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和虚构作品的赞歌——马里奥#183;巴尔加斯#183;略萨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里奥论文,诺贝尔论文,赞歌论文,文学奖论文,加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五岁学识字，地点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市萨勒学校胡斯迪尼亚诺兄弟的课上。这是我生活里发生的大事。几乎七十年后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书本话语变成的形象魔术是如何丰富了我的生活，冲破了时空障碍，让我与尼莫船长一道在水下航行两万里，让我与达达尼昂、阿托斯、波托斯和阿拉米斯一道对付诡秘的黎塞留主教企图威胁国王的阴谋，或者在巴黎的下水道里爬行，变身成冉阿让，身背马吕斯僵硬的身体。
读书把梦想变成了生活，把生活变成了梦，把文学天地变成了我个人的组成部分，我母亲说我早期写的东西是我所读故事的延续，因为我为故事的结尾难过，或者说我想改善结局。也许无论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我都不知不觉在做这样的事：随着我长大成人、成熟和衰老，我在时光中延伸，那些故事让我的童年充满了激动和冒险。
我真希望我母亲能在这里，她爱激动，读着阿玛多·内尔沃和聂鲁达的诗就会哭起来；我也希望外祖父佩德罗在场，他大大的鼻子，谢顶的头颅闪着光亮，他常常表扬我的诗歌；我也希望舅舅鲁乔在场，他极力鼓励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去，尽管在那个时间和地点，文学不能很好地养活文学创作者。我一生都有这样的人在身旁，他们爱我，鼓励我，当我动摇时把信心传给我。多亏了他们，当然也亏了我的执着和些许好运，我能够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这个充满激情、习惯和美妙的写作中：创造一种平行的生活，那里可以躲避苦难，把非同寻常的事情变得自然而然，把自然而然变得非同寻常，驱散混乱，让丑变美，让瞬间变为永恒，把死神变成过眼云烟。
那时写好故事可不容易。写作计划一变成话语就在纸上枯萎了，意念和形象就苍白无力了。如何让它们重新活跃起来呢？幸运的是有可以学习和追随的大师。福楼拜教导我们：才智就是坚韧不拔的训练加长期的耐心。福克纳说，形式(文字和结构)会使题材崇高或者贫乏。马托雷尔、塞万提斯、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康拉德、托马斯·曼说：数目和雄心在长篇小说里是如此重要，如同修辞的娴熟和叙事的策略一样。萨特说，话语是行动；又说，一部长篇小说、一部剧作、一篇散文，一旦与现状和最佳选择联姻，就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加缪和奥威尔说，不讲道德的文学是冷酷的。马尔罗说，英雄主义和英雄诗篇适合当今的程度与阿尔戈英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一样。
如果我在这篇演说中一一回忆我亏欠的作家，那他们的身影会把我们淹没在黑暗之中的。这样的作家是不计其数的。他们除去给我揭示出讲述技巧的秘密，还教会我探索人性的深刻，赞美人类的伟业，让我对人性的谵妄感到万分恐惧。他们是最肯出力的朋友、最支持我写作的爱好；我在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了：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有希望存在；还发现了：哪怕仅仅因为没有生命我们就无法阅读和想象故事，生活依然有意义。
