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理论的演变理路：国家视角的再出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路论文,视角论文,再出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13)05-0005-08
按照赵鼎新的定义，社会运动是指“有许多个体参加、高度组织化、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体制外政治行为”[1](P2)。在中国随着各种群体性事件增多，学术界对社会运动理论的关注开始上升，各种社会运动理论陆续被引介到国内，这一领域有渐成显学之势。这与西方社会是类似的，正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浪潮带来了现代社会运动理论的蓬勃兴起。社会运动理论并不是一个严整的逻辑体系，而是各种解释机制的融合，其主要目的是解释社会运动的发生机理与发展规律。现代社会运动理论大致经历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分析、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和抗议政治学等四个阶段，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社会运动的形成机制。
对繁杂的社会运动理论的整体性把握，需找到各种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这需要建立各种解读视角。近代以来，社会运动的主要表现是对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因而立足于国家视角来理解社会运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各种主流的社会运动理论中，国家视角似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显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运动”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社会”而非“国家”；其次，本文认为，国家视角在社会运动理论中其实是隐而不彰的。本文所说的“国家视角”，指的是把国家作为社会运动研究的主要对象。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国家视角梳理社会运动理论的演变逻辑，以期为整体性把握社会运动理论提供一个路径。
一、国家视角的没落与第一代社会心理学分析
在20世纪60年代前，国家视角在社会革命研究中颇为盛行。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社会运动领域运用国家视角的典范，也是社会运动研究最早的著作。托克维尔以法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主要是贵族阶层传统功能的弱化和路易十四中央集权的强化来解释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机理。根据他的分析，法国的中央集权改造，把原来属于贵族的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法国贵族变成只有特权而没有社会功能的寄生阶层，失去了对平民的凝聚力；平民则日益原子化并在国家政策的直接影响下日益政治化，民众遂将革命的矛头直指中央集权的路易十四政权[2]。在这里，托克维尔事实上是以国家的结构、性质以及国家特有的行为方式来解释革命何以发生。托克维尔对社会政治结构与革命之间关系的分析，成为社会运动研究的国家视角的源头。
但托克维尔的国家视角传统并没有被连续性地继承。大致在二战后，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中心范式和行为主义革命兴起，对社会运动的微观解释成为主流，国家理论与国家视角归于沉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大量中产阶级参与了社会运动，这引起了对参与者动机和行为的研究①，从而开启了现代社会运动研究的第一个阶段——社会心理学分析。社会运动的心理学分析应追溯到勒庞(Le Bon)的心智归一法则[3]。而后布鲁默(Blumer)将社会学因素引入，建立了社会心理学模型“循环反应理论”[4]。格尔(Gurr)、斯梅尔塞(Smelser)等人提出的“相对剥夺”概念[5]与“挫折—反应机制”、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6]、柯林恩(Crane)的期望增长分析[7]以及詹姆斯(James)的“倒J形曲线”[8]等理论和模型，均以行为者心理来解释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站在今天可以发现，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一样，这样的解释视角局限性是明显的，即仅仅以人的行为来解释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实质上是一种同义反复，而背离了政治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基本认知——国家与社会结构对社会运动有着决定性影响。再者，在抗议的心理学中，行为者被假定为是理性的反应者、而不是经验的具体的人，这样的假定排除了教育、宗教、文化等现实中对个体行为影响深远的因素对社会运动兴起的作用。虽然以经验来批判形式理论并不太有效，但简单的经验观察就足以看出以心理机制无法解释纷繁的社会运动：它解释不了“同样具有相对剥夺感的群体，为什么有些人选择走上街头而有些人在电视前观看”之类的情形[9](P5)。
