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管理核心的秘密——评《谁真正至关重要》(论文文献综述)
高祎博[1](2021)在《“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试图对“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从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的发生入手,对小城叙事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指出其历史价值和文学意义,也关注其小城镇叙事表现出来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即“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对中国当代社会“城镇化”的文学呈现、记录以及这一过程中折射出的复杂多样的人文体验、美学特征。第一章,着重考察“70后”作家成长背景。小城镇是相当一部分“70后”作家少年时期的成长之地与当下的生活空间。小城镇和“70后”作家之间有着天然的关联,这是“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的先天性优势。“70后”作家对小城镇书写多是从日常生活切入,以商街和工厂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在城市化不断拓进的当代社会,小城镇正在成为都市的模仿者,但有限的生活区域增强了对于外部世界无限的想象。第二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即小城镇青年群体。徐则臣、石一枫、阿乙等作家塑造出一批漂泊的“城市异乡人”形象;田耳、张楚等作家塑造了那些不曾离开故乡的“在地者”形象。小城镇青年群体中有命运跟随国家改革政策而起落的青年工人,也有坚持文学梦想不曾放弃的写作者,他们以火车、地图、星空、望远镜为象征符号展开想象,他们的身与心在故乡与世界之间徘徊不定。第三章,主要探讨“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中对于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关系的思考。在“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感受到社会转型时期,都市性的消费主义对小城镇人际关系的冲击。对父子、夫妻关系的影响、塑造,对边缘群体的叙事隐含着“70后”作家的矛盾心态:既渴望摆脱传统伦理关系带来的精神束缚,又呼唤传统伦理秩序回归。第四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叙事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关系。“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是面向当代的社会发展现实的文学书写。“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以社会事件作为切入点,站在底层视角,以平视的目光审视人生痛点与精神疑难,用细密的笔法描绘出时代变迁中小城镇变化:从物质生活到价值观念乃至思维观念的骚动、渐变。以房伟和马笑泉的作品为例,透过个体命运,折射出国企改革、城镇化建设等大的社会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呈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精神以及理想化的人文情怀。第五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叙事与现代主义即先锋文学的关系。70后作家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忠实读者与文学精神的继承者,在城镇叙事中,他们用充满象征与隐喻的叙事策略,营造出小城镇作为闭合环境的荒诞氛围。本章以金仁顺、黄孝阳、瓦当等作家为例,分析“70后”作家设置的超越常理的人物关系,在那些离奇乃至诡谲的情节背后,叙事的主旨仍在于揭示和描绘世界与人生的无常,现实的变幻莫测。
吴弘毅[2](2021)在《倔强的坚持:从英国外交档案看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前后的英国涉港决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香港地区的动荡,让人觉得有必要重新回顾香港回归的历程。在中英两国就香港未来安排展开接触的近二十年时间里(1978年-1997年),1982年因两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讨论香港前途而显得尤为关键。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对中国的访问结束了双方长达三年多的“互探虚实”阶段,揭开了1982年-1984年中英密集外交谈判的序幕。而从英方内部决策的视角看,在1982年以前,香港问题一直处于最高决策者注意力的边缘(主要由职能部门负责处理),直到1982年7月才引起撒切尔夫人的重视。1982年7月-9月间,撒切尔夫人指示英国外交部就香港问题展开了一场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接收各界建议,经过多次讨论,终于在访华前夕形成最终决策,即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期间采取强硬立场。然而,英方预期的“中方让步”并没有出现,中国领导人的表态甚至比英方想象的还要强硬,双方形成犄角之势。会谈结束后,英方评估了形势,参考了历史经验,清点了相关筹码,随后制定了庞大的“教育计划”,希望说服中方放弃原有立场。可是“教育计划”的实施情况不甚理想,中方反而越来越多地展现出“绕开正式谈判,准备采取单方面措施”的倾向。英方最终意识到己方原先制定的政策目标已经不再可行,无奈之下只得开始考虑作出让步。而在这一过程中,来自香港方面的压力限制了英方调整立场的灵活性,一直促使英方保持原有的强硬立场。根据当前解密的英国外交档案,英方在1982年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强硬,是因为决策层陷入了“小集团思维”。在香港问题上,英国决策层由不超过15人组成,且其中绝大多数来自英国外交系统,而英国外交部担心被最高决策者认为“过于软弱”,一直严重误判了中方在香港治权问题上的立场。尽管外交官们曾经成功说服撒切尔夫人放弃了对“香港主权”的绝对坚持,但他们的做法同时让她过于相信“主权换治权方案”的可行性。撒切尔夫人的其他信息来源出于各种原因,亦没能及时发出警示,直到1982年11月底,英国情报系统才对这一误判进行了首次“纠偏”。中国决策层似乎于1981年12月便已拍板“排除英国管治”,但中方在1982年间主动向英方发出的信号同样出于各种原因,没能很好地产生中方预期的效果。
尹璐[3](2020)在《“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 ——伊拉斯谟儿童教育观研究》文中提出伊拉斯谟被誉为16世纪教育史上最为伟大的人。伊拉斯谟所提出的儿童教育方法和教育精神的影响力远超他在宗教方面的影响力。因此,教育思想,尤其是儿童教育思想也成为认识伊拉斯谟真正价值的重要视角之一。本研究力图拓展伊拉斯谟儿童教育思想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探寻其经典文本字里行间所承载思想信息的显与微,找寻伊拉斯谟思想在欧洲教育思想史,乃至欧洲社会变迁中的应有地位与价值,并找寻可资我国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借鉴之处。本文第一章探讨教育观念之生发。本文将在整个人文主义教育的视域下透视伊拉斯谟的儿童教育哲学与观念,探索其人文主义儿童教育的特质。从其时代的宗教、社会思想背景叙说伊拉斯谟一生的主要经历,偏重于对其学术和教育思想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的那些人生经历。随后,从共时与历时维度,探讨了古典教育思想与时代思潮对伊拉斯谟教育观的成形,了解构成他思想观念的古代传统或思想脉络的基础。第二章主要从人性、宗教、美德、政治与社会等方面探讨伊拉斯谟对儿童教育目的论的深度思考。伊拉斯谟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论予以重塑,凸显出伊拉斯谟对人的重视,对人的可教性的肯定以及对人的身心和谐统一的重视,进而探讨了伊拉斯谟的宗教人的终极目标,以及他对美德的追求、对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追求。本章中,笔者探讨了伊拉斯谟重新发现儿童教育的价值,系统阐释了其试图以儿童教育为手段实现人类进步、社会改造的宏伟理想。第三章探讨伊拉斯谟基于儿童性别的教育内容论。首先,针对伊拉斯谟儿童教育的主要教育对象——精英阶层的男童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进而讨论伊拉斯谟儿童教育,尤其是男童教育所倡导的主要教育内容,包括知识上以语言和文学训练为主轴的文雅教育和重视外在举止行为的礼仪教育等。尤其是他以礼仪教育为核心,提出了“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的儿童礼仪教育,对后世教育思想和主张对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促进了欧洲人文明化和礼仪规范的标准化。此外,本章还就伊拉斯谟在性别教育方面针对女孩的一些划时代教育内容进行了专题讨论,揭示出其女孩教育的实质和价值。第四章探讨伊拉斯谟的儿童教育方法论。本章具体总结分析了伊拉斯谟主要阐述的数条重要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如早教与循序教育,游戏教学与寓教于乐,团体竞争、奖惩等,以此了解其儿童教育精神。第五章探讨伊拉斯谟所倡导的儿童教育环境论。这是一个特殊专题式探究,也是伊拉斯谟儿童教育思想中颇具特色的一个主题。本章分别从伊拉斯谟揭示出的教育活动中的几个儿童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身边人:父母、教师、同伴等主要角色入手,展示几者之间相对的关系与责任,并将人的活动带入到伊拉斯谟的儿童教育观念中。天性与教养共同雕琢儿童的“成形”。对照中古时代的教育方法,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整体教学状况,伊拉斯谟的儿童教育思想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开启了那个时代教育改革的契机。
方华[4](2020)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认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全体人民精诚团结、顽强拼搏的精神力量,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落脚点。党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充分肯定了以“文化建设促进人民精神团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显着优势”,作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重要部署,并且强调:“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被提升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离不开既有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离不开对党领导文化建设历史及经验的研究和总结。抗战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党领导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分析总结其历史经验及当代价值,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引言部分,概括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依据、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等问题。文章的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和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背景和条件,阐明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二部分从理论探索和理论形成两方面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理论进行研究。在理论探索方面,文章梳理了党对于科学化、大众化、民族化文化思想的理论探索,分析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并最终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在理论形成方面,文章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及最终形成进行分析研究,阐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事业中的指导作用。第三部分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实践进行研究和梳理。分别从党在扩大文化队伍、开展抗战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学术研究、进行党内文化建设、加强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化工作等方面,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具体实践进行分析和研究。第四部分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进行总体分析和评价,阐明了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历史贡献,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阐明了这一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经验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事业中的价值体现及重要启示。
