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专业化、利润创造与中国制造业发展困境战略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利润论文,中国制造业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301(2013)04-0001-13
修回日期：2013-04-16
在产业全球网络化的过程中，研究表明，垂直专业化可以通过成本节约、提高产业技术和生产效率、扩大出口绩效等途径，有效提高发达国家的产业利润。Grossman和Helpman发现，企业采取外包等垂直专业化经营模式，不但可以降低经营管理成本，而且可以得到专业化分工“干中学”效应所带来的利益[1]；Arndt[2]、Deardorff[3]等指出，垂直专业化可以通过比较优势的扩展、规模经济效益、技术扩散效应等途径来促进产业内资源合理配置和提高生产效率，从而给产业创造新的利润空间；Hummels[4]、Yi[5]认为，垂直专业化带来的中间产品贸易多次跨越国界，使关税削减和运输成本降低等因素对贸易增长的作用被放大，从而扩大出口绩效。
然而，对于多年来在全球产业网络分工体系中处于劣势地位、同时又已是“世界制造中心”的中国制造业而言，垂直专业化对产业利润创造的影响究竟怎样，目前的认识仍较多地停留在“微笑价值曲线低端”等模糊认识上，缺乏直观量化、深入系统的研究。一方面，产业利润创造的内涵丰富，除了包含研发、制造、营销等不同价值环节的价值增值能力差异内涵外，还包括资产获利能力、产品盈利能力等外延内涵；另一方面，制造业内部包含着性质差异较大的诸多细分行业，如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制造行业，垂直专业化对不同性质的制造细分行业利润创造影响怎样、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等，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由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产业竞争力培育的最终结果与根本目的在于创造利润并攫取利润，进而为国民生活和民族国家经济发展奠定基石，因此有关产业利润创造的研究意义重大。
二、文献综述
(一)产业国际竞争力层次观文献
1.对产业国际竞争力来源的研究。世界经济论坛在每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采用基础设施、开放程度、科学技术、制度、政府、管理能力、金融、劳动力8指标评价国家的产业竞争力；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年鉴》，则采用国内经济、企业管理、国际化、政府、科学技术、金融、国民素质等8指标测评国家产业竞争力；波特(1990)则把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环境驱动根源归结为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与竞争等要素；赵彦云等采用生产效率、劳动成本、产品市场、自主创新、员工动力、企业制度、创新网络等7指标进行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6]；郭克莎认为，增长潜力、就业功能、带动效应、生产率上升率、技术密集度和可持续发展性等6指标是新兴主导产业选择的标准[7]；魏后凯等采用市场影响力、工业增长力、资源配置力、结构转换力、工业创新力等5指标评价地区工业竞争力[8]。
2.对决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生产率研究。荷兰格林根大学(1983)的“生产法”评价，采用的指标包括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Jorgenson和Kuroda(1992)采用“支出法”进行产业竞争力评价；Choudhri和Schembri认为，国家间企业国内和国外市场份额比主要由国家间产业生产率之比决定[9]；任若恩等采用“生产法(ICOP)——购买力评价(PPP)”评价法，从相对价格水平、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三个方面进行具体比较，对双边国家或多边国家的产业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10]；张其仔采用标杆比较评价法，从静态和动态市场份额、静态与动态劳动生产率、流动资金周转次数、资产利润率指数进行产业竞争力评价[11]。
3.对产业贸易竞争力评价的研究。包括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12-15]、贸易竞争力指数TC[12，14，16]、产业内贸易指数IIT[17-18]、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15]和国际市场份额MS[12，16-17]等。
4.对产业利润率的评价研究。陈立敏等认为，利润不仅是国家间产业竞争的结果，更是国家间产业竞争的目的，因此衡量产业国际竞争力应该以利润为最终标准[19]；陈立敏等采用“总资产贡献率”指标，对中国与美国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研究[20]。
