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企业中，利益相关者是与股东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指除股东以外其他与企业有利益（害）关系的人和团体。之所以强调与股东的对应关系，与传统经济理论过多强调股东利益有关。传统经济学认为，股东是企业的所有人，企业的全部活动都是为股东服务的，因此，企业是股东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工具。高等教育引入利益相关者概念，也是与传统大学崇尚“教授治校”，或者把大学看作“董事们的私人领地”有关。所以，与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股东与利益相关者和谐相处一样，大学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也强调与社会各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争取社会各方面对大学的广泛支持。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
所谓非营利性指利润不能在组织成员中分配，也就是指没有人能够获得组织的剩余利润。既然大学不为所有人控制，那么，只能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控制。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大学是利益相关者的组织。高等教育应用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利益相关者与大学管理
罗索夫斯基曾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11年之久，在结束文理学院院长职业生涯之际，他出版了一本名为《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The 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的书。在书中，罗索夫斯基提出大学的“拥有者”概念，并特别指出这里的“拥有者”不同于企业的所有者。他认为：“人们‘拥有’大学就像人民‘拥有’国家一样。”可见，罗索夫斯基不是在纯经济意义上使用“拥有者”这一概念。所谓大学拥有者实质上是指与大学有利害关系的人或群体——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不难看出，罗索夫斯基已经采用了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
罗索夫斯基列举出大学的四类群体，并就其与大学之间的重要性程度划分为最重要群体、重要群体、部分拥有者和次要群体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即教师、行政主管和学生是大学最重要的群体。他指出：“大学教师常常认为他们就是大学。教学和研究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使命，而这使命正掌握在他们的手中。没有教授，就不成其为大学。”此外，行政主管实际上控制着美国大学，“在美国，有许多的董事长、总校校长、教务长、院长、校长、副校长等等，在控制着他们的私人领地。”还有，学生也属于最重要的群体，因为“大学是学校，如果没有学生，学术成就终归会枯萎”。（注：享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5—6、233—255.）所以，他们应该是，而且事实上就是学校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第二个层次，即董事、校友和捐赠者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因为“他们才是正式决定主要政策的人，他们出钱，因而非常关心‘他们’学校的声誉。”尽管如此，罗索夫斯基对教师、行政主管和学生，董事、校友和捐赠者还是做了明显的区分。因为，后者尽管在学校主要政策上影响很大，但由于他们生活在学校之外，不可能像前者那样影响和关心学校的发展。因此，罗索夫斯基将这些人归入重要利益相关者群体。第三个层次是被罗索夫斯基称为“部分拥有者”的利益相关者。所谓“部分”是指他们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成为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例如，政府是科研经费的提供者、向学生和大学贷款的银行家、学校规章制度的调节者、许多学术活动的评审委员会。当政府提供经费资助并制定规章制度和评审学术活动时，就产生了与大学之间的利害关系，因而成为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准确地讲，政府或议会只是部分利益相关者。第四个层次是大学利益相关者中最边缘的一部分，即市民、社区、媒体等，是可以被纳入次要层次的利益相关者。当然，利益相关者的分类具有相对性，而且还是动态的。因此，不可将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分类绝对化。
对利益相关者的分类目的是为了对大学进行有效治理。因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他们在大学治理中的某些特点。正如罗索夫斯基指出，与大学教授相比，学生只是大学的匆匆过客，尽管学生是大学的“多数人”，但是决定权不能交给学生。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知识资源是其关键性资源，只有掌握知识资源的教授才拥有支配权。运用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罗索夫斯基还提出了有效管理大学的若干原则（注：享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5—6、233—255.）。
（二）利益相关者与大学的社会责任
近年来，大学的社会责任备受人们关注。这反映了社会对大学的新要求。大学不再是一块无声无息的土地，不对外部世界产生多少直接影响，而是凭其庞大的学生数、众多的教职工和拥有大量资源，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机构。（注：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7、7、73.）大学教师通常把他们的责任严格限制在学术领域，因此尽管传统大学也讲责任，但与大学的社会责任不是同一概念。传统的大学责任实质上就是学术责任，是大学保护学术自由的基本条件。这种大学责任观是以大学只是一个学术团体，其主要社会功能限于高深学问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为前提的。在高等教育日益成为社会中心的背景下，这种大学责任观逐渐显现出其狭隘性和局限性，因此人们开始探索更广义的大学责任。所谓大学的社会责任，正是作为对传统学术责任的重要补充而被提出来的。
