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要矛盾论文,事变论文,中国社会论文,九一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中原大战后，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也在不断加剧和进一步激化。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继续上升，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并开始下降。但此时，民族矛盾的份量还没有超过阶级矛盾，到西安事变前，阶级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超过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及全民族抗战的发动，成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突出标志。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它矛盾都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是近几年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许多学者从抗日战争的起点和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着眼，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在以往研究“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中，有两种观点或提法比较流行。一种观点是主张“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开端说的学者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另一种观点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了，阶级矛盾下降了。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恰当的。如是说，就无法解释“九一八”事变后到华北事变前，国共两党更加尖锐激烈的斗争，无法说明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的正确性与根据地发展的必要性。我们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变化的标志就是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上升了，突出了。由于这一变化，刺激了国内矛盾的变化，形成了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随着民族矛盾的扩大和发展，阶级矛盾也在不断加剧和激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一段时间内同步增长；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继续上升，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并开始下降，但民族矛盾的份量还没有超过阶级矛盾，只有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使国内矛盾大幅度下降，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和国内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及全民族抗战的发动，成为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最重要标志。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阶级矛盾和党派矛盾等都是围绕着抗日而展开的，是次要的和服从的矛盾。
一
中原大战结束后，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集中表现为“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①]。从“九一八”事变到国民党对红军第五次“围剿”结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发生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虽然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中突出出来，但还没有上升为主要矛盾。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也在进一步激化，二者呈同步增长趋势。中国社会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情况。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开始。自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奉行其大陆政策，企图灭亡中国，霸占全世界。“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从中华民族与各帝国主义的矛盾中突出出来。这一矛盾牵涉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不管国内的任何阶级、政党、集团和个人都要受到它的影响。但是由于这一矛盾还刚刚上升，又发生在东北地区，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国内社会矛盾的地位。尤其是从1930年下半年，中国两大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处在尖锐对立的状态，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连续不断，成为这一矛盾的突出表现形式。其它社会矛盾的发生及发展都要受到这一矛盾的制约。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也要随着国共两党矛盾的变化而发展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正是趁国共两党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战争进行的紧张时刻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并趁机在短时间内就占领了整个东北。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出于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本性，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推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入敌手。国民党蒋介石的这一叛卖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人痛心不抵抗主义的失策，急欲以有效的方法，鞭策政府，收复失地。”[②]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松对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而缓和内部的矛盾，并做出一些“统一”“御侮”的姿态，以便谋求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和支持。国民党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各派先后在南京、广州、上海分别召开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日本的侵略表示了愤慨。但是，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国联”的调解上，而没有做出真正抵抗日本侵略的表示。与此相反，他们仍然都把“剿共”做为最重要的任务，继续执行其“剿共”的基本国策。不可否认，在上海抗战的紧张时刻，蒋介石和汪精卫也表示过抵抗，并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洛阳，制定了所谓“全国防卫计划”。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并非真要抵抗。他们企图通过让步妥协来换取日军的停止进攻。国民党之所以急于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对日本让步，就是因为他们要实现“先安内而后攘外”的目的，把共产党和红军看作是比日本侵略者威胁还大的敌人。蒋介石回忆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二十万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警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即于6月18日，在牯岭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计划，决定先从肃清豫鄂皖三省匪军着手”。[③]“安内攘外”成为国民党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外矛盾的基本方针，并且长期坚持不变，直到西安事变的爆发。