基于Burton(1994)的观点，陈立敏等提出了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四层次框架范式：第一层产业环境的改善，能有效提高第二层的产业生产率；而产业生产率的提高是第三层产业贸易竞争力培育的基础；第四层产业利润的获得，则要求相对更高的贸易竞争力；最后，第四层产业利润的获得，能够持续支撑第一层产业环境改善所需的投入[20]。
(二)垂直专业化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作用机理文献
卢峰[21]、胡昭玲[22]等指出，从内部规模经济来看，垂直专业化可以通过“片段化”生产，把有效规模不同的生产环节安排到不同空间进行，以实现每个生产环节的规模经济，从而节省成本和创造出新利益；从外部规模经济来看，垂直专业化可以形成新的产业集聚，吸引诸多的跨国购买商，而贸易的需求则促使更多的同类生产企业在此集聚，形成贸易和生产的循环促进。Arndt[2]、Deardorff[3]和卢峰[21]等指出，垂直专业化下，一国虽然在某种产品上没有比较优势，但在该产品的特定生产环节有优势，就能吸引别的国家将该生产环节转移过来，同时，一国在某种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就可以将该产品相对低效率的生产环节外包出去，这样就可以促进资源在全球内的优化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平均生产效率。Arndt[2]、Hummels[4]等研究表明，垂直专业化和贸易增长存在相关关系，垂直专业化使全球中间品贸易的比重大大上升，从而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增长。Yi指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中间产品贸易多次跨越国界，使关税削减和运输成本降低等因素对贸易增长的作用被放大，导致世界贸易量大幅增加[5]。Eaton与Kortum[23]等指出，垂直专业化可以成为技术扩散的途径，一种是伴随中间产品的技术主动扩散，另一种是伴随直接投资的技术被动扩散，垂直专业化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垂直专业化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机理
(三)本文研究范围与主要贡献
目前，国内文献有关垂直专业化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垂直专业化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四层次内容中的某一层次内容的关系研究，而且主要关注垂直专业化与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关系研究上[22，24,25]现有的文献对于作为全球竞争最终目标的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与垂直专业化关系的研究，基本上鲜有涉及。基于此，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一是从价值增值能力、资产获利能力、产品盈利能力三个角度建立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评价指标，并从静态与动态的角度，探讨垂直专业化与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间的统计实证关系；二是探讨垂直专业化对中国制造业不同要素细分行业利润创造影响的定量程度和作用方向；三是从“垂直专业化→利润创造”传导的内在过程角度，对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态势进行定位，并探讨其中存在的发展困境及其突破战略。
三、指标设计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指标设计
1.垂直专业化指数
根据Hummels、Ishii和Yi的观点[4]，本文对产业垂直专业化的测度主要是通过测量一国出口产品中所含的进口中间产品的价值份额。基于此，国家某一具体产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VSS)计算公式如下：
2.产业利润创造衡量指标体系
(1)价值增值能力 价值增值是指产品价值与外购的原材料、能源等中间投入之间的差额，能集中反映产业在价值链上的获利情况。王昆认为价值增值能力反映了一国在产业全球价值链“实体模块”中的创新与生产力水平，是产业利润的基础与源泉[26]。本文选用《OECD投入产出表》中制造业的经营盈余与总产出的比值作为评价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2)产品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市场销售产品赚取货币利润的能力。产品盈利能力反映了一国在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市场营销能力，是实现产业利润的手段与保障。本文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制造业的利润总额与销售收入的比值作为评价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在式(3)中，PM[，i]代表产业i销售净利率，
分别代表产业i税后利润总额和销售收入。
