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新问题与新方法——2012年产业组织前沿问题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论文,理论研究论文,年产论文,新问题论文,新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2年7月7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财经问题研究》杂志社联合产业经济学国家一级学术团体——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经济研究》杂志社在大连市成功举办“2012年产业组织前沿问题研讨会”。会议开幕式由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肖兴志教授主持，东北财经大学李维安校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吕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研究员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
《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副主编王诚研究员、《改革》杂志社执行总编王佳宁编审、《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社副主编杨万东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卢小生编审、山东大学于良春教授等主持了主会场与平行分会场的学术讨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教授，香港经济学会会长、香港岭南大学林平教授，国务院反垄断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研究员，国务院反垄断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产业经济与竞争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汉洪教授等近40位产业组织领域的全国一流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
会议主题为“产业组织研究方法与热点问题”。与会学者围绕网络产业反垄断、发改委价格约谈、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改革、环境规制、平台厂商竞争策略、纵向兼并与技术授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长、经济转型升级、语言产业战略以及产业组织学学科发展方向等产业组织前沿问题交流研讨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诸多具有重要开创性的学术观点。
一、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反思与展望
(一)经济转型背景下特色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一个重要规律，即服务产业效率持续改进的速度慢于工业和制造业。裴长洪认为，服务业可以划分为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在传统生产方式条件下，工业和制造业能够产生规模扩张的生产领域较多，其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空间较大。而传统服务业中手工劳动的小规模经营较多。因此，服务业一旦突破了规模扩张的约束，出现通过分工深化形成的规模扩张之道，劳动生产率也会出现持续提高。根据这一逻辑，裴长洪指出，中国要更注重通过市场激励，以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基准的产业升级来推动服务业发展。最重要的是引进现代生产方式，即尽量使服务产业现代化，尽量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包括推动服务产品的可贸易化，取得规模收益，从而带动社会资源更多配置到服务业，使服务经济和服务业就业比重得到提高，带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具体政策而言，中国应深化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建立有序竞争市场；通过完善企业外部化环境、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通过专业分工、改进技术和设备，组织新的供应链体系，形成服务型制造；以市场化和提高效率为核心，推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事业单位转型发展为现代服务业的主体；建立培育人力资本的新劳动制度。
