盾叠加，宏观形势的“三期叠加”，正是这三重问题的叠加导致了经济增速的下滑。(34)虽然关于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还没有共识，但基本上所有学者都认为经济增速换挡回落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间。(35) （二）经济结构的新常态 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改变，更意味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36)一方面，从产业结构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长期由第二产业主导着，但是在2013年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6.9%，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这对于我国工业化进程和产业转型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37)但是在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的主要矛盾还是来自工业部门产能过剩和服务业供给不足，因此仍需通过不断的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平衡。(38)同时，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2014年，全国规模以上的高技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2.3%，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产值4个百分点，同时，高技术产业利润增长15.5%，高于同期工业12个百分点。另外，网络购物、快递、体育等新型产业发展迅猛，促进了结构优化。(39)另一方面，从区域经济结构来看，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和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将出现较大的改变，(40)传统东中西部格局将逐渐弱化，长江经济带等新区域将作为发展的重点逐步崛起。(4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处于工业化后期还是工业化初期，经济结构升级和转化都从未停止过，因此，未来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也必将是一个常态。 （三）经济增长方式的新常态 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新常态经济发展的实质所在，实质问题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能否带来国民幸福感的提升。(42)我国原有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仅难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还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在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后，资源、环境以及劳动力约束日益趋紧，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持续，必须改变这种传统增长方式。而经济新常态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总体表现为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全面提升，(43)并且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能够有效减轻经济增长减速带来的冲击，甚至能够在中速增长的情况下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福利。(44)同时一些学者认为，现阶段的增长方式转换使得经济增长动力出现断层，原有要素红利逐渐消失而新的增长动力还在构建，但是当新的发展动力构建成熟之后，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可以实现。(45) （四）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常态 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化，主要表现为增长动力由出口让步于国内消费以及创新驱动引领经济发展。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持续低迷，我国出口需求明显减少，(46)并且，在我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将大大减弱，必须要有新的动力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个动力就是消费。消费代替出口和投资占主导地位是我国市场经济进程中重要的一步，消费也被认为是经济新常态下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动力。(47)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过程中，要素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难以持续，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变换增长动力，让科技创新来引领经济发展。(48)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APEC会议上强调了创新的作用，“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面前，唯创新者强”，建设创新型国家也已经成为一项基本国策。 （五）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的新常态 任何改革和改变都是要付出成本的，新常态带来经济增速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也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金融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风险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的论断。高杆杠风险包括企业高负债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泡沫化风险则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风险，并且，我国当下在地方政府融资、房地产、影子银行等领域错综复杂风险较高。首先，金融领域资源错配现象严重，资金大规模向大型国企、垄断行业流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居高不。(49)在此情况下，企业只能通过民间借贷等途径来获得资金，随之而来的还有联保联贷风险，特别是在江浙一带，联保联贷的负债率很高，风险越来越显著。(50)其次，地方政府面临着大规模的债务风险，从2013年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地方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达到10.9万亿元，并且有机构预测2015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15万亿，远远高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51)最后，由于近年来炒房热和土地财政等原因的影响，房地产价格泡沫化严重，楼市泡沫一但破裂，地方政府、银行都将受到严重的连带影响。中国近年来已经出现了数起金融事件，因此，如何有效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化解金融风险成为实际工作中一个重要的挑战。(52)虽然解决债务杠杆以及房地产泡沫的过程会较为痛苦，但通过这种倒逼机制，能够促使经济走上改革道路，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53) 三、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机遇的不同看法 （一）全面深化体制改革 我国从1996年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之时就提出“体制改革是经济发展转型的基础”这一论断，但一直以来其执行状况却不尽如人意。(54)在新常态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将改革重新提上日程。他指出，“我们正在推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对生产力的解放，也是对社会活力的解放，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体制改革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红利，进一步深化改革能够带给中国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体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目前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在新常态下，政府要明确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进一步实行简政放权，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更多的决定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的活力。(55)同时，政府要致力于建立健全市场竞争规则，消除市场壁垒，努力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56) 二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要提高市场竞争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就必须对市场结构进行优化。(57)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不仅能提升国有企业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优化市场竞争环境，实现公平竞争。(5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进行了两轮国有企业改革，分别从价格双轨制、“抓大放小”等战略上对国有企业进行调整。但在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在于如何改变国有企业的定价机制，以及如何提高市场的效率。