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经济学：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学科论文,边缘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语言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美国是现代人力资本论的发源地。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家J·R·Walsh首先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 向传统的价值观念挑战。在“把资本的概念应用到人的身上”（
CapitalConcept Applied to Man）一文中，他首次采用“费用、效益”的分析方法，分析不同教育程度学生个人的教育费用和毕业后因能力提高收入增加的情况，得出各级教育的收益率，回答了上大学或高中是否值得的问题。他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靳希斌，1995：18）。
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T·W·Schultz 和G·S·Becker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展开了对人力资本的研究。Schultz 于1959年发表了“人力上的投资”（Investment in Man）一文， 认为人力投资是战后许多国家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并指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素质的改善。Becker“主张资本概念的扩展性和普遍性：主张把有效的理论作为‘预测’未来的工具，而不只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一种文字描述”（靳希斌，1995，21）。1964年，Becker在“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一书中指出“人们为自己或孩子支出各种费用， 不仅是为了现在获得效用，得到满足，同时也考虑到未来获得效用，得到满足。而未来的满足可以是货币的，也可以不是货币的”（靳希斌，1995：22）。在他们的研究方法上，既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的私人开支看作是对提高孩子生产力的投资，但并不否认教育也是一种传播文化、传统、道德的消费行为（余明德，1995）。
Schultz和Becker 为创立和发展人力资本理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分别获得了1979年和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进展为教育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经济学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语言经济学就是其中之一。
语言经济学（Economics of Language ）最早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Jacob Marschak（1898—1977）于1965年提出。他特别喜欢研究人们未涉足的经济领域 （economics of uncertainty）。他自称是语言学的门外汉，但他却在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研究时揭示了语言具有经济学本质的东西：价值（value）和效用（utility）；费用（cost）和效益（benefit）。 他认定经济学与探求语言方面的“优化”（optimality）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Jacob Marschak的研究在当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无疑是他揭开了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序幕。
受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影响，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最初集中于北美。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移民国家，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新移民进入。为了帮助新移民融入社会、进入劳务市场和有利发展国家经济，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每年都必须投入一定资金，
用于发展双语教育
（bilingual education），因而， 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相对集中于从经济学角度评价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如Thomas Thorburn 的“语言规划中的费用—效益分析”（1971），Timonthy Reagan 的“语言经济学：语言规划的含义”（1983），Francois Vaillancourt 的“语言经济学和语言规则”（1983），Ridler和Pons－Ridler的“加拿大语言政策的经济学分析”（1986）， Jonathan Pool的“官方语言问题”（1991）等。由于许多研究是以加拿大魁北省的双语教育（英语、法语）与发展经济的关系为对象的，因而很多论文同时用法语发表，其中以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经济学教授Francois Vaillancourt的著述最丰，最具代表性。他在“从经济学角度看人口语言趋向和加拿大的双语制”（1989）一文中较系统地概述了语言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近年来，他又发表了多篇力作，如“多语现象经济学：概述与分析的理论框架”（1997）和“官方语言的经济费用与效益”（1998）等。
受北美研究的影响，欧洲学者在语言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自90年代初以来也掀起了热潮。瑞士是一个使用多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的国家，对操双语者的经济收入方面的研究与加拿大方面的研究有些相似，但研究规模相对小而分散。最突出的代表是瑞士日内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Francois Grin。 他在“欧洲的语言经济学研究：新近成果及其与加拿大的关系”（1996）一文中指出，欧洲研究不只局限于语言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而更强调语言和经济的互惠互补作用，指出语言环境也是经济力量影响所造成的。因而研究涉及到少数语种使用的存在、扩大或消亡的问题。
除欧美外，世界各地也有不少学者陆续加入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行列，研究者也不再局限于经济学界，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界语言学界和外语教育界的人士也表现了强烈的兴趣，如澳大利亚的Stanley（1990 ）等人的“国际贸易与语言能力的关系”，新加坡的Kuo和Jermuded（1993 ）的“从宏观和微观社会语言学的调控看语言管理”和牙买加西印地大学英语教师Monica Taylor（1996）的“牙买加与英语经济学”等。 我国最早向读者介绍语言经济学的，据我所知，是语用学家何自然教授，他在《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一书中，在论述社会语用与经济关系时，曾概述过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一些基本观点。此外，祝畹瑾（1992），戴炜栋（1993）和高一虹（1998）等学者也在有关著述中谈及“语言与经济”的问题。
二、语言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
