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说发展的三重迭合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格局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
不管什么历史障碍也挡不住香港和台湾与中国的统一，中国当代的小说评论，理所当然地包括香港和台湾的。事实上，港台的文学评论界，一直也没有忘却中国大陆的小说，在香港文汇报、在大公报、香港作家报、香港文学报乃至香港各大学的学报上，对于中国内地的小说评论是相当热烈的。仅以陕西省而言，贾平凹、陈忠实的作品一度排在小说发行的榜首。在此香港回归之年，我们特开辟《香港文学笔谈》，组织了一批对香港文学研究有素的学者系统地发表他们对于香港文学的研究成果。这里我们首先发表的颜纯钧先生的关于香港小说的论文，希望能引起国内广大读者的兴趣。今后我们将系统发表关于香港小说的评论。我们的笔谈，目前乃以小说为主，日后将逐渐括展到散文等等方面。在一定的时候，我们的香港文学笔谈将改为《台港文学笔谈》，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国内有关专家的支持。
孙绍振
在世界范围内，也许没有一个地区的文学发展象香港这样长期受到地理政治问题的困扰。香港和大陆虽然在地理上几乎相连，但1949年大陆的易帜，却极大地改变了香港和大陆的政治关系，使香港和大陆之间政治上的隔绝和地理上的相连构成了两地关系的基础。反过来，进入五十年代之后，香港和台湾仍然因为共同的反共立场而保持着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但两个岛屿之间地理上的隔绝，还是使更深入的交往存在不小的困难。除了英国这个殖民地宗主国之外，香港在中国的本土上开始孤立了。当香港越来越成为一个孤岛的同时，香港文学也成了除抗战时期的上海之外另一种“孤岛文学”的形态。正是受地理政治环境的这种影响，香港小说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逻辑。这种影响比之文化、经济、教育诸方面对小说发展的影响都要来得显著和深远。
受地理政治环境影响的香港小说，在五十年代首先是以作家队伍的重新组合开始的。一大批因为躲避战乱而暂居香港的左翼作家，象郭沫若、茅盾、夏衍等，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纷纷返回内地；而另外一大批作家，象张爱玲、徐讦、徐速、司马长风、刘以鬯、李辉英、黄思骋等又因为大陆政权的转移，基于不同的原因先后来到了香港。在这之前，香港的小说创作一直是由来自大陆的一批左翼的文学巨匠垄断着的。虽然象侣伦、杰克等本土的作家也在潜心创作。但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无论是知名度还是影响力，他们都还难以和来自大陆的郭沫若等人相匹敌。进入五十年代，创作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自然极大地影响了香港小说的发展趋势和作品质量。应该说，象郭沫若、茅盾、夏衍这一批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巨匠纷纷打道回府，客观上对香港本土的小说创作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一方面，当时还为数有限的报刊杂志（包括新创刊的《中国学生周报》、《人人文学》等）给年轻的作者们让出了更大的篇幅；另一方面，作家队伍的重新集结还是一个契机，它为年轻作者的脱颖而出无形中也创造了条件。五十年代后半期，伴随着南来的作家逐步在生活上稳定下来，一批新的和年轻的香港作家开始登上文坛，香港的小说创作才真正从整个大中国文学的母体上剥离出来，形成自身的发展轨迹。
更重要的是，作家队伍的重组还影响到整个创作的格局。郭沫若等文学巨匠的离港，和一大批右翼作家的南来，极大地改变了力量的对比。正是这种大致均衡的两支创作队伍的相互对峙，和左右两派政治力量在香港的长期较量，和整个冷战时代的局势相结合，才形成了香港小说发展中一个相当有意思、也相当长时期的特征和景观。这种特征和景观，是在大陆和台湾几十年的文学发展中都不可能看到的。香港特定的地理政治环境决定了它自五十年代开始便成为国共两党、左右两派短兵相接，长期对峙的前沿阵地。在这个前提之下，香港小说才有了它不同于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的发展轨迹。
尽管政治上的隔绝已成定局，但香港文学并不象有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便一下子斩断了和内地的联系。这是因为，作家的经验转换并不象政权的转移那样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更重要的是在香港，中国的左右两股政治势力仍然长时期地发挥着对文学潜在的和实质性的影响，所谓的“斩断”也自然不可能那么决绝。黄继持先生认为：“五十年代，强大的‘美元攻势’，在冷战结构形成期间出现，香港文化界一时‘右翼’当道。但不论四十年代的‘左’，五十年代的‘右’，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人多是从中国内地转移来此的，关心中国政治文化，多于关注本港。如果说有文艺思潮，多不外是大陆或台湾的回声与摹本，混杂着中国文学的政治文化及本地文学的商品化色彩。”[1]在这个时期，香港小说创作中成就较大、影响也较大的张爱玲、徐讦、徐速等人，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还是利用了自己过去的经验，以大陆生活为题材，写抗战、写土改。当他们的审美意识仍然指向大陆时，所谓香港小说与内地文学的联系被斩断，实际上只是体现在组织上和文艺政策上。