“九一八”事变后，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迅速。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政治影响和威望越来越高，在全国政治力量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力量的发展壮大，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这样就使得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本来已经尖锐对立的矛盾更加紧张激化。当然，从绝对数量上来看，敌强我弱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改变，红军和苏区仍然处在国民党和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在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④]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各地红军先后离开根据地，向附近的中心城市进攻，从而引起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巨大恐慌，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围剿”。第四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使国共两党两败俱伤，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坐收渔利，趁机扩大侵略规模，继而攻陷山海关，向热河进犯。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发表宣言，“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从此以后，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越发猖狂；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发高涨。”[⑤]面对着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全国各党各派和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正是处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复杂和矛盾情况下的一种反映。
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他们感触最深的是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入敌手，而自己却遭到了反复的“围剿”和频繁的镇压。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最紧迫的任务是不断打破敌人的进攻和“围剿”，在战争中求生存，在生存中求发展。这种决策，是以把国民党和蒋介石当作主要敌人为前提的，必然与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发生矛盾。所以中共中央从1932年开始便把民族战争和革命战争结合起来，通过革命战争来扩大民族战争，通过打败国民党来实现抗日。这种认识，一直到1935年底没有改变。而且随着国民党“围剿”规模的扩大愈益深刻，形成了“反蒋抗日”的基本方针。在反第四次“围剿”中，中共中央曾指出“整个说来，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实已成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劲敌。在目前广大群众贫困破产及民族危机的环境中，它已成了赤化整个中国的伟大的革命因素。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之尖锐对立，正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也就是中国两个发展的前途的斗争，这一斗争在目前已经进入了残酷的长期国内战争和决定胜利的战斗阶段。正因为这样，国民党不惜出卖国家，出卖民族，集中一切人力、财力，在帝国主义直接援助之下，来（反）对这所谓‘心腹之患’”。[⑥]
在民族危机的情况下，掌握政权的国民党理应率领全国人民奋起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但它却采取了相反的政策，不惜多次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集中全力打内战，对红军和根据地进行反复的“围剿”。正如毛泽东指出：“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争一次比一次激烈。”[⑦]“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⑧]所以，从中共党史和革命史角度，称1927—1937年间的历史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或“十年内战史”是有道理的。
应该肯定，当时的中共中央采取的反对蒋介石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只是所采取的一些策略是错误的。1937年中共中央曾指出：“一九二七年党的八七会议以来，一贯执行的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时以来的国内国际环境要求我们执行也仅能执行这样的路线。”[⑨]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也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⑩]这是我们今天研究这段历史应该采取的基本态度。我们决不能借研究抗日战争而扩大“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运动在全国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和影响，决不能借否定王明机会主义路线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决不能借肯定“九一八”事变后抗日的必要性而否定“反蒋”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否则，不仅为我们的政治立场、科学态度所不容，而且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不相符。