李栋[5](2020)在《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话语层面思考课程是西方概念重建学派的重要思想,其核心精神就是“话语”与“理解”的语言逻辑思维,即何种样态的课程话语造就何种样态的课程理解。这一课程理论前提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课程言说或课程话语的建构最终是为课程理解服务的;第二,课程世界是一个由各家之言组成的“万花筒”。这构成了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创生一种课程话语,寻得一种课程理解的方式。这一思路同时也暗合了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的话语精神,最终能为我国课程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借鉴或启示。课程话语的言说现状,特别是当今课程话语的表述问题是构建一种新的课程话语体系应遵循的现实逻辑。当今课程市场正像培根在其四大隐喻中提到的“市场隐喻”一样,充斥着诸多语言问题。其中,课程表述的二元对立问题、课程理论、学派间缺乏沟通的问题、不同课程言说主体自说自话的问题、近来对课程思辨体系拒斥的问题、固守课程表述精确性的问题等都是当今国内外课程领域的显性问题。仔细分析这些问题的根源,特别是这些问题的哲学言说逻辑,发现这些表述问题或多或少地受近代以来的实体哲学思维影响的,因为实体哲学思维推动了认识论哲学,同时也影响到了一切以认识论为依托的学科、理论等,当然包括课程与教学论这一二级学科。要对以上实体思维导致的话语问题进行超越与消解,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无疑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基于以上的考量,本研究将回顾大量的文献,包括国内外“语言意义”、“话语”、“课程话语”三个方面的研究,意在为研究提供一种背景性深度;并对课程中的“话语”进行“思想考古”,意在理清话语在课程世界中的“自觉”之路;考察课程话语意义的重要来源——哲学,并对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过程哲学进行深刻研究。为过程哲学课程话语的构建与理解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通过对课程的核心概念以及对“课程目标话语”、“课程知识话语”、“课堂话语”及“课程评价话语”的过程哲学赋义,以达到过程哲学课程话语“落地”的效果,因为任何课程话语,只要它不能形下化为具体的表述,它都将是空疏无用的;最后,将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与几种经典的课程话语,比如“主智主义课程话语”、“经验本位课程话语”、“实践范式课程话语”、“人本主义课程话语”、“现象学派课程话语”及“后现代课程话语”进行一种理论上的比较,以期发现过程哲学课程话语在课程理解上的优劣势。
郝俊霞[6](2019)在《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认为文化领导权作为政党领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备受关注。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文化领导权概念,但他们关于文化的论述无疑蕴含着深刻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列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思想,并将这一思想推进到新阶段,形成了文化领导权理论。本文利用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列宁生前的着作、书信和文稿等历史文献,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方法,勾画出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条件、基本内容、特征及实现路径图景,坚持实事求是和联系发展的观点评价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内容及其丰富,基本思想熠熠生辉。在21世纪的中国,要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是我们必须着重领会并在实践中善加运用的锐利思想武器。列宁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呼唤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出现。列宁所处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矛盾激化,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俄国早期工人运动热衷于自发性经济斗争,以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作为主要斗争目标,认识不到沙皇专制制度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根源。工人运动迫切需要科学理论唤醒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使自发性经济斗争上升为自觉性政治斗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认识到能否成功执政、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取得完全胜利,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至关重要,文化因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由此可知,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列宁从实际出发,在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实践中做出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贡献。文化领导权问题不是单纯的文化问题,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战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战的战场,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俄国的早期工人运动,工人阶级长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要帮助他们从资产阶级思想羽翼下解脱出来,并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带来的危害,工人阶级迫切需要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到列宁时期,己经经历了肯定、否定和中性化的过程。列宁在批判民粹主义、经济派等错误思潮中,不仅阐释了意识形态概念的阶级性,还首创了“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原有的裂缝,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概念完成革命性改变,创造性地赋予意识形态概念褒义色彩,构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至此,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产生,成为指导俄国革命运动的理论先导。工人阶级自身不会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能从外部灌输。科学理论要掌握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历史重任。列宁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俄国政党创建任务。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部队,围绕不同时期中心工作采取灵活多样的实施路径,建立和巩固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革命时期,以宣传鼓动方式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思想领域,与资产阶级争夺话语权,唤醒民众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非常时期,以宣传鼓动说服农民将手中多余粮食上缴国家,帮助新生苏维埃政权渡过了难关;和平建设时期,以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宣传口号,激发了广大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动性。创办报刊作为另一种常态的实施路径,革命时期,创办报刊占领舆论阵地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和平建设时期,报刊主要起到社会教育作用,激发广大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和平建设时期,列宁认识到落后的文化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成为迫切任务之一,但无产阶级文化不会凭空产生,只能在继承旧社会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文化建设和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成为和平建设时期巩固文化领导权的主要实施路径。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各种错误思潮的出现造成了党内外思想混乱。列宁坚决回击各种错误思潮,肃清它们的影响,扞卫了马克思主义,为革命胜利唤醒了民众并奠定了阶级基础,为和平建设时期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加入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成功地将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转化为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引领广大民众为之奋斗。当然,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是一个复杂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探寻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时,要深刻认识到阶级性与科学性统一、阶段性和连贯性统一、批判性和建设性统一、本土性和国际性统一的辩证关系,并且在实践中科学地驾驭这些关系。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重温列宁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当今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和挑战,若解决不好,会使党执政合法性出现认同危机,中国共产党要继承、丰富和发展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将其作为锐利思想武器在实践中善加运用。一要无产阶级政党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依据时代特点和工作重心,采取灵活多样的路径建立和巩固文化领导权,为说服俄国、夺取俄国和管理俄国起到价值引领作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更要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发挥文化领导权在实现民族复兴征程中的思想引领、价值支撑作用。