大学的责任包括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相对于学术责任来说，大学的社会责任是指大学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机构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大学的社会责任更需要从外部去理解。由于大学与社会之间通过“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连接起来，传统大学责任中的学术保护含义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从传统的学术责任向大学社会责任的扩展，反映了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从而表现出社会对大学的要求更高而且更多了。由此可见，大学要以承担学术责任为本，但不可轻视社会责任的存在。学术责任是大学合法性存在的理由，社会责任是大学发挥重要作用的必然结果。所以，社会责任是对于大学学术责任的补充和完善。如果说，传统学术责任观所对应的是“教授治校”的大学，那么，大学社会责任观所对应的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大学。大学社会责任的产生是大学走向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重要表现。
其实，凡是责任都应该是社会责任。因为责任即义务，是与权利相对的概念。一般来说，义务都具有利他性，因而也都具有社会性。可见，从某种意义上，所谓责任也就是社会责任。由此类推，大学责任就是社会责任，这是从最广义上理解的社会责任。所谓广义的大学社会责任，是指作为社会机构的大学所承担的一切责任，即除了人才培养、发展科学和直接为社会服务三项外，还包括促进人类和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各项有意义的活动，比如民主、健康、文化交流等。与广义的社会责任相对应的是狭义的大学社会责任即学术责任，指人才培养和发展科学和直接为社会服务。当今社会对大学责任的关注，反映的正是对大学广义责任的要求。前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指出：“大学承担社会责任，或者说大学的社会职责，是任何国家大学存在的目的。这种社会职责，一般包括培养人才、发现新知识和社会服务活动。”（注：王晓阳，等.美国大学的社会责任与学术自由理念[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4）.）但他还补充指出，人们对大学社会责任的理解是有分歧的，“大学和它的教师似乎把他们的责任严格限制在学术领域。但是，公众几乎肯定对大学和教师有更多的期望。”（注：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4、23.）
前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认为，大学对社会承担学术责任的核心途径是教师的工作，而且教师的学术责任是一种“完全责任”。他说：“如果一个教师病了，或出人意料地缺席了，另一个教师志愿地来完成那个教师的课堂教学或住宿监管任务。可以理解，对学生承担的每一项义务都必须得到满足，而且额外的努力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注：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4、23.）这就是说，大学责任是一种“整体”的责任，尽管它是由教师个体来履行的。所谓“完全责任”不是针对单个教师，而是指教师群体或大学团体。因此，对于大学来说，大学所承担的是一种无限责任，而不是个别教师实质上的有限责任。这与股东有限责任与公司无限责任情况雷同。所谓公司有限责任制度，就股东所承担责任而言具有有限性，即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而对于公司法人来讲，它仍然需要承担无限责任。唐纳德·肯尼迪提出“完全责任”的观点表明：尽管大学的这一责任通过教师完成，尽管教师责任具有有限性，但大学必须对学生和社会承担无限责任。由此可见，肯尼迪校长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大学责任的广泛性和社会性。
关注大学社会责任与发挥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作用是一致的。现代大学不是教师自己的组织，也不是“董事会能够随意摆布的私人机构”，而是众多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的社会机构。学生、家长、社区、产业界、政府等都是大学的利益相关者。所以，大学必须对包括教师、出资者在内的全部利益相关者负责。因此，从利益相关者视角看，大学的社会责任不过是大学对全部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责任。既然大学必须发挥包括教师、学生、董事会在内的全部利益相关者的作用，那么“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董事会特权”、“政府集权”等必须受到限制。之所以没有彻底否定，是因为还存在合理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它们反映了部分利益相关者，如教授、出资人、政府的特殊利益，而这些特殊利益正是大学存在的重要理由。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大学责任，不只是确定一个宽泛的责任范围，而且能够确定各种责任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利益相关者与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高等教育曾经经历过教授治校、政府集权、董事会托管等管理模式，现在开始走向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新模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是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又一基本特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会议上指出：高等教育本身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且必须进行从未要求它实行过的最彻底的变革和革新，为了适应这一变革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高等教育不仅需要各国政府和高等院校的积极参与，而且需要所有有关人士，包括大学生及其家庭、教师、商业界和企业界、公共和私营的经济部门、议会、传播媒介、社区、专业协会和社会的积极参与。高等教育被要求与社会、政府、企业界、学生等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这已成为近几年来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关于高等教育的政策性文件或报告的主题词。
