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中的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与中国先锋历史小说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斯基论文,中国论文,历史小说论文,耶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体现了强烈的忏悔意识，中国先锋历史小说也隐约透露出忏悔意识。此文在忏悔与人性变动、忏悔与人格净化和独立、忏悔与人的理想、忏悔与灵魂救赎几方面的关系中，考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与中国先锋历史小说的忏悔意识的相似及相异之处，并肯定它们都是对人性的追寻。
关键词 忏悔 人性变动 人格净化 自我平衡 灵魂救赎
忏悔意识的本源是宗教，宗教忏悔来源于原罪说。人具有原罪，所以必须进行忏悔，这种忏悔是对人的灵魂净化。广义地说，人对自身罪恶的认识和悔过，都是忏悔。忏悔意识在西方文学中渊源流长，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表明了人性与神性的矛盾，卢梭的《忏悔录》是人对自身的盲目自信。忏悔意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别具风采，并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最核心和最令人迷惑之处，他小说中的心理分析、人格分裂、风格开创都与此密不可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分裂的“自我意识”是艺术描写的主要成份，主人公处于不断感受世界和感受自身的状态。具体地说，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和主人公在自己心目是什么，成为缠绕主人公的疑惑。从这点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开了欧洲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人对自身认识的先河，而忏悔意识正是建立在对人自身认识的基础之上。
对人的天性中善、恶两方面的认识，尤其对罪恶的认识，产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忏悔意识，这种忏悔意识侧重于人的天性中恶的激发和善的失落。忏悔意识中的善与恶是不可分割的，忏悔恶是为了达到善，而向往善常常因为过去的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如拉斯柯尔尼科夫、卡拉玛佐兄弟等性格中那种原始的、疯狂的、粗野的人之本性，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忏悔意识的深刻内容。
中国当代先锋历史小说中忏悔意识虽然不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那样明晰可见，但对人性之善的失落也时有追悔。先锋作家那些有名的篇章，尤其是中长篇小说几乎都和历史有关，如《我的帝王生涯》、《边缘》、《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等，但他们的历史小说既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也不同于其他新历史小说，在他们的历史小说中，强烈地集中了个人化的历史经验，力图在个人化的历史虚构中，在对历史的热情幻想中，创造以想象能力超越现实而返回现实的神话，其中体现出一种对历史和自我的救赎，这种救赎包含着隐约的忏悔意识。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和中国先锋历史小说联系对比，东方和西方两种不同文本中的忏悔意识具有明显的相似和相异之处。
人的理想
由恶向善的忏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往往表现出向宗教寻求归宿。对宗教持赞美和歌颂态度，表明宗教对人性完美的必不可缺。《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忏悔与皈依宗教是一体化的。他想借杀人来铲除人类罪恶，却使自己更深地陷入了人类罪恶中。这种悖反困境，表明人类的铲除罪恶和制造罪恶总是同时发生的，因此人类除了向上帝忏悔罪恶外，别无出路。对邪恶的恐惧、良心遭受的惩罚、人类情感的丧失，使拉斯柯尔尼科夫意识到他的悲剧和失败，于是受到索尼娅所代表的宗教思想的感召，终于忏悔。这种忏悔的本质是人对自身的忏悔，而不是对上帝的忏悔。索尼娅是人类苦难的象征，在她身上体现了虔信善良、承受不幸、通过痛苦净化灵魂的思想。在这种人与上帝的契约中，上帝实际上被人格化，代表了一个至高无上、尽善尽美的人。
从这种忏悔追求的本质看，中国先锋历史小说具有相似的倾向，但中国先锋历史小说追求的人的理想和忏悔的方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忏悔有很大差异。
在中国，儒、道、佛、医、武实际上是一体化的，只要真正进入其中一种境界，必然会同时进入其他几种境界，它们在哲学层次上是统一的，因而从根本上讲，儒、道、佛、医、武也都是一种宗教意识，因此儒家学说被奉为国教，从事儒道的人，都是把自己的事业当作宗教来信奉的。在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中，体现出作为国教的孔子学说成为一种正面力量来催人反省和自新。如同拉斯柯尔尼科夫选择了一条索尼娅道路那样，第五代燮王选择了在苦竹山的苦竹寺里度过他的后半生，僧人觉空留给他的《论语》伴随着他。他白天走索，晚上静读。《论语》只有在他失去了国家，开始对自己一生有所追悔时，才显出其意义，在此之前，它只是一本无论怎样也读不完的书。