二、国家视角的复苏与第二代资源动员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家概念在欧洲和美国的社会科学中重新复活，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以佩杰(Paige)为代表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起。这是指用马克思理论研究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学说，这一视角下，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结成的不同的生产关系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社会革命的形成和发展。1975年，佩杰对一些中小国家农业革命的分析发现，土地所有者与耕作者之间形成了不同的生产关系，造成了各种社会矛盾并塑造双方对矛盾的不同态度，这促使了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发生[10]。
不久后，斯考契波(Skocpol)的社会革命理论促发了国家中心视角的强势回归。她在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对比分析中提出“国家自主性”的概念，即国家不完全是阶级统治工具，也不完全是保证社会公平竞争的裁判，它有独立的利益、独立的结构和性质以及相适应的行为方式。并强调革命仅仅是特定社会结构的产物，意识形态和革命领袖在革命中作用不大[11]。斯考契波的理论因此被认为具有“极端结构主义”的倾向、存在方法论缺陷。但她指出了将国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正是对她的理论的修正和发展才使国家中心理论、尤其是社会革命理论得以复苏和发展。其中，古德文(Goodwin)和斯考契波提出了“关于国家性质与革命可能性的一般理论”[12]，从国家的官僚化程度、对不同政治势力的吸纳能力和对社会的渗透力三个维度来判断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当三个维度都很高时，最不可能发生革命；反之，最可能发生革命”[1](P124)。尽管这一理论忽视了政治精英的作用，但它抓住了国家视角分析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核心——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同时期，社会运动研究也开始关注结构性因素并且强调社会运动的政治性，尽管大多数学者关注的结构仍局限于社会运动内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网络与动员结构，但国家视角仍在今天大行其道的资源动员理论中得到了复苏和发展。资源动员理论始于对传统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路径等的批判。在传统理论中，社会运动是病态行为，其价值很少得到肯定。资源动员理论家不同意这一看法，以蒂利(Tilly)的政体模型为代表，指出社会运动是政体外成员因缺乏政体内成员常规与低成本的影响渠道而采取的政治性而非病理性行为[13]。同时，他们还批判一些传统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对组织和动员力量的忽视，强调它们对于社会运动极具意义。随后，麦卡锡(McCarthy)与左尔德(Zald)对美国社会运动发展趋势的研究发现，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为社会运动的发生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其一，人们手中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了；其二，社会上能被社会运动组织利用的钱财资源增多了[14]。而后，蒂利等人的研究推进了资源动员理论的发展。
但资源动员理论遭到了麦克亚当(McAdam)的系统性批判，他认为：资源动员理论最多只能解释小规模、低目标的改良型社会运动；过分强调了外来资源的关键作用，忽视了运动内部的力量；夸大了公司、政府精英对于社会运动的正面意义[15]。其方法论缺陷则在于，从社会变迁开始一步到位直接预测了美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夸大了运动参与者的理性选择和组织与资源对于社会运动的作用[1](P189)。由微观理性出发，经过中观动员结构直接得出对宏观社会运动的分析，这些缺陷正是忽视国家、社会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等结构性因素的结果。在第三代政治过程理论中，对结构性因素的关注有所增加。
三、国家视角的发展与第三代政治过程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在全球范围和国内的影响力急遽扩大，对社会、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影响也日益深刻。国家因素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已无法忽视，行为主义时代将国家概念弱化或将国家视角冠以它名的做法都已不合时宜。社会革命理论在此背景下蓬勃发展，随之兴起的政治过程理论遂以一种隐而不彰的方式推动着国家视角的发展。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包括如下几个向度。
