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国家治理体系重建研究：基于政党制度化的视角*
张佳威 高奇琦
【内容提要】 重建国家治理体系是政治转型过程中的核心目标，而以高制度化水平为特征的强政党是一国治理体系有序建构的重要保障。本文以自主性、系统性和功能性为衡量标准，认为匈牙利自转型以来的历届执政党均有显著的制度化发展取向，随着治理体系重建的推进，已经基本摆脱了最初的稚嫩状态，建构起了一套成熟的政党体制运作模式。在主要政党的有力统合下，通过实现经济社会化、行政集权化和外交均衡化，完成了对政治结构的调整；并且以法治为基础重塑了运作机制，对整个治理体系进行持续的秩序供给。总体观之，匈牙利不仅克服了转型初期的社会动荡，在近期也成功消解了极端民族主义生长的基础，从而实现了较为全面的政治发展。有基于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重视高制度化政党对于一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意义，在科学准确地评估政党制度化水平的基础上，具体考察其所取得的丰富建设经验和治理成果。
【关键词】 匈牙利；政治转型；国家治理体系重建；政党制度化
匈牙利是我国在中东欧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2015年6月，中匈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两国关系的发展进入快车道。作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政府在其“向东开放”政策的导引下抱有与中国在更多领域加深合作的意愿。因此，匈牙利政治发展的前景将会切实影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及中欧关系的未来。
自20世纪90年代政治转型以来，匈牙利在主要政党、尤其是青年民主党人联盟（Fidesz）和社会党（MSZP）的有力领导下，克服了转型初期社会失序甚至动荡的余波，完成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双重转轨，在近期也较为有效地消解了极端民族主义生长的基础，成功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建。为更好地阐释匈国建设成果并展望其未来发展前景，本文拟从政党制度化的视角展开对其国家治理体系重建的历史追踪和政治运作实态的探究。
一、如何测量政党制度化：一个分析框架的搭建
现代国家亦可称为政党国家，除少数政权之外，政党均扮演着维系一国政治正常运作的关键甚至是核心角色。同时，现实经验也表明，无论是将政党视作一种典型的结构性制度形态抑或是功能性政治过程，一国主要政党的制度化水平均会通过立法机构内部运作、组织社会动员和新政治空间意识形态引导及管控等具体程式显著地影响着整个国家体系的运作。①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第377页；詹姆斯·G·马奇、约翰·P·奥尔森：《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张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60页；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任晓、王元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1页—85页。 因此，更好地衡量政党制度化的水平就成为考察政党作为培育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元件”的关键研究取向。
气体钻井过程中，压缩机向井中注入压缩气体，利用环空高压气体的能量，把岩屑从井底上返携带至井口，再经过排砂管线排入地面回收池。为实现对岩屑质量流量的实时监测，笔者设计了气体钻井返出岩屑质量流量检测系统如图1所示。微波探头安装在排砂管降尘装置之前的合适位置，环空返回的携岩气体通过微波探头发射的高频微波场，在遇上岩屑之后产生回波。探头接收到微波回波信号，通过分析检测回波信号的频率和功率变化，从而实现对返出气体携带的岩屑质量流量的连续在线检测。
权力制度化是政党制度化研究的开端。贾恩弗朗哥·波齐（Gianfranco Poggi）为权力的制度化设立了三方面标准：第一，权力不再由某个个人所掌握，而是日益形式化；第二，权力的行使越来越按规则、程序和仪式进行；第三，权力关系日益整合进一种包罗万象的秩序中。② 贾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陈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第32页。 此基础上，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安德鲁·帕尼比昂科（Angelo Panebianco）、维基·兰德尔（Vicky Randall）和拉尔斯·斯瓦迪（Lars Svasand）等学者就政党制度化的衡量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工作。