由于国民党的“围剿”政策和歪曲的舆论宣传，苏区以外的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及其实行的方针政策并不理解，国内舆论多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斗争持否定态度。在“剿共”与“反蒋”之间，他们则更多地是倾向于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国民党的报刊杂志不必说，就是一些中间阶级的报刊杂志，大都是如此，《银行周报》发表评论认为：“我国在今日情势之下，对外似无抵抗力，……若能合力一致，肃清匪共，然后徐图发展，未始无望。”[①①]《国闻周报》对国民党的“剿共”更为重视，除了大量报道“剿共”的消息外，还发表大量时评，认为“几年来各地赤匪的猖獗，可以说是我国家民族的心腹大患。”[①②]与国民党蒋介石取同样腔调。在其发表的《如此赤祸》的评论中，认为“横亘中国命运之前者有两大问题，一曰赤祸，一曰外患，外患之巨，已非政府力所能挽，今所全力以赴之者曰剿匪”。[①③]公开为蒋介石“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寻找根据。在全国舆论界如此氛围中，蒋介石高唱“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论调，似乎有了更大的市场。
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中许多爱国将领不愿参加“剿共”战争，要求北上抗日。蒋介石也深感“剿共”与抗日两头顾不上。但在二者发生矛盾时，蒋介石则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弃抗日而实施其“剿共”的既定方针。当他听说“各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无剿赤斗志”[①④]时，便驰抵南昌督阵，并发布《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说什么“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亡明覆辙，殷鉴不远。……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以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非特我革命军中所不齿，直视为亡国奴之不若，是其死有余辜，……须知赣匪不清，国亡无日，吾人生且无立足之地，尚何有厚颜以谈北上抗日耶！”[①⑤]蒋介石在“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的演讲中，进一步阐发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方针。他把共产党和红军视为“心腹之患”，却把日本侵略者比如成“皮肤小病”。为了实现其“安内攘外”的政策，蒋介石不惜对日本侵略者再次让步，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来延缓日军的进攻，而全力进行“剿共”内战。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指挥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面对蒋介石的强大攻势，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决议：“动员全部力量，为着完全与彻底的粉碎五次‘围剿’而斗争，这是党当前最战斗的紧急任务。”[①⑥]国民党军队与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最激烈最残酷的战争之一，这是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矛盾的集中表现。在如此你死我活的阶级争斗面前，我们很难想象，阶级矛盾已经成为次要的，而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和集中力量打内战的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以及国民党军队官兵的不满和疑虑。《国闻周报》发表文章说：“中央正倾其全力于剿匪工作，而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且标榜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民众不谅政府的苦衷，咸抱无限的失望，……轻信性苛虐性又为最普遍的群众心理，遂致政府与民众的感情，日益疏远，少数军人不知剿匪战争何时结束，也是异常沉闷；但军民爱国热诚，并不因怀疑政府而降低，反因怀疑政府的结果而朝夕惶惶，焦急万状，在沉痛愤懑两种交驰之下，民气士气渐渐地滋生起来，正如霉雨天的发酵物一样。”[①⑦]这是当时国人心态的真实反映。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迫之下，每个中国人的感情和心理都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越来越超越了阶级、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向着民族的公众的全体的利益发展，这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国民党的爱国将领越来越不满意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但是，这种变化同时又受到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集团的干预和压迫而得不到正常发展，日益被扭曲变形，使其在脆弱的地方逐步发生裂痕。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南京政府破裂，这是国民党营垒大规模裂痕的开始。这说明，民族矛盾的发展，已经使国民党营垒不能完全统一地贯彻其“剿共”内战的反动政策了。“福建事变”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震惊和打击是很大的，对于全国人民的进一步觉悟和觉醒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
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更加尖锐，国内阶级矛盾较前有所缓和。以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抗日”口号为标志，社会主要矛盾开始了新的转化。但是，民族矛盾还没有超过阶级矛盾，到西安事变前，阶级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极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内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围剿’的规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较小些，简单些，缓和些了。”[①⑧]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并未放松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围剿”和斗争。这种缓和也只是暂时的。毛泽东回忆说：“我们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陕西，‘围剿’的反复又出现了。所以我们说，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的战略防御的继续，敌人的战略追击是敌人的战略进攻的继续。”[①⑨]表面上看起来，这一阶段，国民党“围剿”的规模减小了，其激烈程度也缓和了，实际上，“剿共”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心目中的主要地位仍然没有发生变化。他们除了继续实施军事打击外，同时在全国各地实施政治战略和思想战略，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等一系列防共措施，为了堵剿红军，1935年春蒋介石亲临贵阳和重庆，指挥对各路红军的“围剿”。因“围剿”红军，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及其它会议则一再延期。
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秉承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旨意，也把“防共”“剿共”作为地方的主要任务，加大了防御措施。据1935年7月报载：“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近日以来每星期一在纪念周席上必发表防共演说，本周又阐明防共办法：（一）思想防共，（二）民众防共，（三）政治防共，（四）军事防共。”[②⑩]
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仍高唱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视“赤匪为民族复兴之大患”，仍把“剿共”作为国民党的最主要任务。大会发出“致剿匪将士电”和“致蒋委员长函”，对蒋介石等“数年以来，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以从事于剿匪”的所谓伟绩大加赞赏，并希望他们“益矢精诚，赓续奋斗”，“竟拨乱反正之功，肇民族复兴之运。”[②①]