1.政治机会结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是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过程理论最流行的研究方向之一。在社会运动领域，艾辛格(Eisinger)最早在“抗议悖论”中提出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将政治体制引入了社会运动的分析视角[16]。泰罗(Tarrow)将其定义为“比较常规的、相对稳定的(但不是永久的)、能改变人们社会运动参与度的政治环境”[17](P196)。蒂利和麦克亚当等学者认为这是影响社会运动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核心变量。麦克亚当在其对美国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间黑人运动的研究中，从宏大的社会经济过程出发，强调社会变化对现存社会权力结构产生的影响，造就了政治机会的扩展和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增强。同时，社会变迁还引起了人们的认知解放。因此，社会运动是在政治机会、组织力量和认知解放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造就的[15]。但随后，这个概念被泛用，成了“能把任何影响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因素都吸入其中的大海绵”[17](P286)。根据赵鼎新的分析，政治机会结构把社会结构等同于机会，这将社会结构完全主观化，使得这个概念无法证伪；另外，它存在一些不合实际的潜在假设，如“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是理性的”并且他们“拥有充分的信息和资源”(这两个假设是社会结构能为行动者发现并作为机会来利用的前提)[1](P198～201)。
尽管政治机会结构存在问题，但是它对社会运动研究的国家视角形成了重要推动作用。政治机会结构吸收了许多分析元素，大都属于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因素。或如黄冬娅所概括的，国家被概念化为政治机会结构，不同层次的国家要素都可被理解为政治机会结构[19]。显然，政治机会结构的分析距离严谨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方法还有距离，但是它对结构性因素的专注探索为国家视角的主流化进行了重要的积累。
2.动员结构理论：资源动员理论主要关注社会运动背后的组织和网络，晚近的动员结构理论则更关注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动员形态以及运动组织间联系等与社会运动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已形成了组织与网络、动员形式与结构两大视角。第一个视角是在批判康豪瑟(Kornhauser)大众社会理论[20]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代表性成果是斯诺(Snow)和尤森(Useem)等人对反校车活动的研究，他们发现反校车活动的参与者往往是对本社区感情较深、较为活跃的人[21]。这个视角的研究逐渐引入了定量分析方法，试图明确哪些类别的组织和网络对于社会运动动员更具意义。第二个视角下，大致形成了对(人们居住和生活的)空间环境、组织与网络以及两者的复合机制三类动员结构的研究。其中，顾尔德(Gould)对巴黎公社中社会网络的动员作用研究是代表性工作，他认为阶级意识是巴黎群众被动员起来的基础，而空间环境是组织和社会网络形成的重要条件，并且动员最终还是通过后者完成[22]。另外，赵鼎新研究了国家性质对动员结构的影响[1](P252)，他的结论是：威权国家的许多社会运动是以空间环境作为主要的动员结构；民主国家的社会运动则倾向于依靠组织和社会运动积极分子网络进行动员。威权国家对结社严格限制，难以形成有力的社会独立组织，但在制度规划的人群聚居空间内，人际交往反而被强化，成了重要的动员基础。这样的动员方式决定了行动的无组织性，蕴含着巨大的破坏性。民主国家的社会独立组织健全并且运用资源的能力强，社会运动可以克服地域限制，实现更有效的动员。这样组织化的社会行动更易为制度所消解，不大可能造成破坏性后果。
3.话语、符号性行动与情感。这一方向主要关注社会运动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运动组织与成员利用运动文化资源和力量的过程，提出了“框架理论”(Framing)和“抗争剧目”(Repertoire)等解释性概念。框架理论研究社会运动应用话语性因素来实现动员、表达等目的的现象，以“框架”等概念[3]解释社会运动成员有意识地塑造或改造话语性因素以促进运动发展的行动和过程。抗争剧目理论由蒂利所提出，它关注“群体为争取共同利益在一起行动时所可能采取的方法”，该理论的核心在于群体采用的这些方法具有“文化与技术上的共享性”[24](P37)。蒂利还引入时间维度，分析了抗争剧目自近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初的演变，提出“民族国家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的扩张直接导致了抗议手法的变化”[25](P9)。
这一方向的研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P42～43)：其一在于背后的理性选择假设，其二是片面地把所有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看成是组织的策略，其三它假设社会运动是极有组织的情况下展开的。如果要区分一个运动中的话语性因素是组织创造的还是外界已然存在的、解释框架塑造如何产生具有不同特征的社会运动(更为理性的和更为受情感因素主导的)，单纯立足于话语和情感因素显然是无法回答的，仍然需要回归到国家和社会结构的层面上。
4.新闻媒体、舆论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报道及其方式会对运动的公共认知、大众支持度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6]，但当前的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具体的关于新闻性质的研究”[1](P305)。葛铁霖(Gitlin)对美国新闻报道与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27]表明，“一个没有新闻报道的运动是没有意义的，同时，新闻报道也并不必然对每一个社会运动都有好处”。甘姆森(Gamson)对美国媒体报道核技术与美国公众对核技术的认识之间关系的研究[28]，则印证了西方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建构作用。