经上述的质性评估（见表2），青民盟和社会党的制度化程度明显高于尤比克党。尤比克虽然在近期有去形式上极端化的倾向，但其低制度化取向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其次，分别代表左右翼核心力量的两大政党有着不同的制度化特征。青民盟拥有较高的自主性和功能性，但其较弱的系统性表明该党依然需要在“去寡头化”方面进行更多地努力。而社会党黯淡的发展形势同样不利于其制度化建设：在整个欧洲左翼力量低迷的大背景下，该党始终无法在议题设置中迎合主流民意，亟需大规模改革赢回政治优势。总之，两大执政党在匈牙利政治发展中基本处于中等偏上的制度化水平，并随着治理体系重建的推进，已经基本摆脱了最初行使权力时稚嫩的状态，构建起一套成熟的政党体系运作模式。
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自主性、系统性和功能性等三类标准。④ Fernando Casal Bértoa,“The Three Waves of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sation Studies: A Multi- or Uni-Dimensional Concept?”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16,No.1,2018,p.66.第一，自主性包括对内和对外两层意涵。所谓“对内”是指政党组织与政党精英尤其是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政党过于依赖政党领袖或具体的派系，那么该政党的自主性会受很大制约。“对外”是指政党与其他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国家对于政党的态度，即如果一个政党长期处于非法状态，那么它根本无自主性可言，因而合法存在是首要的。第二，系统性则是对亨廷顿所提出的“复杂性”和帕尼比昂科的“体系化”的一个整合，主要是评估政党内部组织的发展状况。这里不仅要从“量”上对政党组织进行考察，如组织数量和党员人数；还要在“质”上进行探究，如精英的录用方式和下属组织的专门化程度。第三是功能性，主要是评估政党在整个政治社会中的表现，具体地就是观察政党参与竞选、组织政府和整合议题等方面的状况。从“结构—功能”的视角出发，前两个标准倾向于展示结构关系，最后功能性的发挥状况将直接决定整个政党的发展前景（具体标准参见表1）。
表1 政党制度化的质性评估标准
二、从均势到独大：匈牙利政党体制的演进
匈牙利拥有悠久的政党发展历史。从政党组织类型的角度来看，19世纪中期就活跃在匈牙利政坛的和平党（Peace Party）和决心党（Resolution Party）均是在议会中生成、以党魁个人为中心的精英型政党；而从1920到1948年间存在的诸如独立小农党（FKGP）、民族农民党和社会民主党（MSZDP）也可归入以推动民族解放和大众政治参与为目标的群众型政党；最后，自20世纪90年代末政治转型以来，以社会党和青民盟为主的两大政党又历经了从全方位政党到卡特尔政党的嬗变。总之，匈牙利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政党发展历程形成了政党组织类型完整的更迭谱系。这里将截取匈牙利自政治转型以来的政党体制演进历史，从宏观层面考察其制度化发展的状况以及背后的动力机制和限制性因素。
图1 国会“有效政党数”（1990-2018）
来源：笔者自制
（一）1990-1994：转型过渡
匈牙利是维谢格拉德集团（Visegrád Group）中第二个开启“圆桌谈判”模式的国家，选择以和平协商的方式完成政治体制的转型，即旨在最大限度地维护政治秩序的同时而较快地进行治理体系重建。实际上，随着苏联新思维运动的推行，早在卡达尔执政末期，一些体制外的政党已经作为反对派组织进行公开活动，这其中就包括当今依然活跃在匈牙利政坛的青民盟和基督教民主联盟（KNDP）。
1989年1月，《公众集会与结社法》的颁布正式拉开了匈牙利政党体制转型的大幕——合法政党数量的激增从根本上开启了一个政治多元化的时代。第一次国会大选中，在一片“打倒社会主义工人党”“选谁都可以，只要不选执政党”的喧杂中，偏保守和民族主义的匈牙利民主论坛（MDF）虽未能获得过半数席位，但成功击败自由民主人联盟（SZDSZ）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与独立小农党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执政联盟。更为重要的是，其时共有六个政党跨过5%的议席分配门槛成功进入国会，多元竞争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
本次实验是对整段蓄集峡水电站引水发电隧洞进行地质超前预报，每次预报范围为隧道掌子面前方150 m。在整段工程实测阶段，本文选取了明显的、质量较好的原始数据，并根据地质勘查报告所勘查的断层所处的里程位置选取里程桩号为K1+12～K2+62，K2+05～K3+55，K4+845～K4+995三段处的地震波三分量原始数据图进行处理分析。
意识形态的庞杂、执政联盟欠缺治理经验、冗长而反复的政策辩论成为第一届国会的标签。伴随着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高昂的转型成本开始显现：内政和外交上的停滞不前使得社会大众对于民主政治的热情不断消减，“需要一个能治理的政党”的呼声逐渐占据主流。
（二）1998-2010：两党均势