有时，我扪心自问：在一些像我的祖国这样读者少、人民穷、文盲多、社会不公的国家里，文化是极少数人的特权，那么写作是不是一种唯我独尊的奢侈品呢？但这样的疑问从来没能窒息我的写作爱好，我坚持写下去，写作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时间。我认为我做得对，因为如果为了让文学之花在社会上绽放而成为首先达到高水平文化、自由、繁荣和正义的条件，那么文学也许永远不会存在了。恰恰相反，多亏了文学、文学形成的意识，多亏了文学唤醒的欲望和希望，多亏了我们从美好的幻想之旅回来后对现实的不满，今天的文明才不那么凶残：那时讲述故事的人们刚开始用自己的神话、传说使生活有了人情味。如果没有我们看过的好书，今天我们可能会更坏、更因循守旧、更老实、顺从，批判精神——进步的动力——甚至不复存在。与写作一样，读书也是对生活匮乏的抗议。凡是在虚构作品中寻找生活所乏之物的人，会说(无需说，无需知道)：这样的生活不足以解渴(绝对的饥渴)、不足以解决人性的基础，而应该加以改善。我们编造虚构故事，为的是以某种方式体验仅仅一种之外所希望的多种生活。
如果没有虚构作品，我们就不大明白自由的重要性，明白其是为了让生活过下去，就不大明白生活会变成地狱，因为自由遭到了暴君、专制思想或者宗教信仰的践踏。凡是怀疑文学除去能让我们进入美丽和幸福之梦还会提醒我们反抗任何压迫的人们，请想想为什么一切顽固控制公民(从出生到去世)举动的政权都害怕文学，从而建立镇压文学的审批、检查制度，都神经过敏地监视一切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这种作法的原因就是他们知道一旦想象力在书中流淌，一旦读者追求能让虚构变成可能的自由并且加以实施，虚构作品就会变成好斗、挑衅的东西，造成难以想象的危险，他们一直在现实生活中用愚民和恐怖政策威胁着读者啊。无论讲故事的人是否愿意，是否知晓，他们编故事的时候就在宣传不满情绪，因为他们在说明这个世界有病，而想象的生活要比常规的生活更为丰富多彩。这个道理一经证实，一经扎根于人们的情感和觉悟中，就会让公民变得难以操纵，不接受来自高层的谎言，因为他们企图让公民相信生活在牢笼、监舍和监狱中会更加安全和舒适。
优秀的文学在不同的人群里搭建桥梁，在给我们带来欢乐、痛苦、吃惊的同时，通过造成我们分裂的语言、信仰、习惯、风俗和偏见的障碍把我们团结起来，当白鲸在海上埋葬了哈伯船长的时候，各地的读者都同样的揪心，无论是东京人、利马人还是通布图人②。当爱玛·包法利夫人服毒的时候，当安娜·卡列尼娜卧轨的时候，当于连上断头台的时候，当《南方》里的胡安·达尔曼博士走出潘帕斯草原的小酒馆去迎接嗜杀成性者的匕首时，或者当我们发现佩德罗·帕拉莫那个村庄的科玛拉居民都死了的时候，无论怎样的读者，无论他是信佛、拜孔子、崇敬基督或者真主，或者他是不可知论者，无论他是西服革履还是长袍马褂，抑或和服或者灯笼裤，心中的震动都是一样的。文学为不同种族营造了兄弟般的友爱关系，令男女差异、无知、意识形态、宗教信仰、语言和愚昧形成的界限变得黯然失色。