但有关新闻媒体与社会运动的互动关系研究不应限于此。国家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社会运动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赵鼎新基于对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内部这对互动关系的比较，发现两者存在差异的关键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尤其是国家合法性赖以建立的价值观是否为媒体和民众所接受的程度不同[1](P48)。新闻媒体作为社会运动参与者的角色已有不少研究，将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新闻媒体与社会运动的互动性影响会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四、国家视角的新发展与抗议政治学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等因素加速了国家触角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深入，国家对于社会运动的深刻影响日益显现。社会运动的国家视角在此背景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20世纪90年代末，麦克亚当、泰罗和蒂利在《斗争的动力》一书中构建了抗议政治框架。社会运动若以诉求对象为标准，可划分为针对社会的社会运动与针对国家的社会运动，在抗议政治学中，针对国家的社会运动被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对国家视角是一次极为有力的推动。抗议政治是指“在提出要求者(makers of claims)和他们的要求对象间间或发生的、公众的、集体的相互作用”，其中“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抑或要求的赞成方”，“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参与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这一理论引入时间维度来观察社会运动在社会结构下互动的结果，强调抗议的政治性，从社会机制出发以寻求一些相对固定的解释机制为核心目标[29]。他们认为抗议性政治行为是一个普遍性现象，社会革命、社会运动和其他形式的集体抗争被认为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不同形式的集体抗议皆有相似的机制，应将革命和社会运动等集体行动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固他们主张打破制度化政治与非制度化政治之间的界线，认为社会运动与制度化政治也遵循类似的机制与过程。这一试图对所有社会运动进行统一解释的努力所遭遇的批评是：过分追求从社会运动中剥离出固定的机制，难以克服社会科学的“多对一难题(many-to-one problem)”②；有些研究“逐渐职业化、专业化、抽象化并脱离了政治”，“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政治上都逐渐脱离了他们的研究客体”[9](P12)。
此外，还有学者试图建立以国家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的社会运动的分析框架，其中华人学者赵鼎新的研究不容忽视。在赵鼎新这里，国家视角被最重要的强调，他认为最终须以国家以及国家社会关系来解释社会运动。他将影响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概括为变迁、结构和话语。变迁是指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和外来思潮入侵等原因引起的种种社会变化；结构包括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国家的性质、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和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共同作用下特有的行为方式等)、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两个部分；话语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话语、口号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等[1](P23)。显然，对这三个宏观因素的观察并非赵的首创，但明确地确立国家视角的分析框架，并将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核心和有机连接点却是他对社会运动研究的一个卓越贡献。他的研究还形成了如下许多洞见：近代以来的大多数社会变化都是在国家主导下的变化，大多数新型社会结构背后都有国家的烙印，大多数社会运动可以看作民众为影响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自己的局部利益所做出的努力[1](P49)；国家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是深刻的，在动员结构方面“威权国家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往往以空间结构为基础”，“有独立的社会中层组织的国家则更依赖组织和积极分子网络”[1](P254)；一国如何应对社会运动以及社会运动能对政权造成怎样的影响，一个重要变量在于“国家将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而这一能力又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性质以及两者的关系”[1](P50)，等等。赵鼎新还指出社会运动领域的许多实证研究都具有极大的难度，有些结论通过大量的阅读和长期的观察推理可以得出，但相关的实证验证却相对滞后。