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本国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提供了实践范式。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结合,实现了站起来到富起来到迈向强起来的伟大征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态势仍然存在,中国共产党仍需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依据时代特点不断开拓理论新境界;三要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列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创立了世界上先进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也创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开创了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使苏联在正确方向指引下取得了重大科学文化成就,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指引下,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社会主义实践与社会主义文化的良性互动更加坚定了文化自信;四要坚持和改善宣传的“灌输”-方式。“灌输”贯穿在列宁文化领导权实现的整个过程中。但列宁的“灌输”不是强制性灌输,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将灌输内容以灌输对象熟悉的事例、语言和风格融合,达到灌输效果。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既要坚持列宁灌输理论的基本原则,也要依据时代特征改善灌输方式,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入脑入心。
苗贵安[7](2019)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中华民族正阔步走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如此成功?从领导力的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人民愿意追随共产党,共产党有强大领导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中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领导力,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是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认真研究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可以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借鉴。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延安时期十分重要。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蕴含着丰富的领导力智慧。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组织领导力、社会号召力、军队战斗力。政治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之统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是指政治领袖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方面的影响力。领袖和领袖集团在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最终确立起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政治领导力基础。思想引领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之灵魂。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是指在思想方面的影响力,是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用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和武装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头脑、统一思想、指导革命实践、抵御一切错误思想干扰的能力。领导思想产生领导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提供思想方法和理论指导,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提供话语指南,对全党和社会各阶级产生强大思想领导力。组织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之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力是指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通过激发党员奉献精神、提升党员能力和完善党组织治理机制所体现出来的整体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的命题。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力主要来自于党的建设中解决了共产党员的工作意愿问题,调动和激发起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员能够自觉认同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自愿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奉献自己的智慧;来自于高度重视党员和干部能力素质建设,使全体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和党的政治任务相匹配;来自于建立起灵活的组织机构和高效畅通的运行沟通机制,建立起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约束机制。社会号召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之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对全社会的影响、凝聚、动员和引导的能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起方方面面的力量,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联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社会号召力,这种号召力是共产党领导力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力,源自于实施合理的治理机制,很好的发挥了制度领导作用;源自于统一战线联盟内各种政治力量的通力合作,体现了高超的领导激励艺术;源自于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体现了高超的权变领导艺术。军队战斗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之保障。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一支人民军队,通过武装斗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表现出强大战斗力,是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力的体现。这种战斗力的形成来自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来自于重视官兵物质利益和创新的军事民主;来自于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能力,官兵具备较高的能力素质,能够根据变化的环境确定组织的职能;来自于政治建军的优势,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采取灵活的组织机构,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张瑜[8](2019)在《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入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泛滥,给世界各国的安全与和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也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伴随着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危害,世界各国和地区纷纷加强了立法工作,也加强了反恐的国际合作,并加大预防和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力度。我国也顺势而为,1997年在刑法典中设立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在《刑法修正案(三)》中增设了一系列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罪名,也出现“恐怖活动犯罪”的概念,为进一步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提供了法律的保障。2009年7.5事件发生后,我国恐怖活动犯罪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暴力恐怖活动犯罪频发,造成的影响范围扩大、社会危害及影响也日益增大,给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反恐形势,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以下简称《反恐怖主义法》)出台,为我国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年《刑法修正案(九)》颁布,为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完善了最后的屏障,该修正案的主要内容就是增加了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名,而这些增加的罪名与传统的观念中的恐怖活动犯罪有所区别。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之下,开启了本文的研究,本文立足于现有的法律规范结合实践发生的案件,将恐怖活动犯罪的行为方式进行类型化,着重研究与传统暴力恐怖活动犯罪相对的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由此引起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重视。在打击这类恐怖活动犯罪时,是否需要与传统恐怖活动犯罪有所区别,其理论基础是否有所不同,对该类行为进行刑事法律规范的关键在于什么,我国现有的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刑法体系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科学合理的构建该类恐怖活动犯罪行为的刑法体系,是本文所主要关注的问题。本论文正文共有六章,共16万余字,其主要内容大致如下:第一章是对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概述。该章的重点是对纷繁复杂的恐怖主义的概念进行厘清,在分别对词典、国内外学者、部分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关于恐怖主义定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作者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即通过暴力、破坏、恐吓或者其他非暴力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行为。以此作为定义非暴力型恐怖主义的基础,进而探讨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概念类型化的必要性,得出本文关于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基本概念,即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达到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的效果,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目的的行为和主张。