正如每个时代都有骇人的事情一样，我们这个时代是狂热分子、自杀式恐怖分子的时代，恐怖自杀式古老的信念相信，依靠杀人可以进入天堂，用无辜者的鲜血可以洗涤集体的耻辱，纠正不公平。在世界各地，每天都有无数的受害者倒在那些自认为掌握绝对真理者的脚下。我们曾经以为随着极权帝国的崩溃，可以建立起和平共处、文化多元、尊重人权的社会，世界可以告别大屠杀、种族灭绝、武装侵略和毁灭性战争的时代。事实并非如此。由狂热煽动而繁衍出新形式的野蛮行为，随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增加，不能排除由某个要拯救世界而发疯的政治小集团某一天引发的核灾难。应该迎上前去、面对面并打败他们。他们人数不多，但其罪恶影响全球，造成的噩梦让我们感到十分恐惧。我们不应该被那些人吓倒，他们企图剥夺我们在漫长文明征途中赢得的自由。捍卫我们的自由民主吧！不管这样的民主有多少局限性，它终归意味着政治多元、和平共处、宽容、人权、尊重批评、法制、自由选举、轮流执政……一切从残酷生活里出来并且日渐接近那文学表面完美——尽管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生活：那只有通过编造、书写、阅读才能得到的生活。只有反对那些狂热的杀人者，我们才能捍卫梦想以及化理想为现实的权利。
小时候，我就梦想着某一天去巴黎，因为法国文学让我眼花缭乱，那时我认为住在巴黎，呼吸着巴尔扎克、司汤达、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呼吸的空气，可能会帮助我成为真正的作家；我想，如果不离开秘鲁，那只能是个假日冒牌作家。的确，我那些难忘的教益都归功于法国和法国文化，比如，文学既是一种爱好，又是一种训练、一种劳作和一种执拗的态度。我住在巴黎的时候，萨特和加缪还活着，还在写作，那是尤内斯库、贝克特、巴塔耶和西奥兰的时代，是发现布莱希特的戏剧、英格丽·褒曼的电影、让-维拉尔的法国国家人民剧院(TNP)、让-路易斯·巴劳特的奥德翁剧院、新浪潮、新小说以及安德烈·马尔罗演说(优美之极的文学作品)的时代，或许也是那个时期欧洲最有戏剧性的表演，是戴高乐将军高傲的奔腾时代。但可能让我最感谢法国的是通过它我发现了拉丁美洲。我在法国学会了秘鲁是由历史、地理、社会问题构成的国际社会组成部分，秘鲁是某种生存方式，是丰富多彩的口语和书面文字的存在方式。我得知拉美出现了一种新颖和充满朝气的文字。我在巴黎阅读博尔赫斯、奥克塔维奥·帕斯、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加布里埃拉·英方特、胡安·鲁尔福、胡安·卡洛斯·奥内蒂、卡彭铁尔、爱德华兹、何塞·多诺索等许多人的作品，他们的著述革新了西班牙语叙事文学，多亏了他们，欧洲和许多国家才发现了拉丁美洲不仅是有政变的大陆，不仅是有很坏的军阀、大胡子游击队员、曼波舞、恰恰舞和响葫芦的大陆，而且是有思想、艺术形式和文学想象力可以传播异国情调和讲一口世界性语言的大陆。
从那时到现在，拉丁美洲历经艰难险阻，逐渐发展起来，虽然如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所说：弟兄们，还有许多事要做啊！如今的独裁政权减少了，只剩下了古巴和支持古巴的委内瑞拉，以及几个引人发笑的冒牌的人民民主，如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但在拉美的其他地方，无论怎样，民主在运作，有广大群众的共识和支持；第一次在拉美史上有了左派和右派，如巴西、智利、乌拉圭、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和几乎整个中美洲，都遵守法制、言论批评自由、选举制度和政权革新制度。这是一条好路，如果拉美坚持走这条路，打击贪污腐败，继续参加世界一体化，拉美终将告别以前那种总是指望未来而现在就能强大起来的大陆。