中国是一个语言大国，然而目前尚没有宏观层面的语言产业战略，语言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不高。既然语言具有产业特征，因此语言也能形成一种产业。黄少安在语言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框架下，探讨了语言产业和中国的语言产业战略问题。黄少安认为，语言产业是主要采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生产语言类产品或者语言服务、满足国家或者个人对各种语言类产品或者语言服务多层次需求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他指出，中国应尽快统筹相关部门和组织有关领域的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语言学家等)，制定国家层面的、宏观意义的、指导性的、有配套措施和政策的语言经济战略或语言产业战略，围绕语言教育、语言使用、语言科技及其相关的知识产权、语言服务贸易、语言保护等制定一系列法律和政策，并构建语言产业的统计指标体系和建立数据库。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胡汉辉从城市发展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嵌入这一视角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地理上更加集中、知识性更强、三大网络相互融合渗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知识性特征使其在发展过程中更强调对外部知识资源的运用和整合，这与国际化城市构建相互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动力是创新，高效的创新活动需要开放的创新环境，这与国际化城市的构建相互促进。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式发展的前景在于和国际化城市的建设互相嵌入，共同推进。
(二)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反思与产业经济学学科展望
随着改革开放深层次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均在发生急剧变化，产业组织学的研究领域与产业经济学学科发展同样产生了深刻变化。卢东斌、臧旭恒、曹建海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
如果按研究对象来划分，卢东斌认为，产业结构学主要研究不同产业和产业之间的关系，而产业组织学则应着力于产业内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从研究领域演进的视角来看，产业组织学首先应着眼于企业间关系的基点，其次应拓展于企业间关系的变化，包括相互交易关系(内在、外在关系)、相互竞争关系(纵向、横向关系)、相互服务关系(企业间链条关系)、相互规模关系(条条和块块关系)以及相互规范关系(新型的网络关系)。产业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研发、第三次工业革命均在升华企业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改写产业组织领域的研究内容。卢东斌指出，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必须与时俱进，研究偏好转变为研究领域有待于实践检验。
产业经济学研究市场本身也构成一个很有意义的行业问题。臧旭恒从市场界定、过度进入、市场细分和产品差异等角度对产业经济学研究市场进行了观察和分析。他认为，从学理角度来看，产业经济学研究市场的边界是足够清晰的，但是从现实看，市场边界又是模糊的，从事微观经济、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等领域理论研究的学者经常不经意间跨越两边。从学科形成历史看，产业经济学似乎被认为是最容易进入的一个学位学科领域。但从国家重点学科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等视角来看，市场形态又呈现垄断竞争格局。在研究成果、专业期刊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产业经济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市场细分和产品差异。就博士研究生就业、重点学科评审、教育部重点基地验收等方面而言，产业经济学研究市场未来竞争将日趋激烈。
关于产业经济学学科地位与发展导向，曹建海认为，目前产业经济学存在的问题包括各学派之间不能相互兼容，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囊括全部产业行为的理论体系；博弈论分析虽然精美，但是与人类有限理性的假设存在冲突，往往难以检验，并且缺乏对于现实的解释能力；产业经济学与企业战略研究相互割裂；产能过剩治理、稀土出口限制、铁矿石定价机制等一些产业经济重大现实问题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曹建海认为，应大力提升产业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与教学中的地位。我国产业经济学的发展导向和研究内容应重点关注：为行业分析和市场分析提供有用的理论和全景式方法；能对企业战略制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政府政策制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打破学科、专业设置限制，成为研究“各业企业行为”的重要学科。
二、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新问题：挑战与突破
(一)网络经济新挑战与反垄断政策研究新进展
网络经济的发展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变革，也给产业组织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吴汉洪将网络产业的经济特征概括为互补性、兼容性和标准化、消费的外部性、转换成本和锁定效应，以及生产方面显著的规模经济等方面。吴汉洪认为，网络经济呈现如下几个典型事实：消费的外部性和生产的规模经济使网络产业出现“正反馈”现象，企业规模“大也可以是美的”，网络产业的竞争问题比较突出。从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的平衡、相关市场界定的困难等方面来看，网络经济给反垄断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
