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源型城镇研究的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镇论文,进展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P96；K928.5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资源型城镇是指因当地的资源开发而形成、发展，并且资源型产业在当地经济结构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的城镇。资源型城镇的形成、发展对当地的资源具有特殊的依赖性，受资源储量的约束和资源可耗竭性的影响，表现出独特的发展特点和规律，西方学者已对此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加拿大著名地理学家英尼斯（H.A.Innis ）便对资源型城镇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鲁宾逊（I.M.Robinson）于1962年首次对加拿大资源型城镇（社区）进行了全面的评估； 赛门斯（L.B.Siemens）于 70年代中期提出通过规划来改善资源型城镇的生活质量；卢卡斯（R.A.Lucas ）则对单一工业社区的生活和工作模式进行了全面的阐述[1]。80年代中期以来， 学者们开始对资源型城镇的发展是否与人们早先建立的发展模式相吻合提出了质疑，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有了一定的创新[2]。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资源型城镇作为原料基地的职能受到了重视，并进行了相关的重点建设，而作为中心城镇的职能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使资源型城镇出现了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效益低下、环境质量下降、资源枯竭等问题，迫切需要加以研究。因此，本文以国际地理学界公认的权威英文学术期刊为主要资料来源（注：参阅的外国文献有：
Urban Geography(1985～1995); Economic Geography( 1980 ～ 1995) ; Transa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85 ～1996);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1975～1995); The Canadian Geographer(1980～1996) ;Geographical Journal(1990～199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4 ～ 1995) ;
TESG( 1985 ～ 1996) ; Professional Geographer(1980～1996); Environment and Planing(1988～1996); Geography(1985～1996)。）， 对西方国家资源型城镇的研究成果和进展加以评述，可以为我国资源型城镇发展战略的调整提供有益的借鉴，也可以为推动我国资源型城镇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 主要研究内容概述
2.1 经济结构转型研究
经济结构转型是资源型城镇研究的传统内容，西方学者对此已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日本政府为了振兴煤矿区经济，从1962年7月到1991年7月总共修订过9次煤炭政策。9次煤炭政策的指导思想是确保煤炭的稳定供给，维持产煤地域的经济繁荣，针对国内煤炭资源趋于枯竭的实际，不断调整国内煤炭工业的结构，逐步由依靠国内产煤转向依靠国外产煤[2～3]。
德国鲁尔区煤矿城镇的经济振兴是资源型城镇经济结构转型的成功案例。20世纪50年代，鲁尔区陷入了结构性危机之中，出现了主导产业衰退、就业岗位减少、居民点结构的发展缺乏有机性、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短缺、人口外流等问题[4]。 有关专家及时地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促进了经济的振兴。调整的指导思想是对煤炭工业采取价格补贴，发展新兴产业，改组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完善基础设施，进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关闭亏损严重的煤矿，把采煤集中到盈利多和机械化水平高的大矿井，实行集约化经营。通过提前退休等办法裁减人员，政府提供资助进行工人转岗培训[5～6]。
布拉德伯里（J.H.Bradbury）根据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资源型城镇的实证研究，提出了解决面临问题的对策，如：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制订财政援助、转岗培训、搬迁和工作分享策略；建立社区赔偿基金和专项保险机制；促进地区经济基础的多样化；实行地方购买策略；进行区域规划，建立结构联系等[7]。
2.2 资源型城镇的社会学研究
