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入世后城市发展的战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入世后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4)01-0117-05
一、入世对我国城市发展的影响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运输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东西方之间冷战的结束，世界贸易和国际投资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新的国际分工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加快。用斯科特(Allen J Scott)的话来说，世界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由新的国际分工引起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加速调整为显著特征的新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将在超出主权国家范围内进行重新布局[1]。
显然，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都无法孤立和封闭起来谋求发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要以开放促改革，主动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入世给企业和国家层面带来的挑战已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对于入世对城市发展这一中间层面的影响还没有引起学者应有的重视。在过去，城市之间跨国的社会经济联系受到国家疆域的约束，国与国之间城市的经济联系受国家主权的制约十分明显，全球城市体系是不存在的。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世界范围内跨国的分工与协作关系日益发达，世界各国城市之间开始联系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网络，全球城市体系逐渐形成。由于各个城市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不同，全球城市在调整和竞争中正在形成新的等级结构，即世界级城市、跨国级城市、国家级城市、区域级城市和地方级城市[2]。像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作为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是全球金融、信息和管理控制的中心，协调着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其所辐射的区域已经远远超越了国家疆域的界限，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或“世界城市”(World Cities)（注：“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这一术语被引入到城市研究中并被广泛接受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但是直到目前学者对这一术语的理解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些学者认为世界城市仅指全球体系的空间节点上扮演领导角色的少数几个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有的学者则把凡是不同程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所有城市，称为世界城市，这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平常所指的“国际性城市”。）。
在生产要素流动受国家疆域限制明显减少，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当今世界，社会经济活动也出现分权化和地方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和地方化使区域和作为区域经济、文化、信息中心的城市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城市间的竞争也国际化了。许多过去一度在国内具有突出地位的城市如果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其作为区域“控制中心”的功能就可能被国外其他城市所取代，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地位跌落，这些城市就可能衰落下去。这种情况在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欧洲表现最为明显。例如，马塞尔(Marseiues)过去一直是法国在地中海的重要港口，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马塞作为重要港口的地位逐渐被荷兰的鹿特丹(Rotterfam)和欧洲其他重要的港口所替代，从而出现衰落的迹象[3](P43)。目前，亚洲地区大城市间也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竞赛。香港、上海、新加坡、吉隆坡、台北、曼谷、汉城正竭尽全力兴建最先进的基础设施，吸引跨国公司，希望发展为该地区的控制中心。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战略不能仅仅根据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来制定，还必须放眼全球，分析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城市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我国入世后，这种影响程度将明显增强，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入世将有利于提高我国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增强城市的国际化色彩，但城市经济更易受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面临的风险增大。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城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产业结构畸形，加上条块分割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城市功能基本上退化为制造业生产的基地，失去了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即便是上海这样一个曾是远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也失去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逐步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和国际化色彩明显增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还兴起了建设国际化城市的热潮。我国入世后，随着经济活动规则进一步与世界接轨，我国城市将更深地融入全球性的生产网络之中，对外开放程度和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但是，目前我国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地位还较低，城市在全球分工和生产体系中的角色还主要是为发达国家从事成品组装加工的基地，既难以培养自己的技术开发能力，也缺乏与所处地区经济发展的关联度，由于没有区域整体协调发展为依托，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很容易受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面临的风险增强。例如，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我国沿海一些主要从事来料加工等业务的城市，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就很大，一旦国际市场销售不畅，城市经济就陷入困境。可见，开放与风险是相伴而行的，我国城市在加快开放步伐的同时，也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入世将有利于提高我国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但城市面临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城市发展将进一步分化，出现“飞地经济”的可能性增大。
世界城市等级体系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均衡体系，任何一个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都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一般而言，全球城市作为全球经济活动协调和控制中心，它的崛起与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有着内在的联系。19世纪的伦敦、20世纪初的纽约、20世纪60-70年代的东京等3个最具代表性的全球城市，无不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过程中崛起的。可见，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与其所联结的地区的生产力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城市所联结的空间区域的生产力越高，其经济实力就越大，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就越高。目前在全球城市体系中位居顶端的全球城市伦敦、纽约、东京、巴黎都位于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非洲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地位却很低，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落后，城市功能退化，在弗里德曼所称的30个全球性城市中，我国大陆地区没有1个城市入围[5](P4)。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的趋势，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从长远来看，入世将有利于我国经济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目前我国GNP超过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6位，已经具备了兴起更多全球城市的基础。