本文对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进行类型化分类,将非暴力型恐怖活动分为三大类型:网络恐怖主义、与经济金融有关的恐怖主义以及其他帮助型恐怖主义。第二章是对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现有规范的考察。本章主要对国际公约、部分国家的反恐法及刑法、以及我国《反恐怖主义法》和《刑法》涉及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规范进行梳理。联合国多个决议中均提到并重申资助和筹备任何恐怖主义行为、组织、煽动、协助或参加恐怖主义的行为以及美化、提供庇护的行为均是需要严厉打击的,而且将其作为强制性义务要求各成员国必须在其国内法中有所反应。另外对于洗钱、恐怖融资等行为需要进行严格规范,对于极端主义思想也需要进行严厉打击。在各国的反恐法律体系中除了规制上述行为之外,还特别关注网络恐怖主义,即通过网络传播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录音录像等行为。这些行为均属于恐怖活动犯罪,但其并非传统的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国际公约、世界各国的反恐法律均对其进行了相应规定,笔者将以此作为进一步类型化的依据。第三章是对非暴力型恐怖主义犯罪理论基础的探讨。该章首先探讨了传统刑法理论在应对恐怖活动犯罪中反映出来的滞后性和无力感。论文从犯罪的本质、行为及责任承担的依据进行论述,探讨了在新形势下坚守传统刑法理论无法适应反恐的需要。得出结论即在反恐领域,刑法基础理论应该通过适度修正从而适应新的变化。其次,论文对敌人刑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梳理了敌人刑法的基本概念,介绍了支持敌人刑法与反对敌人刑法的学者观点。得出本文的观点,敌人刑法的相关理论事实上在反恐领域已或多或少有所反应。本文认为,敌人刑法仅仅是一种概念的表达,事实上在反恐领域并没有谁真正的被当做无任何权利保障的“敌人”,即便是战争,也有其应该遵守法则,而不是毫无规则的滥杀无辜,对待战俘依然是要尊重和保障其基本人权。由此本文认为敌人刑法的基本理论在应对严重的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时能起到积极意义和价值。第三,本文以风险社会视阈下的风险刑法为讨论对象,系统的论述了风险刑法基本概念及基本理论,讨论了其对反恐立法的影响,风险刑法本身的内涵决定了其性质要温和于敌人刑法,在激进的同时又保持有理性,在扩张的同时又坚持了基本理论,在重视秩序的同时又保持了对权利的保障。由于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与传统暴力恐怖活动犯罪有所区别,其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及民众观感均弱于暴力恐怖活动犯罪,因此,笔者倾向于将风险刑法理论作为传统刑法的补充成为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理论基础。第四章则是对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关键要义的分析与探讨。确定了规制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理论基础是风险刑法理论,并将其视为传统刑法的补充,试图发挥其功能和作用。但是,风险刑法也面临着质疑和挑战,一些基本问题仍旧需要进一步厘清。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本质究竟是规范的违反还是法益的侵害?本文通过对刑法价值的比较与衡量,得出结论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本质键在于法益的侵害,法益侵害意味着至少是要造成侵害的威胁,而威胁的逻辑起点在于行为,并认为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所侵害的主要法益是国家安全。为后续发现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法规制的问题及构件提供进一步的理论基础。第五章是对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规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该章首先对现有法律体系进行系统的归纳,并对现有刑事立法的特点进行归纳,认为现有立法呈现出预防性刑事立法的趋势,例如抽象危险犯增加,犯罪预备正犯化等。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恐法实施条例》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之间的衔接问题,认为在立法目的、调整范围、专业术语等方面均存在不协调的问题。本文还对现有罪名体系的缺陷进行分析,认为反恐刑事立法存在以下问题:没有进行分类立法;刑法在资格刑、罚金刑等方面没有全面覆盖;刑法总则缺乏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指导;从重处罚的依据与标准、刑事责任年龄、单位犯罪等方面均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就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具体罪名而言,已有的个别罪名的内涵需要扩大,还有行为应纳入犯罪的范畴而现行刑法未将其纳入其中,如通过破坏网络系统达到恐怖主义犯罪目的行为,本章将重点探讨这些具体行为入罪的可行性。第六章是对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法规制的具体构建。首先,本文认为在风险刑法理论及法益侵害基础上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刑法规制,必须要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必须要坚持宽严相济以严为主的刑事政策。其次,以恐怖活动犯罪类型化为基础,借鉴法国刑法典关于反恐刑事立法的模式,将恐怖活动犯罪纳入到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并在此基础上对非暴力型恐怖活动进行立法规制。具体而言,以前述分类为基础,将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分为三大类:与经济、金融有关的恐怖活动犯罪、网络恐怖活动犯罪以及资助、帮助型恐怖活动犯罪。
姚富瑞[9](2018)在《后人类语境中文艺媒介的物质性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新兴技术的高速发展,我们正在遭遇或面临一种后人类境况,使得我们的文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加之各学科的深度互渗,后人类逐渐成为理论探究的重要领域。“后人类”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和科学概念,它往往会导致我们对世界、自我以及宇宙关系的思考方式发生范式上的变化。这反过来又在改变着文学艺术,数字化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和艺术在赛博空间中进行交合,从而形成了文、艺、技渗透交融的新形态;也造成西方语言论转向以来相关文论的解释效力开始产生局限,引发了文学理论从“语言媒介”向“物质媒介”的范式转换。“物质媒介”概念全面释放了媒介作为一种技术形式、作为构成性调解和作为生存环境的物质性内涵,从而以一种融媒介态势重新擘画着新世纪文学艺术传播与发展的后人类景观。这种背景下,媒介的物质性问题被推向理论思考的前台,展露出当代理论的新面向。论文将媒介的物质性问题定位在文艺理论话语中,探究基于人性与物性平等、平衡、共生与共存关系的媒介生态视野中,媒介在后人类语境里是如何进入文学艺术的。在内容上主要分为在文艺理论话语中定位“媒介”,创作、感知与接受主体的物质性,表征、存在与运作情境的物质性,语言与话语表达效果的物质性,接触的物质性与符码的物质性六个部分。对媒介技术、后人类与文学艺术问题的关注,引导着我们将“媒介”定位在文艺理论话语中。在麦克卢汉、基特勒与海勒斯这条后人类研究谱系下,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被打破,特别是就文学批评领域而言,他们的思想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文学理论引向了技术领域。这展现着后人类思潮如何影响了文学艺术、催生了媒介的物质性问题研究的出现与新变,以及揭示出媒介环境学与文艺研究的互动关系。所解答的是媒介的物质性是什么,在后人类语境中其有哪些新变,为什么要去探究它,以及它是如何体现后人类观念的,进而又如何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对未来文艺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建构有哪些启示。对这些问题的集中解答启发着将媒介的物质性视角进行再语境化,也即从媒介的物质性角度去分析与探究后人类语境中的文艺问题,从而将语言论阐释范畴中的文学基本要素,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人本主义的现代性的文学理论话语谱系,引入通过媒介将它们谋和一处、联合成体的再语境化过程中,这种再语境化过程亦是一种构成性调解或中介过程。人类本身是具有混杂性的,其与非人类联结在一起。非人类作为后人文主义的潜在变体,参与了去人类中心的探究,并且参与到了重构未来文艺研究范式的各个维度。拉图尔、嘉里·沃尔夫、理查德·格鲁辛、布鲁斯·克拉克、斯洛特戴克与皮特-保罗·维贝克等人所推动的非人类转向,使得主体概念也总是在人类和非人类他者关系的生成过程中被表述。从人类主体的特权内在性到对非人类现象的想象,主体开始与非人类密切纠缠在一起,成为技术中介主体,从而在一种构成主义宣言中显现着后主体状况。这种后人类主体生成体现为媒介的纠缠与人类的式微状况,具体表现在AI技术创作与文学艺术事件,以及交互小说的后印刷生产中,使得媒介的纠缠与文学的未来问题被集中关注并讨论。这些转变彰显着文艺创作、感知与接受主体的物质性,也即对传统人文主义理论谱系中的文艺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创作者与接受者、作家与读者等话语和存在形态的挑战与修复。媒介技术的文学表征、媒介技术的伦理面相以及技术与人的早期混合,是以对人与媒介/技术关系的描绘为主线的,在其中潜藏着一种历时性线索,分别表现为想象的未来、存在的形态以及旧题的变体。霍克海默、阿多诺与马尔库塞对技术辩证法和理性化进行了论述,詹姆逊与哈特和奈格里强调了技术信息化,斯蒂格勒与海德格尔则关注技术的自动生成问题,维贝克在后现象学代表人物唐·伊德的启发下,通过批判并借鉴斯洛特戴克来对物的伦理性问题进行集中关注,加之,凯文·拉格兰德对技术与人早期混合的追溯和考察,所呈现出来的是人与媒介/技术、文学与媒介/技术的关系形态与问题。正是通过对后人类语境中从语言媒介转向物质媒介的一系列相关谱系与问题的廓清并阐明,推动着我们对新媒体时代文艺表征、存在与运作情境的物质性进行探究。后人文主义文学理论对传统人文主义文学方法进行了反驳,集中探索文学的本体论构成,将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对象的状态去探究,突破了从表象层面即特定人类的诗性语言来定位并分析文学的独特性,开始主要在语言范围之外发声,最终将注意力从人文主义的主体性转向了非人类的客体性。作为身体建构的技术书写将肉身性的人类总是描述为各种组件和部分的组合,更精确地说,是一种拼凑。这些文本强调复数存在论,以及身份“互文性”向“互物性”的转变,表达着媒介作为假体的观念。自传文学中的生命书写则开始突破语言来进行媒介叙事,从而展现着与话语设定相分离的物质化。这些集中表达着文艺语言与话语传送效果的物质性,对人文主义文学理论谱系中的作品、文本、信息等话语进行着修复与超越。当前媒介景观的迅速变化,集中展现着媒介对人的审美经验的塑造,以及对人的感官系统的调解。还有媒介融合式叙事,电子文学的叠合性超越以及文学艺术的融媒介生产现象,这些集中彰显了媒介系统的物质性维度对语言论文论的修复与超越。
