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相持阶段《群众》周刊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吴蕊蕊
(西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129)
[摘 要] 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军事、经济、政治、教育等均陷入困局，许多中国青年陷入了苦闷、彷徨之中。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大型理论刊物，《群众》周刊始终坚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指导方针，遵循既破又立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灵活采用说理教育、咨询疏导、比较鉴别等方法，从思想教育、精神教育、学业指导、心理疏导等方面对广大青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疏解青年的苦闷心理，培育民族气节，坚定抗战决心，维护抗战大局做出了突出贡献。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抗战相持阶段《群众》周刊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为当前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关键词] 《群众》周刊；抗战相持阶段；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2019年3月18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1]。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事关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工作尤为重要。特别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面对日本的政治诱降，妥协投降论调一时甚嚣尘上，许多青年陷入苦闷彷徨之中。但是，“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2]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唯一一份大型理论刊物，《群众》周刊积极担负起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视听、维国策，培育青年的民族气节，疏解其苦闷心理，坚定其抗战决心。
《群众》周刊于1937年12月11日在汉口创刊，次年10月25日迁往重庆，1946年6月3日又迁往上海，1947年3月被查封。所幸当年1月30日，该刊已在香港出版发行，直至1949年10月20日停刊。该刊先后由中共长江局、南方局直接领导，主编长期由潘梓年担任。抗战相持阶段，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该刊始终坚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指导方针，遵循既破又立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灵活采用说理教育、咨询疏导、比较鉴别等方法，积极开展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解决他们的切身困难，凝聚民心民力，维护抗战救国的基本国策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对《群众》周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研究，只有张红春[3]有关抗战政治动员、周玉顺[4]有关文化宣传和笔者[5]有关全面抗战初期青年宣传动员等研究，仍不充分。本文聚焦于抗战相持阶段，从思想教育、精神教育、学业指导、心理疏导等方面，对《群众》周刊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研究，以期为当今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经验借鉴。
一、思想教育：批驳妥协投降论调，消除思想上的彷徨
武汉失守后，毛泽东即预料到广大民众的抗战信心将大为受挫，认为当前全民族的第一任务，“在于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情绪，坚决拥护……继续抗战的方针，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6]57果不其然，随着东、中部主要城市和交通线的失守，财政经济困难的加剧，加之日本诱降政策的进一步实施，一时间“主和”声浪高涨。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公开发表“艳电”，更使得妥协投降之风甚嚣尘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陷入巨大危机，广大青年陷入苦闷和彷徨之中。