在中日民族矛盾中，日本帝国主义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着中日矛盾的性质及其发展；中日矛盾的发展取决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程度和规模，同时也取决于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政府和军队，对日本侵略的态度和反抗程度。日本帝国主义是非常狡猾的，它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也是比较隐秘的。“日本帝国主义鉴于直接公开的武装占领东北四省，曾经引起了全中国反日的怒潮”，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得手之后，便改变了侵略方式，变直接军事侵略或占领为间接军事侵略和占领，采用收买汉奸卖国贼、组织伪政府和地方自治等，以达到其实际占领与控制之目的。因而，他们放慢了侵略战争的步子并竭力掩盖其侵略罪行和侵略本质。华北事变就是典型例子。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这次他就采取比较隐秘的方式，即用国民党南京政府下命令委任中国某些卖国的军阀政客，作为他在华北的代理人，以进到直接武装占领华北。这种方式虽是比较‘九一八’的方式更为奸滑与凶恶，但仅是过渡到直接武装占领与建立华北国及其傀儡政府的步骤，第二个满洲国傀儡政府是其必然的归宿。”[②②]这些“隐秘”的侵略方式，虽具很大欺骗性，但都得到了南京政府的承认或默许，达到了军事占领所能达到的目的。所以我们看到，1935年6月有《何梅协定》的签订，7月有《秦土协定》之缔结，12月有“冀察政务委员会”之成立。这些协定都是由南京政府出面签订的，其组织也是由南京政府任命的，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如果说，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怎么理解这些历史现象？如果作为矛盾的一个方面，以中国政府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怎么能与之签订如此多之不合理协定？如果象有的学者所说，此时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政府的位置怎么摆？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评判以谁为标志，怎么理解1937年全国抗战的发动及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由是看来，所谓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对于当时的历史问题，只能从当时国共两党的矛盾斗争来理解，从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去认识。说到底，国民党蒋介石把阶级利益看作高于民族利益，把阶级的敌人看作比民族的敌人还凶恶还厉害，不惜以牺牲民族利益的方式换取阶级统治的暂时安定。
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的妥协退让，进一步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因而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广大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这就进一步暴露了南京政府及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和卖国罪行。“一二九”运动把国民党政府置于矛盾的焦点上。中国共产党具体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既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一种反映，也是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利益之间矛盾的集中表现。
在“一二九”抗日爱国救亡运动高涨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并准备吞并全中国的行动，向着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了亡国灭种的大祸，这个大祸就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②③]“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②④]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一大进步。但是，这次会议的分析仍然建立在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之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既要反蒋又要抗日的基本方针。这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选择。她主观上要对日作战，但客观条件不允许。在她的周围是国民党“围剿”的军队，她的第一个任务首先是解决自我生存问题，要生存就必须反蒋，否则就只有灭亡或投降。这实际上是民族生存与自我生存的矛盾反映。现在看来，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也是难以实现的。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有限，不可能同时在两个方面展开斗争；另一方面，共产党认为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及其所属统治集团，并没有跟日本帝国主义同流合污，它们跟日本侵略者是有区别的，它们跟日本的妥协也是有限度的。我们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决策合情合理。“九一八”事变后的历史发展表明，试图希望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立即率领全国抗日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反蒋抗日”这种方针策略，才能既不投降蒋介石又能与之划清界限，利用反蒋来扩大自己保存自己；同时又可以利用抗日作旗帜，团结更多的人民群众，组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大规模进行抗日做准备。这种方针既解决了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矛盾，又扩大了统一战线，保存了自己的力量。这实际上是通过阶级斗争求生存，以自我生存来解决民族生存，从而进行抗日战争的最好办法，为最后的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创造了条件。没有此时的坚持“反蒋”，也就没有后来的“逼蒋”与“联蒋”，也就没有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也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没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可以说也就没有抗战以前的民主运动高涨，也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人民胜利。
应该指出的是，从国民党“五大”开始，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有了某种变化。蒋介石在大会上作的对外关系报告中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同时也表示和平、牺牲到了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②⑤]“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的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②⑥]在这一系列原则下，从1936年1月开始，南京政府在同日本进行外交谈判中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驳斥了日本侵略者的一些无理要求。但是国民党政府的这些变化是缓慢而微弱的，而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是急切的、强烈的。国民党政府的这种转变，或者说仅在外交方面的强硬态度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立即抗日的要求与愿望。