根据笔者对匈牙利历年国会中“有效政党数（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的测算（见图1）以及对社会党与青民盟所占席位比例的统计，① 比较政治学者通常用有效政党数来衡量一国政党制度的实际分化程度。简言之，使用该指标可以将各政党的真实实力或相对规模纳入政党制度的计数范围，并以此来测量出一个国家内“真正”有几个政党。参见 Markku Lasskso,Rein Taagepera,“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12,No.1,1979,pp.3-27.从1994年起的共四届国会的选举结果呈现出了明显的两党体制倾向，集中反映出匈牙利政党体制两个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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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6.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符合正态分布者采用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者采用秩和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匈牙利政党目前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党员数量减少、政治决策集中、政党活动资金增加和选举竞争稳定等主要特征。各政党间的竞争也趋于固化：近三次国会选举，以青民盟为核心的中右翼执政联盟呈独霸之势，而尤比克（JOBBIK）与社会党的力量则较为均势。基于此，这里将以青民盟、社会党和尤比克为分析对象，对匈牙利政党制度化水平进行整体性评估。
其次，右翼政治力量完成重组，在1998年初获执政权的青民盟逐步巩固第二大政党的地位。自民盟在1994年之后影响力急速下降，但由于社会党模仿俄罗斯而坚决推行的“休克疗法”同样没有缓解恶化的经济形势，其留腾出的意识形态空间被更“接地气”的青民盟所填补：与前两个执政党汇聚专业政客、知识分子精英所不同，欧尔班所领导的青民盟从一开始就坚持基层建设为导向，其管理方式更是被学者们贴上了“乡村风格”的标签。② Emilia Palinen,“Political Polarisation and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Hungary,”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62,No.2,2009,p.324.据相关统计，对比社会党在以服务业为代表的阶层中受绝对支持，青民盟的基础力量则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众。③ Oddbjørn Knutsen,“Social structure,social coalitions and party choice in Hungar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46,2013,p.32.正是得益于稳定的支持力量，青民盟成功完成多次转型——从创立初期以组织反精英、反共产主义社会运动为坐标到坚持欧洲进步主义民族思想意识形态，最终在2006年利用“久尔恰尼丑闻”成为最核心的国家保守主义势力。① Emilia Palinen,“Political Polarisation and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Hungary,” pp.323-329.
（三）2010-2018：一党独大
从2002—2010年，社会党执政期间匈牙利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失业率从5.8%上升至10.3%，国家债务增长了2倍有余，成为中欧负债率最高的国家。许多匈牙利人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首次陷入真正的贫困状态：无力支付房租、煤气甚至必需的食品。② 姜琍:《中欧政治右倾化趋势及其面临的挑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1期，第19页。 而2009年6月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被认为是2010年匈牙利国内选举的预热：社会党遭遇滑铁卢，青民盟乘势崛起逐渐并开始独霸政坛。
据相关学者研究，早在2006—2010年之间，匈国内的“左右对峙”就从经济问题转向民族问题。③ Emilia Palinen,“Political Polarisation and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Hungary,” p.321. 这一方面是因为无论左右力量的执政经济绩效均非常之差，而且都是在私有化和经济紧缩的政策框内“原地打转”；另一方面则是左翼执政力量一味迎合欧盟和国际经济组织的偏好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反感。其后的国会选举被认为是匈牙利政党体制由两党制转向一党独大制的关键节点：社会党的选举绩效下降了近七成，所占议席暴跌127个；反观青民盟与基民人组成的执政联盟获得了超过2/3的席位，拥有了绝对意义上的政治优势。
矿床地处察布查尔山西段，察布查尔山是在以前震旦系为基底的伊犁地块上发育起来的晚古生代裂谷型坳褶带。在石炭纪早期形成一套从海陆交互相到浅海相的中酸性火山岩和凝灰质碎屑岩、碳酸盐岩建造(图1)。