李丽[10](2018)在《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与教育思想研究 ——以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为考察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英国教育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英国“新左派”曾以实现工人阶级解放为目的,致力于英国工人阶级教育。其中,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等成员更是以保护工人阶级文化为由,致力于工人阶级文化与教育研究。霍加特等人因此开启了后来闻名世界的“文化研究”(狭义)这一知识工程,三人也被视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他们面对战后英国社会的文化问题,尤其是“无阶级”论争,起初以英国成人教育为阵地,进行工人阶级文化研究,并探讨了工人阶级教育的文化理论基础;而后又进入大学体系内部教学,以大学教师的身份继续思考工人阶级文化与教育问题。霍加特等人倡导以扩大的文化概念对抗英国本土的精英主义,开创了教育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工人阶级教育,以实现工人阶级解放。因此,他们所开创的英国文化研究,其实质是一种工人阶级文化与教育研究,在英国教育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本文以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三位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为考察中心,联系英国文化研究的诞生过程,考察他们思想产生的社会和教育背景,分析他们思想的主要内容,探讨他们思想的理论来源及其旨归,反思他们思想的特征、影响及意义等。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首先介绍研究选题及其意义。本文以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为考察中心,探讨其主要的文化与教育思想及其在英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地位。这一研究能够充实中国的英国教育思想史研究,能够为国内兴起的“教育文化研究”提供文化和教育理论资源,并对教育内涵发展历史的探讨具有意义。其次,对关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英国成人教育与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之关系,对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并界定了文章的核心概念。最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说明了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论及其与研究对象的适切性,并介绍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史料的使用。本文运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作为方法论,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比较法进行具体的研究。第二章探讨了英国文化研究诞生的历史背景。“二战”后,由于福利国家建设,英国社会出现了“富裕社会”的神话。另外,美国文化的入侵也使得英国自身具有阶级性的文化遭遇了大众化转向。本土和外来两股力量的合流,在英国社会引发了关于“无阶级”的论争。在教育领域,在20世纪上半叶,长久以来致力于英国工人阶级教育的成人教育出现了重大转向,它由以阶级为基础的工人阶级教育转向以民族为基础的大众成人教育,由此导致了工人阶级教育问题的再次凸显。文化问题与工人阶级教育问题,由于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等英国“新左派”成员的介入而得到了结合,英国文化研究正是诞生于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第三章考察了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的成人教育实践,并重点分析了他们在成人教育领域中所写就的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均在“二战”结束后加入了成人教育的讲师之列。在与工人阶级的接触过程中,他们进一步思考了英国的文化问题,并将各自的思考理论化,分别写就了《文化的用途》《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代表作品。他们的着作以不同的侧重点、从不同的角度对“无阶级”问题做出了回应,从而证明了“工人阶级文化”的存在。这些着作为工人阶级教育研究奠定了文化理论基础,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思考了工人阶级的教育问题。第四章阐述了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在教育方面的主要论题。随着英国成人教育的转向,霍加特等人先后离开了这一领域,转而进入英国高等教育体系内部。身为大学教师的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尽管转换了角度,但立场依然没有改变,他们在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继续思考了工人阶级的教育问题。霍加特批判了教育中的“英格兰性情”,包括阶级偏见、职业主义倾向以及英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些弊端等;威廉斯构思了他理想中的成人教育这一“边境乡村”,阐述了成人教育的本质与原则、成人教育教学、大众传播与成人教育的关系等;汤普森抨击了以华威大学为代表的“商业大学”对工商业界的过度依附,他在探讨教育与经验之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华威大学与工业资本主义的从属关系,并探讨了大学的理念问题。第五章论证了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所开创的英国文化研究,其旨归为“工人阶级文化与教育研究”。霍加特等人批判式地继承了英国本土的“文化—文明”传统。他们在认可“教育是通往文化的大道”这一思想的同时,抛弃了其中的精英主义立场,开创了教育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他们以文化、阶级、经验为核心范畴,来抵制英国本土的精英主义,凸显文化在工人阶级解放运动中的意义,并占据了工人阶级文化的教育空间。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关于工人阶级教育的核心思想分别是:批判素养的培养,有教养的、参与式民主的建构,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三人最终想要达成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与工人阶级的解放。第六章为反思与借鉴,从教育思想史的角度总结了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所开创的英国文化研究之特征、影响及意义。这一部分首先分析了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据此考察霍加特等人理论存在的缺陷。然后以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法兰克福学派”为参照系,比较其与英国文化主义者的文化与教育思想,以此突出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霍加特等人不愿进行纯理论性的学术研究,他们更加重视理论与工人阶级政治运动实践的结合,重视自身作为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解放事业所能做出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审视英国文化研究在全球进行理论旅行的过程中所失却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即文化研究患上了“政治失语症”。但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意义并没有完全丧失。霍加特等人所开创的传统在后来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中得到了部分传承;在新自由主义全面影响英国的社会和教育之时,霍加特等人的文化研究仍大有用武之地。
二、管理核心的秘密——评《谁真正至关重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管理核心的秘密——评《谁真正至关重要》(论文提纲范文)
(1)“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 |
(一)小城镇的话题缘起 |
(二)小城镇叙事的研究现状 |
二、“70 后”作家与小城镇叙事 |
第一章 “70 后”作家与小城镇的文学构建 |
第一节 “70 后”作家生命体验与小城镇书写 |
第二节 日常生活的力量与小城镇之变 |
一、岁月迟缓——小城镇前现代社会的时间体验 |
二、框定的生活空间 |
三、商品经济时代成为“城市模仿者”的小城镇 |
第二章 城镇青年及其精神内涵 |
第一节 小城镇的出走者 |
一、徐则臣——到世界去 |
二、石一枫——漂泊于城市中的“失败青年” |
三、阿乙——土狗的焦虑 |
第二节 在地者的外部想象 |
第三节 寂落的青工 |
一、路内——穿越迷雾的追寻 |
二、时代变迁下的青工群体 |
第四节 异类的写作者 |
第三章 小城镇视域中的伦理叙事 |
第一节 孱弱的父亲 |
第二节 失衡婚姻中的夫妻伦理 |
第三节 消费时代中小城镇伦理秩序的溃退 |
第四节 边缘的脱序者 |
第四章 现实主义与小城镇叙事 |
第一节 现实主义回归下的小城镇叙事 |
第二节 底层叙述中的意外社会事件与人文关怀 |
一、底层视角里的人文关怀 |
二、突入小城生活的意外社会事件 |
第三节 “英雄”的落寞——《血色莫扎特》 |
一、落寞的英雄 |
二、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 |
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指向性 |
第四节 县城中的官场生态学——《迷城》 |
一、权力体系中的生存之道——从“愤怒”到“沉默” |
二、官场叙事的继承与拓展 |
三、文化根性与政治选择 |
第五章 现代主义与小城镇叙事 |
第一节 先锋文学的“遗腹子” |
一、先锋文学的“遗腹子” |
二、闭合环境下的荒诞感 |
第二节 金仁顺——文字之外的余韵悠长 |
一、越界的母女 |
二、于意外处戛然而止 |
第三节 黄孝阳——人世间的梨桥县 |
一、大地之上的“梨桥县” |
二、县城里的恶棍哲学 |
第四节 在寂灭中光芒万丈——瓦当的“临河城” |
一、错乱表象下的爱与灵 |
二、在现实与虚构中的小城人生 |
三、从“临河镇”开始,归来依旧是少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倔强的坚持:从英国外交档案看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前后的英国涉港决策(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及选题意义与目的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三、论文研究方案 |
第一章 决策的缘起:1982年7月前的中英试探性接触 |
第一节 决策的背景:1979年-1981年的试探 |
一、港督麦理浩投石问路 |
二、英国外交部的跟进 |
三、早期的高层互动 |
第二节 决策的触发与酝酿:1982年上半年的接触 |
一、决策的触发:阿特金斯访华 |
二、决策的酝酿:“主管换治权”方案的雏形 |
三、迟延的重要信息:希思的访华成果 |
第二章 决策方案的制定与抉择:1982年7月-9月的密集准备 |
第一节 首次集体讨论香港问题 |
一、敲响警钟:撒切尔夫人接受柯华宴请 |
二、首次集体讨论前的准备 |
三、讨论的过程与结果 |
第二节 决策方案的制订:接收来自各方的信息与建议 |
一、英国外交部的努力 |
二、来自香港的民意 |
三、来自英国各界的建议 |
第三节 决策方案的最终抉择 |
一、面对所有的方案 |
二、再次集体讨论 |
三、访华前夕的最终拍板 |
第三章 决策的执行、评估与调整:撒切尔夫人访华及其后续 |
第一节 决策的执行:撒切尔夫人访华 |
一、9月23日与赵紫阳的会谈 |
二、9月24日与邓小平的会谈 |
第二节 对访华情况的评估:“仍需继续努力” |
一、对领导人会谈的评估 |
二、对香港经济下行状况的评估 |
第三节 继续强硬立场 |
一、谈判桌前毫不让步 |
二、参考历史经验 |
三、清点相关筹码 |
四、寻求广泛支持 |
五、来自香港的压力 |
第四节 计划逐渐濒临破产 |
一、来自“中间人”们的消极反馈 |
二、出乎意料的“大泄密” |
三、停摆99天的正式谈判 |
四、情报系统的“致命一击” |
五、终于开始考虑调整立场 |
第四章 对影响英方决策因素的分析 |
第一节 英国外交部的“误判形势” |
一、英国外交部在决策中的地位 |
二、英国外交部与撒切尔夫人间的互动 |
第二节 其他信息来源的“失灵” |
一、除外交部之外的其他信息来源 |
二、信息来源“失灵”的原因 |
第三节 中方主动发出的信号效果有限 |
一、中方传递信息的途径 |
二、中方主动传递的信息的效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 ——伊拉斯谟儿童教育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选题缘由 |
(一)学术研究空间的发现:伊拉斯谟儿童教育观 |
(二)现实的考量:个人学术兴趣与职业关注 |
二、文献综述 |
(一)学界对伊拉斯谟着述的整理与翻译 |
(二)学界的相关学术研究动态与成果评介 |
三、概念界定 |
(一)儿童的含义 |
(二)文雅教育与礼仪教育的内涵 |
(三)儿童教育观的解读 |
四、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意义 |
五、研究方法论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方法论 |
(二)研究方法 |
六、研究创新与框架安排 |
(一)创新之处 |
(二)研究框架 |
第一章 教育观念之生发 |
一、社会性之源:欧洲时代脉搏的泵压 |
(一)社会冲击与新需求 |
(二)思想知识的变革 |
二、个性化起点:伊拉斯谟的人生行路与儿童教育情怀的共鸣 |
(一)私生子身份的困扰 |
(二)儿童时代的教育与体悟 |
(三)成年际遇与儿童教育理想的开启 |
(四)“伊拉斯谟精神”与人生理想的崩灭 |