我在欧洲从来没有他乡异客的感觉，无论心里或者是在某个地方。凡是我居住过的地方：巴黎、伦敦、巴塞罗那、马德里、柏林、华盛顿、纽约、巴西或多米尼加共和国，我都觉得是在自己的家中。我总是可以找到一处令人喜欢的地方，可以安静地生活和工作，可以学习，激励幻想，找到朋友，获得好书和可以写作的题材。我不认为如果在不经意之间变成了世界公民就会削弱所谓的“扎根”，削弱我与祖国的联系——如真是如此也无关紧要——因为若是这样的话，我的秘鲁生活体验也不会继续给我提供写作的食粮，也不会总是出现在我的故事里，何况这些故事的发生地远离秘鲁呢。我认为长期远离我出生的国家，反而加强了我与祖国的联系，给这样的联系增添了一种更加清醒的视角，增添了思乡情绪，这样的情绪会区分主次和保持清醒的记忆。对自己出生地的热爱不可能是强制性的，而是与其他的爱一样，是自发的心动，如同对情人、父母、子女、朋友之爱。
我心里一直装着秘鲁，因为我在秘鲁出生、长大、受教育、经历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体验，铸造了我的个性，培养了我的爱好；因为我在秘鲁爱过，恨过，乐过，苦过和梦想过。秘鲁现在发生的一切更能打动我，影响我，比其他地方的事更能让我生气。我并非追求这个，故意如此，事实就是这样。有些国人指责我背叛祖国，当我险些失去国籍时，我请求世界民主政权通过外交和经济制裁的办法处罚秘鲁军政权，这是我对一切独裁政府的做法，无论是皮诺切特、阿富汗的塔利班、伊朗的伊玛目、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还是缅甸的军政府。如果秘鲁再次成为政变的牺牲品、再次摧毁我们脆弱的民主制度(但愿命运不要如此，秘鲁人也不答应)，那么我还会奋起反对。那次行动并非我一时愤怒、冲动之举，不是像某些人习惯于以小人之心去度量别人的笔杆子那样。那是与我长期信念有关联的行动。我一向认为：独裁对国家来说是绝对的坏事，是孳生野蛮和腐败的根源，会造成很难愈合的深度创伤，这些创伤会毒害未来，培养延长多少代人的恶习和积弊，结果会推迟民主重建时期的到来。因此，独裁制度必须毫不犹豫地加以反对，运用力所能及的手段，包括经济制裁。遗憾的是那些民主政府没有做出榜样去支持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当他们勇敢地对抗折磨人的独裁政权时，那些政府往往向独裁者献殷勤，而不是支持反独裁的斗士。这些勇士不仅为他们的自由而战，也是为我们的自由而战。
我的一位同胞，何塞·马利亚·阿尔格达斯③，说秘鲁“处处都是鲜血”。我认为这种提法再准确不过了。我们全体秘鲁人，不管是否愿意，我们本身载负着由传统、种族、信仰以及来自四面八方文化的总和。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们继承了这样的文化：用纳斯卡和巴拉卡斯鸟羽制作的织物和毛毯、在世界最高博物馆展览的莫奇卡或印加陶器、马丘比丘高峰、大奇穆、昌昌、古埃拉普、太阳和月亮古墓；还继承了西班牙人的文化，他们用鞍囊、刀剑、马匹带给秘鲁的是希腊、罗马、犹太—基督教、文艺复兴、塞万提斯、克维多和贡戈拉以及经过安第斯山软化的西班牙语。随着西班牙的到来，非洲也来到新大陆，非洲人带着他们强壮体魄、音乐和激昂的想象力充实了秘鲁文化的多样性。假如我们再稍稍挖掘一下，就会发现秘鲁如同博尔赫斯笔下的阿莱夫，是整个世界的微缩版本。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特色、但它有全球的特色，这是怎样的非同寻常和得天独厚啊！
如同一切征服活动一样，对美洲的征服也是残暴和凶狠的，我们必须加以批判，但批判的同时不要忘记：那些犯罪的人们在很大数量上是我们的曾祖、高祖、是来到美洲的西班牙人，他们在这里留下了土生白人后裔，而不是那些留在自己土地上的人们。公道地说，要批评，也要自我批评。因为两百年前，我们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出来以后，那些在老殖民地上掌握了政权的人们，非但没有为印第安人的解放和公道讨回做事，反而继续剥削印第安人，像征服者一样贪婪和凶残，甚至还在有些国家屠杀和灭绝他们。干脆说明白吧：从两百年前开始，解放土著人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没有完成。这个解放的任务在整个拉美依然是悬而未决的课题。面对这个不光彩的耻辱，没有谁能逃避责任。