结合电信联通遭发改委反垄断调查一案，张昕竹围绕宽带市场的互联、结算与反垄断问题阐述他的观点。张昕竹认为，关于竞争损害问题，关键需要搞清楚如下问题：其一，价格歧视恰恰是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市场支配力的体现；其二，因为宽带接入成本必须要包含机会成本，所以对其直接竞争对手收取更高接入价格有很强的经济合理性；其三，互联网企业往往具有双边市场特征和明显的外部性，从而加剧了机会成本的影响。张昕竹指出，如何摆脱垄断行业背后利益纠结的束缚，是下一步推动垄断行业改革的关键。如果不解决关键的顶层设计问题，则利益纠结束缚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长远看，最根本的顶层设计目标，是要解决产权结构问题。
“价格约谈”是中国经济生活中新近出现的词汇，约谈主导者为国家发改委，被约谈对象包括来自食品、能源等产业中的大型国有企业、跨国公司和行业协会。林平认为，“价格约谈”具有双重目标，即控制物价总水平和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过高定价，这涉及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关系等两个层面的问题。《价格法》可以作为“价格约谈”的法律基础，《反垄断法》是否可以作为法律基础则值得商榷。“价格约谈”可能会干扰市场价格信号作用的正常发挥，扭曲企业定价行为，导致企业过高定价、降低产品质量，甚至(无意间)帮助企业默契合谋。
现代经济运行中企业市场势力创新，是一个在技术、资金和营销等方面有较强约束且充满复杂交易的动态过程。朱勤把垄断利润的形成和分配界定为主线索路径，把非垄断利润的形成和分配界定为辅线索路径，论证了厂商市场势力动态创新及其演进的双维路径。刘志和孟昌通过构建三层代理模型，刻画了对行政垄断企业规制中防范合谋的最优契约。以模型均衡结果为基准，认为我国垄断企业事前预算制度为其租金分享行为提供平台。政府在设计防范合谋的激励性规制方案时，应同时包含规制机构的惩罚机制。关于网络经济与自然垄断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李怀通过对网络经济结构效应和规模经济的比较，揭示出成本反差强度定律，阐述了网络的溢出效应。他认为，自然垄断的强度是与网络经济效应成正比的，自然垄断仅仅是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国有企业存在的充分条件。
(二)监管改革与规制政策设计新思路
20世纪90年代末中期以来，中国在电信、电力、民航、铁路等几大自然垄断行业密集地部署改革方案，到本世纪初改革达到高潮，目前改革渐趋平稳，并呈现出某种停滞的状态。谢地认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基本发展战略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表现有三：一是以改革带动发展的思路，逐步被以发展带动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所取代；二是监管改革的片面结构调整思路被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互动的全方位改革所替代；三是改革应逐步提升到“顶层设计”的高度，并在制度设计层面寻求改革的突破口。
居民用电实行阶梯电价是我国电力行业改革和资源价格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郁义鸿和李会从电力行业改革及电价规制政策的多重目标出发，提出居民电价基准设定所对应的政策目标以及阶梯电价结构所对应的政策目标。他们研究发现，阶梯电价的实施将产生资源节约从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效应，可部分解决居民能源消费的公平支出问题，但在可能提高电力行业效益的同时却不一定能有效提高行业效率。在阶梯电价初步实施一段时间后，应考虑在综合评价政策效应的基础上进行适度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GDP增长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劳动者报酬份额呈现加速下降过程。肖兴志和韩超在传统的税收竞争框架内引入资本要素禀赋以体现区域差异，构造模型分析政府竞争对规制的影响，并实证检验中国政府竞争对规制及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影响。肖兴志和韩超的研究表明，中国式地方政府竞争导致了规制扭曲；带来规制标准放松的同时，地方政府竞争也导致劳动者报酬份额的降低；在地方政府竞争下，规制并没有促进环境水平的提高。改善当前中国式地方政府竞争的机制是纠正劳动者报酬过低与规制扭曲的根本之路。
同样的规制设计，在不同国家、地区或不同的时期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绩效？围绕这一问题，以电力行业为分析对象，杨永忠探讨了规制经济学中被忽视的非正式制度对规制安排及绩效的影响。他提出了基于结构性剩余索取权的ISP激励性规制，其主要特征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合作激励。杨永忠分析了ISP激励性规制的合作机理和基本原则，通过实证研究后提出了我国电力行业合作激励的“四阶段”改革和发展思路。环境污染具有典型的外部性，需要政府进行环境规制，而环境规制的有效性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冯中越研究了不同规制政策工具和不同规制程度下，寡头企业的策略性行为，以及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选择。排污泄漏与规制企业的平均排污率和不被规制企业的平均排污率相关，规制增加了企业成本导致企业产量减少，不同规制程度下不同市场结构对规制程度选择的影响不同，寡头企业的策略性行为可能导致规制失效。疾病预防与规制的经济学研究已成为现代经济学最活跃的前沿领域之一。王军运用博弈论方法对传染病控制问题进行了分析。他发现，当疾病通过自由流动的人口进行全球传播时，无论政府采取何种规制政策，有效率的结果总是相关国家政策博弈的一个纳什均衡解；而当存在多个纳什均衡时，就有必要对不同国家的卫生政策进行协调以求得全球最佳均衡。全球公共卫生不仅与卫生状况最薄弱的国家有关，而且取决于国际社会能否获得有效的卫生技术。