1936年，随着日本增兵天津，华北危机再度紧张时，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为首的国民党地方势力派打出抗日旗帜，发动了逼请蒋介石政府领导抗战的反蒋事变。两广事变是继福建事变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的一次更大的分裂。这种分裂说明，民族危机已叩响了中国统治者生存的大门，是需要他们在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作最后抉择的时候了。它逼迫着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调整其反动政策，以适应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和自身利益的需要。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说明，国民党各派能够以集团利益和派别利益服从民族利益，民族危机的发展已不允许中国各党各派再度内战。
1936年7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国防会议，蒋介石为议长。会议指出，五届一中会议以来“内外环境，弥感艰危，举国同胞在极度烦闷苦痛之中，共赴国难之精诚，日益深著。国人所殷切期望于本党者，为如何统一人民救国之意志与力量，以御当前之外侮，而保民族之生存；而本党之所为坚忍负责，致其最大努力者，亦以是为鹄的。”[②⑦]会议认为，“中国目前形势，非以决死之心求生存，则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举国一致的整齐之步骤谋挽救，则将无逃于各个击破之危机。……本党受全国同胞付托之重，对于国家兴亡，必当尽其心思才力，贯彻始终，即或形势更险恶，亦必于层围夹攻之中，百折不回，为我中国确立国家健全组织之基础，为我民族求得永远生存之保障。”大会表示，“吾人对内唯有以最大之容忍与苦心，蕲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②⑧]这是国民党态度的一大转变。这一转变增强了“攘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改变了长期以来“逆来顺受”、“妥协退让”的局面。同时，这种转变相对减轻了“安内”在“安内攘外”中的份量，使“剿共”的气氛有所缓和。国民党的这一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与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统一战线，从而冷静地考虑与南京政府及蒋介石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对国民党的这一转变，国际国内给以极大关注。中国共产党对此表示赞赏，并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为表示中共的诚意，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开始放弃“反蒋抗日”的口号，中共中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②⑨]中国共产党主动放弃“反蒋抗日”的口号而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是一个重大转变。这个转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以阶级利益、政党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这一转变的意义更在于，作为国内主要矛盾的一方，中国共产党已主动放弃以国民党为主要对手的战略，而专以民族的敌人为自己的主要敌人，表示着国内矛盾开始向着有利于抗日的方面转化。
但是，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此时还没有发生这种根本转化，它仍然把共产党作为其最主要敌人，或者把“剿共”与“抗日”并重。两广事件刚刚结束，蒋介石就飞抵西安，压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并调集30个师云集陕甘，准备大举围攻红军。蒋介石还威逼张、杨说，如不愿“剿共”，就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所以我们认为，西安事变发生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
三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相对下降，而南京政府与西安张学良、杨虎城的矛盾骤然上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内矛盾降到了次要位置，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全民族抗战的发动，是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十分不满。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他们不愿再打内战，抗日情绪日渐高涨。1936年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先后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停止了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围剿。张学良与杨虎城也在联共抗日的基础上实现了团结。但是，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无视这种事实，仍然迫令张学良和杨虎城继续执行其反共内战政策，使张学良、杨虎城陷入了反共与联共、内战与抗日的两难境地。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置自身安危于度外，毅然举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员，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政治主张，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形势骤然变化。蒋介石成为矛盾的焦点。围绕着这一问题，全国各党派、政治集团都在进行着阶级利益、民族利益的矛盾斗争。一时间，南京政府与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对立成为全国最主要的，而曾因蒋介石坐镇西安而激化的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则处于次要的位置。
西安事变对南京政府的震动最大。尽管张、杨在发表通电时，专门给冯玉祥、李烈钧、程潜、唐生智、朱培德等发出通电，表明他们逼蒋抗日之诚意。但是国民党各派大都对此感到不能接受，认为张、杨的行为是“违法荡纪”，表示“万分气愤”和焦虑。一部分人本能地认为与共产党有关，仍旧主张贯彻“剿共”方略。事变发生当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国民政府决议：“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府会议议决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下令讨伐张学良。何应钦命令军队开赴潼关，并派飞机轰炸西安附近的渭南县城和火车站。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派，多数不支持张、杨。尽管大多地方势力派平素与蒋介石有矛盾，对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有意见，但在中国这个封建专制、传统伦理道德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他们不会支持张、杨这种“冒犯长官”、“犯上作乱”行为。只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四川的刘湘等态度暧昧，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西安事件。当时，中间阶层也不支持张、杨，他们普遍认为这是“国家之大不幸”，要求张、杨尽快恢复蒋介石自由，但他们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主张消弭内乱，和平解决。