所谓合作伙伴关系是以独立利益为前提的。首先，合作伙伴关系不是简单的集体主义，它不是要用集体利益代替个体利益，而是在充分尊重各方利益基础上的合作。其次，合作伙伴关系力求发现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共同利益。“求同存异”是合作伙伴关系比较坚实的基础。《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第17条指出：“有关各方——国家的和学校的决策者、教学人员、研究人员和学生及高等院校的行政与技术人员、职业界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与联盟是进行改革的一支强大力量。以共同利益、相关尊重和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合作伙伴关系，应成为改革高等教育的主要方式。”在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中，与产业界、政府和师生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被认为是重中之重。
现代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发展水平，高校培养的学生必须要适应这一变化。一方面，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使得学生在校学习的知识很快就会过时；另一方面，受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影响，社会对人才的需要也不断变化。为了使高等教育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提高质量，人们希望高校与生产部门保持更加密切的合作，特别是学术界与产业界的积极配合已越来越被看做是高等教育的任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如此，产业界已经成为高等院校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传统意义上的产、学、研合作已经向产、学、研一体化方向发展。高等院校要与产业界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当今各国和国际社会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导向。
高等教育发展始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即使是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美国高等教育也不例外。无论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政府体制中，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关系。尽管如此，在以前的政府与大学关系中，政府更多地是扮演拨款者、管理者、立法者的角色。在这种关系框架中，大学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政府与大学不可能有平等可言。但是最新的发展一再表明，高等教育领域正在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即政府与大学之间正日益变成一种伙伴关系。正如《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指出的那样，高等教育与国家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是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先决条件。从另一方面讲，经费短缺一直是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增加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是走出困境有效途径。长期享有很大自治权的大学，必须在新的形势下更加积极地发展与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
师生关系是高等教育中最深层的关系之一。建立师生之间的合作关系，同样是当前高等教育出现的新动向。尤其强调学生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如《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指出：高等教育要采取学生为中心的新思路以及新模式，国家和高等院校的决策者应把学生及其需要作为关心的重点。从一定意义上讲，高等教育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看重与学生的关系，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把学生当做高等教育的中心。
（四）利益相关者与“相互作用大学”
美国休斯敦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斯托弗曾指出：“推动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应是大学的第四方面的任务，它与学校所具有的传统教学、科研和服务三方面的任务具有同等重要性”。（注：葛守勤，周式中.美国州立大学与地方经济发展[M].兰州：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83、84、84、85、92.）正是与社区建立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使一部分美国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新生。这些新型大学原来都属于地方大学，为了避免与州立重点大学竞争，它们确立了“相互作用战略”并获得巨大成功。因此，人们把这种新型大学称为“相互作用大学”（Interactive University）。