(3)资产获利能力 本研究拟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总资产贡献率(ACR)，作为评价产业资产获利能力的指标，原因在于该指标能够较全面反映产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评价和考核产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总资产贡献率(ACR)集中体现了某个产业价值网络的整体经营业绩和公司层面的战略管理能力。总资产贡献率(ACR)计算公式如下：
(二)研究数据构造
1.数据来源本文根据OECD官方网站公布的《中国投入产出表》(48部门)中的数据，分别计算了1995、1997、2000、2002、2005、2007、2009、2011年中国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VSS)和价值增值能力(VAR)指标。计算产品盈利能力(PM)和总资产贡献率(ACR)指标的原始数据，则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5、1997、2000、2002、2005、2007、2009、2011年各年对应的数据。鉴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工业统计口径在1997年进行了调整，使得ACR指标只能从1998年开始计算，故本文拟采用1998年的数据近似替代1997年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2.数据统一和对接《OECD投入产出表》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来划分行业，和采用国际产业标准分类(ISIC)统计年鉴的分类方法并不一致，因此需要将二者进行对接和统一。
首先合并《中国统计年鉴》中多出的行业，以2011年为例，本文把制造业中第1～4项细分行业归并为“食品饮料及烟草加工业”，5～7项归并为“纺织、服装皮革及鞋类制品业”，10～12项归并为“造纸、印刷出版业”，14和16项归并为“化学工业(无医药)”，17与8项归并为“橡胶、塑料制品业”，23和24项归并为“机械设备制造业”，第9、29、30项归并为“循环生产及家具制造业”。
其次将投入产出表中多出的行业进行合并，以2011年投入产出表为例，把第17、19项合并为“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把第21～24项合并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合并后一共有18个行业，即：食品饮料及烟草加工业、纺织服装皮革及鞋类制品业、木材加工业、非金属制造业、循环生产及家具制造业、印刷出版业、石油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无医药)、橡胶塑料业、钢铁业、有色金属业、金属制品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机械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在对价值增值能力(VAR)指标分析时，由于二者的数据来源一致，都是来自《OECD投入产出表》，因此不需进行合并，共有8个时期21个行业面板数据，即食品饮料及烟草加工业、纺织服装皮革及鞋类制品业、木材加工业、非金属制造业、循环生产及家具制造业、印刷出版业、石油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无医药)、橡胶塑料业、钢铁业、有色金属业、金属制品业、机械工业、汽车拖车制造业、造船业、铁路和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业、医药业、办公设备和电子计算机制造业、无线电和电视机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机械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在对产品盈利能力(PM)和总资产贡献率(ACR)指标分析时有18个行业面板数据，但前者只有7个时期。产品盈利能力(PM)指标缺2002年数据，用2003年数据替代；医药业、有色金属业、铁路运输设备业1995、2005年的数据缺失，在回归分析时按缺失数据处理。本文参照OECD按技术划分商品的标准分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根据要素密集度将《投入产出表》中第4～6、12、25部门归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将第7～9、11、13～16、21～24部门归集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将第10、17～20部门归集为技术密集型行业。
四、静态视角下垂直专业化与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
(一)总体平均水平及其统计分布特征
表1是本文计算所得的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垂直专业化指数(VSS)、价值增值率(VAR)、销售利润率(PM)和总资产贡献率(ACR)的平均值分布。为了探讨每个行业VSS与VAR、PM、ACR两两间的匹配关系，本文按“高、中、低”标准对四个指标进行分级，具体分级标准是：按每个指标的均值从大到小排序，位于1～7(6)位的为“高”水平，8(7)～14(12)位的为“中”水平，15(13)～21(18)位的为“低”水平，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1.制造业垂直专业化(VSS)总体平均水平统计分布特征