对西安事变是武力讨伐还是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看起来似乎只是方式问题，实际上是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还是把阶级、集团、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的问题。当时中外人士已明确看出，武力讨伐，只能造成更大的内战和分裂，不利于团结，不利于民族，不利于抗战；和则两利。全国各界人士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大多是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前途出发的。在全国各界呼吁和压力下，南京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等为代表的“主和派”很快占了上风，决定对西安事变采取政治解决。
在西安，围绕着如何处置蒋介石也有不同意见。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张、杨感到无所适从，大有骑虎难下之势。正在他们无法解决事变善后之时，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和主张起了决定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及解决办法也有一个过程。由于事变的突发性，出乎意料，消息传来，根据地党政军民无不拍手称快，恨不能立即将蒋介石押上断头台，以解10年内战之恨。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立即发出通电支持张、杨的正义之举，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这是中国共产党从阶级立场做出的本能的反应。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成熟的政党，她不会仅凭一时的感情冲动去决定自己的方针、政策，特别象这样关系整个民族利益和前途的大事。中共中央在对西安事变性质及事变后国内外形势进行深入分析之后，立即否定了杀蒋的意见，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以中共代表身分前往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等作了大量工作，和张学良、杨虎城在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谈判。蒋介石被迫答应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③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是伟大的，这是国共两党及全国人民所共认的。尽管各自的立场、观点和角度不同，但谁都无法否认其重要作用及历史意义。蒋介石在1936年12月25日离开西安前对张学良、杨虎城说：“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余对中央与国家之责任，余一息尚存，决不敢丝毫推诿或放弃。”[③①]蒋介石还把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解决称“此即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③②]由此可见，西安事变的重要性和历史地位。
具体说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由于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兵谏的方式扣留蒋介石而使西安与南京之间的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发展可以说决定于西安事变的解决。这一变化，冲淡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减轻了二者矛盾在中国社会政治中的比重；这一变化，使中国共产党由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一个方面而成为主要矛盾的中间环节，从而以第三者的姿态对紧张对立中的南京与西安双方进行调解。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以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为前提的。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与南京之间的矛盾对立逐步缓和，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对立也随之减弱，再也达不到西安事变前的紧张程度。（二）西安事变是由内战转向全民抗战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前，内战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以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目的而发动的，经过南京与西安和中共代表三方协商谈判，蒋介石答应了张、杨的主张，达到了目的。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此外，在解决西安事变中，抗日是任何人也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无论是赞成或否定张、杨举动的人，在通电中都是以主张抗日为主要内容。这实际上是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抗日教育和宣传，使抗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停止了，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对立也消除了，全国上下团结一心，抗战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的最主要的任务。尽管全民抗战还未发动，但各党派、集团都在为全民抗战作准备。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41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曾指出：“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③③]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也指出：“中日矛盾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主要矛盾”，“中日矛盾的尖锐化，把国内矛盾降低到次要地位，而中日矛盾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主要的矛盾。因为国内的战争应该以照顾抗日的大局为原则。因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应当高于一切，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必须团结一切力量去反对共同的仇敌。”[③④]我们说，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标志，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说，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就不存在了，只是相比较而言降到了次要的位置。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③⑤]