在近期2014和2018年修宪后的两次选举里，中右翼执政联盟继续保持稳定，维持着超高的选举绩效。从社会基础来看，青民盟在18—49岁的群众中有超过七成的支持率，而社会党在最重要的25—29岁年龄段的支持率不足一成。④ Oddbjørn Knutsen,“Social Structure,Social Coalitions and Party Choice in Hungary,” p.29. 加之青民盟在地方层面控制着超过80%的地市首长和议会多数，其在匈牙利政治中的独大地位已无法撼动。
三、匈牙利主要政党制度化水平的比较
首先，社会党敏锐地捕捉到右翼执政联盟的脆弱和大众怀念社会主义时期强政府的信号，制定了深耕基层、重塑政党形象的发展战略。第一，社会党充分利用其过去的政治资源——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组织化架构以及大量拥有执政经验的政治精英，立足于解决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提出了一整套整治弊端、着眼于工薪阶层利益的竞选纲领。第二，明确政党标签。一方面同前社工党划清界限，在2000年11月的党代会上通过以《斯德哥尔摩宣言》为核心内容的新章程，强化了其社会民主主义性质，并提出补偿过去受政治迫害者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加强团结和联合左派政团，积极建立与匈牙利最大的群众组织——全国工会的友好关系，并承诺邀请其他左翼力量联合组阁。第三，坚决推进“回归欧洲”进程。为了实现加入欧盟的目标，社会党强调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的重要性，而最终也正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的积极协调使得匈牙利21世纪初能够顺利入盟。果不其然，社会党先是在1994年的大选中东山再起，成为首个获得超半数席位的国会政党，后又在2002—2010年获得连续执政的机会，与自民联多次组成自由左翼政治联盟。
（一）青民盟：自主—功能性制度化政党
青民盟是匈牙利政治转型之初就成立的政党，从曾经的以学校青年为主体成员、以反专制独裁为核心目标到如今拥有全方位的政治发展战略，无论是纲领、领袖、组织还是选举策略均进行了成功的变革，成为如今匈牙利政治中的中坚力量。
首先，就自主性来看，青民盟在存续时间、所获支持地域范围和与其他组织关系等方面的表现非常突出。青民盟在匈牙利各选举区域均能获得超过五成的支持率（有些地区甚至会超过七成），是无可争议的全国性政党。从与社会力量的关系来看，青民盟重点利用匈牙利民间合作论坛的非政府组织身份汲取社会资源：该组织长期受青民盟下属基金会资助，经常组织社会活动宣传青民盟的政治主张。另外，青民盟还与“Class FM”和“Metropol”等商业广播、报纸关系良好，保证了青民盟在社会日常空间中持续的活跃度。其次，在系统性方面也处于中等水平。就党员和基层组织数量来看，青民盟拥有近4万名正式党员（国内最多）且组织遍布全国，但在精英录用方式上因有着鲜明的“领袖”独断属性而减分：在“同一阵营、同一旗帜”的思想下，欧尔班早在2002年就大举削减副手权力、巩固了党主席在候选人推荐上的最终决定权。并且，该党一直以来的领袖个人魅力和领导层集权特征在其执政后也得到了强化。最后，该党拥有无可争议的高功能性。青民盟不仅连续三次在国会选举保持2/3的议席数，而在地方选举中拥有更高的绩效——全国24个地市中有20个行政首长是其党员，所控制的地方议会席位是社会党的四倍有余。另外，在执政绩效方面，青民盟自2010年开始的连续执政保持了较高的GDP增长率，通胀率也降至1974年以来最低，就业率排名欧盟前三、达到转型以来最高，带领匈国顺利从金融危机的颓势中走出。
（二）社会党：低功能性制度化政党
社会党是现匈国政党政治中最老牌的政治组织，转型后却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发展轨迹：先后共执政十二年，为匈牙利的治理体系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由于其内部分裂和糟糕的执政绩效，近年来逐渐沦为政治配角。
社会党在自主性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就存续时间和领导人的更迭来看，社会党的完成度是最高的。不仅成功在政治转型中的“反共”潮流中重获新生——与其前身划清界限，以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其核心意识形态，且完成了8代政党领导人的制度化更替，摆脱了“因人设党”的弊病。在受支持的地域范围方面，社会党基本可以赢得普遍性的支持，在各主要地区均有超过15%的得票率，同样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在与其他组织关系方面，社会党一方面保持着与全国工会较为良性的关系，同时利用参与执政的机会不断地拉拢自民盟，积极促成匈牙利国内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自由主义的合流。其次就系统性来看，社会党由于其转型前拥有丰富的基层政治资源，起初是一个高度重视开发地方政治精英的政党。但受到“久尔恰尼丑闻”的影响，社会党中央内部出现严重分裂，连续两任党主席的辞职引发了离党风潮：2010—2014年党员数量减少了近30%。最后也是社会党最为薄弱的方面——功能性。2009 年匈国经历了“转轨性衰退”后最严重的经济滑坡，消费、国内生产总值和投资分别下降了5.6%、6.8%和11%。① 孔田平:《欧尔班经济学与经济转轨的可逆性》，《欧亚经济》2016年第2期，第9页。 糟糕的执政绩效直接反映在了其后社会党的选举之中：中央层面，自2010年开始社会党控制的议席数仅在8%—15%之间，而所进行的政策提案能进入表决环节的寥寥，更枉论通过实施；而在地方层面，2006年10月的地方首长选举中已被青民盟全面超越，而市议会的选举也在2014年中被尤比克取代、失去了地方第二党的位置。总之，社会党因其糟糕的功能性表现而面临逐渐被边缘化的危险，陷入“低绩效—政党影响式微—制度化下降—更低绩效”的恶性闭环。