(三)研发策略选择、定价竞争与社会福利
专利技术许可的产业组织问题处于学术研究的前沿，不同的收费方式对专利技术许可方的收益产生重要影响。通常认为专利技术许可采取版税式收费对专利持有人更有利。李长英在古诺双寡头模型中引入版税式收费许可和固定费用许可两种专利许可模式，得出了固定费用许可模式对专利持有人更优的重要结论。李长英所设定的理论假设充分考虑了纵向一体化、从竞争对手采购原材料、专利在不同持有人之间分布以及创新程度大小等更贴近经济现实的情况，从而使其具有更高的应用价值。于左认为，如果竞争者之间的合谋效应很高，或者竞争者直接形成了默契合谋，或者存在有效的反垄断机制抵消了合谋效应，则这两种不同专利许可方式对专利持有人的影响会如何值得进一步研究。付红艳建立了一个双寡头竞争模型，分析了非生产性的技术研发企业在直接授权与纵向兼并后再转让提高产品质量的技术之间的选择及其福利效应，研究发现如果技术创新程度较高，那么最优策略为纵向兼并后再转让技术；与直接授权相比，技术研发企业纵向兼并后再转让技术导致较高的消费者剩余与社会福利，因此政府应许可纵向兼并。
在一些行业中，消费者追求多样化购买产生滞留成本，并厌恶拥塞效应。蒋传海构建动态价格竞争博弈模型分析了滞留成本和拥塞效应对于厂商价格竞争的影响。他的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现实经济中的许多现象，如航空业中常旅客计划、零售业中会员卡发放和优惠券折扣等。蒋传海认为，从社会福利来看，统一定价下的社会福利高于歧视定价下的社会福利。但是考虑到信息成本、执法成本等问题，公共政策选择应该放任企业采用此类定价策略。拍卖模型目前在商业策略和政府政策设计领域均有广泛应用。孟昕考察了当存在价值服从不同分布函数的N类型竞标者的情形下，第二价格拍卖的最优保留价格问题。她得出了最优保留价格唯一性存在的充分条件和确保卖方不会使用保留价格的充分条件。孟昕认为，竞标者的数目影响保留价格，如果一个竞标者被另一个更强硬的竞标者替换，最优保留价格可能会下降。考虑到外源性知识的重要性，朱卫平和周圣强把外源性知识划分为有偿与无偿两种，并通过构建两阶段古诺模型，研究了基于知识溢出下面对第三方技术冲击时企业的竞争行为。朱卫平和周圣强认为，企业选择专利购买在短期内可以获得成本与技术优势，然而由于知识溢出的存在无法实施垄断定价，且在长期竞争中缺乏R&D激励，R&D投入不足，垄断市场概率小。而选择自我研发的企业更看重长期竞争策略，愿意在R&D上投入更多要素，实施赶超策略，且垄断市场概率更大。
三、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新方法：传承与创新
(一)产业组织理论经验研究的新拓展
中国究竟在何时开始以及为何落后于西方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杜两省创造性地运用数理和计量的方法，将明清闭关锁国时期的中国看作是一个近似独立于世界的系统，在土地和产出的可靠数据难以得到的情况下，运用修正后的历史人口数据对内生知识积累模型进行了经验研究。杜两省用这种科学方法确定了中国技术变革速度落后于西方的具体时间，并从知识积累和知识传播的角度部分地解释了李约瑟之谜。
政府的能源政策、市场价格变化与电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到底存在何种关系？白让让构建了一个价格机制和政府规制相互融合的分析框架，通过典型事实描述和计量检验方法，检验了电煤价格和产业政策对火电行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白让让认为，基于市场竞争的电煤定价机制是引导火电企业提升发电设备投入—产出效率的核心动因，能源结构调整和优化必须以“激励相容”的游戏规则为前提，赋予产业规制机构以合意的权威是完成“结构性”减排目标的组织条件。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技术差异。庞瑞芝基于我国各地区工业部门存在技术水平差异这一客观事实，根据各地区工业化所处阶段不同而将其划分为三个组群，运用基于冗余的序列方向性距离函数分别测度了组群边界及共同边界下中国省际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更加准确地衡量了近年来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特点。工业部门不同组群间技术落差比率揭示不同组群技术水平下的省际工业部门总体上呈现出与潜在技术边界偏离程度减小的趋势。
刘伟丽运用中国制造业的海关进出口月度数据，研究了不同国家进口到中国的产品质量和质量阶梯。刘伟丽认为，短期内为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中国应该发展质量阶梯较短的产业；长期中为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应该积极进行产品的质量升级和技术进步，发展质量阶梯较长的产业。王维国利用中国2002-2010年中国地区面板数据，基于空间面板估计技术从总量生产函数角度得到了我国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存在性的证据。刘凤芹根据450个4S特许汽车经营商的调研数据，用Logistic回归方法验证了专用性资产投资与准租金挤占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不支持克莱因关于“专用性资产必然导致纵向一体化”的结论。张抗私通过构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Logistic模型，分析了三种劳动力市场分割模式对大学生就业地域选择的影响与制约，并提出了灵活引导大学生就业地域选择，完善补偿机制和缩小城乡差距等对策建议。