在此危急关头，《群众》周刊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刊发《民族败类汪逆精卫》《主和者就是汉奸卖国贼》《展开反汪派的斗争》等文章，及时揭露汪精卫等“主和派”投降卖国的实质，指出其“不仅为孙中山先生的叛徒，国民党的叛徒，也还是全民族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敌人。”[7]与此同时，这些文章还倡导在舆论上尽量揭穿投降派汉奸活动的罪恶，主张“政府对汪逆应速明令按《惩治汉奸条例》治罪，通缉归案究解”[8]，依国法对其进行严厉惩处；并号召民众积极开展反汪运动，督促国民政府对汪案迅速严厉惩处。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1939年6月8日，国民政府终于明令通缉汪精卫。尔后，反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但汪精卫的投降卖国行径却变本加厉。《日汪协定》曝光后，《群众》周刊随即刊发张闻天(洛甫)的《把反汪运动深入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去》一文，对协定内容进行深入剖析，彻底揭开汪精卫投敌叛国之嘴脸，号召“在各地召集各种反汪的群众集会，解释汪逆及一切妥协投降思想底罪恶”[9]，形成民众反汪反投降的正义浪潮。
同时，《群众》周刊还借反汪运动对国内潜在的妥协投降的思想倾向进行彻底批判。1939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发表《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的讲话，在解释“抗战到底”之“底”时，他说，“我们这次抗战的目的，当然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和日本开始谈判……若恢复了平津，我们再不以外交政治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10]可见，蒋介石“对将抗日武装斗争进行到底，既缺乏信心，也缺乏决心。”[11]面对此种消极局势，《群众》周刊刊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等人的专论文章，道破了当前“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与汪精卫里应外合，有些唱双簧，有些装红白脸。”[12]希望民众擦亮眼睛，认清妥协投降份子的真面目，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今日而与日寇谈和平，就是屈膝投降，中途妥协就是亡国灭种……投降妥协份子的挑拨离间，分裂团结，防共反共，制造内讧，无非是出卖民族国家投降屈服的实际准备。”[13]针对当时疯传的“抗战到底”就是“牺牲到底”、就是恢复到七七前夜的状态、就是使得九国公约发挥效力等荒谬言论，《群众》周刊刊发《何谓“抗战到底”——就是要把敌人打到鸭绿江边》[14]一文，对这些荒诞说辞一一予以驳斥，给妥协投降份子以迎头痛击，申明了中国共产党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彻底抗战主张。
为发挥青年的抗战力量，《群众》周刊刊发《学生们怎样渡过今年的暑假》等文，建议青年学生们应该利用假期，“深入农村，去揭穿汉奸和平的阴谋，暴露妥协份子挑拨国共关系以图分裂抗日阵线的诡计……防止和消灭汉奸思想言论的流传”[15]，以实际行动维护抗战国策、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精神教育：培养民族气节，提升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我双方的军事斗争相对缓和，政治斗争日益加剧。为消除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日本在对占领区青年实施奴化教育的同时，大肆扶植傀儡政权，利用中国内部的妥协投降份子鼓噪日中友善。这使得部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急剧减退、民族气节逐渐丧失，部分青年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也日益淡薄，亟需实施精神教育，强化民众尤其是青年的国家观念，培养其民族气节。
受战事的影响，许多知识青年被迫辍学，那些回到农村青的年获取书报杂志较难，学习难以为继。《群众》周刊不失时机地提醒他们“在环境转坏时，就应从能读的当中选出可读的来读”[26]，告诫他们不要在逆境中犯灰心消极和不顾后果的毛病，努力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谆谆教导他们最重要的是要秉持救亡志愿，致力于救亡工作，一来可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二来有助于彻底解决学习困难的问题，因为“只有救亡目的达到，学习的任何困难也可解决了”[26]。
鉴于青年对于国家和民族具有的特殊意义，《群众》周刊特别强调要将传国之宝——民族气节传给青年，并认为这是抗战建国最中心任务之一。为此，《群众》周刊刊发了《献给中国青年》《鲁迅与中国青年》《培养青年的民族气节》等文，提醒中国青年警惕日本的奴化教育。如《献给中国青年》指出：“他们故意装点我国早已陈旧的封建的历史遗物，发挥其反动的部份，极尽其麻醉与毒害的能事，务期迫使我国青年思想由落伍倒退而走到反动的道路。这是中国青年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中所遭遇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敌人。”[18]