（三）尤比克：运动型低制度化政党
尤比克党低制度化取向主要表现为反精英、极端民族主义和运动化三个特征。在该党2003年的《创立章程》中，反精英的特性就居于首要位置：“对社会问题缺乏敏感的后共产主义左翼是为银行家和精英阶层的利益服务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它利用媒体垄断来操纵和践踏生活水平低下的人。”它还将青民盟和社会党分别戏称为“总督”和“寡头”，并建构了以“人民（people）”为中心的政治话语，宣称两党制下的匈牙利是一个精英操纵的、出卖人民利益的国家。因此，尤比克拒绝与其中任何一个党派进行合作，始终以对立和斗争的形式进行政治参与。其次，利用外来移民问题进行极端民族主义动员。反建制的标签终究不利于尤比克政治影响力的扩张，而“罗姆危机”为其转型成全国性的政党提供了重要的平台。2007年8月，尤比克成立了名为“匈牙利卫士（Hungarian Guard）”的组织，推动反罗姆人集会甚至开展对罗姆社区的非法监视。另外，该党还大肆宣扬欧盟关于移民的多项法案是对匈牙利主权的侵犯，2018年年初，党主席沃纳在《国情咨文》中将反对外来移民与恐怖主义、保卫匈牙利安全并列作为政党第一要务，并公然宣称全球化、欧洲化和外来移民是威胁匈牙利民族特性的敌人。最后，坚持运动化的政治运作模式。由于尤比克没有参与过政治转型甚至大部分的治理体系重建工作，常被视为国内政治的“白板”，因而也成为在金融危机中受挫或对职业前景感到迷茫的年轻人的理想选择。① Dae Soon Kim,“The Rise of European Right Radicalism: The Case of Jobbik,”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Vol.49,2016,p.349.2010年夏，在尤比克的组织动员下，超过25万人齐聚布高茨草原以支持图兰主义在匈文化中的复兴，这正是该党以运动化为手段发挥其政治影响力的典型事件。
班主任制度下的PDCA学风管理模式是以班级为单位，以学生为主体，以班主任为主导的学习质量控制体系。其中，班级整体学风建设是大的PD-CA循环，每个学生个体学习质量提升是小的PDCA循环，班级整体学风建设要依靠学生个体学习质量提升作为动力和检验指标。
亨廷顿通过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等四个方面来衡量政党制度化。具体来说，他主要从存续时间、领导人的换代次数、职能转换的灵活程度、下属组织的专门化程度、基层组织的数量、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政党内部的关系等七个因素去考察政党的制度化程度，并认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有能力做到两条：第一是通过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从而达到先发制人并使紊乱或革命的政治活动无法展开；第二是缓解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使其不至于扰乱体制本身。①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第42页。 帕尼比昂科主要从政党内外两方面去衡量组织的制度化，进而又将“党组织之于外部环境的自主程度”和“政党内部的体系化”具体化为五项指标。② 五项指标分别是：第一，议会之外党中央组织的发展程度；第二，在同一科层层级内组织结构的同质化程度；第三，组织如何筹措资金；第四，与外部各附属组织的关系；第五，政党的法定规范与其“真实的权力结构”之间的一致程度。参见：安德鲁·帕尼比昂科：《政党：组织与权力》，周建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3年，第65—66页。 此外，他还尝试从类型学的角度去分析政党的制度化，构建出“政党的发展方式”和“党内的组织结构”两个不同维度的分析框架，认为内生性的组织结构和渗透式的发展方式是强政党的典型特征，而外生性的组织结构和扩张式的发展方式则是弱政党的表现。另外，帕氏还以克里斯玛型政党为例，对政党制度化和政党集中化（集权化）加以区分，这对于该类型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兰德尔和斯瓦迪则是21世纪初对于政党制度化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们不但借鉴了帕尼比昂科的衡量标准和亨廷顿的主要研究路径，而且还拓展了制度化的定义，认为制度化不仅是组织结构完整程度的提高，更是一个行为和态度转变的重要过程，并从“系统化”、“价值注入（Value infusion）”、“自主性”以及“符号化（Reification）”等四个方面对政党的制度化程度进行了衡量。③ Vicky Randall and Lars Svasand,“Party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New Democracies,” Party Politics ,Vol.8,No.1,2002,pp.5-29.