但是，在城市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城市间竞争的加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城市发展可能出现分化的趋势。沿海城市与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由于国内市场分割，它们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和国内农村地区的经济联系反而逐渐减少，逐渐成为一块发展的“飞地”。这种情形在殖民主义时代的拉美国家曾十分典型，拉美国家相当一部分城市显然是为了宗主国殖民者投资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这些城市往往成为输入宗主国制成品和输出原料的中转站，它们与宗主国经济联系密切，与本国的经济联系反而稀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块“飞地”。这种城市发展不仅不能带动当地农村的发展，反而扩大了发展中国家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鸿沟，导致城市繁荣与乡村贫困共存，人口从贫困的乡村源源不断地迁入城市，城市自身也就患上了难以治理的“城市病”。我国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要吸取历史的教训，避免大城市与其自身经济腹地之间发展的脱节。
（三）入世为我国城市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新的动力，但目前我国城市还处于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成为国际污染物转移点的危险增加。
入世后，我国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的资源和市场，利用国际资金、技术和产业大转移的有利时机，来调整和发展我国的城市产业。这对各个城市弥补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缺口，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促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都是非常有利的。特别是入世后，我国服务业将进一步对外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分销、旅游、教育等领域逐步引入外资，外资的进入将对这些领域的垄断产生巨大的冲击，这本身会进一步改善各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产业，为城市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资本流动日益活跃，我国就采取积极引进外资的战略，为加快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由外资流入所推动的“外向型城市化”的模式已经成为我国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发展最大的动力[4]。入世后，这种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但是，在新的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大调整过程中，发达国家主要把那些对劳动者素质要求不高、操作简单、技术标准化、程序化的工业制造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便宜的发展中国家，而自身主要从事全球范围内生产的协调、管理和控制等生产服务业或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使全球分裂为“头脑国家”和“躯干国家”。作为“头脑国家”的发达国家主要从事高附加值、低污染的服务业，以管理和控制中心的角色协调全球生产。而作为“躯干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则日益从事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制造业生产。于是，不少高污染产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涌向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这种产业大转移过程中，我国城市的产业结构低层次化，成为全球“污染工业”落脚地的风险也在增加，必须严加防范。实际上，这种苗头已经出现。据调查，仅外商1992年在中国投资的11515家生产企业中，约30%都是生产农药、油漆、染料、制革、造纸、制药等排放剧毒的企业[5]。
二、入世后我国城市发展的新举措
经济全球化使城市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在一个新的、更具竞争性的全球经济中制定合理的城市发展战略，尽快提高城市的竞争力，提升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层次，已经成为各国城市政府战略决策的重点。许多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作为一个区域中心的城市如果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就会缺乏牵引力，就有可能在全球竞争中落伍。为此，世界各国的城市正在根据全球发展的新趋势进行新的战略调整和规划，展开城市间的竞赛。例如，亚洲地区的城市就正在为争取成为该区域新的“控制中心”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香港为新机场项目投资了200亿美元，新加坡正在为建设最新水平的电子通讯系统而耗费巨资，以使新加坡成为“智慧岛”。台北正在扩建其机场。吉隆坡的新的国际机场是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机场，它修建的超级高速公路将使吉隆坡到新加坡的时间缩短一半，马来西亚并不满足自己仅仅是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也正在积极加入成为金融中心的竞赛中去，我国上海市也正在恢复过去其在远东地区的地位而大量修建新的桥梁、隧道、高速公路、地铁、机场等基础设施。
入世后，我国城市要提高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需要根据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和我国城市发展的实际，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新战略的重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高对内对外开放程度。
城市只有处于开放的条件下，才能促进人员、物质和信息的充分交流和重新配置，城市企业才能建立起复杂多样的分工协作关系。我国城市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割断了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而且条块分割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城市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分工发展的功能难以发挥，造成一个城市内往往只相隔一条马路的两个分属不同部门和地方管理的企业之间，不能有很好的分工和协作。城市与其经济腹地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更是存在一道道“无形的城墙”。由于城市内企业彼此缺乏分工协作，在生产、生活上不得不建立“大而全、小而全”封闭体系，造成城市里围墙高筑，大院林立，形成“城中之城”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对内对外开放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城市比较起来，还有很大的距离。在对内开放方面，我国企业条块分割的痕迹还没有完全消除，分属不同部门的企业之间分工协作仍然困难重重；地方保护主义还十分严重，统一的市场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妨碍了正常的竞争和资源的流动；阻碍城乡人口流动的传统户籍制度还没有实质性突破，城市发展与自身经济腹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受到很大制约。在对外开放方面，我国现行的许多制度还不能与国际接轨，城市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还不密切，城市的国际化色彩还很不够。因此，在21世纪，我国必须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尽快消除割据因素，形成统一的市场，使生产要素能够跨地区、跨行业流动，从而培育发达的分工协作网络，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城市体系。并且要以城市为依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增强我国城市的国际色彩。
（二）转变城市政府职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直接经营管理所属的企业，代替企业进行经营决策，结果是政企不分，政府过多地干预企业经营，加剧了条块分割的状况。城市财政支出很大部分直接用于投资兴建企业，在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口号下，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使我国城市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影响城市功能的发挥。在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城市政府应该把主要职能从经营企业转到经营城市环境上来，加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强城市管理，通过法治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改善城市环境质量，树立城市的形象，为企业经营和居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近年来，大连市和昆明市政府就十分注重城市建设和树立城市形象，极大地提高了各自城市的知名度，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良好的城市形象已经成为这些城市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为城市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世界各国城市之间的竞争实质是各国城市经营环境质量的竞争，而创造一个好的经营环境最主要的还要靠政府，因此，城市政府能否顺利完成自身职能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城市发展的前途。