马什（B.Marsh ）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煤炭城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研究后指出[8] ：采矿业产生的财富随着煤炭大量外运而大部分流到了纽约和费城等地，现在这些矿区经济衰退，人口大量外迁，但是仍有1／3～1／2的人口居住在这里，他们认为这里是与众不同的生活的乐园。但以通常的景观美学的标准来衡量以及经济和人口学调查，结果都表明这里是宾州最不具吸引力的地方。从时间上来看，煤炭城镇经历了两个不对称的阶段：早期的工业化阶段，这一时期环境向新来的居民提供了物质财富，但此时的精神财富贫乏；进入衰退阶段，环境向人们提供了较多的精神财富，但物质财富短缺。兴盛期与衰退期之间是几十年的稳定期，这一时期对今天的煤炭城镇具有强烈的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在自然景观上，也表现在人们对自身所处地位的认识上。这些地区在形成居民社区归属感方面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这里根本没有原先存在的社会景观，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需要这里为其提供利益和财富，同时他们又积累这些财富用以构筑一个新环境[8]。
社区的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是资源型城镇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坎贝尔（A.P.Campbell）、昂格尔（D.G.Unger）、 弗里德（M.Fried）、吉尔（A.M.Gill）、沃伦（B.Warren）、鲍尔斯（R.T.Bowels）等都对此进行过研究[9]。沃伦指出：社会互动可分为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垂直互动是指社区内的社会单位与区外单位的联系，水平互动是指区内不同单位间的联系。如果一个社区中的社会单位没有很强的水平互动，那么社区对区内生活环境的控制力较弱，而且那些具有较强垂直互动的社会单位将难以适应当地的传统和生活方式[10]。以规划为手段来加强资源型社区的社会互动，将特殊的社会和自然特征融入城镇规划，用以强化社会互动已成为加拿大一个重要的规划理念[9]。 尽管人们对社会互动与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之间的关系还有不同看法，但多数学者认为，社会互动的程度是衡量社区活力的重要指标。
2.3 资源型城镇人口特征研究
资源型城镇人口的迁移和结构特征都不同于其它城镇。欧费奇力格（C.O'faircheallaigh）依据1981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对澳大利亚北部的资源型城镇——Alyangula的人口静态特征进行了详尽地阐述[11]。
布拉德伯里则从人口迁移的角度，对加拿大魁北克——拉布拉多地区资源型城镇的人口特征进行了研究[12]。他指出：采掘业具有强烈的周期性，因此，对矿业城镇的人口具有深刻影响。兴盛期，就业岗位多，劳动力迁入；衰退期，劳动力迁出，以寻求新的工作或等待衰退期的结束。如果没有这些弹性的、机动的、零散的和具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存在，采矿业将难以运作和生存。矿区城镇的人口迁移，有因采矿业季节性停工而造成的短期迁移，一般冬季比夏季人口下降25%～30%；也有因长期衰退而造成的永久性迁移。
2.4 矿区发展生命周期研究
赫瓦特于1929年提出了矿区城镇的五阶段发展理论，其划分的依据主要是区域矿产资源的加工利用程度[13]。卢卡斯于1971年提出了单一工业城镇或社区发展的四阶段：第一、二阶段分别为建设期和人员雇佣期，这时人员的变动率高，青年人和年轻家庭占主导，不同种族和民族混杂，性别比失调，人口出生率高。第三阶段为过渡期，集居地从依附一家公司变成独立的社区，社区稳定感和参与意识增强。第四阶段为成熟期，这时成年劳动力的流动性下降，退休人员比例上升[14]。
布拉德伯里认为存在第五阶段，即衰退期。这一时期有可能导致矿山或工厂的关闭，也可能导致城镇的衰退甚至消亡。他进一步提出，一个城镇的完全废弃应是第六阶段[15]。布氏以魁北克——拉布拉多铁矿区的矿业城镇谢弗维尔（Schefferville）为案例， 全面阐述了衰退阶段的特点和公司及社区的反应。
米尔沃德和阿什曼（H.Millward & H.Aschmann）根据矿床开采的自然过程，对加拿大不雷顿角岛的悉尼矿区的历史地理进行了简化、归纳和抽象，最终形成了六阶段模式[16～17]。米氏模型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从地理学上描述了煤炭开采的自然顺序反应在地下的情况；二是地表运输和居民点的发展顺序。
2.5 长距离通勤——资源型城镇发展的新模式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是地广人稀、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为了开发偏远地区的矿产资源，传统做法是“缘矿建镇”，澳大利亚偏远地区居民点的建立主要缘于采矿业[18]。20世纪60～80年代，澳大利亚因开采矿产资源建立了24个资源型城镇，80年代所建的城镇主要是煤炭城镇。在加拿大的大都市区以外的人口有25%生活在资源型城镇（社区）。