不仅如此，《群众》周刊还号召青年以鲁迅为榜样，因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19]698，激励青年“揭穿和防止日寇汉奸的毒计和发扬‘一二九’时代为‘思想自由’而奋斗的勇气”[18]；取法鲁迅先生为中华民族公共的幸福而“仗义执言、毫不姑息、毫不妥协、绝不投降、斗争到底、至死不改其宗”[20]的精神；“立志作历史上的陈蕃，作历史上的陈东，因为他们是有骨头的、有正气的、有气节的民族英雄。”[21]激励青年继承中华民族的精神，高扬传统的民族气节，养成一种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牺牲精神、耐苦精神、自尊精神，坚决地站在尽忠报国的阵线上打击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民族罪人，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努力奋斗。
对中国青年和中国革命来说，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意义非凡。每年的五四、一二九纪念日以及国际青年节，也是对青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时机。在抗战相持阶段，《群众》周刊充分借助这一时机，发表《世界青年与中国青年的使命》《献给知识份子》《“五四”告大后方青年》《五四当年与今日》《“五四”与妇女运动》《日本法西斯铁蹄下的青年运动》《发扬“一二九”救国运动的精神》《国际青年与中国青年》《今年的国际青年节与中国青年运动》《国际青年节与中国青年》《国际青年节与中国青年的任务》等系列文章，追忆中国青年在捍卫国家主权、保卫国家领土完整中做出的杰出贡献，对比当下民族独立国家与各被侵略国家的青年处境，号召广大青年团结起来，为消灭法西斯、赢得民族独立而英勇战斗。
车体结合复合材料成型工艺的特点，按模块化设计思路，将传统金属车体的车顶和两侧侧墙进行整合，整个车体分为U形车身、底架(含牵枕缓、边梁和端梁)和端墙3个主要部件(见图5)，充分发挥了复合材料可设计性强、整体化程度高等优势。各大部件之间用抽钉或螺栓连接，并用密封胶密封。
三、学业指导：关注学习问题，解决实际困难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广大青年深陷各种烦恼之中，“对苦闷的生活感觉不满，对自己的前途异常忧虑，对国家的时局表示沉闷甚至悲观。”[27]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妨碍抗战大业的顺利推进。为疏解广大青年的苦闷心理，《群众》周刊不仅从理论层面对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进行探究，还设法寻找解决的办法，比如用惨烈的事实教育广大青年，促使他们早日从消极颓废的情绪中醒悟过来。
MSBR工艺进行处理的初期，污泥的浓度大约在1500mg/L，而出水系统中溶解的氧维持在2mg/L，这样各项指标都基本属于正常范围。当污水处理系统稳定的情况下，预沉淀的时间为1h，但是预沉淀时间较短会引起过高的出水悬浮固体（SS），也涉及因此需要将其时间延长，延长之后的出水SS量比较低，并且沉淀后的上部水比较清。随着MSBR工艺的不断进行，污水中的污泥也逐渐有了活性，这样沉降的效果更好。沉降时间的增加使得出水时间延长，这样水流容易带走污泥，从而影响到出水SS。
针对这种现象，《群众》周刊坚决反对“填鸭式”教育，强调当时中国需要的不是“木乃伊”，而是认识国内外时势，把握了一种专门学问，活泼、积极、进取的抗战青年。继而努力使学生觉悟到自己才是学校的主体，“为了同学们的自身的前途，为了抗战，为了国家民族，你们不能够看轻自己”[23]，积极唤起其主体意识。在此基础上，《群众》周刊鼓励学生在合理安排学习时间的同时，自觉结成课内、课外学习组织进行集体研究，这样既可提升他们自学的效果，又可以“利用这种自觉的组织力量，来争取那些切合现实抗战课程的实施”。[24]并建议他们充分利用文艺宣传、民众教育等途径唤醒那些对抗战不太热心的教师和消沉颓废的学生，助其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地位和责任，为改善学校教育的缺陷和不足贡献力量。
这一阶段，许多学校仍然延续以往的“填鸭式”教育，学生每天“除了上课六七小时，还有全校训话，分班讲话，集团谈话，小组会议”[23]，繁重的学习任务让青年透不过气。而所学课程与抗战现实的严重脱节，更使进步青年深感抑郁。正如建光在《群众》周刊读者来信中所说的那样，“学校里的课程与整个环境是有不少的弱点同缺点，与目前抗战建国所急需和重要的知识是相隔着。”[24]这种与抗战脱节的学习环境，致使许多进步青年索性选择离开，而不再读书。进步青年的离开，更加剧了学校里的死寂空气，在校教师和青年学生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的现象更为突出，甚至还有部分教员鼓吹汪精卫之流的“中国必亡论”。面对此种景象，一些进步的在校学生忍不住慨叹：“我们的爱国热心在沸腾着，在被压制着，我们的热忱，已被抑制成为午夜的咽呜血泪，我们的青年锐气，磨到了只剩叹息。”[23]
(3) 模块数据管理.设备模块是组成设备的基础,在设计过程中充分利用现有模块资源,是降低设计成本,提升模块化效益的保证.为了使设计人员能快速检索并选用合适模块,建立模块库是简单而有效的方法.通过定义模块特征属性参数及模块间约束关系,利用检索规则进行模块检索.