(二)企业组织的经验研究、案例研究与实验考察
中国渐进式经济转型的路径及特色形成了中国企业生存和成长的特定环境，并由此对企业成长造成较为复杂的影响。运用经验研究、案例分析与实验经济学方法，对企业研发、竞争与企业家精神等微观层面问题进行分析是近年来产业组织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企业研发决策的形成机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原毅军和于长宏采用随机前沿模型估算了企业的研发效率，并探讨了各种因素对于企业研发规模的影响程度。他们认为，从地区来看，发达市场中研发效率对于企业研发规模的影响比在欠发达市场更大。从行业来看，研发效率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规模影响较大。从所有制来看，私营企业的研发规模对于研发效率的变化最为敏感，但是其研发投入的连续性明显低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不发达的制度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制约着企业的成长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杜传忠基于2005年世界银行企业投资环境调查的大样本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期企业成长问题。杜传忠认为，国有经济、融资约束、税负、竞争等转型特征是制约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FDI、出口、R&D等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成长。地方保护和税负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制约作用显著高于对大企业的影响，而R&D和职业培训则显著提高了中小企业的成长。
加入WTO以后，中国制造业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企业创新活动面临了新的参数环境。郑江淮根据江苏制造业企业数据计量发现提出了中国企业创新之谜，并为之提出了一个新的创新生命周期假说，即技术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企业创新“周期性围困”假说。郑江淮的计量检验证实了假说，并发现中国企业存在“新产品生产率决定出口”、“新产品出口学习效应”现象。梁琦和李晓萍把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融入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了异质性企业空间定位选择行为与集聚效应对于中国地区生产率差距所带来的重要影响。梁琦和李晓萍发现，异质性企业的定位选择行为在中国显著存在，并且是影响地区生产率差距的另一重要的微观机制。陈艳莹以产业集聚度作为工具变量，对我国高技术产业13个细分行业2003-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陈艳莹认为，如果知识型员工创办的衍生企业通过技术复制和窃取与在位企业形成替代关系，创业进入会降低在位企业的研发激励，只有二者在技术上具有互补关系，在位企业的研发激励才会因进入而提高。
大企业研发试验室对企业家精神在创新过程中的替代是使其受到新市场中突破性创新威胁的重要原因。高良谋和李宇以苹果公司为案例，基于动态能力同企业家精神的契合性，分析了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重要的驱动企业创新成长导向的独特性及其通过二元组织存在于大企业中的可能性，提出了大企业兼容企业家精神驱动创新成长模式在开拓新市场和基于网络创新的组织变革方面的两组待检命题。曲创以淘宝网这一亚太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圈为案例，构造了具有直接网络外部性、两边用户均为单归属这样两个同质平台竞争结构，考察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平台厂商在市场初期与稳定期不同的竞争目标与策略选择。曲创的研究对于淘宝网发展初期的“流氓软件”、“左手卖右手”、建立买家评价体系策略和稳定期的区分大小卖家、对卖家收费、信息操纵与广告策略均有很强的解释力。郭秀华以我国私募市场为案例，从法理层面分析了政府现代规制角色塑造失败背后的制度原因，认为当代规制的问题在于私法中企业和个人行为规范，特别是责任规范及其实施制度的缺陷，这导致政府无力将自己的监管措施引向责任方的民事责任履行和受害方的救济。
实验经济学作为近代实证主义的延伸和发展，在解决传统研究方法缺陷方面有较好的补充作用。范帅邦采用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小团体选举的形成机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小团体选举中个体倾向于首先选择自己为团队领导者，才能最高的候选人落选的概率较高，团队成员对选举人的排序以有利于自身选举获胜为排序标准，以上规律强度会随着参与小团体选举的成员数量的扩大而降低。
“2012年产业组织前沿问题研讨会”是东北财经大学自2010年以来连续第三届主办的产业经济学领域高层次学术研讨会，如今大连每年夏季召开的产业组织前沿问题研讨会已成为相关学科领域的一个特色品牌，对于促进中国产业组织学的学术研究和引领学科发展、推动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产业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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