像热爱秘鲁一样，我也热爱西班牙；我亏欠它之多，如同我对它的感谢之巨。多亏了西班牙，否则我不可能来到这个讲坛，更不可能成为知名作家，而很可能像许多不幸的同行一样，至今游走在没机会出版、没有奖项、没有读者的写匠边缘，也许将来某一天他们的才智(伤心的安慰)会得到发挥。我的全部作品都是在西班牙出版的，我听到许多溢美之词，比如来自卡洛斯·巴拉尔④和卡门·巴尔塞伊⑤以及其他一些为我操心的朋友，使得我的故事有了读者。正当我可能失去秘鲁国籍时，西班牙给了我第二个国籍。我是秘鲁人可是有西班牙护照，我丝毫不觉得这二者有什么不可兼容之处，因为我一向觉得西班牙和秘鲁是同一事物的正反面，无论是我这个渺小的个人还是重大的现实，比如历史、语言和文化，都是如此。
在西班牙土地上我们生活过的全部时间里，我清楚地记得七十年代初，我在亲爱的巴塞罗那度过的五年。那时佛朗哥独裁政权还在，依然随意杀人，但已经形同千疮百孔的行尸走肉，尤其是在文化领域，独裁政权已经无法维持过去的控制。种种缝隙已经裂开，政府的审查已经无法弥合；西班牙社会通过这些裂缝吸收新思想、新图书、新思潮、新艺术观和形式，而此前是统统当做颠覆行为加以禁止的。没有哪个城市能像巴塞罗那这样很好地利用开放初期的机遇，使得整个城市生活处在思想和创造各个领域的兴奋情绪中。巴塞罗那成为了西班牙文化中心，应该去那里呼吸随后而至的自由空气。那时的巴塞罗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拉美的文化中心，因为那里有大批的画家、作家、出版家、艺术家，他们来自拉美各国，在那里定居，或准备在巴塞罗那定居；应该去巴塞罗那，如果你想成为诗人、小说家、画家或者当代作曲家。对我来说，在巴塞罗那的几年里是难忘的，因为有知己、友情、策划和富有成果的脑力劳动。与从前在巴黎一样，巴塞罗那也是《圣经》上说的巴别塔，是一座世界性的大都会，那里的生活和工作都富于刺激性；自从西班牙内战以来，那里第一次出现了西班牙和拉美作家混合与亲善的现象，因为大家都承认我们是有着同一传统的主人，都承认是我们共同事业和信念的盟友，即确信：独裁末日即将来临，而且在民主的西班牙，文化将成为主角。
尽管事情并没有十分准确地这样发生，但西班牙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渡却是现代史上最佳时期之一，它是这样一个范例：当明智和理性占据上风、敌对的政治派别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停止宗派活动的时候，事情就像魔幻主义小说里描写的那样神奇地发生了。西班牙从极权主义向自由、从欠发达向繁荣、从经济矛盾和第三世界的不平等向中等发达国家的过渡、加入欧洲一体化以及在短短几年内采取了一种民主文化，都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加速了西班牙的现代化进程。近距离体验并且生活在这一过渡时期，对我是一次激动和有教益的经验。盼望各种民族主义表现——是当代、包括西班牙不可救治的祸害——千万别损害这段幸福史。