关键在于要打破国企垄断行为，改变国企的定价行为，引入市场竞争，使更多的领域向民营企业开放。(59) 三是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资本市场是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市场，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能够分散过度融资风险，还能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钟经文指出，目前我国金融市场没有完全实行市场化，严重降低了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60)因此，我国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在推行利率自由化的政策时，加快银行业向市场化改革的步伐，金融发展应同时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大中小银行分别服务于大中小企业，在西部地区应重点发展小型政策性银行。(61) （二）优化经济空间和发展格局 在经过30多年发展之后，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地区间发展差异较大，主要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形成东部腾飞、中部塌陷、西部落后的局面，并且各大城市群之间差距也在扩大，这些不平衡因素始终制约着区域经济长期均衡发展。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列入工作重点，重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62)一是在平衡东中西经济空间发展布局方面，郭旭红认为，东中西部地区间差距能够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提供红利空间，新常态下，优化经济空间格局能够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的上升，弱化了东部地区制造业成本竞争力优势，大批制造业需要向其他地区进行转移。我国国内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异的存在，使得中西部能够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获得发展机遇，同时，东部地区也能够撇下包袱，向更高级产业升级转型。(63)齐建国认为，在此大背景下，中西部地区应完善与投资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投资环境，吸引东部企业转移。(64)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西部地区不应是简单地接受东部地区制造业厂房的搬迁，而是应该承接升级型和创新型转移，与本土产业融合促进，带给当地经济更大的发展机遇。二是在局部区域经济重点扶持方面，国家近年来先后提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宏大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构想，这些战略构想能够促进区域内更高水平的合作和开放，为地区发展带来更大的机会。(65) （三）加快城镇化进程 中国长期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之间差距大，城镇化水平较低，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也是未来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所在。从国际一般经验上来看，在一个国家发展至工业化后期时，就需要较高的城市化水平来向工业化提供拉力，以进一步促进工业化发展。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达到54.77%，远远落后于我国同期的工业化水平，在此情况下，加快城镇化进程就显得尤为重要。并且，发达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大都保持在70%左右，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将存在2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城镇化带来的增长潜力巨大。(66)城镇化发展能够带动诸多产业的发展，例如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通讯产业和服务业等，还能够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和集聚效益来带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另外，孙久文认为城镇化也将为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提供有效途径。(67)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我国一直以来的城镇化走的是片面追求规模扩张的路子，忽视了居民的利益诉求和发展诉求。城镇化的核心应是人的城镇化，是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后生存发展条件优化，在新常态下，因此，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也应有新变化，以人为本，提高城镇化内涵。(68) 四、开发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的不同政策主张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在理论上基本是不争的事实，但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充分对增长潜力进行开发，使其为经济增长提供充分动力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体来看，理论界的观点主要集中于通过进一步挖掘我国人口红利、刺激消费、鼓励创新和转换动力来实现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 （一）通过人口红利再挖掘开发新常态的经济增长潜力 人口状况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市场需求，还会影响供给，进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均衡。(69)从各国发展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的人口状况发生大的转折的时候，一般都会带动经济的显著变化。在近十年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我国人口结构渐渐发生了变化，进入了“人口新常态”。主要表现出低增长率、老龄化加速、劳动人口减少、人口素质提高和人口城镇化等特征。自2008年我国东部出现用工荒之后，许多学者认为我国进入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正在衰减，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时代也即将结束。在新常态情况下，研究如何合理利用劳动力，充分挖掘人口红利的问题意义重大，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虽然目前我国人口红利正在衰减，但是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来增加劳动力供给量。郑京平建议在短期内国家可以通过延缓退休人员年龄，提高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农村居民劳动参与率来延长人口红利；在长期要根据人口结构，有计划合理地逐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通过提高生育率来增加劳动力供给，(70)以此减少人口红利下降给经济带来的冲击。2015年我国先后实行的“单独”政策、“二胎”政策、2016年开始取消晚婚的婚假等政策的意义都在此。同时也应注意到，虽然目前政策鼓励生二胎，但随着生活成本和压力的增加，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够负担的起二胎的费用，政府还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以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在新常态下，提高劳动供给量不是解决我国劳动力问题的长久途径，根本措施在于要通过提高人口红利质量，挖掘人力资源红利来高效地支撑经济增长。郭旭红提出人力资源红利是注重质量的人口红利阶段，其边际效率要远远高于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其含义是通过教育、技能培训等方式提高劳动力的知识水平，通过提升实践能力来提高劳动效率。(71)虽然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数量在不断下降，但得益于教育事业的全面推进，人力资本迅速积累。人的潜力是无限的，所以在经济新常态下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挖掘能够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潜力也将是无限的。 （二）通过消费拉动增长开发新常态的经济增长潜力 消费一直是决策者和学者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会议多次重点强调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虽然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不足，且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消费率水平存在很大差距，但是近年来居民消费率逐年提高，呈现出积极的增长趋势。从近年来公布的数据来看，2014年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51.2%，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并且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的中坚力量。有专家预计，到2020年，这一群体对消费的贡献将达到45%。(72)同时，居民消费不仅是总量的增加，更表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消费增长的空间和潜力都是巨大的。 为了拉动消费，开发经济增长潜力，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提高居民收入。2012年，十八大报告中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计划。