孙子认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同样，在篮球场上的每个对手都是强中有弱，弱中带强。但是这些队的强弱都是相对的并互相转化的。这就要求在比赛中善于发现对方弱点，并利用对方的弱点，以已之“实”，攻彼之“虚”。
同时，《群众》周刊还刊载了《国际青年节与中国青年的任务》《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朝鲜青年》《共产青年团员是保卫祖国、保卫幸福、保卫自由的前线战士》《日本法西斯铁蹄下的青年与青年运动》等文，一方面揭露日本对其征服地区青年的残酷压迫，如强迫青年应征入伍、实施所谓“思想保护观察法”，抑制其反日思想等事实；另一方面对苏联、朝鲜、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青年运动予以高度肯定。如《日本法西斯铁蹄下的青年与青年运动》一文就不失时机地指出，“这些事迹告诉一切被法西斯铁蹄蹂躏的青年，如果屈服，如果不奋起抵抗，就只有忍受长期更深的痛苦，如果斗争、反抗，就会有光明。”[31]以当头棒喝的方式，试图促使陷入苦闷的中国青年警醒，帮助他们早日摆脱颓废消沉的状态。
《群众》周刊特别提醒青年们，在抗战相持阶段，大家既要“能够看到事情的困难、复杂而需要持久努力的具体情况，同时也看到未来光明和胜利的前途。”[18]只有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而陷于苦闷烦恼甚至悲观的深渊中，也不致使急躁孟浪、缺乏耐心而遭到不必要的阻碍和损失，为缓解青年的苦闷心理提供了良方。
中国共产党早已意识到民族精神在抗战中的重要性。1938年11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案，即将“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决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16]751作为中华民族当前的紧急任务之首。在1939年3月国民政府发起精神总动员运动后，《群众》周刊刊发了《对精神总动员应有的认识》《全国总动员与精神总动员》《两个精神总动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等系列文章，指出“加紧精神动员，粉碎敌人的挑拨分化的阴谋，以巩固对抗战的决心，对胜利的信心，对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以反对投降妥协，反对悲观失望，反对破坏团结，反对民族的妄自菲薄，这对于坚持抗战、巩固团结、争取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17]同时，强调在精神总动员中要注意提高民众尤其是青年的民族气节，高度发扬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认为“如果对自己的民族妄自菲薄，总觉得别人的都是好，自己的都不行，如果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力量没有足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那么要坚持抗战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是不可能的。”[17]
1月，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与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恒天工程院智电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将共建恒天新能源大轿车项目，联合高校研发资源，打造中国自主品牌的高端纯电动商务车。开发区还将借助此项目建设新能源汽车研究院，打造集智能系统、电源系统、动力系统、中试基地、整车集成等于一体的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恒天新能源大轿车项目是中国工程院科技体制改革创新试点项目，由中国工程院牵头，国有独资大型中央企业集团中国恒天集团为承载主体，打造中国自主品牌的高端纯电动商务车。
四、心理疏导：双管齐下，积极疏解大后方青年的苦闷心理
在抗战相持阶段，由于部分先进青年投笔从戎，加之国民政府极力控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一切广大中国民众本应该享有的神圣权利，使得广大青年，“都失去了抗战初起时那兴奋活跃，而陷于抑郁消沉。”[22]596-597对于广大青年面临的实际困难，中共中央予以密切关注，并积极为其排忧解难。
为使青年苦闷的现状得以彻底改观，《群众》周刊专门登载《世界青年与中国青年对时局的使命》《克服青年当前的苦闷》《“五四”告大后方青年》等文，对青年苦闷的表现、原因及其应对策略进行深度探讨，指出抗战相持阶段的整个环境和青年自身需要得不到满足是其苦闷的主要诱因。这一阶段，中国军事、经济、政治等均陷入困局，妥协投降空气此起彼伏，不可避免地导致青年学生对抗战前途缺乏信心，对国家民族的未来表示怀疑，对自身的出路疑虑重重。与抗战脱节的教育、学生社会救亡活动的被限制和极其清苦的物质生活，加剧了青年的颓废和苦闷。要改变这种现象，不仅需要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力争形势的好转，更需要青年自身振作精神，努力奋斗[28]。《群众》周刊呼吁广大青年一定要坚定意志，尤其是在革命浪潮低落的环境中，“更应该站住脚跟，不为泥泞所陷倒，不为困难所吓退。”[29]同时，《群众》周刊也提醒他们要加紧学习，因为“中国本来是个科学贫乏的国家，如果不急图挽救，反每况愈下，那末青年就无从去掌握指导革命的先进理论，也无从去掌握国家建设的科学与技术。”[29]尤其重要的是，处于战时的中国青年“应该加紧学习军事，为的是抵抗日寇，驱逐日寇争取抗战的完全胜利。”[30]为此，吴克坚建议青年应该“采取适当的时机与方法，争取青年学生本身迫切要求底改善与教育团结和组织大多数青年”[28]，形成有组织的强大力量，为迎接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做好准备。