在劳动密集型制造行业(1～5)中，垂直专业化程度均偏低，说明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行业投入所需的自然资源、销售所依靠的市场需求支撑，主要囿于国内。中国资本密集型制造行业(6～16)的垂直专业化程度普遍较高，均达到中高程度；除医药行业外，中国垂直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制造行业主要是办公设备和电子计算机制造业(40.40%，排名第1)、其次为无线电、电视及通讯设备制造业(33.50%，排名第2)、第三为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24.80%，排名第3)、第四为仪器仪表及文化机械制造业(23.90%，排名第4)，均属于技术密集型。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整体分布上，中国制造业呈现出垂直专业化水平梯度上升的发展态势。
2.制造业利润创造结构(VAR、PM、ACR)总体平均水平统计分布特征
三大利润创造结构指标(VAR、PM、ACR)均处于中高水平行业有9类，占整个制造业(21大行业)的42.86%，分别是食品饮料及烟草加工业(高VAR+高PM+高ACR)、医药业(高VAR+高PM+高ACR)、无线电、电视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高VAR+高PM+中ACR)、印刷出版业(高VAR+高PM+中ACR)、循环生产及家具制造业(高VAR+中PM+高ACR)、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高VAR+中PM+高ACR)、仪器仪表及文化机械制造业(高VAR+中PM+中ACR)、化学工业(无医药，中VAR+高PM+中ACR)和汽车拖车制造业(中VAR+高PM+中ACR)。这表明中国这9类制造行业的利润创造已经形成了较理想状态的“价值增值→产品盈利→资产获利”传导促进效应，本文把此9类制造行业定义为“富裕型行业”。
三大利润创造结构指标(VAR、PM、ACR)均处于中低水平行业有6类，占整个制造业(21大行业)的28.57%，分别是木材加工业(中VAR+低PM+中ACR)、橡胶塑料业(中VAR+低PM+中ACR)、钢铁业(中VAR+中PM+中ACR)、有色金属业(低VAR+中PM+低ACR)、金属制品业(低VAR+中PM+中ACR)和机械工业(中VAR+低PM+低ACR)。这表明中国此6类制造行业的利润创造能力较全面匮乏，本文把此6类行业定义为“贫困型行业”。
利润创造主要由“资本运作”驱动的行业有2类，一是纺织服装皮革及鞋类制品业，二是石油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其利润创造结构指标分别为“中VAR+低PM+高ACR”和“低VAR+低PM+高ACR”。此2类行业尽管价值增值能力(VAR)和产品获利能力(PM)较低，但却通过在非核心价值环节上的多元资本运作，获得了较高的资产获利能力，本文把此2类制造行业定义为“多元优势弥补型行业”。
利润创造主要由“市场能力”驱动的行业有3类，一是造船业，二是铁路和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业，三是办公设备和电子计算机制造业，其利润创造结构指标组合均为“低VAR+高PM+中ACR”，此3类行业尽管价值增值能力(VAR)较低，但却凭借市场支撑或市场控制获得了较高的销售利润，本文把此3类制造行业定义为“市场优势支撑型行业”。
利润创造“有其实而无其名”的行业有1类，即非金属制造业，其利润创造结构为“高VAR+低PM+低ACR”，表明此行业尽管价值增值能力(VAR)较高，内在的创新和技术能力较强，但却由于缺乏市场需求支撑或市场能力的匮乏，无法把自身所创造的价值增值转化为销售利润和资产收益，本文把此1类制造行业定义为“嫁衣型行业”。
(二)垂直专业化与利润创造总体平均水平匹配特征
对于食品饮料及烟草加工业、循环生产及家具制造业和医药业三类“富裕型”行业而言，其垂直专业化(VSS)水平较低，表明目前对全球原材料优势资源整合不足，缺乏国外自然原材料资源的“飞地空间”，其原料投入囿于国内，属于“内向富裕型”。对于印刷出版业、无线电电视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机械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四类“富裕型”行业而言，其垂直专业化(VSS)水平较高，表明通过嵌入所在行业的“全球价值网络”实现了“价值增值——价值实现——价值衍生”的良性循环态势，属于“外向富裕型”。
对于木材加工业而言，其垂直专业化(VSS)水平较低，属于“内向贫困型”。对于橡胶塑料业、钢铁业、有色金属业、金属制品业、机械工业五类“贫困型”行业而言，其垂直专业化(VSS)水平较高，表明此五类行业尽管成功嵌入了所在行业的“全球价值网络”，但并没有形成“价值增值——价值实现——价值衍生”的良性循环态势，属于“外向贫困型”；而且显著的统计特征显示，中国“贫困型”制造行业主要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
在两类利润创造“多元弥补型”行业中，纺织服装皮革及鞋类制品业的垂直专业化(VSS)水平较低，属于“内向多元弥补型”，而石油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垂直专业化(VSS)水平较高，属于“外向多元弥补型”。
对于造船业、铁路和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业和办公设备和电子计算机制造业三类“市场驱动型”行业而言，其垂直专业化(VSS)水平均较高，属于“外向市场驱动型”。对于“嫁衣型”的非金属制造业而言，其垂直专业化(VSS)水平均较低，属于“内向嫁衣型”。