表2 主要政党制度化水平比较
四、国家治理体系重建中的高制度化政党
1.2.2 排除标准 ①合并其他新生儿疾病；②出生时心、脑、肺等主要脏器功能受损；③先天性肾脏发育畸形；④因药物等其他原因引起的AKI。
图2 高制度化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具体进路
来源：笔者自制
（一）以提升治理有效性为目标的结构调整
从1989年的“圆桌谈判”到2011年开启的新一轮改革，匈牙利执政当局主要从经济社会化、行政集权化和外交均衡化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旨在提升治理有效性的政治结构调整。
最后，外交均衡化突出表现在青民盟政府坚决地推行“向东开放”政策。第一，欧盟内部的治理危机和美国对匈内政的频繁干预是其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背景。由于欧元危机的深化和欧盟无法进行有效决策以恢复良性治理，匈国内的疑欧态度在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匈美关系又在2011年发生转折：其时美国由于担心欧洲的巴尔干化而停止了对匈牙利所提出的东南欧一体化计划的支持，并且在当年6月时任美国务卿希拉里访问布达佩斯时公开对匈牙利的司法、新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政府透明度等进行了负面评价。这些重要事件引起了匈当局强烈的反弹，两国关系迅速降至冰点。④ Alexei Shevchenko,“From a Follower to a Trendsetter: Hungary’s Post-Cold War Identity and the West,”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51,2018,p.68.第二，更加务实的政策取向是外交均衡化的现实基础。青民盟坚持匈牙利的国内和国外政策均应由国家利益和计划所驱动，而非抽象的价值和标准。近年来，青民盟政府所推出的“向东开放”政策侧重发展与俄罗斯、中国、印度、韩国和土耳其等国的贸易和技术往来。例如，2015年初欧尔班宣布不支持欧洲能源联盟的想法，并承诺致力于支持建设新管道——将俄罗斯支持的土耳其溪流管道联接到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市场。又如，积极参与与中国的“16+1”合作，推动匈塞铁路、中欧商贸区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项目。
其次，行政集权化打造高效政府。第一，在教育、医疗和社会公共服务领域进行中央集权改革。经过一系列举措，欧尔班政府加强了对初等和中级学校及医院的监管：初等学校和医院的管理人员由过去的属地任命改为中央部长直接任命。另外，加强区域发展机构的集中化。过去由多元力量（包括NGO、地方政府）参与的区域性发展委员会现均由中央政府进行统筹，并通过购买和接管两种方式，中央政府集中了由私人企业和地方承担的大量职能。① György Hajnal and György Hajnal,“A New Doctrine in the Making? Doctrinal Foundations of Sub-National Governance Reforms in Hungary (2010-2014),”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016,pp.13-14.第二，经济决策从分权走向集中。青民盟政府自2010年以来加强了对经济的管制：不仅对从事公共服务的企业进行价格、配给和采购方面的限制，而且对能源和金融行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公有化改造，先后控股了匈牙利石化公司和德国意昂集团以及四家业务量较大的银行。② 马骏驰：《匈牙利经济中的国家干预主义崛起》，《欧亚经济》2018年第1期，第115—117页。 第三，改造地方政府运作流程。通过建立郡（大都会）政府、合并原有地区政府、一站式公共服务改革以及缩减地方财政等措施，③ György Hajnal and György Hajnal,“A New Doctrine in the Making? Doctrinal Foundations of Sub-National Governance Reforms in Hungary (2010-2014),” p.15. 将地方的人事、财政和其他一些公共职能的权力关系重新划定，构建了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三级行政管理体制。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出发，匈牙利国家治理体系重建前后两个重要的阶段均由制度化水平更高的政党执政——无论是过去的社会党政府还是近期的青民盟政府，而以高制度化为基础的执政党通过调整治理结构和重塑治理机制为整个治理体系成功注入了有效性和法治化要素，有效保障了匈牙利转化过程中的政治秩序。
首先，经济社会化一定程度上是对转型初期“休克疗法”的一种纠偏。从久尔恰尼政府开始，“左右”政治力量基本形成了建设以“就业”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共识。① Zsuzsanna Vidra,“Hungary’s Punitive Turn: The Shift from Welfare to Workfar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51,2018,pp.73-80.通过投放大量的公益性社会岗位，缓解了紧张的就业形势：2013—2016年匈牙利失业率持续下降，在欧盟国家（包括现已经脱欧的英国）中排名第3位。而青民盟重新执政后，更是采取了诸如国有化战略部门和银行、养老金制度和税制改革以及加大对中小企业补贴等大规模的经济改造，不仅成功摆脱了以高通胀、高负债和低增长为特征的经济危机，而且有力地支撑了庞大的福利体系，赢得了民意支持。