不过，国家视角下的实证研究也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成果。如曼恩(Mann)研究了国家的结构、性质和结构性行为对于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的作用机理。他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运动的研究[30]，揭示了国家的结构性行为对于工人阶级形成及其发展的影响。曼恩认为西方的工人阶级特征并不如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来源于跨民族的认同，而是形成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一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特点是由国家对待工人和工人运动的方式决定的，其中一国政府对待工人运动的不同方式更具决定性，相对于工人国家是塑造工人运动更主动的因素。而国家应对工人运动的方式是由一国的“政治结晶”状态(本质上为国家的性质)决定的。
在国家视角之下晚近的一些研究有着更为细致和灵活的观察。在戈德斯通(Goldstone)主持的一项研究中，着重探讨了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许多对社会运动的新理解。其一，戈德斯通打破了“社会运动是制度外行动”的传统认知，认为社会运动跨越了由国家与政党为主角的制度化政治和由非权威力量主导的非制度化政治，应将社会运动研究置于一个与现实政治更为贴近的背景之中。简单地说，“同一个人常常既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又是政治候选人”，“政党和社会运动在政治活动中已经成为交叠的、相互依赖的因素”[31](PXVIII-XIX)。其二，他们关注国家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去塑造社会运动：如勒德斯(Luders)对美国南方种族斗争的研究中所述，国家可能不必直接回应某一社会运动，可以“通过调节逆向社会动员活动”，“采取多种方法间接地影响社会运动”[31](P3)；还可如戴维(David)在研究新左翼反谍活动时所揭示的，国家可以设置专门的机构(联邦调查局)、提供足够的资源来全力回应他们关注的社会运动，并且联邦调查局内部的工作方式对于反对新左翼活动的成效有显著影响[31](P22～53)。其三，他们开创性地关注了社会运动对于国家的塑造作用，这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多见：海迪(Heidi)对于美国城市中基督教活动的研究表明，教会凭借其组织和文化优势能对国家议事日程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过程取决于议题本身、教会社区背后的选民资本、组织力量，以及政府权力结构、政党力量和他们对议题的判断等[31](P54～83)因素；罗阿(Roa)对墨西哥民主转型的研究显示，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及其控制的政府、独立的社会运动组织和主要的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人民社会主义党)之间的互动关系中，社会运动组织并非完全被动地被镇压和塑造，而是极具活力。一方面，它们在重叠目标的推动下与反对党合作，获取组织力量等支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它们与反对党的联手逼迫革命制度党以资源与合法身份为诱饵，试图瓦解它们的合作关系。社会运动组织在其中可谓左右逢源，它们不仅影响了反对党的政治主张，还使得执政党不得不逐渐开放政治通道[31](P48～120)。国家力量对社会运动的最终走向有何影响，也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针对巴西医疗改革运动，维兰德(Weyland)针对制度化力量对医疗改革运动之策略与成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官官相护网络”(clientlism networks)压制了医疗改革运动，运动领袖在国家内部寻求较高的职位以推动改革，但仍然面临制度性障碍、官僚政治弊端和来自“官官相护网络”的坚决反对，最终在“国家中心战略”之下，医疗改革运动失败[32](P1699～1712)。在这个研究中，国家力量在主要体现为政府内部固化的利益团体、官僚体制和其他政府程序和制度。据此，得出了一个引起广泛认同的结论：当国家力量站在社会运动诉求的对立面时，强大的国家力量使得社会运动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类似的众多国家视角下社会运动个案研究，大致有一个共同的逻辑：重要的社会变迁催生具体的社会矛盾，激起相应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的诉求往往指向国家，此时国家的性质、制度化能力、合法性基础、应对策略和技术等会对社会运动产生重大影响。
总的来说，社会运动研究领域内国家视角至今已得到长足的发展，为越来越多学者所认同和应用，但其不足之处也是显然的：现有研究仍受到政治机会结构分析的影响，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部分研究因致力于追求固定的若干机制来解释社会运动，而导致了研究脱离国家与社会背景，缺乏时间维度。但可期待的是，社会运动研究有望在蒂利、泰罗、赵鼎新、戈德斯通等人的基础上，立足国家视角构建出更为完善更贴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以加深对社会运动的发生与影响机制的理解。
五、国家在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兴起、消失与再出发的可能解释
国家对于社会运动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如前文提及国家视角在社会运动研究中还是经历了兴起、沉寂与回归的波折。牵动国家视角彰隐的原因是什么?