而反过来，居留香港的作家仍然以整个中国为审美的视野，多半政治立场过于鲜明，或反共或亲共，以自己的创作加入了冷战的行列。五十年代的香港小说恰恰表明：文学的发展固然受到地理政治环境的影响，但其转向却要比政治来得缓慢。事实上，这个时期的香港小说还没能完全摆脱其附属的特征，具有自身特色的香港小说也并没有真正形成。类似于侣伦的《穷巷》这样本土的作家写本土的作品，比较成功的在五十年代还属于凤毛麟角。而在赵滋藩的《半下流社会》中，虽然作者所写的是香港社会之一角，但其内容依然是以来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生活为题材。当作家只能无奈地利用他们自身的旧时经验从事创作时，这种对香港本土一时的疏离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既在地理政治上与大陆隔绝，但在心理上却又一时难以斩断；既在实际的生存上已经进入香港，但在心理上却又一时难以融合，这种内心矛盾和处境尴尬正是一大批自大陆涌向香港的作家在创作上的共同问题。
当然，香港与大陆相隔绝的地理政治状况，和此时大量的香港作家仍然利用旧时的大陆经验来从事创作这一点，必定要随着时日的渐移而显出益发突出的矛盾。这个矛盾一方面表现在作家的创作中，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中。香港日益变成一座孤岛这个现实的地理政治状况。势必要影响到香港的市民生活，也随之要影响到读者对于文学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依然以过去的大陆经验来从事创作，迟早会和读者的“孤岛心态”发生冲突。五十年代初期，虽然象侣伦、杰克、夏易等本土的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但艺术质量一时还难以和南来的作家相比。此后，随着南来作家在创作上的内心矛盾和处境尴尬日益突出，而本土作家在艺术上又渐趋成熟并形成一股新的力量，香港小说创作的重心便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了转移。本土创作在份量上的加重，在质量上的提高都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它和香港这座城市的“孤岛”特征的日益鲜明和强烈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固然，香港在整个五十年代一直没有停止左右两派在文学上的对垒，但随着时日的渐移，更多的小说创作把题材和立意转到了香港本土上来。即便是象徐讦和徐速等作家所创作的大陆题材的作品，还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之后，而且成就也不低，但他们的创作已不再象五十年代初期那样，构成香港小说创作的主体。此后，从香港文学的整体来看，小说创作的发展走向开始明显地逐步转向了本土。至此，香港文学的“孤岛”特征才得以真正形成。
应该承认，五十年代的香港小说从整体的质量上看是不高的。这里有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大批文学巨匠的离港，比如南来作家并非正常和有利的创作心态，比如冷战局势和政治意识的干扰，比如本土作家尚未能形成一股力量……但是五十年代应该说是香港小说创作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这是因为，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香港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部分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全然由于香港是中国的两个外国殖民地之一。并不全然是地理政治上的原因。自五十年代之后，香港小说从题材内容上看，开始局限于香港的地理政治环境，和着眼于香港这一狭小地区的读者，在二十多年中逐步呈现出“向内转”的趋势。它一方面仍不能摆脱国共对峙的影响，冷战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这种影响之下顽强地、逐步地“向内转”。这正是这座殖民地的“孤岛”，从根本上制约着文学发展的地方。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香港小说的整体水平应该说是在提高的。尤其是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由于各种相关因素的作用，更形成了一个高潮的时期。六十年代文社活动的积极开展，文学杂志的大量涌现，无疑是推动小说创作发展的重要条件。政治倾向偏右的《中国学生周报》在培养年轻作家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尤其值得一提。《中国学生周报》创刊于五十年代初，但从这份杂志上逐渐成熟起来的作家却大都活跃在六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香港作为东西方冷战和国共对峙的前沿这一地理政治地位虽然没有改变，但在五十年代比较明显的文学创作相对于地理政治的滞后却在缩小差距。