三、历时与共时性之基石:伊拉斯谟儿童教育观之学养渊源 |
(一)历时性之基:古典时代的教育智慧 |
(二)共时性之基:同时代人思想的共鸣 |
第二章 成为至善完人:一体多面的教育目的论 |
一、“认识你自己”:人性的重塑 |
(一)人的可教性:儿童教育的可能性 |
(二)人的地位:儿童教育的特殊性 |
(三)人性之善与“无定”论:儿童教育的必要性 |
二、灵魂之美:新的“宗教人”之求 |
(一)身体与灵魂的相应性:宗教人的目的 |
(二)培养有教养的灵魂:柏拉图灵魂观念之维的拓展 |
(三)宗教虔诚与古代知识之用 |
三、宗教人的目的具象化:美德之求 |
(一)君主美德镜鉴的特殊性 |
(二)宗教与道德教育的并轨 |
四、人的担当:政治与社会秩序之求 |
(一)儿童的社会责任教育 |
(二)作为社会舵手的君主责任教育 |
第三章 基于性别区隔的教育内容与性别教育祛“魅”的开启 |
一、教育之基:精英男童教育 |
(一)献给贵族:儿童教育的阶级性之维 |
(二)献给男童:儿童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与全民性超越 |
二、以文习德:文雅教育 |
(一)文雅教育的核心:语言文法的习得 |
(二)文雅教育的第一步:语音习得 |
(三)文雅教育的进阶段:文字习得与书写训练 |
(四)文雅教育的深度拓展:经典作品的阅读 |
(五)文雅教育的实践:演讲与写作 |
三、以外促内,知行合一:行为——礼仪教育 |
(一)社会区分的标识:行为-礼仪教育的阶级性 |
(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身体教育的向度 |
(三)行为-礼仪教育的功用和异化 |
四、因教育而智慧:划时代的女孩教育 |
(一)女孩教育的六大处方 |
(二)“皮格马利翁效应”:女孩教育的旨趣 |
(三)教育机会平等:女孩教育的价值 |
第四章 中庸而和缓的儿童渐进教育范式 |
一、早教习得与循序教育 |
(一)早教与儿童心灵塑形 |
(二)循序教育与儿童教育自觉 |
二、游戏教学与寓教于乐 |
(一)游戏教学法 |
(二)辩证的“快乐教育” |
三、实用的知识-活动习得体系 |
(一)作品整理与分类 |
(二)善用记忆力与记笔记 |
(三)模仿、效法与自觉练习 |
四、善用奖惩与反对体罚 |
(一)奖惩手段的辩证使用 |
(二)体罚教育批判与慈爱教育 |
五、尊重个性与团体竞争 |
(一)因材施教:儿童中心主义 |
(二)团体竞争:儿童内在高贵灵魂的释放 |
第五章 身边人原则:基于父母、教师重要性的教育环境论 |
一、成为父母:儿童成长需求的第一环境 |
(一)不良家庭照顾:父母角色的分化与校正 |
(二)儿童教育的首任责任人:母亲的职责 |
(三)优生优育与榜样的力量:父亲的职责 |
二、成为良师:儿童成长需求的第二环境 |
(一)仅次于国王:教师的社会地位论 |
(二)高贵之师:教师职业资格要求 |
(三)慈父:师生关系模式的基调与批判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后记 |
(4)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背景和依据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五、研究创新点和不足 |
第一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背景和条件 |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背景 |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
(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 |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现实条件 |
(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
(二)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
(三)苏区的文化建设及其经验借鉴 |
第二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探索 |
一、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科学化的探索 |
(一)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文化问题 |
(二)对中国新文化建设道路的思考 |
(三)以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一切学问的基础 |
二、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大众化的探索 |
(一)“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提出 |
(二)“左联”对文艺大众化发展的推动 |
(三)由文艺大众化向文化大众化的转变 |
三、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民族化的探索 |
(一)唤醒全民族的民族化文化意识 |
(二)提出文化民族化问题 |
(三)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
四、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任务的提出 |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正式形成 |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历史地位 |
第三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 |
一、壮大革命文化队伍 |
(一)党对革命文化队伍的关怀与领导 |
(二)陕甘宁边区文化团体的蓬勃发展 |
(三)文化团体的历史贡献 |
二、大力开展抗战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 |
(一)开展国防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 |
(二)进行道德建设,引领根据地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
(三)指导文艺工作,明确文艺发展方向 |
(四)重视新闻宣传,营造抗日救国舆论氛围 |
三、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学术研究 |
(一)深化马列主义理论研究 |
(二)加强哲学研究 |
(三)重视史学研究 |
(四)全面推进其它各领域社会科学研究 |
四、进行党内文化建设 |
(一)提高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
(二)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与增强党性修养 |
(三)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
五、加强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化工作 |
(一)党在国统区开展的文化工作 |
(二)党在沦陷区开展的文化工作 |
第四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总体评价 |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主要特征 |
(一)宣传与学习相结合 |
(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
(三)继承与创新相结合 |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历史贡献 |
(一)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
(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境界 |
(三)创生出民族文化的新样态 |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理论创新 |
(二)坚持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原则 |
(三)坚持文化建设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价值取向 |
(四)坚持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
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当代启示 |
(一)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与先进文化的发展规律相统一 |
(二)将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先进文化的现实发展相统一 |
(三)将先进文化的制度体系与文化效能相统一 |
(四)将繁荣先进文化的实践与国家的未来发展相统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5)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提升呼唤教育话语的创生 |
(二)话语的建构功用应在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中得到深化 |
(三)过程话语利于教育难题的消解并开创出新的课程世界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概念界定 |
(一)课程 |
(二)课程话语 |
五、创新之处 |
第二章 相关主题的研究现状 |
一、关于“语言意义”的研究 |
(一)国外“语言意义”研究概况 |
(二)国内“语言意义”研究概况 |
二、关于“话语”的研究 |
(一)国外“话语”研究概况 |
(二)国内“话语”研究概况 |
三、关于“课程话语”的研究 |
(一)国外“课程话语”研究概况 |
(二)国内“课程话语”研究概况 |
第三章 话语与课程世界 |
一、话语在课程世界中的“面相”及“自觉”之路 |
(一)话语即行动——话语“沉溺”在课程的语言游戏中 |
(二)话语即修辞——话语被窄化为一种语法 |
(三)话语即工具——话语沦为无意义的课程表述结构 |
(四)话语即话语——话语在课程中的本体地位得以显现 |
二、话语之于课程要素的重要性 |
(一)话语与课程思维 |
(二)话语与课程理论 |
(三)话语与课程知识 |
(四)话语与课程意义 |
(五)话语与课程权力 |
(六)话语与课程理解 |
(七)话语与课程实施 |
(八)话语与课程研究 |
三、话语意义的课程来源 |
(一)课程主体 |
(二)课程问题 |
第四章 哲学与课程话语――课程话语理论基础考察 |
一、哲学之课程话语“先在性”身份 |
(一)“课程”概念本身是由哲学辨明及丰富的 |
(二)课程话语的“搭建”需借用哲学“脚手架” |
二、哲学之课程话语逻辑衍生“母体”身份 |
(一)话语逻辑 |
(二)哲学的言说逻辑 |
(三)哲学如何影响课程话语逻辑 |
三、哲学在课程话语中的谱系——以英美和欧陆哲学为视角 |
(一)英美哲学对课程话语的“塑形”与“赋义” |
(二)欧陆哲学对课程话语的“塑形”与“赋义” |
四、为什么是过程哲学 |
(一)过程哲学的应景性——从哲学研究的世情上看 |
(二)过程哲学体系 |
第五章 过程哲学课程话语意在改善的言说问题 |
一、意在改进实体哲学层面下课程表述问题 |
(一)表达逻辑问题:课程表达的主-谓模式(主客) |
(二)话语定位问题:简单定位谬误,语言的乌托邦 |
(三)表达程式化问题:囿于结构主义言说方式 |
二、意在改进解构性后现代下的课程表述问题 |
(一)失衡问题:思辨性课程话语体系式微 |
(二)范式问题:课程话语的范式之争 |
第六章 过程哲学课程话语的建构思路 |
一、课程概念体系:建构过程哲学式的课程要素话语 |
(一)课程思维:“主体-超体”逻辑 |
(二)课程理论:有观点更要有体系 |
(三)课程知识:广狭义并重 |
(四)课程意义:要明确意义的语境 |
(五)课程权力:拓展权力的关系力量 |
(六)课程理解: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并存 |
(七)课程实施:自由与纪律相结合 |
(八)课程研究:基于经验,重视思辨 |
二、课程结构体系:运用过程哲学思维优化课程言说 |
(一)课程目标话语:强调学生认知发展的节奏 |
(二)课程内容话语:超越镜像知识 |
(三)课程实施话语:让生成话语焕发课堂活力 |
(四)课程评价话语: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
第七章 过程哲学课程话语的同类比较——一种基于课程理解的考察 |
一、“课程话语”与“课程理解”的关系逻辑 |
(一)“课程话语”来自于“课程理解” |
(二)“课程话语”造就“课程理解” |
(三)两者通过意义不断地互相“重塑” |
二、“课程理解”概念解读 |
(一)“课程理解”的哲学原理 |
(二)“课程理解”的方式机制 |
(三)“课程理解”的取向 |
(四)“课程理解”的影响因素 |
三、课程话语的比较——以几种主流的视角为例 |
(一)主智主义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二)经验本位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三)实践范式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四)人本主义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五)现象学派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六)后现代课程话语与过程哲学课程话语 |