80年代末期以来，澳大利亚西部采矿业的大发展，促进了“长距离通勤模式”（Long-Distance Commuting—LDC）的发展。其基本做法是不在偏远矿区建立新的居民点，而是依托距离较近的中心城镇，家属居住在中心城镇， 雇员集中时间轮岗上班， 长距离通勤。 霍顿（D.S.Houghton）就该模式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历程、对社会和区域发展的影响以及利弊进行了分析[19]。从公司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大有裨益。首先，节约大量的新城建设费用；其次，澳大利亚各州政府都要求公司出资新建在偏远地区开采矿产资源所必须的城镇基础设施，采用LDC 模式，则避免了这些义务；第三，LDC模式增加了公司决策的灵活性； 第四，该模式使公司招募雇员更容易，因为雇员家属不必迁往偏远的矿区，雇员的替换率也低得多[20]。
霍顿的调查表明，多数雇员对LDC模式表示满意。 他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与家人呆在一起；雇员家属可继续留在中心城镇，配偶不必放弃原先的工作、朋友和活动，孩子也不会辍学，家庭住房投资得到了安全保障。但是，杰克逊（R.T.Jackson）指出：LDC模式并非完美无缺，适应该模式的重担全部落到了妻子身上，雇员中一半以上是已婚男子，60%的人有未成年的孩子，所以，社会成本显然上升了[18]。
3 资源型城镇研究的理论进展
20世纪3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期，出版了较多有关资源型城镇研究的经典著作，如：英尼斯的《加拿大的毛皮贸易》（1930）、《加拿大的原材料生产问题》（1933）；鲁宾逊的《加拿大资源富集边缘区的新兴工业城镇》（1962）；卢卡斯的《采矿、磨坊、铁路城镇：加拿大单一工业社区的生活》（1971）；赛门斯的《加拿大资源边缘区的单一企业社区》（1976）等等[1]。这一时期， 以单一城镇或特定区域中的若干城镇为对象的实证研究为主，研究内容重点放在人口统计学特征、建筑和城镇规划问题以及单一工业的偏远城镇中的诸多社会问题上。行为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和区域发展理论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得到了应用[21]。尤其是60～70年代中期，一批对资源型城镇的行为学和社会学研究，着重考察资源型城镇中孤寂的生活对居民的影响，力图确定社区不稳定的原因[22]。
70年代末期以后，早期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开始受到质疑。布拉德伯里就曾指出：“过去大量的文献仅仅揭示了资源型城镇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状，并未进行充分的结构状况的分析，而结构状况是单一企业社区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合理的资源型城镇发展理论的建立，应依赖于对不平衡发展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及背景的理解”[20]。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有关资源型城镇研究从注重个体的实证研究到关注群体的实证和规范研究相结合，理论上出现了资本积累与国际化理论和依附理论。布拉德伯里和其他学者利用依附理论对资源型城镇的增长与衰退及其社会、经济特征予以了解释。
布拉德伯里的基本论点就是在现行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源采掘业及其城镇受到垂直一体化的大公司的控制。这些公司的经营范围和资源配置方法都是跨国的，其目的是作为一个整体在经营过程中使资本积累达到最大化。个别资源型城镇在某个时期由于公司经营时具有比较成本及其他补偿优势而相对发达。但如果环境变化，并且这些城镇受到曾经使它们发展的资本积累的控制，那么生产将会转移到其他地区或国家。地方政府对跨国公司采取合作和支持的态度，通过鼓励资本、劳动力流向资源型城镇，提供基础设施和适当的财政体制，颁布法令使生产过程和阶级关系合法化等措施来促进资本的有效积累[11]。
80年代中期后，人们开始利用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概念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来进行资源型城镇的研究[1、23～26]。 研究劳动力市场的新古典学派设想一个统一劳动力市场，并且具有从高工资到低工资的统一序列，该序列反映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该学派还期望利用再培训和区际迁移等调节机制来纠正劳动力的短期供求不平衡。与此相反，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具有两个甚至更多的根本不关联的劳动力市场，它们具有不同的工资结构和就业特点，按照这种观点，劳动力的供求不平衡是结构性的[26]。
海特和巴恩斯（R.Hayter & T.J.Barnes ）认为：加拿大资源型工业已经历了两个劳动力市场分割阶段，前一个阶段与福特主义生产相适应，后一阶段与灵活的专业化生产相适应[25]。一个二元劳动力市场正在加拿大很多偏远地区形成，即中心工作区（A Central Work World—CWW）和边缘工作区（A Marginal Work World—MWW）。 在福特主义时代，CWW通过垄断公司决定工资和劳动力分配， 发挥着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劳动力市场为垄断结构，垄断公司享有内部规模经济和稳定的市场，由于产品市场相当稳定，所以工作状况稳定，大规模生产需要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精确划分。