从其产生的背景来看，语言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西方人力资本学说和教育经济学。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 “所谓人力资本，指的是凝集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它对生产起促进作用，是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也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勒希斌，1995：24）。可是，劳动者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教育和训练得来的，是通过投资的方式得来的。人力资本理论将生产要素划分为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认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部分，这样，教育和经济之间产生了密切的关系。
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者在吸收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使语言与经济的关系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初步建立了语言经济学这门学科。主要理论观点概括如下：
1.语言本身是一种人力资本
把语言界定为一种人力资本，这是语言经济学家的创举。
F·Vaillancourt（1998 ）指出：“如同通过工作经验或通过诸如数学和历史学科正规教育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一样，语言本身也是一种人力资本”。然而，语言这种人力资本又不同于知识和技能，它既有先习得的母语（mother tongue）也有后习得的第二语言。 通常“前者是不能自己选择的，即使父母操不同的语言，但大多数父母都只选择其中一种语言作为孩子的母语。孩子通常（不是绝对）通过习得的母语来接受学校教育和获取其他有用的知识”（何自然，1997）。显然，孩子如果想学会各种各样的其他技能，那么获得完整的语言人力资本（理解和使用语言能力）是必不可少的。语言作为人力资本之一，能使人们获得知识和技能，这表明语言就是人力资本生产的一种经济投资，成为获得其他人力资本（知识和技能）的资本。实际上语言作为人力资本也被用来补充和取代其他类型的人力资本。所谓补充，是指人们通过语言这一工具学会其他知识和技能来服务于雇主、家庭和社会；所谓取代，则是“指人们直接利用自己不断完善的语言知识和技能来从事与语言有关的（如编辑、出版和翻译等）工作”（何自然，1997）。
2.学习第二种语言（或外语）是一种经济投资
语言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决定学习第二种语言（或外语），甚至让自己的子女从小就学习第二种语言（或外语），部分原因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 即考虑到学习第二种语言（或外语）的“投资费用”（thecost of the investment ）和学成语言后的“投资预期效益”（theanticipated benefits of investment）。所谓部分原因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因为非经济因素方面的考虑，如个人学习语言的天赋，希望保留或寻回自己“民族的根”（ethnic roots）等也可能影响一个人对学习何种语言的选择。学习第二种语言（或外语）作为一种经济投资，其费用取决于学习该语言所花去的时间、学费、学习用具以及训练期间所放弃的收入；而其效益则取决于学习者学成该语言后使用该语言的时间的长短和应用该语言的广泛程度。
3.语言的经济价值有高低之分
“语言不分大小，也不论其通用程度如何，都能为使用者的经济利益服务”（祝畹瑾，1992），但其经济价值却有高低之分。某一特定语言的经济价值的高低取决于该语言在各种任务、各种职业和各部门活动中的使用程度， 而其使用程度又受到对该语言的供求法则（the
lawof supply and demand）的支配。Vaillancourt（1989）认为在劳务市场中，对一种语言的需求取决于雇主的选择，而雇主的选择却不尽相同，主要根据雇主本人的语言技能，他们在市场中使用何种语言和他们进行技术投入时使用何种语言来决定。语言供应方面任何时候都是相对稳定的，这是人们先前基于该语言的预期价值（the anticipated value ）而进行投资的结果。语言的预期价值比起反映社会逐步发展的规律来可变得更快。总的来说，只要语言能在劳务市场上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需求，便会取得不同的经济效益。受雇者的语言熟练程度越高、经验越丰富，其身价就越高。
4.语言的经济效用取决于诸多因素
某一语言的经济效用（utlity）取决于该语言在不同市场上的使用程度，包括在劳务市场上是否急需；在私人和公共消费市场上的应用多寡；在人际交往中是否常用等。在某一特定地区内，使用某一特定语言的个人和机构的数量——即使用该语言的密度——是决定该语言经济效用的首要因素。
三、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从根本意义上讲，语言经济学是研究语言与经济相互关系的一门交叉边缘学科。从产生的基础来说，语言经济学隶属于经济学，因而其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学的影响。
F·Grin于1994 年曾给语言经济学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式，它把经济学通常的概念和手段应用到研究存在语言变量的关系上，尤其（但不是仅仅）对那些经济变量传统上也起作用的关系感兴趣。”后来，他又指出。“下此定义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经济学的特点不在于它研究的话题（topics），而在于研究那些话题所采取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经济学的论证推理方法应用到语言问题上就成为语言经济学的一部分”（Grin，1996）。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大的方面可分为实证研究（positiveresearch）和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两种。实证研究借助现代数学方法，通过计量分析，力求客观回答经济现象“是什么”（Whatis ……），针对某一经济事物的现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决策和方案，但它企图超脱主观的价值判断，不回答应该作出那种选择的问题。相反，规范研究却把一定的价值判断作为出发点，力求回答经济活动“应该是什么”（What ought to be…），针对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提出什么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因而带有根据某种原则规范人们行为的性质。
语言经济学既象自然科学一样是一门实证科学又象一般社会科学一样是一门规范科学。由于语言问题的复杂性，实证研究有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由于计量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导致错误的结论。而规范研究由于人们立场、观点和观念的不同，对同一经济事物有迥然不同的意见和价值判断，结果可能导致不同的学者对同一问题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相统一，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和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的相统一，是语言经济学最可取的研究方法。