刘世锦从提高收入角度来看，认为实施收入倍增计划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73) 第二，促进民生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洪银兴通过研究近年来的消费数据发现，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长期持久的，因此应该提升居民的消费需求，而不是政府消费和公费消费，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努力改善民生，让民众共享发展的成果上，由此增加居民消费。(74)李智认为应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以及社会福利状况。(75) 第三，从减税角度出发，贾康主张通过提高城乡居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对小微企业减免所得税这一税收政策来减少赋税支出，增加消费支出。(76) （三）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开发新常态的经济增长潜力 这种观点认为需要通过创新驱动开发新常态的经济增长潜力。根据经济增长一般理论，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四个，包括劳动力要素、自然资源要素、资本和技术进步。其中，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的投入量的增加，产出在一定范围内是增加的，但是不会无限度地一直增加下去，当其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到达临界点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此时，就需要以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技术进步的根源在于创新。国内学者对于创新驱动发展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李建波从国内要素供给状况来看，认为我国经历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人口红利逐渐减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原有依靠低成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在经济新常态下，必须把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转向创新，以技术投入来代替劳动力和资源要素的投入，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型。(77)第二，从国际竞争层面来看，洪银兴认为，目前，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最重要的就是创新、科学技术的竞争。(78)我国已经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财力有能力也必须要和发达国家进行创新比拼，占领科学技术的世界制高点。另外，从世界贸易的角度来看，创新技术进步能够提高产品的价值和企业的利润，改变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也是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潜力所在。第三，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还表现在它能够支撑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诸多新增长点的发展，能够解决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创新具有其他投入要素所不能比拟的高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在产业内部、各产业间都能实现技术溢出和共享。例如，全社会在推进节能减排、节约资源过程中需要新能源动力的开发必须以先进的能源技术为基础；大数据时代信息传递交流需要更快捷的通信技术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也需要有安全、便利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做支撑。(79)由此可见，创新将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最强的动力和最大的潜力。 在创新潜力开发的问题上，学者的建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应致力于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创新环境和氛围。鼓励企业加大对创新的投入，完善金融、财税等相关政策，给予企业创新活动一定的政策倾斜或补贴，减小企业创新研发的风险。(80)第二，加强国内人才培养和引进国外高素质人才并举，为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第三，促进产学研的结合，加强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缩短知识生产应用扩散的周期。(81)第四，创新是一个国家长期发展战略，需要全国人民的持久耐心和坚持不懈的精神。(82) （四）通过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开发新常态的经济增长的潜力 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和动力转换是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关键问题。经济增长的潜力是由长期供给因素决定的，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首先需要把握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事实，从长期因素着眼，挖掘出宏观经济体系和微观经济运行中的潜力因素，并努力形成潜力开发的新动力。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的方向主要在于结构转变、要素配置效率、制度供给、规模经济等。动力机制的形成主要在于再工业化、自主创新、完善市场体制、区域经济整合等方面。在支撑条件上要把微观、中观和宏观相结合，调整路径转型支持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83) 同时认为工业化是新常态背景下开发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动力。在新常态背景下以工业化的逻辑开发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路径，应是将传统产业的改造与新兴产业的发展有机结合，以制造业的发展和现代化为核心，以回归实体经济为思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振兴装备制造业，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现代制造服务业。在政策取向上应处理好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的关系，拓宽传统产业技术创新的融资渠道，完善技术创新的社会服务体系。(84) ①贾康：《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②刘世锦：《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和平衡》，《中国发展观察》2013年第6期。 ③王一鸣：《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求是》2014年第22期。 ④李元华：《“新常态”下中国稳增长与促平衡的新挑战和新动力》，《经济纵横》2015年第1期。 ⑤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经济科学》2014年第4期。 ⑥石建勋、张悦：《中国经济新常态趋势分析及战略选择》，《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⑦齐建国、王红、彭绪庶、刘生龙：《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形成机制》，《经济纵横》2015第3期。 ⑧徐
、权衡：《经济新常态：大国经济赶超型增长的新经验与新理论》，《学术月刊》2015年第9期。 ⑨张占斌、周跃辉：《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若干问题的解析与思考》，《经济体制改革》2015第1期。 ⑩刘勇：《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中国经济时报》2015年4月21日。 (11)郭旭红：《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GDP中高速增长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12)余斌、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改革》2014年第11期。 (13)李建波：《把握“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机遇》，《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10期。 (14)厉以宁：《谈当前经济形势的几个前沿问题》，《决策探索》2014年第11期。 (15)吴敬琏：《以深化改革确立中国经济新常态》，《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期。 (16)洪银兴：《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及其支撑常态》，《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1期。 (17)任保平、郭晗：《新常态下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选择与改革取向》，《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18)李杨：《“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 (19)何玉长：《结构调整与分配改革：新常态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学术月刊》2015年第9期。 (20)高建昆、程恩富：《论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认识、适应与引领》，《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9期。 (21)李稻葵：《什么是中国与世界的新常态？》，《金融经济》2014年第19期。 (22)冯之浚、方新：《适应新常态强化新动力》，《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1期。 (23)黄群慧：《“新常态”、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增长新动力》，《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10期。 (24)李佐军：《引领经济新常态走向好的新常态》，《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25)金碚：《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1期。 (26)张占斌、周跃辉：《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若干问题的解析与思考》，《经济体制改革》2015第1期。 (27)洪银兴：《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及其支撑常态》，《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1期。 (28)陈耀：《我国区域发展要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区域经济评论》2014年第6期。 (29)李佐军：《引领经济新常态走向好的新常态》，《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30)孙久文：《新常态下的“十三五”时期区域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区域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 (31)王一鸣：《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求是》2014年第22期。 (32)厉以宁：《谈当前经济形势的几个前沿问题》，《决策探索》2014年第11期。 (33)林毅夫：《什么是经济新常态》，《小康》（财智）2014年第10期。 (34)张慧芳：《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再平衡与新期待》，《经济学家》2015年第7期。 (35)李建波：《把握“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机遇》，《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10期。 (36)赵振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误区及解读》，《经济纵横》2015年第3期。 (37)黄群慧：《“新常态”、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增长新动力》，《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10期。 (38)冯之浚、方新：《适应新常态强化新动力》，《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1期。 (39)张占仓：《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新趋势》，《河南科学》2015年第1期。 (40)李稻葵：《什么是中国与世界的新常态？》，《金融经济》2014年第19期。 (41)陈启清：《正确理解和适应新常态》，《中国国情国力》2014年第10期。 (42)贾康：《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43)简新华、郭洋志：《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几种误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44)吴敬琏：《以深化改革确立中国经济新常态》，《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期。 (45)李子联、华桂宏：《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家》2015年第6期。 (46)李稻葵：《什么是中国与世界的新常态？》，《金融经济》2014年第19期。 (47)洪银兴：《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及其支撑常态》，《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1期。 (48)李建波：《把握“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机遇》，《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10期。 (49)郑嘉伟：《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当代经济管理》2015年第5期。 (50)连平：《中国经济运行“新常态”解析》，《科学发展》2014年第8期。 (51)李元华：《“新常态”下中国稳增长与促平衡的新挑战和新动力》，《经济纵横》2015年第1期。 (52)刘世锦：《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和平衡》，《中国发展观察》2013年第6期。 (53)马光远：《读懂中国经济新常态》，《商界》（评论）2014年第6期。 (54)吴敬琏：《以深化改革确立中国经济新常态》，《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期。 (55)高建昆、程恩富：《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价值导向》，《探索》2015年第1期。 (56)郑嘉伟：《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当代经济管理》2015年第5期。 (57)张占斌、周跃辉：《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若干问题的解析与思考》，《经济体制改革》2015第1期。 (58)金碚：《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1期。 (59)平新乔：《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特点、基本原则和目标模式》，《经济纵横》2015年第2期。 (60)钟经文：《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日报》2014年7月28日。 (61)厉以宁：《谈当前经济形势的几个前沿问题》，《决策探索》2014年第11期。 (62)孙久文：《新常态下的“十三五”时期区域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区域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 (63)郭旭红：《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GDP中高速增长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64)齐建国、王红、彭绪庶、刘生龙：《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形成机制》，《经济纵横》2015第3期。 (65)李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和结构动向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11期。 (66)黄群慧：《“新常态”、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增长新动力》，《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10期。 (67)孙久文：《新常态下的“十三五”时期区域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区域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 (68)李杨：《“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 (69)李建民：《中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人口研究》2015年第1期。 (70)郑京平：《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及应对建议》，《中国发展观察》2014年第11期。 (71)郭旭红：《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GDP中高速增长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72)刘世锦：《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和平衡》，《中国发展观察》2013年第6期。 (73)刘世锦：《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和平衡》，《中国发展观察》2013年第6期。 (74)洪银兴：《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及其支撑常态》，《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1期。 (75)李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和结构动向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11期。 (76)贾康：《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77)李建波：《把握“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机遇》，《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10期。 (78)洪银兴：《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及其支撑常态》，《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1期。 (79)王一鸣：《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求是》2014年第22期。 (80)李元华：《“新常态”下中国稳增长与促平衡的新挑战和新动力》，《经济纵横》2015年第1期。 (81)冯之浚、方新：《适应新常态强化新动力》，《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1期。 (82)金碚：《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1期。 (83)任保平：《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转换》，《经济学家》2015年第5期。 (84)任保平、周志龙：《新常态下以工业化逻辑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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