（三）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
21世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需要庞大的生产服务行业，其就业人数将达到当地劳动力总数的40%。而且，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城市的经济结构正在向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转变。像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其中心区日益成为跨国公司总部和银行、保险、管理咨询等生产者服务行业高度集聚的地区，他们不仅是全球的金融中心，也是全球的信息中心和创新的发源地。目前，我国城市经济结构中，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城市的产值有2/3来自工业部门，城市有2/3的劳动力也服务于工业部门，如果加上仓储面积，工业部门占用了中心城市建成区30%的土地。用发达国家的城市指标来衡量，上述比例起码应该减少一半[6](P3)。在21世纪，我国城市应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城市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如银行、保险、市场调查、广告、管理咨询、法律咨询等行业的发展，使城市产业结构进一步“软化”和高度化，使城市转变为信息生产和集聚中心、创新中心、服务中心。这需要我国城市在土地管理领域实施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改变过去行政划拨土地的办法，应更多地采用投标、拍卖等方式，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出让土地使用权，通过发挥级差地租在调整产业布局方面的作用，使获利不高的产业从高地租的黄金地段迁出，实现产业的地域转换，提高城市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四）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未来城市的活力和竞争力将主要取决于能否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和劳动者，一个城市失去了对人才的吸引力，就无异于失去了城市的未来。吸引高素质的人才是任何城市政府21世纪必须优先考虑的战略。根据国外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在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布局的因素中，到市场和原料的距离不再是决定性因素，能否获得高新技术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和劳动者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决定人才去向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工作和生活环境的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已经成为吸引人才和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济全球化使不少高污染产业涌向发展中国家的风险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政府有责任贯彻环境标准的执行，加强对污染的治理，防止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一些人从发达国家总结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出发，认为在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一定水平之前，污染是必然的。政府整治与否都无济于事。因此，城市应当以经济增长优先考虑，甚至不惜降低环境保护标准来吸引投资和企业。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因为现代高素质人才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日益提高，高新技术产业本身对布局地点的生态环境要求也很高，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会造成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流失，损害城市的未来。而且这种降低环境标准的做法，实际上是增强该城市在生产污染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无异于自愿地成为世界上污染产业的落脚点。所以，我国城市要想成为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城市，必须从现在起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五）推进城市信息化。
在21世纪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要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信息化是必然的选择。信息化能够提升和整和城市功能，改善城市产业、就业结构，提高城市竞争力。通过信息化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是不少国家和地区成功的经验。21世纪的城市必将以信息化作为其基本特征，信息化程度的高低正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利用信息化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城市应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提高信息产业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促进信息技术的产业化，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既是我国提高社会信息化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方向。我国城市发展信息产业，一是要发展信息制造业，加快大规模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机、大型系统软件、超高速网络系统、新一代移动通讯设备、数字电视系统等核心信息技术的产业化，通过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通讯、计算机和网络产品，提高信息化装备的能力。二是要发展信息服务业，提高信息开发应用水平和普及程度。要集中力量发展政府上网、企业上网和家庭上网，组织好重点领域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鼓励发展各类公共数据库，建设一批信息化重大工程，积极发展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及各种面向社会的信息服务。
其次，城市要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城市竞争力的基石。在信息化时代，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近年来，我国与发达国家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但在计算机网络等“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例如，1997年我国每千人拥有的互联网主机仅为0.21台，而世界平均水平是34.75台，美国则达到442.1台。进入信息化时代，我国需要加大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其中，重点是宽带光纤网和卫星宽带网建设与我国的“三金工程”和“八纵八横”主要光缆网建设相协调，实现电话网、有线电视网与Infernet三网相连接。
第三，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城市传统产业。信息技术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应用性，未来几乎所有其他产业部门今后的发展都离不开信息产业。在优化改造传统产业乃至发展所有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信息产业具有无可匹敌的重要作用。传统产业如果不借助信息技术这一现代化的工具，就难以实现企业管理的现代化，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在我国，推进城市信息化重心就是要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工业化与信息化协调并进。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城市竞争将日益激烈。我国城市应针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扩展发展和规划视野，采取上述战略措施，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升我国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构筑参与全球经济的战略高地。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提高了，城市内的企业竞争力也就会相应提高，城市所联结的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也会得到很大增强。
收稿日期：200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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