市场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和吸引水务建设与管理的社会参与。但是水市场的作用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部分水资源和水服务的有限领域能够进入市场并且受到水的流动性、多用途性和公共性的诸多限制。世界银行曾经对国际水市场经验做了总结，发现水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较为苛刻，至少有9个方面。很多学者的研究也佐证了该结论，如卡尔·鲍尔的研究指出：水市场的运作相当复杂，其发展受制于法律规则、政治选择、制度安排、经济和地理条件、以及文化因素，所以对水市场应持谨慎和适当的预期。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学校的管控，对阅读《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解放》等中共主办的报刊的学生予以严密监控。针对此种畸形现象，《群众》周刊在信箱栏目中斥责其与团结抗战的宗旨不符，是荒谬不合理的。同时也指出，“这些现象只是少数顽固份子的行动，只是抗战洪流中的一股逆流”[25]，建议青年学生一方面“向地方的开明人士申诉，请求他们援助，发动地方的舆论来制裁这些行动”[23]，另一方面要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有计划地灵活地在校内校外组织抗战书报的阅读。
2.住房建设和消费拉动相关产业发展。房地产发展涉及的行业多、范围广，带动效应明显，对不同行业的带动效应不同(见表1)。
对于初入作文之门的孩子，兴趣的培养是关键。一些别具匠心的训练方法既能培养学生的兴趣，又能让他们的作文得到有效的训练，消除对作文的畏难心理，激发他们写作的欲望和灵感。
五、《群众》周刊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点
纵观抗战相持阶段《群众》周刊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发现其指导方针、遵循的原则、运用的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指导方针顺应时代需要，契合青年诉求。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曾发起过一场读书运动，强调读书是建设国家的“第一义”，号召民众尤其是青年读书救国。在国难临头的特殊环境中，要求青年不闻时局，闭门读书，显然背离了时代的需要，因此不为多数青年所认同，仅仅两年就归于沉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随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东、中部大城市的沦陷，大批知识青年涌向后方。一些人忌惮青年抗战组织的发展壮大，担心他们的活动会影响到国民政府的统治，于是老调重弹，大唱所谓“本位救国”和“读书救国”，让广大知识青年“勿谈政治”，闭门读书，谋图剥夺广大青年投身抗战，为国献身的自由，使他们深感抗战无门，报国无望，陷入苦闷抑郁的泥潭。
中国共产党深晓中国抗战的艰苦性和长期性，深知欲获得最后的胜利，必须坚持全民抗战和持久抗战，作为民族脊梁的青年理应成为抗战的中心力量，因此一贯主张建立抗日青年统一战线。抗战相持阶段，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唯一大型理论刊物，《群众》周刊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批驳“读书救国”“本位救国”等荒谬言论的责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顺应时代需要，契合青年诉求，犹如黑暗中的灯塔，为战时广大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大大疏解了他们消沉苦闷的心理，自然也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回应。
第二，既破又立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有助于消除广大青年思想上的迷雾，唤醒他们的抗战意识。在抗战相持阶段，形形色色的投降妥协言论不绝于耳，悲观失望的大环境对青年抗战热情的消极影响不言而喻。因此，《群众》周刊便以揭露汪精卫等人的投降卖国实质为着力点，以此驳斥他们假和平，真投降的丑恶嘴脸，并借助反汪运动对国内暗藏的各种妥协投降思想进行彻底批驳。在抗战胶着的十字关头，《群众》周刊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对妥协投降份子及其论调的严厉抨击，犹如一阵清风吹散了重重迷雾，使“战则存，不战则亡”的抗战思想深入人心，坚定了广大青年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在批驳错误言论的同时，《群众》周刊也对那些有利于抗战的政策及行为予以坚决地支持。抗战进入僵持状态，民族精神、抗战意识的强弱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群众》周刊坚决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会议精神，提醒广大青年警惕日本的奴化教育，呼吁其向鲁迅等有风骨、有气节的民族英雄学习，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同时，《群众》周刊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对于国民政府发起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表达坚决响应的立场，号召广大青年民众积极参与。
在和平论调时而起伏的相持阶段，《群众》周刊既破又立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不仅抨击了妥协投降言论，更为唤醒广大青年的抗战意识、提升他们的民族精神贡献了不容忽视的力量，也为抗战后期中国军队的战略反攻储备了丰厚的人力资源。