随着主导产业劳动力向灵活的专业化方向发展，导致了资源型城镇劳动力的另一种分割。由于劳动力是自由灵活的，所以必须废弃劳动力市场的固定、精确划分，用功能上更灵活的内部劳动力和数量上更灵活的边缘劳动力取代过去的精确划分。劳动力供应数量的灵活性可通过雇用和暂时解雇以及加班、兼职或减少工作日来实现。
兰德尔和艾恩赛德（J.E.Randall & R.G.Ironside）对传统的资源型城镇（社区）研究理论进行了全面评述，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1] 。他们认为：人们对加拿大资源型城镇的印象往往受到英尼斯、卢卡斯、塞门斯等经典著作的左右，尽管这些经典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其结论并不完善。这些结论现在由于资源型城镇经济、社会的变迁以及地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而受到挑战。作者将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应用于资源型社区的研究中。
4 评价与启示
4.1 对西方研究的总体评价
笔者根据文中提及的文献资料统计，以资源型城镇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仅为30多篇，成果数量较少，作者的国别分布不均，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等的成果数量相对较多，尤其是加拿大学者，在资源型城镇研究领域中的成果和理论建树最引人注目。欧洲国家的成果数量少，仅见英国有少量论文发表，其重要原因是由于欧洲的单一资源型城镇并不多见[26]。
研究内容不断创新，早期比较注重个体的实证研究，主要涉及人口统计学特征、城镇规划以及资源型城镇的社会问题等。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开始了实证与规范研究的结合，研究内容上逐步关注资源型城镇的生命周期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与资源型城镇的劳动力特征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对资源型城镇的影响等方面。
在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理论也不断更新。早期主要以传统的行为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和区域发展理论为主。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资本积累与国际化理论和依附理论被引入到资源型城镇的研究之中。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逐步得到了应用。在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概念性的实证研究占多数，而理论性的规范研究成果及构造模型、运用统计方法相对较少。
4.2 对我国资源型城镇研究的启示
1978年，李文彦先生率先对我国资源型城镇进行了研究[27]。在随后的20年时间里，有关研究的成果不断发表，据笔者对《自然资源学报》、《地理学报》等18种国内学术期刊近15年来发表的论文统计分析，以资源型行业为对象的研究居多，而以资源型城镇对象的研究相对较少；在资源型城镇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煤炭城镇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研究内容的涵盖面较窄，主要涉及经济、环境和规划等方面，一般从宏观的角度，以归纳的方法对资源型城镇的特征和存在问题进行研究，而对城镇居民的社会心理、行为以及城镇演化规律的研究较少。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理论性的规范研究同样显得不足。
我国资源型城镇数量多、类型全、分布广，据中国城市职能分类结果的计算[28]，采掘业城市占当年全国城市总数的14.6%。鉴于资源型城镇在我国城镇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迫切需要加强有关资源型城镇的研究，其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宽，研究的方法也须改进。资源型城镇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空间结构的特点和动态演化规律；居民心理与行为特征；主导产业的生命周期与资源型城镇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等都应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有关资源型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塌陷地的土地复垦模式及其相应的法律、法规建设等也应加强研究。在具体方法上需将一些社会学、统计学方法应用于研究之中，加强规范性的理论研究。
收稿日期：1999—08—12；修订日期：1999—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