结语 |
一、对过程哲学课程话语的研究总结 |
二、对未来中国课程话语体系建设的思考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6)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一) 研究缘起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一) 研究内容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文化领导权相关问题阐释 |
第一节 文化 |
一、文化概念 |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概念 |
第二节 领导权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权概念 |
二、威廉斯的领导权概念 |
三、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领导权概念 |
第三节 文化领导权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
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
第二章 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形成条件 |
第一节 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
一、十月革命前革命斗争亟需科学理论指导 |
二、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建设凸显文化的作用 |
第二节 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的思想来源 |
一、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提供了思想依据 |
二、对早期民粹主义思想的批判性继承 |
三、对普列汉诺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第三节 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的个人素养 |
一、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
二、具有敢于批判的精神 |
三、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 |
第三章 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
第一节 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相关问题阐释 |
一、列宁文化概念的多语境性质 |
二、列宁的领导权意蕴 |
三、列宁文化领导权解读 |
第二节 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核心 |
一、意识形态概念演变 |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确立 |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和特征 |
第三节 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实施主体 |
一、工人阶级运动迫切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引领 |
二、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引领工人运动 |
三、无产阶级政党以文化领导权引领工人运动 |
第四节 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实质 |
一、树立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 |
二、无产阶级政党理想信念转变为社会理想信念 |
第五节 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特征 |
一、阶级性与科学性统一 |
二、阶段性和连贯性统一 |
三、批判性和建设性统一 |
四、本土性和国际性统一 |
第四章 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实践路径 |
第一节 文化领导权的建设路径 |
一、宣传鼓动占领思想阵地 |
二、创办报刊占领舆论阵地 |
三、文化建设提升文化素养 |
四、利用“文化遗产”巩固文化领导权 |
第二节 在回击错误思潮中扞卫马克思主义 |
一、与党内取消派和召回派斗争 |
二、批判经验批判主义 |
三、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 |
四、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 |
五、十月革命胜利后对错误思潮批判 |
第五章 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当代中的发展 |
第一节 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 |
一、坚持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主体地位 |
二、发挥政党领袖擎旗手作用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号召力 |
第二节 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 |
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
第三节 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一、无产阶级政党要有高度文化自觉 |
二、社会主义实践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良性互动坚定了文化自信 |
第四节 坚持和改善宣传工作的“灌输”方式 |
一、坚持科学灌输 |
二、坚持因材施教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力 |
三、坚持理论宣传与民众诉求结合增强灌输实效 |
四、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灌输方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攻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和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的对象 |
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二、国外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理论框架和主要内容 |
一、理论框架 |
二、主要内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一、研究方法 |
二、主要创新 |
第一章 政治领导力:确立起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袖集体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袖核心的形成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高领导层变化 |
二、毛泽东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形成 |
三、领导特质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 |
第二节 组织确立领导核心的价值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 |
二、政治学视野下领袖的作用 |
三、确立毛泽东领导核心意义 |
第三节 中央集体领导和政治领导力 |
一、中央集体领导形成过程 |
二、政治路线与政治领导力 |
三、战略策略与政治领导力 |
第二章 思想引领力: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 |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的确立 |
一、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原因 |
二、毛泽东思想产生的过程 |
第二节 领导思想产生领导力 |
一、作为一种理念的思想 |
二、领导思想具有领导力 |
三、列宁建党学说的启示 |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的引领力 |
一、毛泽东思想与领导哲学 |
二、毛泽东思想引领力的体现 |
第三章 组织领导力: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 |
第一节 党组织内部激励建设 |
一、红色文化 |
二、思想建党 |
三、延安整风 |
第二节 党组织能力建设 |
一、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建设 |
二、培养全党群众工作能力 |
第三节 党组织管理机制 |
一、灵活的组织机构 |
二、畅通的沟通渠道 |
三、严格的政治纪律 |
第四章 社会号召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
一、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
二、建立“三三制”政权组织 |
三、构建“相容性”制度机制 |
第二节 统一战线内部激励建设 |
一、通过共同领导发挥领导力 |
二、通过利益共享来赢得民心 |
三、发挥尊重激励的领导艺术 |
第三节 统一战线组织能力建设 |
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
二、因时而异的统战政策 |
三、因人而异的斗争策略 |
第五章 军队战斗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第一节 军队组织激励建设 |
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二、重视物质利益的激励 |
三、创新军事民主激励 |
第二节 军队组织能力建设 |
一、正确的军事战略 |
二、重视官兵能力提升 |
三、复合型的组织职能 |
第三节 军队组织管理机制 |
一、政治建军的优势 |
二、灵活的组织结构 |
三、严格的军事纪律 |
第六章 结论和启示 |
第一节 结论 |
第二节 主要启示 |
一、对党的领导力的启示 |
二、对组织领导力的启示 |
三、对干部领导力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8)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四、创新 |
第一章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概述 |
第一节 恐怖主义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恐怖主义概念的学理争议 |
二、法律法规中的恐怖主义及评析 |
三、本文的观点 |
第二节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概念的提出 |
一、非暴力恐怖活动犯罪定义的现实必要性 |
二、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基本内涵 |
第三节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类型及特征 |
一、信息网络类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 |
二、经济金融类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 |
第二章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现有规范考察 |
第一节 国际公约中非暴力型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律规范 |
一、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的非暴力恐怖活动犯罪 |
二、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组织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
三、金融特别工作组制定的《金融反恐特别建议》《反恐怖融资9项特别建议》 |
四、上海合作组织《反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 |
第二节 各国法律中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规范考察 |
一、美国《爱国者法》 |
二、英国系列反恐立法 |
三、德国反恐立法 |
四、俄罗斯《联邦反恐怖法》 |
第三节 我国《反恐怖主义法》与《刑法》 |
一、《反恐怖主义法》 |