（二）以法治为基础的运作机制重塑
在现代国家的政治运作过程中逐步注入法治的逻辑是治理体系重建的重要表现。实践中，匈国主要执政党不仅依法施政，而且通过有序立法，推动了重大政治改革，进一步维护法治基本地位的同时，有效保障了制度供给。
首先，以法治推动政治多元化进程。带有极强协商性质的“圆桌谈判”为新政治体系稳定地汲取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从结果上看，转型后的匈牙利政治精英们无论是为1956 年事件平反还是修宪、制定新的选举法，均是围绕如何通过提升政治多元化以巩固政权合法性的议题而展开，使得整个转型都在秩序中进行：很快形成了以议会民主制为核心、以多党竞争体制为主要形式的新政治结构，成功代替了过去一元化的运作逻辑。进一步，2013年青民盟政府推动了保障中小党派发展的相关法律修改——“为保证各党派所获机会平等，国家给予候选人和党派的财政支持翻倍”；另外，根据选举绩效，不仅候选人而且其所属的政党也可享受丰厚的资助，这些举措延续了转型初期一贯的促进政治多元化的努力。
此外，自2016年以来，拥有武器核材料的国家已采取82项特定措施来加强核材料的安保，这些措施主要涉及下述领域：
其次，以法治维护转型秩序。通过对司法和立法体制的改革保障治理体系重建的成果。第一，坚持本国法律环境稳定为处理转型问题的首要原则。典型之例如刑法的追诉时效问题：宪法法院以法律安定性为由禁止重新起算对1956 年事件中犯罪的追诉时效，这使大量转型正义个案在宪法框架内可以得到解决，同时还争取到了最多数民众的支持。① 崔鹤：《匈牙利的转型正义: 从妥协到决裂》，《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第75页。 另外，主要政党支持宪法法院的合宪性审查范围扩张，囊括了正式法律和行政管理中的法律性文件。在宪法法院运行的最初六年里，审查的法律中就有三分之一被宣布无效。② 赵丹：《强势司法的政治逻辑: 匈牙利宪法法院的启示》，《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第150页。 第二，近期青民盟政府通过推动立法进行政治改革也是典型表现。2011年4月18日，匈牙利国会通过新宪法。接着在当年年末又陆续通过了与新宪法相配套的一系列法律。据统计，在密度最高的时期，国会在一周之内完成从引介到通过的法案多达88个。③ János Kornai,“Hungary’s U-Turn: Retreating from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6,No.3,2015,p.35.另外，通过修订选举法释放了大量的政治参与需求。新选举法对选区设置、议席数量、选举方式、候选人和参选人资格均进行重新修订，而受其直接影响的两次国会选举的投票率均远高于先前，2018年近70%的投票率也创造了新高。
（三）去极端化的政治社会建设
民族主义在中东欧国家有着肥沃的生长土壤。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造成竞争力不强的区域内国家的大规模经济衰退，工资降低、失业甚至返贫，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结构性压力下匈牙利国内主流政治倾向显著右移。但与上文已详述的尤比克党采取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动员方式不同，青民盟作为匈国有着丰富执政经验的右翼政党，选择了温和、中正的政治路线，并已完成了与极右政治势力的切割：早在2006年10月的“罗姆危机”形成之初，青民盟就借机在强化自身国家主义特性的同时又与极右翼势力拉开意识形态距离，坚决反对非法的民粹运动，转而以“疑欧主义”为基础建构了一套把控匈牙利社会的政治动员体系。
据统计，从2004年正式入欧到2013年的十年间，匈牙利民众对于欧盟的信任度下降了17%，为中东欧国家中最多，这为持疑欧态度的政党奠定了较为庞大的群众基础。实践中，青民盟利用时机从两个主要方面调整了自身的政党纲领和治理思路。第一，挑战欧盟所倡导的、以民主、自由和公正为核心的意识形态。① 项佐涛：《试析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2期，第91页。 青民盟上台后不仅公开批评欧盟的自由文化多元主义和泛欧主义，而且在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边境修筑大量铁丝网以拒绝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不承认欧盟强制移民配额制度决议的合法性。进一步地，2014年7月26日，欧尔班在罗马尼亚的图纳什菲尔德发表了著名的“反自由民主体制”讲话，他以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变化为背景，着力批判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方案在匈牙利的无效，表示要实行新的“国家组织形式”。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认为匈牙利未来的发展“必须与自由主义的社会组织原则和方法决裂”。② 贺婷：《“欧尔班现象”初探》，《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6期，第27页。 第二，不认同欧盟统一协调的经济复苏计划。与布鲁塞尔和柏林就匈牙利的宏观经济管理、司法和政治改革产生了多次分歧之后，欧尔班面对媒体极具讽刺地比较了欧盟和前苏联时期莫斯科的指令，并抱怨德国的“道德帝国主义”。③ Alexei Shevchenko,“From a Follower to a Trendsetter: Hungary’s Post-Cold War Identity and the West,” p.67 在实践中，匈政府还拒绝了欧盟采取紧缩措施的要求，反而实施了“非正统的措施”，如对银行征收额外税收和早期私有化养老金制度的国有化，更是通过保护大型匈牙利公司利益以减少对外国经济依赖的多项举措。