五、动态视角下垂直专业化与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
(一)总体平均水平整体演进趋势
图2～图5是本文研究计算所得的1995-2011年中国劳动密集型5类制造业、资本密集型11类制造业、技术密集型5类制造业，以及整体21类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指数(VSS)、价值增值率(VAR)、销售利润率(PM)和总资产贡献率(ACR)平均值的演进趋势分布。
图2 VSS指数趋势线(%)
图3 VAR指数趋势线(%)
图4 PM指数趋势线(%)
图5 ACR指数趋势线(%)
其总体分布统计特征为：
对于中国11类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整体而言，其垂直专业化程度接近中国21类制造业整体的平均水平，但在利润创造方面，无论是价值增值能力(VAR)，产品盈利能力(PM)，还是资产获利能力(ACR)，都低于中国21类制造业整体的利润创造平均水平，表明在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网络过程中，中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利润创造能力“的确”过低，制约了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水平的提升速度。
对于中国5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整体而言，一方面，其垂直专业化程度长期低于中国21类制造业的整体平均水平，且上升趋势缓慢，这表明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入所需的自然资源、制造所需的劳动力资源、销售所依靠的市场需求支撑，主要依靠国内。另一方面，在利润创造能力上，中国5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存在“错位”的统计特征：劳动密集型5类制造行业产品盈利能力(PM)的平均水平低于中国21类制造业整体平均水平，而在价值增值能力(VAR)和资产获利能力(ACR)整体平均水平演进趋势上，劳动密集型5类制造业却高于中国21类制造业整体平均水平。
对于中国5类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整体而言，其垂直专业化程度明显长期高于中国21类制造业的整体平均水平，且上升趋势迅速，在利润创造能力上，除个别时期外，中国5类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价值增值能力(VAR)、产品盈利能力(PM)和资产获利能力(ACR)均高于中国21类制造业的整体平均水平，这表明，在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网络过程中，主要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支撑了中国制造业的利润创造。
对于中国21类制造业整体而言，垂直专业化指数(VSS)和三层次利润创造各项指标(VAR、PM、ACR)均呈现整体上升趋势，其中垂直专业化指数(VSS)和资产获利能力(ACR)整体上呈现出较为稳定的逐步上升态势，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嵌入”全球制造价值网络、垂直专业化程度提升过程中，其总资产获利能力是不断上升的，而价值增值率(VAR)和产品盈利能力(PM)在整体上升过程中出现了较大波动。另外，中国制造业的利润创造结构中存在较为明显的“二元”差距现象，即：中国制造业的产品盈利能力(PM)的提升主要依靠技术密集型行业支撑，资产获利能力(ACR)的提升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行业支撑，而资本密集型行业则全面制约了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的提升。
(二)细分行业总体累积变动分布特征
为了考察制造业21个细分行业各自的VSS、VAR、PM、ACR四个指标内在过程变动分布之间的统计关系，本文首先计算了21个制造细分行业这四个指标1995-2011年的累积变动效应，即ΔVSS、ΔVAR、ΔPM和ΔACR;其次，对ΔVSS、ΔVAR、ΔPM和ΔACR进行“大、中、小”三级划分，划分的标准是：对每个指标的变动累积效应从高到低排序，位于1～7(6)位的为“大”，8(7)～14(12)位的为“中”，15(13)～21(18)位的为“小”。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言，表2显示：(1)除循环生产及家具制造业外，劳动密集型其余行业的ΔVSS递增幅度均较小，这说明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沿袭了“就地取材”的资源投入模式，而对国外的自然投入资源的直接与间接利用不足；(2)呈现出较一致性的“小中ΔVSS→大中ΔVAR→大中ΔPM→大中ΔACR”累积变动组合影响传导效应，这表明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利润创造能力主要不是通过垂直专业化这种产业国际分工组织形式所累积，而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创造；(3)纺织服装皮革及鞋类制品业的价值增值能力增幅(ΔVAR)为-0.34，表明该行业在1995-2011年的17年间，其价值增值能力逐渐减弱。