从小说创作这方面看，对其发展方向产生影响的，有两个因素不能不提及：一个是新一代作家成批地涌现。这些从人生经验和艺术经验上都远不同于五十年代的年轻作家，不再象他们的前辈那样总是借助于自己的大陆经验来从事创作。他们成长于香港，或成熟于香港。从艺术上看，这批作家更多地和中国的现代文学接上了关系。一方面，香港图书馆中保存的大量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名著成了他们在创作上起步的最初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五十年代活跃于香港文坛的徐讦、徐速、李辉英等人的创作，同样延续了现代文学的传统，对他们也有不小的影响。这个传统中最基本的方面，便是敢于直面人生，切中时弊，关心香港社会，体察百姓生活。在这批作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从底层涌现出来的工人作家、平民作家、在政治上比较左倾的作家，象舒巷城、阮朗、黄思骋、金依、吴羊璧、张君默、海辛等。不管是本土的作家，还是南来的作家，他们或是由于出身，或是由于经历，或是由于所受的教育，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似的创作路线。底层生活的经历，两个方面形成了一股合力。他们在人数上相当多，作品的数量也相当大。在数十年中成了左右香港小说发展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
另一个因素是：自七十年代中期后，又一波的作家陆续南来。较早的陶然、东瑞、陈浩泉，稍迟的颜纯钩、陈娟、王朴等。这批作家和上述的作家无论在成长的背景和教育的背景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几乎都是在大陆完成中学或大学的教育，在大陆确立最早的思想立场，在大陆经历“文化革命”并开始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反思。他们更多地是从大陆的当代文学，而不是现代文学中吸取创作的滋养。而大陆的生活经历又使他们在赴港之后得以在另一块土地上重新观照他们的过去。就象前一波的南来作家一样，他们在初登香港文坛时也不得不有一个利用自身的早期经验来从事创作的时期，写文化革命，写上山下乡，写学生时代的生活……但他们又和舒巷城等人一样，在赴港初期也有一个从底层挣扎出来的艰难时期。这就使得他们对香港社会从一开始便得以采用一种相当深入和细致的目光去观察和体验。如此一来，当他们转而从香港的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的题材和灵感时，他们所受教育的背景，他们所秉承的文学路数，便十分自然地和他们的即时经验相结合，把他们引向了由舒巷城们开创的那一条创作道路上去了。
当然，还应该看到，在香港作家中，也有一部分所走的是另一条路线。这些作家的生活背景相对而言要不同一些。他们多数是香港土生土长的，而当时殖民政府所强化的英语教育更是疏离了他们和母语及母文化之间的联系。香港教育发展政策中一条重要的原则是：“强化英语教育促进对英国的认同。一八六六年港府将英文列为中央书院的必修科，同时逐渐加强对英华学校（……）而非华文学校的资助，不断提高英华学校的英文程度。一九一一年，香港大学成立，标志着香港正式确立了一套从英华学校中挑选少数‘精英’进入英式大学的学校制度。”[2]作为殖民地的一座孤岛，香港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对宗主国的皈依，客观上为当时一部分创作意识较为活跃的作家转而向西方寻求新的艺术滋养提供了心理上的和资料上的可能，并使之成为香港小说发展中一个极有逻辑性的事件。六十年代香港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倾向，在刘以鬯、西西、昆南等作家的推动和积极实践下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他们用新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技巧来表现香港本土在经济活跃期间所产生的种种不同以往的社会现象和精神问题，成为这个时期香港小说创作的一个增长点。象刘以鬯的《酒徒》、西西的《我城》等小说，在当时和其后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关于西方的现代派潮流，香港和台湾到底谁影响谁的问题，似乎有过一些争论，但其实是相当次要的。关键在于，对这种创作潮流的接受本身，说明了香港小说创作在变动的背后所存在的发展逻辑。这完全符合香港当时所处的地理政治环境，以及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在香港小说的发展中，西方文学的影响是一股相当大的和顽强的力量。它一直延续到也斯、吴煦斌，及至九十年代的黄碧云、董启章等人身上。虽然，这批作家从西方文学中所吸取的艺术滋养并不尽相同，但他们显然都不满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路数。特别是伴随着香港的经济起飞，市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状况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反映到文学创作上来，那种崭新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都在寻求着重新的表达。这就使他们勇于摒弃传统，舍近求远，从中不难看出他产对于前辈的超越欲望。在香港，致力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小说实验的作家并不多，作品也很有限，但在香港小说中却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新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技巧的引入从整体上看有利于提高香港小说的艺术水准，另一方面，它为香港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景观。