在任何历史时点上，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任务都是对现实社会予以解释，国家和社会及其互动与演变关系从来就必然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对象。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革命浪潮的冲击、现代国家的强化、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全球化等重大历史变迁作为社会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必然也就成为国家视角之兴衰最根本的原因。
大约始于13世纪，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现代国家的兴起是社会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如果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形成产生了塑造作用，则国家必然成为社会运动研究最重要的变量，反之则会造成国家在社会运动研究中的沉寂。在法国大革命中，民众对抗专制国家的目的是要求建立起民主国家，一方面国家本身就是民众抗争的对象，同时也是路易十六政权塑造了这场革命，因而国家必然成为托克维尔关注的焦点，从而形成了国家视角在社会运动研究之滥觞。这同样也可以解释马克思视角的革命研究必然以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研究对象。这一历史时段被亨廷顿称为是第一波民主化浪潮，彼时的研究者如托克维尔、马克思是这波浪潮的近距离旁观者。
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在欧非大陆正在兴起轰轰烈烈的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但这并没有马上引起彼时社会运动的主流研究者美国学者的注意，他们的目光正在被美国本土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所吸引。而当时的美国社会早已形成了完善的现代民主政体，抗议者的诉求并不是要推倒国家而是抗议社会，如同性恋运动、反歧视运动等针对的是社会而非国家，这些抗议活动本质上是“一场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价值之间的冲突”[33](P663～716)，国家因而没有成为社会运动研究者关注的中心对象，他们的兴趣在于对并没有对抗国家的社会运动的形成机理进行解释，故他们更多的是寻求人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心理学解释，关注运动过程是如何组织资源、如何进行有效动员等“技术性”原因。
始于20世纪70年代，国家视角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得以再出发，原因在于如下几方面。第一，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引发了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国家及其行为的热烈讨论。第二，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欧洲、南美、东亚和南亚等地区的不少国家先后爆发民主革命，国家在革命的解释中重获天然的重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更引发对国家价值的反思。第三，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全球化进程开始并日益深化，国家对国际经济竞争、民主观念传播、学术交流等各个领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具有不同特质的社会运动在全球范围内上演，国家在其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塑造着社会运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性质的社会运动，同一类社会运动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结果等等。这些现象交织在一起，激发了学术界对国家视角的重新审视，相关的学者开始立足国家视角寻求对各个历史时段的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的再解释，甚至上溯到17世纪的欧洲直到晚近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这一全景式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塑造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大致共识。
下图是对这一历史与理论逻辑演变过程的一个粗略展示。
当下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对中国社会的社会矛盾发生机制与解决机制予以理论解释，是理论界要面对的一项重要工作。当下社会问题的并发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现象，中国社会转型的顺利推进，需要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寻求体制化的社会矛盾解决机制。这不仅仅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更需要在理论上有所创见、以期形成对中国社会矛盾的正确理解，为此，整体性地把握社会运动理论用以解释中国问题，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一个重要环节。迄今为止，社会运动理论经历了四个阶段的修正与积淀，在解释社会运动为什么发生、如何发展以及产生怎样的影响等问题上，经历了从个体心理层面、组织结构层面、政治机会结构层面到国家视角的扩展。解释角度包括社会变迁、国家与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与文化多个层面。在这个繁杂的理论体系中，就理解中国问题而言，立足于国家视角可以获得三点重要启示：其一，国家对社会运动有着决定性的塑造作用；其二，国家的应对策略选择对社会运动所形成的后果有着决定性影响；其三，基于前两点，社会运动固然不是体制化的社会活动，但也不能简单理解为体制外行动，而是现代国家的常态现象，只要正确发挥国家的作用，就能够将社会运动引导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
注释：
①在现代社会运动理论兴起之前，多以经济性因素解释集体抗争。经济条件优越的中产阶级参与社会运动，这样的现象暴露了传统经济视角的缺陷。
②赵鼎新指出，一个复杂社会现象，尤其把社会运动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理解时，它往往是由许多社会机制的组合决定的；并且几次不同的社会运动背后催生他们的社会机制组合也不尽相同。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