我厌恶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现，确切地说这是一种乡土信念，短视、排外、缺乏见识、掩饰骨子里的种族偏见，因为它把出生地的偶然环境变成至高无上的意义，变成道德和本体论的特权。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一道造成了历史上最血腥的屠杀，例如两次世界大战和中东现在的流血事件。没有什么能像民族主义这样推动拉美巴尔干化在丧失理智的争战中流血，花费巨额财富购买武器，而不是修建学校、图书馆和医院。
不要把狭隘的民族主义、排外、宣扬暴力与爱国主义混淆起来；爱国主义是健康、大度的感情，是对故乡的热爱，因为那里生活过自己的祖先，造就出早期的梦想，有亲切的地理环境，有至爱亲朋，发生的事情变成了纪念碑和抵抗孤独的盾牌。祖国并非只是国旗、国歌、关于大英雄的绝对真理的演说；祖国就是生活在我们记忆里、给我们的记忆染上惆怅色彩的一群人和一些土地，就是让我们热烈地感受到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总有一个我们可以回去的家园所在。
对我来说，秘鲁就是一个我出生但没生活过的阿雷基帕，就是一座我母亲、我外祖母、我舅舅通过回忆和怀念让我认识的城市，因为我的家族，像阿雷基帕人的做法一样，在喜欢走路的生活里，总是把阿雷基帕市的白城酒家挂在嘴边。秘鲁就是沙漠中的皮乌拉，就是那棵豆角树，就是那头受罪的小毛驴，我年轻时，皮乌拉人把毛驴称作“代脚”——漂亮又悲伤的称呼——，而在皮乌拉，我却发现，把婴儿带到世上来的并非是鹳鸟，而是男女交配出来的，而这荒唐勾当是道德犯罪啊。是在圣米盖尔学校和综艺剧场我第一次看见我写的小戏搬上了舞台。是在利马观花埠的迪戈·费雷和哥伦布街角(我们叫它欢乐区)，我脱下短裤换上了长裤，吸了第一支香烟，学会了跳舞、泡妞和求爱。是在新闻纪事日报尘土飞扬和颤抖的编辑部里，我十六岁，注视着初次当记者的武器，新闻和文学占据了几乎我全部的生活；新闻如同图书一样，让我增加了更多的体验，更好地认识世界，与各色人等交往，其中有杰出人士、好人、坏人和可憎的人。是在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我明白了秘鲁不是中产阶级的小堡垒(此前我一直关在里面)，而是一个充满激烈冲突、多变的古老大国，是个被各种社会风暴撼动的国家。是在共青团的地下支部，我们几个圣马尔克斯大学的学生在为世界革命做准备工作。秘鲁就是我那些自由运动组织的男女朋友们，我同他们一道在三年的时间里，在恐怖主义分子的炸弹、停电、暗杀的威胁中，为捍卫民主和自由文化而工作。
秘鲁就是帕特里西娅，她是我表妹，尖鼻子，性格倔强，四十五年前我有幸与她结婚，至今她还在忍受着我写作时的怪癖、神经质和发脾气。没有帕特里西娅，我的生命就会化作一股混乱的旋风，也不会生出阿尔瓦罗、贡萨洛和莫尔卡娜，更不会有延续我们生命、给我们带来欢乐生活的六个孙子和外孙。帕特里西娅张罗一切，一切都干得漂亮。她解决了种种问题，管理经济，整顿混乱，拦住记者和闯入者的造访，保护我的工作时间，决定是否会面和旅行，打点和拆卸行李；她宽宏大量，当她认为需要训斥我的时候，就给我最高级的表扬“马里奥，你唯一有用的地方就是去写作。”
咱们还是回到文学上来吧！对我来说，童年的天堂不是文学里的神话，而是我在外公大家族三座宅院里生活和享受的现实，那是在科恰班巴省，我同表姐妹一起，和同学们表演故事，例如人猿泰山和萨尔卡里；还有在皮乌拉的教长管辖区大楼栖息着蝙蝠的顶楼里，它们那无声的影子让那热带土地的星空充满了神秘色彩。在那童年的岁月里，写作就是全家夸奖我的一种游戏，就是让我得到掌声的本领，因为我是外孙、外甥、没爹的孩子，因为我父亲已经去世，在天堂里呢。我父亲是位高个子先生，美男子，穿着海员制服，他的照片摆放在我的床头桌上，我睡前为他祈祷并亲吻他的照片。在皮乌拉的某天上午——我至今还没能从那天的心情中平静下来——我母亲告诉我：那位先生还活在世上。准备就要在那一天，我和母亲要去利马跟他生活在一起了。那时，我十一岁，从那时起，一切都改变了。