对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而言，表2显示：(1)除橡胶塑料业、有色金属业外，资本密集型行业的ΔVSS均增长幅度较大，达到“大中”水平，表明1995-2011年中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程度的较大提升；(2)印刷出版业、金属制品业和机械工业，呈现出较一致性的“大中ΔVSS→大中ΔVAR→大中ΔPM→大中ΔACR”累积变动组合效应，说明此三类行业在垂直专业化提升过程中，伴随着较为全面的利润创造能力的提升；(3)汽车拖车制造业、造船业、铁路和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业，呈现出较一致性的“大中ΔVSS→中小ΔVAR→小ΔPM→中ΔACR”累积变动组合效应，说明此三类行业在垂直专业化提升的17年中，三层次的利润创造能力均缺乏有效提升；(4)有色金属业呈现出“小ΔVSS→大ΔVAR→大ΔPM→小ΔACR”累积变动组合效应，说明此行业尽管17年来垂直专业化提升程度较小，但价值增值能力、产品盈利能力得到了培育提升，而其资产获利能力(ACR)培育提升不足；(5)钢铁业呈现出“大ΔVSS→中ΔVAR→小ΔPM→大ΔACR”累积变动组合效应，说明此行业17年来在垂直专业化大幅提升过程中，其价值增值能力(VAR)、资产获利能力(ACR)得到了培育提升，但其产品盈利能力(PM)较低；(6)石油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呈现出“中ΔVSS→-ΔVAR→-ΔPM→-ΔACR”累积变动组合效应，说明17年来此行业在“嵌入”全球价值网络过程中，其价值增值、产品盈利和资产获利能力是全面不断“退化”的；(7)化学工业、橡胶塑料业、汽车拖车制造业和铁路和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业，其17年来的价值增值能力累计值(ΔVAR)为负值，表明此四类行业在垂直专业化水平提升过程中，出现了“价值增值能力”的倒退。
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表2显示：(1)除医药业外，技术密集型行业的ΔVSS增长幅度均非常大，达到“大”水平；(2)除医药业外，1995-2011年的17年间，中国技术密集制造业的利润创造能力出现了较为严峻的“倒退”危机：无线电、电视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价值增值能力、产品盈利能力和资产获利能力“全面退化”(ΔVAR为-10.2，ΔPM为-1.5，ΔACR为-0.67)；办公设备和电子计算机制造业出现了“产品盈利能力”和“资产获利能力”的“倒退”；仪器仪表及文化机械制造业和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则出现了“价值增值能力”的“倒退”。
对于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能力而言，表2显示了两大很明显的“危机”趋势：(1)作为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根源的“价值增值能力”，出现了接近半数的“倒退”局面，在现有的21类制造业中，纺织服装皮革及鞋类制品业、石油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橡胶塑料业、汽车拖车制造业、铁路和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业、无线电、电视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机械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9类行业“价值增值能力”的累积变动积累(ΔVAR)出现了负值，且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中；(2)石油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无线电、电视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两大行业，利润创造能力“全面倒退”，其三层次利润创造能力累积变动积累(ΔVAR、ΔPM、ΔACR)均为负增长。
六、中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利润创造”传导效应
(一)回归模型设定
为了准确把握垂直专业化对不同类型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能力传导影响的程度与方向，本文进一步利用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21个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就中国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利润创造”的传导效应进行回归相关分析。同时，为了提高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本文引入了若干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都来自相关年份的《OECD中国投入产出表》，构建的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二)回归计量分析结果