尽管如此，在香港这个高度商业化的孤岛中，作家的社会地位一直是不高的。这和大陆作家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扮演民众精神导师的角色恰成鲜明的对比。这一点对香港小说发展的影响似乎还未被研究者们注意到。较低的社会地位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经济收入，并随首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而逐渐地拉大差距。所以，“书为稻梁谋”在香港作家的创作中一直是个问题。象徐讦、徐速、刘以鬯等人，自五十年代来到香港之后，都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大量的连载小说。连载小说的创作迫使作家们不得不更加注意如何增强故事性，如何取悦于读者。这就使作家只能降格以求，更多地采用通俗的笔法来写小说。象徐讦和徐速在五十年代发表的许多小说就是这样。也因此，不少作家都坦承自己的作品是所谓“半严肃半流行的作品”。当然，香港通俗小说的高度发达和畸型繁荣并不仅仅是由作家的这种无奈造成的。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由于这种发展所带来的报业的发展，香港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例如喝早茶）和紧张的生活节奏……都在向文学要求着快餐式的精神消费。五十年代除了徐讦和徐速多少带点言情的小说之外，后来自成一家的梁羽生也开始创作武侠小说。随着香港商业化程度的提高，通俗小说也以一种超过严肃小说发展的速度来满足市民的需求。
应该承认，在香港小说中，通俗小说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上乘的。在几十年中，香港的通俗小说形成了由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等多足鼎立的创作态势。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亦舒、李璧华、严沁的言情小说，倪匡、张君默的科幻小说，唐人、高旅、金东方的历史小说，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创作水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一方面，香港的严肃小说不得不以半流行的方式来获取读者的认同；另一方面，香港的通俗小说却一直致力于通过与文化、历史、社会的关联来提高自己的文学品位。象金庸的武侠小说，倪匡的科幻小说、唐人的历史小说等，其流行并不完全是由于编故事的水平，作者还把他们对文化、历史、社会的思考灌注到小说之中去，因此也在不同的程度上体现出了严肃一面。亦舒和李璧华的言情小说虽然从整体上看，仍然没有脱出琼瑶式的言情小说的框架，但她们塑造人物的功力，语言的功力，都丝毫不弱于那些写严肃小说的作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香港，这些属于顶尖水平的通俗小说作家，他们的作品质量并不在那些专事严肃小说创作的作家之下。从目前的情况看，他们在华语世界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也超过了香港的严肃小说作家。严肃小说的半流行，和通俗小说的严肃化，无形中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再加上通俗小说在数量上所占的压倒性优势，通俗小说在华语世界中所达到的高水平，这又在无形中使香港的严肃小说相对地说显得更为暗谈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所谓香港是“文化沙漠”的印象，应该说和这一点不无关系。
自五十年代以来，香港小说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锲入现实的小说、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小说、通俗小说这三个方面所构成的“三重迭合”的创作格局。这三个方面既有相对明确的界限和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又在发展中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更重要的是香港文学还在五十年代之后的二十多年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的发展轨迹和文学特性。这是香港作为中国的一座城市，它不同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同样是中国城市的地方。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北京等城市的区域性文学当然也有它们的特征，但却不可能象香港这座城市的区域性文学那样，有它独立的政治意义和文学史意义，北京等中国城市的区域性文学并不存在有如香港文学这样独特的地理政治环境，因此也就不存在自身的发展轨迹和文学特性。这一时期的香港小说创作其所以相当重要，正表现在它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是一个和整个中国当代文学逐步分流的时期，是一个从中国文学的整体上剥离出来，形成独立品格的时期，总而言之，这是一个让香港文学真正成为香港文学的时期。而自香港回归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之后，殖民地的“孤岛”行将消失，香港的小说创作才展开了新的一页。这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后发生的新变化。
注释：
[1]、黄继持：《文艺、政治、历史与香港》，《八方》第七辑76页。
[2]、杨奇主编：《香港概论》（下）207页—208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