五、小结
极端民族主义的嬗变和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张力给现今大量转型国家造成了社会分裂、政治极化、政府停摆和经济困局等等的“民主赤字”，①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The Myth of Democratic Rec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6,No.1,2015,pp.45-58.致使该类政权常常无法实现有效治理。而从匈牙利的案例中可以看到，上述难题得到了不同程度地化解——在高制度化政党的有力统合下，通过对政治结构和运作机制的再造，为国家治理体系注入了有效性和法治化要素，实现了较为全面的政治发展。
7.2.12根腐病①加强管理，保持树体生长健壮。多施有机肥，病树可施入赛众28微肥2～3公斤，使土壤透气性良好，根系在生长良好的条件下抗病力强。尽量不用山洪等污水灌溉。②加强早期落叶病、腐烂病的防治，避免引起树体衰弱，诱发根腐病。③对发病树及周围可被侵染的植株，用甲基硫菌灵800倍，硫酸铜300～400倍液灌根。连片发病时有必要挖深60厘米、宽20～30厘米的隔离沟，防止传播蔓延。
与西方主流学界质疑和批评匈国近年政局变化所不同，② János Kornai,“Hungary’s U-Turn: Retreating from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6,No.3,2015,pp.34-48; Mihály Fazekas and István János Tóth,“From Corruption to State Capture: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with Empirical Applications from Hungar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69,No.2,2016,pp.320-334; Isabela Mares and Lauren E.Young,“The Core Voter’s Curse: Clientelistic Threats and Promises in Hungarian Elec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51,No.11,2018,pp.1441-1471;本文认为应该正视其政治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治理成果，尤其需重视政党制度化对于一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一方面，政党作为现代国家的核心组织和动员力量，其作用不应仅停留在推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以促进政体竞争性的功能，对于后发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整合日益原子化和分裂的社会以实现持续的秩序供给，从而全面有效地提升治理水平。另一方面，更加科学准确地评估政党的制度化水平是推动具体分析的基础。本文以自主性、系统性和功能性为衡量标准，通过匈牙利的案例进一步说明，制度化水平显著地影响着政党治国理政的效能：只有以高制度化为发展取向的政党才可能拥有制定国家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些规划的具体能力；而相反，低制度化政党无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搭建起有效的互动平台，不利于整个治理体系的稳固和发展。
【作者简介】 张佳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上海 邮编：201620）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19.06.010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9）06-140-15
＊ 本文为高奇琦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研究专项“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与建设研究”（18VZL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5-30】
【责任编辑：张志洲】
标签：匈牙利论文; 政治转型论文; 国家治理体系重建论文; 政党制度化论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论文;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