最早使用“相互作用大学”名称的是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大学校长约翰逊。（注：葛守勤，周式中.美国州立大学与地方经济发展[M].兰州：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83、84、84、85、92.）在担任校长期间，他一直强调大学“以他方为中心”的重要性。为了说明他所领导的学校与“传统大学”之间的差别，约翰逊使用“相互作用”这个词来形容他的学校。他认为，“传统大学”脱离社会，只能通过局外的批评来发挥作用，而“相互作用大学”却不是这样，它参与到社区喧闹的日常生活之中，本身就肩负有解决社区重要问题的责任。
美国州立大学学院协会会长奥斯塔指出：所谓“相互作用大学”是指与社区建立良好交流与合作关系的学校。在交流合作中，学校的知识、科研、服务与教学都是与社区相互依存的，课程设置也是由那些致力于技术革新、知识应用和创造最佳业绩的学者们共同制定的。他把那些致力于创建相互作用大学的人们称作方学校的“利益相关者”。（注：葛守勤，周式中.美国州立大学与地方经济发展[M].兰州：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83、84、84、85、92.）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副校长吉利也认为：“相互作用大学的基本发展战略是使学校与它所在社区的企业界、公众及政界的领导建立起一种积极的、双向作用的伙伴关系，为实现社区经济繁荣和社会公正的共同目标而努力。相互作用大学的主导方针是‘以他方为中心’。因此，学校不仅愿意而且能够吸收社区公民成为学校发展的‘利益相关者’或‘共同产权人’。这种新的办学方针与传统大学的办学方针迥然不同。”（注：葛守勤，周式中.美国州立大学与地方经济发展[M].兰州：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83、84、84、85、92.）
与“教授治校”的传统模式中以“教授为中心”不同，“以他方为中心”包括政府、企业界、出资人、社区等与大学有利益关系的所有人或组织。所谓“相互作用模式”就是要求学校与利益相关者确立共同认识与目标，相互合作，达到互利结果。实际上，相互作用大学都建有一个有当地的企业界、政界及公众领导人参加的机构。这些社会人士不仅是大学的“顾问”，而且是大学今天乃至未来的“合伙人”或“利益相关者”。（注：葛守勤，周式中.美国州立大学与地方经济发展[M].兰州：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83、84、84、85、92.）
虽然“相互作用战略”使许多地方大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以他方为中心”的战略和建立利益相关者合作模式并不局限于地方大学，它反映的是现代大学所表现出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特征。（注：哈佛大学校长博克在《走出象牙塔》一书中告诫美国高等院校应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并提出“以他方为中心”的参与模式。）“利益相关者”一词最先就用于企业管理，“相互作用战略”也是一种新的企业发展战略，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一发展战略已经被成功地引入到现代大学管理之中。
二、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一种分析框架
“利益相关者”能够提供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通过它重新理解大学制度的本质，即大学制度是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网”。阿特巴赫曾经指出：“大学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机构，而是一个拥有一定自治权的各种团体组成的社会。”（注：菲利普·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5.）换句话说，大学就是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社会机构。因此，准确地分析大学各类利益相关者的性质与特点，是有效管理大学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之关键。
借鉴罗索夫斯基关于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可以提出由三类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大学模型：教师、学生、出资者、政府等是大学的权威利益相关者；校友、捐赠者和立法机构是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市民、媒体、企业界、银行等是第三层利益相关者。在上述的模型中，当大学教授团体掌握大学的控制权时，大学行政人员主要代表大学教授的利益，因此大学表现出社团模式；当大学的出资者掌握大学的控制权时，大学行政人员主要代表大学董事会的利益，大学表现出董事会模式，比如美国私立非营利性大学；当学生掌握大学的控制权时，大学行政人员主要代表学生的利益，比较典型的是早期的波洛尼亚大学；当国家掌握大学的控制权时，大学行政人员则主要代表国家利益，很多国立大学就属于这种情况。
综上所述，大学的行政人员，特别是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是大学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但是真正影响大学政策的则是利益相关者，其中，掌握控制权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最大。因此，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只是为利益相关者服务的代理人。随着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和复杂性程度的增大，管理高等院校日益成为一项专门工作。不但专职行政人员的人数不断增多，而且行政人员的专门化程度有所提高。当行政人员成为独立阶层时，他们也将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利益相关者，这也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