语言经济学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北美的学者所采用的费用—效益分析法有较多的借鉴价值，如F·Vaillancourt（1998 ）在分析官分语言的经济费用和效益时，认为对于任何一个认真实行双语制的国家来说，确实增加了运作上的费用，这些费用在不同程度上包括：与规模经济有关的费用（如某些公共体制的重复），翻译（含口笔译）的费用，义务教育期间及其后的学习第二语言的费用等，而这些费用的大小跟国家的人口总量、两种不同语言族群的地理分布、两种语言的近似程度、外国产品供应商只使用A或B其中一种语言现象的存在等可变因素相关。人口总量大，推行双语的人均费用就低；操A语言或B语言的人地理位置越相对集中，双语的费用就越低，因为那实际上是两个单语社会；两种语言之间越近似，翻译的费用就越低，因为翻译人员供应方面越多，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费用就越低。至于官方语言的效益，Vaillancourt把它分为个人效益和集体效益两个方面。个人效益不是指操双语者和单语者收入之间的差异，而是指多项研究表明的，学习双语对促进思维认知功能、发展智力方面所产生的正面积极的影响，懂双语的儿童在社交环境中显得比操单语者更加灵敏。至于集体效益，一个双语国家若两种语言都应用于对外贸易的话，其进出口贸易的机会比只使用单语会增多。此外，两种语言也使这个国家成为接受更多未来移民的移居地。再说，双语制在某些方面有利于保持一个省的继续存在而不是变成两个省，这样，一个无论在人口、面积和总产值都更大的省其结果将会给成该省的两个语言族群带来更大的效益，包括经济规模和谈判实力等。总的来说，效益是否大于费用呢，那就得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比较分析法也是语言经济学校常用的研究方法，如将操单语和操双语的雇员在不同年份收入进行比较。Vaillancourt（1989）把操单语（法语）雇员1980年的平均收入（＄8，801）作为参照类，而同期操双语音（法、英）的收入为＄11，195，比较得出参照率为1.27， 即操双语者的收入比操单语的收入多出27%。比较分析法可以应用的范围较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那些能说明投资学习第二种语言与收益的关系、第二语言（外语）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比较才具有研究意义。
四、语言经济学在我国的研究前景
虽然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它却有着无限的生命力。
各国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决定了语言经济学这一学科在不同的国度里有不同的研究方向。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尤其北美和西欧，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国情，目前至少可在下列几个方面开展语言与经济关系的研究：
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外语教育投资看成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微观（学校）和宏观（社会）两个方面研究外语教育投资的内部经济效益和外部经济效益。外语教育投资的内部效益包括从学制、管理、课程设置、教师培训、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探索如何按经济规律办事，多快好省地培养各类外语人才，使投资带来最优效果。外语教育投资的外部经济效益则着重研究外语教育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关系，运用语言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研究我国外语教育的历史与现状，评价国家或地区的外语教育政策，为促进外语教育事业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而制定外语教育发展规划。
这方面可研究的题目如：
（1）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看我国的外语教育；（2）外语教育与经济开放区域的经济发展；（3）儿童英语教育的费用效益分析；（4）从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看大班教学的经济学意义；（5 ）语言实验室的经济费用与效益；（6）社会力量办学与外语教育；（7）“英语语言村”（English Town）的费用效益分析；（8）知识经济与外语教育；（9）多媒体英语教育软件——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10）外语人才市场分析。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运用语言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大潮影响下所出现的“双语”现象，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语言变化的关系，如“普通话南下”、“粤语北上”和持久不断的“英语热”等。
这方面可研究的题目如：
（1）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看我国的“双语”现象；（2）从经济角度看“外语热”；（3）英语在我国的经济价值；（4）汉语的潜在经济价值预测；（5）外资企业中方雇员收入调查与分析；（6）外语培训与留学、移民、劳务输出调查与分析。
从社会语用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研究人们在商业经济活动中使用语言进行广告宣传、商品命名、商品说明、贸易洽谈等方面如何做到准确和得体，以期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这方面可研究的题目如：
（1）社会语用与经济；（2）外语语用能力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通过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我们可以不断拓展研究范围，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新的探索，逐步建立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经济学。
当今世界经济正在走向以知识、信息为基础、为资本的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谁拥有的知识多，谁就能占领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他的《大趋势》一书中富有远见地对美国人说：“要想真正取得成功，你必须要懂三种语言：流利的英语、西班牙语和电脑语言”。针对我国的读者，桂诗春教授（1996）把这三种语言概括为“流利的母语、一门外语和电脑语言”，并指出这是人类进入21世纪的基本要求。西班牙语是美国人的第一外语，中国人的第一外语则是英语。
人力资本在社会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已为西方经济学界所确认，语言本身是一种人力资本，学习第二种语言或外语（尤其是世界通用语种—英语）这一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获取更多的知识和信息，获取更多的人力资本，并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和经济就建立了一种必然的联系，因此，“语言与经济”也必然成为我国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这一历史时期的热门科研课题。
20世纪语言经济学的研究队伍基本上是经济学家，由于受知识结构的限制，使得该学科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语言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性边缘学科，它要求研究起码应该是既了解语言科学又通经济科学或者是两方面人员的密切结合。我国的国情呼唤更多的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工作者加入到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行列中来，使其在发展中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交叉学科。这正是笔者写此文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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