第三，对说理教育、咨询疏导、比较鉴别等方法的灵活运用，引起了广大青年的共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抗战相持阶段，《群众》周刊充分利用自身的宣传优势，对广大青年进行说理教育，教导他们认清形势，明晰自身的义务与责任，做自尊自强有为的优秀青年，为抗战的最后胜利贡献力量。对于广大青年在思想上、学业上、生活上遇到的困惑，《群众》周刊在信箱栏目中予以反映，并附以适当的建议。此种咨询疏导法的运用，在解惑释疑的同时，也拉近了与青年之间的距离，易被接受。理不辨不明，事不鉴不清，在纷乱的局势中，为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认识，《群众》周刊将自由民主国家的青年与法西斯铁蹄下的青年进行了对比，将各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青年运动进行了梳理，引导广大青年发挥自身的能动性进行比较鉴别，进而认清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提升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积极性。
抗战相持阶段，随着战事节奏的放缓，投降论调的风行和国民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影响，广大青年倍感沉郁。为扭转此种不利局面，《群众》周刊刊登文章，尽心解决青年在学业上的困难，积极疏解他们的苦闷心理；严正批驳妥协投降论调，尽力消除青年思想上的迷雾；竭力培养广大青年的民族气节，强化他们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此举不仅是治愈广大青年消沉抑郁的良药，更犹如一剂强心针，唤醒了广大青年抗战的意识，为凝聚抗战力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收获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政策的理解和认同，继而升华为对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支持和追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广大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逐渐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据统计，从1937年2月至1939年底，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共招收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知识青年16144人[32]。尔后，国民政府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封锁，广大青年奔赴延安的道路受阻，困难重重。即便如此，到1943年底，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仍达到4万余人之多[33]279。这不仅佐证了抗战相持阶段《群众》周刊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也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2]
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34]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日双方斗争的焦点转化为民族精神和意志的较量之时，《群众》周刊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疏解青年的苦闷心理，培育民族气节，坚定抗战到底的决心、争取最终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正确适宜的指导方针、既破又立的教育原则和多种教育方式的灵活运用，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可以为当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入开展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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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学生们怎样渡过今年的暑假[J]．群众，193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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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梁漱溟全集(第6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23]当前的学校教育[J]．群众，193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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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罗平汉.燃烧着希望和热情——大批知识分子奔赴抗日根据地的原因分析[J]．理论视野，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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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4-24
[作者简介] 吴蕊蕊(1982—)，女，河南济源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 G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307(2019)03-0037-07
[责任编辑： 王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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