基于研究需要，本文采用个体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分析模型。为了消除截面异方差的影响，本文选用广义最小二乘法(EGLS)进行面板回归，并选用White异方差修正方法。基于此，上述模型Ⅰ和模型Ⅱ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分析结果显示，模型Ⅰ和Ⅱ所设定的总体回归方程以及方程中包含的解释变量都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垂直专业化指数以及它和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对制造业利润创造能力指标的影响都在5%水平上显著。此外，垂直专业化在总体上对各个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的影响效应是不同的，即使对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单独考虑，垂直专业化的影响也不同。将表3中的相关数据进一步整理，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能力受垂直专业化影响的传导系数和方向，如表4所示。
(三)回归分析结论
表4的分析结果显示：(1)尽管垂直专业化(VSS)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价值增值能力(VAR)”的影响作用为“正向”积极驱动效应(影响系数为0.14)，但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作用均为“负向”消极驱动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06和-0.17)，使得中国总体制造业“垂直专业化→价值增值能力”的传导效应为“负”(影响系数为-0.13)。由于价值增值能力(VAR)是全球价值网络下民族国家产业利润创造的“根源”，因此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1995-2011年以来，中国总体制造业利润创造能力的“根基(价值增值能力)”正在逐渐被“侵蚀”。(2)垂直专业化对中国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以及制造业总体的产品盈利能力(PM)、资产获利能力(ACR)的影响作用均为“正向”积极驱动效应，但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正向”效应更大(影响系数分别为0.63和0.74)，这表明，建立在中国劳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全球价值网络开放背景下，获得了更多的利润提升好处，具有更坚实的“利润创造”基石。(3)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的三大指标(VAR、PM、ACR)，受垂直专业化(VSS)驱动的传导效应，从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到技术密集呈现依次递减趋势：“VSS→VAR”的递减趋势为“劳动0.14→资本-0.06→技术-0.17”；“VSS→PM”的递减趋势为“劳动0.63→资本0.34→技术0.10”；“VSS→ACR”的递减趋势为“劳动0.74→资本0.37→技术0.12”。此趋势表明，全球价值网络垂直专业化下，越是资本与技术含量高的制造行业，中国企业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国际跨国公司而言，其创造利润和实现利润的能力越相对不足。
七、利润创造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发展态势、困境及突破战略
(一)中国制造业发展态势
“内向富裕可持续”发展态势，包括食品饮料及烟草加工业、循环生产及家具制造业和医药业。此类行业形成了较理想的基于国内经济空间的“利润创造”层次机制，其下一步发展的战略方向，在于积极构建国外自然原材料资源“飞地空间”，整合全球优势原材料资源，进一步提升利润创造能力。
“内向脱贫转型”发展态势，木材加工业属于此。该类行业尽管目前的利润创造能力较为匮乏，但国内丰富的木材优势资源支撑了其价值增值能力、产品盈利能力和资产获利能力的快速提升，具有较好的“脱贫转型”潜力，其下一步发展战略任务，在于继续保持现有的利润创造能力提升态势，同时积极构建国外木材资源“飞地空间”，整合利用全球优势木材资源，提高垂直专业化的程度。
“内向嫁衣锁定”发展态势，非金属制造业属于此。该类行业尽管培育形成了较大的作为利润创造基础的价值增值能力，但其产品盈利能力和资产获利能力仍较为匮乏，而且由于该行业长期以来的产品盈利能力和资产获利能力提升速度(ΔPM和ΔACR)一般，因此其“嫁衣”趋势仍将维持，其当前战略发展的首要任务，在于积极培育提升其产品盈利能力和资产获利能力。
“内向多元弥补不可持续”发展态势，纺织服装皮革及鞋类制品业属于此。该类行业尽管基于国内经济空间通过跨产业价值环节多元化经营获得了较高的资产获利能力(ACR)，但作为其利润创造基础与根源的“价值增值能力(VAR)”逐渐弱化甚至丧失，其当前战略发展的首要任务，在于扭转价值增值能力的下滑态势。
“外向富裕可持续”发展态势，只有印刷出版业。该行业形成了较理想的基于全球价值网络空间的“利润创造”层次机制，其下一步发展的战略方向，在于进一步提升垂直专业化程度，并保持现有的利润创造能力态势。