我失去了儿童的单纯，发现了什么是孤独、专横、成人的生活和恐惧。我拯救自己的办法就是读书，读好书，躲到那紧张、激动的世界中去，生活是一个又一个冒险故事，是我可以感受到自由、重新找到幸福的天地。我拯救自己的办法就是写作，偷偷地写作，像那种投身子不可告人的恶习、投身于一种禁止情欲的人一样。文学不再是一种游戏了。文学变成了一种抵抗敌意、抗争、反叛、逃避不能容忍的方法，成为了我生活的理由。从那时到现在，在一切我感受到气馁和打击的环境里，一切处于绝望边缘的时刻，全身心地投入到编造故事的活计中去，成为指示走出地底下的光明灯塔，成为把遇难者带到海滩的救生圈。
尽管写作让我费力，让我大汗淋漓，像每位作家一样，有时我感觉到有瘫痪的危险，有想象力枯竭的危险，但没有什么能像写作这样让我享受到生活的快乐。整月整年地建构故事，从一个模糊的萌芽开始，建构从某个生活经验积累起来的形象，它变成一个不安的情绪、一种热情、一个随后出现设计中想象以及试图把幽灵迷雾变成故事的决心。福楼拜说：“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的，很对，写作是带着幻想和欢乐的生活方式；写作是脑海里闪光的火焰，是与不顺从的话语之搏斗、直到驯服它们为止，如同猎人一样探索这广阔的世界，去追捕那令人垂涎的猎物，为酝酿中的虚构提供营养以及为每个故事中如饥似渴的情绪提供宽慰，因为它一长大就打算吞噬全部的故事。一部正在孕育中的长篇小说让我们产生眩晕感、即它有了外形、似乎要独立生活的时候，它的任务是要活动起来，有思想、有感情并且要受到尊重时候，对这些人物已经不能无端地把什么行为强加给他们了，也不能剥夺他们的自由意志，否则就得杀死他们，不然故事就会失去说服力，这种眩晕感是让我一直着迷的体验，如同第一次与爱人整天整月不停地做爱那样完美和头晕目眩。
说到虚构作品，我多次谈到长篇小说的创作，而很少说戏剧，这是虚构作品的另外一种杰出形式。当然这是极不公正的。戏剧是我的初恋，少年时在利马赛古拉剧场第一次看到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那场戏让我激动万分，催促我急忙写了一部有关印加题材的小戏。假如五十年代的利马能有一场戏剧运动，我肯定会先做剧作家，而不是小说家。可是没有发生戏剧运动，这样我就逐渐走上了小说的创作之路。但我对戏剧的热爱从未停止过，这样的感情沉睡在长篇小说的阴影里，像是一种引诱和怀念，尤其是看到某个为之倾倒的剧本时。七十年代末，一位百岁的姨外婆在晚年没完没了地回忆往事，为了躲入往事和幻想，她与周围的现实中断了联系，这为我提供了一个故事。我预感到这个故事可以写成剧本，只要一搬上舞台，就可以获得完美虚构作品的热烈和精彩效果。我怀着新手的激动心情写了剧本，高兴地看着剧本上了舞台，请诺尔玛·阿莱安特罗扮演女英雄。此后，在小说与小说、散文与散文之间，我多次迷恋过戏剧。是的，我做梦也没想过到了七十岁还会登台表演(应该说是步履蹒跚地上台)。这一次猛浪的冒险之举让我第一次亲身体验了什么是奇迹，对一个终生写小说的人来说，在几小时内扮演一个虚构的人物，面对观众，体验虚构的生活，真是奇迹啊！我一直没能好好谢谢我那些亲爱的朋友：导演让奥莱和女演员爱塔娜·桑切斯·希洪，是他俩鼓励我一道分享那神奇的体验(虽然其中也伴有恐惧)。
文学是对生活虚构的表现，但这样的表现却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帮助我们在生老病死的迷宫中找到方向。这样的表现为真实生活给我们造成的挫折和失望表示道歉；有了这样的表现，我们至少可以部分地破解对多数人构成的生存之谜，这主要是我们这些怀疑多于相信的人们，我们承认面对诸如此类的重大意义：个人和集体命运、灵魂、历史的意义和无意义、理性认识的这边和那边等问题的困惑。