在先锋历史小说中，常常出现具有儒、道、佛、医、武意识的人物和话语，并依靠这种意识进行忏悔，表明这种忏悔本身在向着中国传统意识回归，向着更高的人的精神境界追求。格非的《边缘》中出现了灯草和尚，但却将古诗，“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作为自己的偈语，以启迪主人公的自悔意识。这部作品中，还出现了徐复观这样一个有象征意味的人物，他既教书，又行医，作为一个代表中国传统意识的人物，他活了九十岁，当他安然去世时，主人公从徐复观的去世和时代变迁的象征性联系中，对时间和历史作出一种深沉的思悟和忏悔。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同的是，先锋历史小说家们不是将宗教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因素，以此来揭示人的愚昧、迷信和盲目。而是将这种宗教因素作为一种向传统回归的理念，体现出对人类历史文化和人性之善的追悟。人类古老的传统文化中，自然包含着许多人类的生存观念和人性向善的初衷，代表着人类一部分理想，这种理想虽不十全十美，但也有它淳朴淡然的一面。正是在这一点，先锋历史小说家们超越了以往的作品。
灵魂的救赎
忏悔意识在西方既然来源于原罪思想，实际上是承认人对自己的罪孽无可逃避，无论原罪还是忏悔，作为上帝的安排，都是一种宿命的表现，因此才产生了忏悔中的人与上帝这种关系的迷惑。陀思妥耶夫斯基围绕人的天性而展开的故事、人物和结构，并未得出关于人的天性以及这一天性与上帝关系的答案，忏悔只是这种探讨不了了之的结局。在这个结局中，完成的是对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奇异描述，而不是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描述。敌意、恐惧、忌恨、病态、情欲、隐私等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人与人关系的疏离化和偶合化特征，映射出人与社会相互毁灭和创造的关系。正象《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意识到的那样，人几乎无法预测命运，更难有效地控制它，也可理解作人无法掌握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人与上帝、人与历史、人与自己之间的一个难题，一种困境，一个宿命，因此人总是力图从中逃出来。人物不是象斯美尔佳科夫一样死于人性的冲突，或者说死于人与上帝的冲突中，就是象阿历克赛躲避波琳娜一样不停地逃避常人幸福所代表的上帝，或者象德米特里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去忏悔罪恶，皈依上帝。实际上，这些人物处于自身人性不同对立成份的冲突中，上帝只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和象征，忏悔和皈依上帝是灵魂获救的方式，也是人性的唯一出路。
作为灵魂获救方式的忏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自我批判和惩罚，即接受灵魂痛苦；一方面是对于自己人性中非理性道德原则的放弃。所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内心的理性道德准则重占上风后，便向索尼娅靠拢。索尼娅道路的实质，是人与自己内心黑暗的对抗，人只有战胜了自己内心的黑暗，才能皈依上帝，而不是皈依上帝之后才去战胜内心的黑暗。
在中国先锋历史小说中，同样表现出人对自己的批判和惩罚，《我的帝王生涯》中的第五代燮王在进入苦竹寺思悟之前，就已经因为自己的罪孽而甘愿自己将自己放逐于比普通人地位还低的流浪艺人中，在遭人鄙视和侮辱的生涯中，在肉体和人格的双重痛苦中，默默体验做帝王而与荣华富贵同时产生的罪孽。
《妻妾成群》中的颂莲在妻妾争宠的斗争中，象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有一种高于人上的欲望，并同样用自己的实验来证明自己的非理性道德准则。他们的实验都失败了，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由于自己内心的道德斗争而失败，失败于自己的人性复苏。拉斯柯尔尼科夫由于杀人而痛苦和悔恨，颂莲由于目睹杀人、由于自己在以性为代表的欲望和权力斗争中的经历、由于无法坚持人对人的残忍压制和迫害而疯狂。
人性的变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探讨“人的天性”时，重在表现人面对天性中善与恶的两重性所触发的痛苦，侧重于情感与心理。重在表现人性从恶向善的变动，忏悔则是这种变动的结果，因此，这种忏悔的历程，一方面表现了人在善恶矛盾中挣扎的痛苦，一方面这种忏悔的发生并不一定由于实际的罪行，而是由于某种意念犯罪，由于人本身邪恶的某种深刻伪装。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捕捉人物潜意识深处的邪恶，善于展示人的意念犯罪，因而与这种罪恶意念相关联的忏悔意识独具深刻性。
《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是一个在善与恶之间变动的人物，如同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是一个在矛盾夹缝中的人物，内心的矛盾性是他的根本特点。他追求肉欲、生活放荡、性情暴烈，内心却藏着正直的秉性，从不违背良心说瞎话。而他的外表行为都是他内心激烈冲突的结果，或者是故意做出的姿态。由于内心深处时时萌动着的恶念，使他认为自己是最卑鄙的恶棍，他承受惩罚，并不是因为他杀死了父亲，而是因为他想杀死父亲，这种深层的忏悔表明他内心善与恶的搏斗。同样，在伊凡的内心也充满着善与恶的搏斗，他清楚事实真相，但洗清德米特里则意味着承认自己有罪，善最终没能战胜恶，因而深刻的良心谴责，使他精神崩溃。这种在善恶之间所经历的选择，始终伴随以情感的痛苦和灵魂的折磨，最终体现出人无法逃避内心的惩罚，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中国先锋历史小说中，忏悔意识主要表现为人性的复苏，即对以往人性泯灭或人性不足的弥补，善的愿望只有在意识到自己人性复归时才自然而然产生。