1.大学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
大学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是指校长、院长、系主任等管理人员。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系统是大学决策的具体执行者。为了提高大学的管理效率，大学行政系统通常是一个科层结构，校长处在这一结构的顶点，他有权任命其他行政人员，并有效指挥整个行政系统运转。而影响大学校长管理的是大学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他们是教师、学生、出资者、政府等。
首先，不同模式的大学表现为校长产生的方式的不同。例如，欧洲大学校长由教授会选举产生，这正好反映教授会在欧洲大学中的影响。而美国大学校长由董事会任命，就像企业中的CEO。（注：博耶.大学：美国大学生的就读经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210、57、58.）在中世纪大学，学生担任大学校长期间，学生正好处于大学重要地位。随着大学职能的扩大和机构变大，大学校长越来陷入各种关系网络之中，成为克拉克·克尔校长所说的“调解者”。“调解者的头等大事就是相安无事，使大学生团体内部相安无事，教职、董事会内部相安无事，以及各群体之间相安无事；‘两种文化’和‘三种文化’及亚文化群之间相安无事；为了谋生而竞争的各种观念之间相安无事。”（注：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24、13、14、14、15、16.）
其次，大学校长从来不是大学的“所有者”。（注：在大学里谈所有者要注意两种含义的所有者：一是资产所有者，如企业中的投资者、股东等；二是主人，他们把大学当做自己的事业、生命活动等。显然这两种意义上的“所有者”是完全不同的，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对大学所有者选择了自己习惯的理解。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尽管大学校长为了办学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完全配得上称其为大学“主人”。但是，在任何一所大学中，无论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他不是资产意义上的“所有者”。在公立大学中，大学校长必须对国家或政府负责；在私立大学中，大学校长必须对董事会负责。所以，从财产所有权角度说，大学校长的准确定位应该是大学的代理人或受托管理人。例如，在公立大学中，大学校长是在国家授权下行使对大学财产的管理权力和责任的；而在私立大学（英美国家）中，大学董事会是受大学财产捐赠人的委托来管理财产的，而大学校长又是大学董事会聘任具体执行董事会决定的人。尽管大学校长是大学董事会中的一员，但显然不是大学财产的所有人。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大学，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大学校长是一个反映利益相关者要求，并具体实施的决策执行人。
再次，大学校长是大学的实际管理者。利益相关者理论最主要的应用是在管理领域，其主要目的是要改变过去管理只为一种人服务，如企业只为股东服务，私立大学只为董事会服务的做法，使管理能够考虑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而调动各种资源产权主体的积极性。在高等教育中建立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的真正意义，在于改变大学管理者或大学校长传统的过于单一的思维模式，如政府主导型模式或董事会主导模式。要改变这一模式的关键是确立相对于管理者的利益相关者，并能进一步区别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特点。无论确定谁是利益相关者，还是区别不同性质的利益相关者，都由这些利益相关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来决定。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作为大学管理者的大学校长是大学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的原点。
2.大学教授
没有人怀疑大学教授是大学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在八百多年的大学发展史中，教授在大学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削弱过，他们一直是大学的关键利益相关者，甚至有时还是大学的“所有者”之一。
第一，大学教授曾经是大学的所有者。大学起源于师生的聚集。（注：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06.）在12世纪（产生大学的世纪），只要拥有学问、几本书和一些书写工具，就可以接收学生从事教学活动，这在当时与办一个手工作坊没什么两样。在很长时间里，教学活动是分散地由不同教师来完成的，大学借助于“行会”把分散的教学组织起来。在“行会大学”里真正控制并拥有大学的是教授，甚至可以说大学是教授的合作组织。教授控制并拥有大学的情况，在欧洲大学中被当成传统得以保留。这种传统又伴随欧洲大学模式的扩展传播到世界各地。尽管大学在民族化、国家化过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大学教授的“所有者”地位却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只是“所有者”的内涵随着大学的演变而有所改变。确切地讲，大学教授应该是大学人力资源的所有者之一，而且是最主要人力资源的所有者。
第二，现代大学中教授既是雇员，又是主人。这一地位变化与大学特定的资源结构有关。与现代大学不同，中世纪大学没有属于自己的校园、教室、庞大的图书馆或实验室等固定资产。因此，作为大学人力资源的所有者，也是当时惟一的资源的大学教师，毫无疑问拥有大学的控制权。但是，到了现代大学时期，由于大学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的教学，科学研究和直接为社会服务成为大学的基本功能，其作用边界甚至推进到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注：黎安琪.无边界高等教育及其资格论证[J].高等教育研究，2002，（1）.）此外，大学凭其庞大的学生数、众多的教职工和掌握大量股票，已成为了国家的一种主要机构。（注：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7、7、73.）因此，无论是从物资、财力，或是从人力上讲，现代大学都是投入巨大的复杂的社会机构，建立大学所需要的资源也日益复杂，如果再将所有权惟一地配置给大学教授已经不可能。对于高等教育投资的日益攀升，资源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现代大学，尽管人力资源仍是大学的关键性资源，但是已经不再是惟一的稀缺资源，因此，大学名副其实地成为利益相关者的机构。