二、《刑法》中的非暴力恐怖主义规范考察 |
第三章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法规制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传统刑法理念与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 |
一、传统刑法理论之解读 |
二、传统刑法理论解决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之困境 |
第二节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与敌人刑法观 |
一、敌人刑法观解读 |
二、敌人刑法观之批判与回应 |
三、敌人刑法作为暴力恐怖活动犯罪之理论基础的理性探讨 |
第三节 非暴力型恐怖主义犯罪与风险刑法 |
一、风险刑法之概念解读 |
二、风险刑法观的批判与回应 |
三、风险刑法理论之于非暴力型恐怖主义犯罪 |
第四章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法规制的关键要义 |
第一节 法益的侵害还是规范的违反 |
一、法益侵害说基本内涵 |
二、法益的机能 |
三、规范违反说的基本内涵 |
四、二者选择之路径 |
第二节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法规制之本质在于法益保护 |
一、刑法规制犯罪的几种价值衡量 |
二、法益保护对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法规制的基本要求 |
第三节 法益保护视角下当前相关犯罪刑法规制的偏差与错位 |
一、区分恐怖主义犯罪与普通的刑事犯罪 |
二、现行刑法“恐怖活动犯罪”法益之检讨 |
三、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国家安全法益之确立 |
第四节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法规制保护法益的重新选择 |
一、抽象危险犯的基本问题 |
二、不得已原则的基本内涵 |
三、不得已原则与非暴力恐怖主义犯罪 |
四、协调的路径 |
第五章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法规制的缺陷 |
第一节 我国现有刑事反恐法律体系 |
一、我国反恐立法之演进 |
二、我国反恐怖主义刑事立法特征 |
第二节 现有反恐法律之间衔接的缺陷 |
一、反恐怖主义法与刑法的衔接出现错位 |
二、《反恐怖主义法》与《刑法》的法律术语不协调 |
三、专门概念模糊不清 |
第三节 我国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立法模式及罪名体系的缺陷 |
一、立法模式缺乏系统性 |
二、罪名设置不够严密 |
第四节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罚配置的缺陷 |
一、缺乏刑法总则的衔接 |
二、刑罚配置不合理 |
第六章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规制体系的构建 |
第一节 传统刑事立法基本理念之坚守 |
一、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人权保护理念的坚守 |
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坚守 |
第二节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罪名体系的格局设计 |
一、规范反恐刑法体系中的专门术语 |
二、刑法规制模式的选择 |
三、增加非暴力型恐怖主义犯罪的罪名 |
四、调整刑罚配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后人类语境中文艺媒介的物质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在文艺理论话语中定位“媒介” |
第一节 后人类思潮如何影响文学艺术 |
一、从传统自由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 |
二、后人类与文学艺术相关的关键思想 |
三、文学艺术被引向技术领域 |
第二节 媒介物质性研究的新变 |
一、语言媒介的范式危机 |
二、媒介研究的“物质转向” |
三、媒介的质料基础性与不透明性 |
四、媒介的构成性 |
第三节 媒介环境学与文艺研究的互动 |
一、作为感知、符号和社会环境的媒介 |
二、语词的技术化 |
三、雅各布森六要素说中的媒介生态视野 |
第二章 创作、感知与接受主体的物质性 |
第一节 非人类转向 |
一、人类的混杂性与非人类 |
二、非人类和非现代 |
三、非人类和崇高 |
四、非人后人类 |
第二节 后人类主体生成 |
一、从人类主体的特权内在性到对非人类现象的想象 |
二、中介主体 |
三、构成主义 |
第三节 媒介与人类的式微 |
一、AI技术创作与文学艺术事件 |
二、交互小说的后印刷生产 |
三、媒介的纠缠与文学的未来 |
第三章 表征、存在与运作情境的物质性 |
第一节 想象的未来:媒介技术的文学表征 |
一、从技术辩证法、理性化到信息化 |
二、超越数字辩证法 |
三、技术的自动生成 |
第二节 存在的形态:媒介技术的伦理面相 |
一、物的伦理性关注 |
二、物的伦理主体间性关联 |
三、人—技意向性的伦理体验 |
第三节 旧题的变体:技术与人的早期混合 |
一、人与机器两类范畴明确混合的追溯 |
二、系统理论中人与技术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形成 |
第四节 从语言媒介转向物质媒介 |
一、从medium到集体单数media |
二、媒介作为一种技术形式 |
三、媒介作为构成性的调解 |
第四章 语言与话语传送效果的物质性 |
第一节 从人文主义的主体性转向非人类客体性 |
一、文学作为感觉客体的一种工具 |
二、人类情感的非人类生成 |
三、感觉的物质性 |
第二节 媒介作为假体:作为身体建构的技术书写 |
一、肉体与物质转向 |
二、复数存在论 |
三、身份互物性 |
第三节 媒介和语言:后人类自传 |
一、记忆颗粒对主体的书写 |
二、突破语言的媒介叙事 |
三、写作的药理以及词语之后 |
第五章 接触的物质性 |
第一节 后人类语境中媒介景观的变化 |
一、时空向微时空的转变 |
二、媒介的去物质化 |
三、传播的物质性 |
第二节 媒介对人的审美经验的塑造 |
一、媒介的物质化与唯物主义 |
二、审美经验的物质性转向 |
三、身体媒介调解下的活态经验 |
第三节 媒介对人的感官系统的调解 |
一、媒介对人的重构 |
二、媒介决定我们的情境 |
三、技术的药性 |
第六章 符码的物质性 |
第一节 媒介融合式叙事 |
一、图形治疗 |
二、作为方法的聚合 |
三、在关系中生成 |
第二节 电子文学的叠合性超越 |
一、电子文学对文学独特性的超越 |
二、电子文学的数字代码空间 |
三、电子文本所引发的阅读革命 |
第三节 文学艺术的融媒介生产 |
一、多媒介、全媒介与融媒介 |
二、数字媒介时代的叠合性 |
三、文学与技术幽灵的密切关联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人名索引 |
附录二 概念索引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10)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与教育思想研究 ——以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选题及意义 |
1.1.1 研究选题 |
1.1.2 研究意义 |
1.2 先期研究成果综述 |
1.2.1 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 |
1.2.2 英国成人教育与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 |
1.2.3 关于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 |
1.2.4 小结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1.3.1 英国文化研究 |
1.3.2 工人阶级文化研究 |
1.3.3 大众文化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论与研究方法 |
2. 背景:英国社会的文化问题与成人教育的演变 |
2.1 “二战”后文化问题的凸显 |
2.1.1 战后福利国家建设与“富裕社会”的神话 |
2.1.2 英国社会的“文化转向” |
2.1.3 关于“无阶级”的论争 |
2.2 20世纪上半叶英国成人教育的演变 |
2.2.1 工人阶级教育的主导地位 |
2.2.2 工人阶级教育的分化 |
2.2.3 大众成人教育的兴起 |
2.3 文化问题与工人阶级教育的接合 |
2.3.1 “新左派”介入文化问题 |
2.3.2 “新左派”成员加入成人教育领域 |
3. 奠基: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的成人教育实践与文化研究的代表作 |
3.1 霍加特与《文化的用途》 |
3.1.1 霍加特的成人教育实践 |
3.1.2 《文化的用途》 |
3.2 威廉斯与《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 |
3.2.1 威廉斯的成人教育实践 |
3.2.2 《文化与社会》 |
3.2.3 《漫长的革命》 |
3.3 汤普森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
3.3.1 汤普森的成人教育实践 |
3.3.2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
3.4 求同存异:对战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问题的回应 |
4. 论题: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的主要教育思想 |
4.1 霍加特:“英格兰性情” |
4.1.1 英国教育中的阶级偏见 |
4.1.2 教育中职业主义倾向 |
4.1.3 论高等教育 |
4.2 威廉斯:“边境乡村” |
4.2.1 成人教育的本质与原则 |
4.2.2 成人教育教学 |
4.2.3 报刊与通俗教育 |
4.3 汤普森:“商业大学” |
4.3.1 教育与经验 |
4.3.2 华威大学有限公司 |
4.3.3 大学的理念 |
5. 旨归:工人阶级文化与教育研究 |
5.1 批判精英主义文化与教育传统 |
5.1.1 “文化—文明”传统:教育是通往文化的大道 |
5.1.2 重绘英国的文化版图:占据工人阶级文化的教育空间 |
5.2 开创教育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 |
5.2.1 文化 |
5.2.2 阶级 |
5.2.3 经验 |
5.3 定位工人阶级教育 |
5.3.1 霍加特:批判素养的培养 |
5.3.2 威廉斯:有教养的,参与式民主的建构 |
5.3.3 汤普森:阶级意识的形成 |
6. 反思: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与教育思想的历史观照 |
6.1 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
6.2 英国文化主义者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比较 |
6.3 英国文化研究之于教育 |
7.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管理核心的秘密——评《谁真正至关重要》(论文参考文献)
- [1]“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D]. 高祎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2]倔强的坚持:从英国外交档案看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前后的英国涉港决策[D]. 吴弘毅. 外交学院, 2021
- [3]“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 ——伊拉斯谟儿童教育观研究[D]. 尹璐.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D]. 方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D]. 李栋.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6]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郝俊霞. 安徽大学, 2019(02)
- [7]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D]. 苗贵安.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D]. 张瑜.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9]后人类语境中文艺媒介的物质性问题研究[D]. 姚富瑞. 兰州大学, 2018(06)
- [10]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与教育思想研究 ——以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为考察中心[D]. 李丽. 浙江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