中国先锋历史小说中的忏悔意识常常表现在善与恶之间的动态的平衡中，它侧重于理智。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中的第五代燮王的罪孽无疑要比卡拉玛佐夫兄弟深重得多，这种人性的泯灭，使他在八年的帝王生涯中，草菅人命。他看着自己的双掌，“掌上印下了干涸的血红色，无论我怎么擦抹也无济于事，我知道那是异常坚固的他人的血，不仅是燕郎和玉琐的，也是废妃黛娘、参军杨松、太医杨栋以及所有阵亡将士的血，我知道它们已经化为一道特殊的掌纹镌刻在我的掌心。”但是这种恶的发生并不伴随着与善的冲突，因而对恶的追悔并不显得那样迅速、激烈。但恶的另一端是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燮王失去了作恶的外部条件而成为庶民时，便渐趋向善，面对自己的深重罪孽，他痛苦悔恨，“为什么死亡的邀请独独遗漏了我？一个罪孽深重十恶不赦的人？”忏悔正是在这样一种善与恶之间的动态平衡过程中完成。格非的《边缘》中，“我”对妻子杜鹃最终的深深眷恋也是在对自己以往铸成的错误的反省中逐渐意识到的。
人格净化与自我平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忏悔意识植根于西方文化深处。一方面，忏悔意识来自西方基督教，基督教的原罪说引导人对自身从行动到欲念，从外在到内心、从肉体到灵魂深处的深层认识。《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从最初选择远离上帝到最后选择皈依上帝的过程中，始终充满着激烈的内心动荡，他的自首表明在上帝的感召下去接受惩罚以赎清罪过，他的忏悔是一种基督教式的自我净化。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信仰傅立叶的伦理思想和情欲学说，傅立叶认为人的情欲是人类天生不变的本性，始终追求的目标，人类情欲的共同发扬，既是个人幸福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但部分情欲的满足和发展则意味着其他情欲的压抑，不仅会把人置于极度的痛苦之中，而且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和不幸，资本主义是人类情欲最不协调的时代。由于它压抑了人类的一部分情欲而使整个社会充满了罪恶，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利益的普遍对立；追求个人欲望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唯一动力，损人利己成了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所以，不论是《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还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伊凡和斯麦尔佳科夫，他们都是在情欲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去杀人犯罪或从欲念上具有一种犯罪情结。而他们的忏悔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对自身邪恶的深刻认识上，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悔过。
中国先锋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同时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在其形式所包含的意识上却具有复杂性：既具有西方现代主义意识，也有传统的中国意识。在内容上先锋历史小说中的忏悔意识几乎是纯粹的中国意识。中国由于根深蒂固的儒、道思想，人对自身的认识远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那样表现得痛心疾首。在中国，一个人并不把追求善、消灭恶这种不可能做到的事作为自己的目标，而是努力在善与恶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在善与恶的流动变迁中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在中国佛家和道家哲学中，所有的对立面都是相互依赖的，它们的冲突永远不会以一方的完全胜利而告终，而总是表现为双方的相互作用。所有的对立面都是两极的，好和坏是同一现象的两个不同方面。先锋历史小说深刻地显示出这种传统哲学所影响的忏悔意识。在格非的《边缘》中，“我”由于逃离了荒僻的枣梨山村，也逃避了妻子杜鹃，最终造成了杜鹃投入宋癞子的怀中，而在“我”被押往劳改农场后，杜鹃为了“我”，又再次忍受了宋癞子的侮辱。“我”对杜鹃的痛苦与恐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我”的忏悔却表现出一种儒家的淡然：“在那样的年月里，正是她身上的耻辱造就了她的贞节，正如我们常常从黑夜之中看到黎明一样。她现在已经无法知道我对她永久的思念。”《我的帝王生涯》中的燮王以儒家的经典《论语》为伴，从儒家对治国治家的道中，去弥补他在童年教育所缺少的必不可少的伦理道德这一课，悟得以道治国平天下，从而对他在少年和青年的帝王生涯既有悔悟，又处之恬淡。
在《我的帝王生涯》和《边缘》中，先锋历史小说作家们是在对历史文化和对人的理想的回忆、想象和深思中，力图通过对历史和自我的无望救赎，来救赎人的理想、救赎人性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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