让我总是着迷的是想象我们远祖所处的不稳定环境，他们刚刚与动物有所区别，刚刚产生了可以交流的语言，就开始在山洞里，围着篝火，在充满危险的黑夜里——雷鸣、闪电、野兽的咆哮——编造并讲述故事。那正是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因为在一轮又一轮原始人因讲故事的声音和想象而惊呆的过程中，文明开始了，漫长的文明过程逐渐让我们有了人道，让文明去发明自主的个性，让个人离开部落，发明科学、艺术、权利、自由，让文明去探索自然、人体、空间的奥秘，让文明去星空旅行。那些故事、寓言、神话、传说，曾经像新音乐首次回响在因神秘和危险而害怕的听众耳中，因为那是个危险和陌生的世界，对那些讲究灵魂的才人，对于那些生活意味着几乎不吃饭、不考虑环境、杀生和性交的人们来说，这些故事应该是醍醐灌顶，如浴清泉。自从人们开始有了集体梦想，开始分享由讲故事的人煽动起来的梦想，就告别了保存生命的轮转枷锁，那轮转是快速旋转、令人丧失理智的工作；人们的生活变成了梦想、享受、想象以及一种革命主张：冲破那座樊篱，要革新和改善；变成了安抚欲望和雄心的斗争：是转义的生活在人心里煽动欲望和雄心；改变好奇心以便去破解布满人类周围的谜团。
这个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的进程，在文字出现后就更加丰富多彩了；这些故事除了可以听，还可以阅读，从而获得了文学赋予它们的永居权。为此，应该不停地重复这个道理，说服新的一代人：虚构文学不仅是娱乐消遣，不仅可以活跃感情的智力锻炼和唤醒批判精神。要使文明得以继续存在、更新和在文明心中保存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虚构作品是不可或缺的必备品。为了文明不倒退至与世隔绝的野蛮状态，为了生活不被压缩或陷入专家的实用主义态度——他们看待事物深刻但不顾及前后左右，虚构作品是必须存在的。为了不让文明从给机器当奴隶到给专家当奴仆，虚构作品必须存在。因为如果世界没有文学，那可能是个没愿望、没理想、没冒犯当局的世界；可能是个被剥夺人真正称其为人的机器世界，即失去了离开自己、用文明梦想的泥土去塑造他人的能力。
从山洞到摩天大楼、从木棒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从部落的单调生活到全球化时代，文学的虚构性质和能力大大丰富了人类的经验，阻止男女老少屈从于麻木懒散、骄傲自满、逆来顺受。没有什么能像这种谎言中的真实(文学)播下如此之多的雄心种子，调动出如此之多的想象力和种种愿望，因此可以通过文学充实自己，去到伟大的冒险活动中，主演实际生活永远不可能让文明扮演的激情角色。文学中的谎言通过文明让这些被激情传染和改造的读者变成了真实，而由于虚构想象，文明会对平庸的现实生活永远保持质疑的态度。文学是一种魔力，当我们幻想拥有自己缺乏之物、获得所缺之职、进入不可能的生活环境(像世俗的神仙那样感觉既是世俗的又是永恒的)时，文学把不妥协和反抗的精神注入了我们的灵魂，随后会产生有助于减少人际关系中的暴力之种种壮举。是减少而不是消灭暴力。因为文明的历史幸亏是个不结束的故事。为此，我们应该继续梦想、读书和写作，这是我们能找到的宽慰贫困条件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击败时间消耗生命以及变不可能为可能的有效办法。
注释：
①2010年12月7日作于斯德哥尔摩。
②马里历史名城的居民。
③秘鲁著名作家，代表作有《一切都是血》。
④西班牙诗人、出版家，第一次发现略萨才华的伯乐。
⑤西班牙版权代理公司负责人，赞助和支持出版了略萨的处女作《城市与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