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国策和四条保证，主动放弃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暴动方针；将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一宣言证明：中国共产党确是把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当作了他在目前的唯一任务。”[③⑥]为了早日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原则问题上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与妥协。这一举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与宽大胸怀。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也做出了一些让步和表示。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剿共”行动。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提出的关于“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之提案”，否定了汪精卫等提出的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案草案。提案说：“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为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虽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停止危害本党政权之企图，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③⑦]尽管会议还专门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实际上国民党已放弃了“剿共”政策，而采取了联共方针。“三中全会在法律上却（确）认为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③⑧]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三中全会后中国形势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内战已经停止，南京已经转向抗日方向来。”[③⑨]
西安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玩弄其两面政策，加紧准备全面侵华战争。他们一方面在国内大力扩充军备，另一方面大施其政治外交贯伎，制造和平烟幕，掩盖对华北进攻的真相。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④⑩]“佐藤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④①]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标志。“七月七日芦（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④②]
“七七”事变后，中日双方都进入了战争状态，在中国，抗日高于一切。中国内部各阶级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缓和了，全国统一在南京政府的领导之下，全部国家生活都纳入了抗战轨道，一切围绕着抗战而运转。这种情形基本上持续到抗战胜利为止。在抗日战争期间，中日民族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它矛盾都是围绕着抗日而展开的，是次要的和服从的，而且这些矛盾只有在抗日的前提下才能解决。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社会矛盾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着的中日民族矛盾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经过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量变到部分质变、再由部分质变到整个质变的多次反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正是以其矛盾的状态表现了这个过程或反复。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国共两党和社会各集团，都从自己的立场对社会矛盾的复杂情况作出了矛盾的抉择。这既是由各自不同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由当时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除此，没有更好的解释。民族矛盾的上升，民族危机的加剧，促进了国内矛盾的变化。各阶级、政党和社会集团都先后和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和放弃原有的方针和政策，逐步统一到民族救亡的旗帜之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并率先放弃“反蒋”的口号，推动了这一过程的发展。从福建事变到两广事变，再到西安事变，国民党集团的分裂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而解决的方式却越来越缓和。这种变化反映了在民族危机刺激下国内阶级关系不断变动的趋势，也是阶级矛盾由尖锐激烈到缓和的一种表现，实质上是社会矛盾发生量变和质变的一种反映。到西安事变前，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东北、西北地区的主要矛盾。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阶级矛盾由全国性主要矛盾变为次要矛盾，民族矛盾由地区性主要矛盾成为全国性主要矛盾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结，是以蒋介石答应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为标志。
注释：
①参见拙作：《第二次国内战争初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②①⑦汪民祯：《中国近年的民气与士气》，《国闻周报》第14卷第2期。
③①④①⑤（台湾）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1981年9月版，第379、391、391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
⑤⑩③⑩③⑤④⑩④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37、892、938、232—234、236、253页。
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42页。
⑦⑧①⑧①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713、712、714、714页。
⑨②⑨③④③⑥③⑧③⑨④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61、89、173、195、162、171、324页。
①①《日本侵略东三省痛言》，《银行周报》第15卷，第36期。
①②《川北剿匪军事之概观》，《国闻周报》第12卷，第16期。
①③《如此赤祸》，《国闻周报》第10卷，第44期。
①⑤（台湾）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5—36页。
①⑥②②②③②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39、599、599、604页。
②⑩《国闻周报》第12卷，第32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第3页。
②①②⑤②⑥②⑦②⑧③⑦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30—331、321、323、408、412、436页。
③①③②（台湾）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一），第178—181、181页。
③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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