“外向富裕不可持续”发展态势，包括化学工业、汽车拖车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机械制造业和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此类发展态势的行业尽管基于全球价值网络空间获得了较高的利润创造水平，但作为其利润创造基础与根源的“价值增值能力(ΔVAR)”逐渐被侵蚀，其当前战略发展的首要任务，在于扭转价值增值能力的下滑态势。
“外向富裕衰竭”发展态势，无线电、电视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属于此。此类行业当前战略发展的首要任务，在于扭转价值增值能力的下滑态势。
“外向脱贫转型”发展态势，包括钢铁业、有色金属业、金属制品业和机械工业。此类发展态势的行业尽管目前的利润创造能力一般，但全球的优势金属原料资源支撑其价值增值能力和资产获利能力的快速提升，具有较好的“脱贫转型”潜力。
“外向市场驱动断裂”发展态势，包括造船业、铁路和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业、办公设备和电子计算机制造业。此类发展态势行业的利润创造层次传导机制中，存在“断裂”的环节。
“外向多元弥补衰竭”发展态势，石油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属于此。该类行业尽管基于全球价值网络通过跨产业价值环节多元化经营获得了较高的资产获利能力(ACR)，但其利润创造能力全面弱化与丧失，其战略发展的长远任务，是全面培育利润创造能力。
“外向贫困不可持续”发展态势，橡胶塑料业属于此。该类行业不仅利润创造能力较匮乏，而且作为利润创造基础与根源的“价值增值能力(ΔVAR)”逐渐丧失，其战略发展的长远任务，是在扭转价值增值能力下滑态势的基础上全面培育利润创造能力。
(二)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困境与突破战略设计
基于利润创造视角，上述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态势的定位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制造业发展已陷入两大“战略困境”：一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利润创造能力，面临倒退、甚至全面倒退的困境，在中国16大类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行业中，只有医药业和印刷出版业发展呈现出富裕可持续态势；二是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长期偏低，在全部的5大类劳动密集型制造行业中，不仅现有垂直专业化水平低，而且增量(ΔVSS)缓慢。导致此两大战略困境的根源，一方面是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发达国家政府、国际大购买商和跨国生产型公司三者联合对中国本土企业进行利润压榨[27]；另一方面则是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中国本土企业缺乏开发利用国外自然资源的战略进取心。
为了有效摆脱上述发达国家政府、国际大购买商和跨国生产型公司对当前中国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利润创造的“三重压榨”困境，以及有效突破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自然生态空间”不足的困境，本文认为，一条可采取的有效突破战略是：基于CAFTA(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平台，积极对外拓展中国制造业发展所能依托的空间，一方面利用中国—东盟间的价值能力差异，构建具有“利润分配”主导权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价值网络；另一方面，充分挖掘东盟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增加更大生态承受力的“生态飞地”。此战略的具体机理逻辑，如图6所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的首个区域自由贸易区，就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而且也是目前中国在开放合作方面最成功的项目。经过10余年的积极建设，中国—东盟国家间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得到大幅度提升，使得中国—东盟贸易区的产业价值创造过程能跨越国界并网络化，进而使得所谓的“CAFTA价值网络”(CAFTA Value Net，CAFTA-VN)逐步形成[28]。本文认为，CAFTA-VN的演进生成，能为当前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困境的突破，开辟出一条“NVN→CAFTA-VN→GVN”，即“中国国家价值网→CAFTA价值网→全球价值网”转型升级的发展战略路径。
图6 中国制造业利润创造困境突破战略机制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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