第三，从大学资源结构的变化并非一定导致教授受雇用的结论。从经济学角度讲，所有权具体配置给谁还是一个效率问题。当然，这一效率又与大学资源结构不无联系。大学所有权一定配给投资者，教授必定处于受雇地位，这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所带来的偏见，是“资本雇用劳动”原则的逻辑推演。因为在传统经济学看来，只有资本能够承担企业风险，所以资本拥有者也就是企业的所有者。也是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人力资本所有权是不承担风险的，或者说其承担风险最小，所以人力资本所有人往往通过工资协议与企业发生关系，从而决定了人力资本所有人只能处于雇员地位。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人力资本的作用日益显现，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企业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的制度安排。（注：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6）.）与此同时，利益相关者理论主张，股东和雇员都是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在高等教育领域，教授与投资者都是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之一，他们共同拥有大学的所有权。这里的“所有权”指一个复杂的权利结构，是作为他们共同行使产权的框架。在所有大学制度模式中，尽管形式上“所有权”存在各种各样的配置，但是教授在大学中的地位仍然不可替代，教授仍拥有很大一部分实权。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看，谁都有可能成为“所有人”。从这一意义上，大学教授也完全可以成为大学的“所有者”。
3.大学的出资者
大学出资者是直接向大学提供资金的人或组织。大学的出资者包括政府、捐赠人、校友、工商界、银行以及各种资助项目等。政府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出资人。即使是高度市场化的美国，在其私立大学办学经费中，也有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收入来自于中央或州级政府。（注：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7、7、73.）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公益事业也经常得到慈善家们的支持，他们往往把高等教育作为实现自己理想和愿望的手段之一。校友也始终把自己看做是大学终身成员，他们常常是大学最坚定的捐赠人。此外，大学与工商界的合作是当前高等教育所表现出的强劲趋势之一。这种合作是以互惠互利为基础的，科研合同是这一合作的主要形式。在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时期，银行有可能成为大学融资的重要机构。此外，保险机构、资本市场等都有可能参与融资而成为高等教育潜在的利益相关者。
经费缺乏是当前高等教育的世界性问题，建立起利益相关者视角能够缓和高等教育这一困难，因为它有利于建立起最广泛的出资人“网络”。大学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只满足于政府拨款。尽管政府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出资人，将来也一定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出资人，但争取一切可能为高等教育提供资金的人和组织，如工商界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事。然而现实情况是：人们一方面在埋怨工商界对高等教育的冷漠，另一方面却没有严格审视现行的行动和制度，比如高等教育和大学是否最大限度地做好了准备。事实上，高等教育和大学没有重视与工商界的联合，或者说，根本没有主动去联合。比如，在管理上有没有吸收工商界人士参与高等教育重大决策的制定；现行的课程不注重工商界的要求，等等。高等教育与工商界的联合是必然的趋势，潜力十分巨大。有些国家已经在这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例如，瑞典的工业界代表加入高等院校共同成立了管理委员会。（注：弗兰斯·范富格特.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0、6、40—41.）
实际上，在社会上有很多人或机构都可以成为高等教育的出资人，至少是潜在的出资人。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经费缺乏和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需求增长，使得银行成为支持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重要力量。银行也正通过各种方式成为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其主要表现是：与学生建立信贷关系；与大学建立信贷关系。当前各国利用银行信贷支持学生完成学业已越来越普遍，而且学生助学体系也得到政府财政的支持。
4.学生
学生拥有大学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学生曾经是大学的所有者，并拥有一切权力，如在波洛尼亚大学模式中，学生控制着大学行会。虽然“学生行会”模式很快被“教师行会”模式所取代，但其影响仍在一些国家的大学中得到保留。“波洛尼亚大学模式对萨拉曼卡和西班牙大学有着广泛影响，后来又影响了拉丁美洲。”（注：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24、13、14、14、15、16.）随着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学生对大学的影响以及其被大学影响的方式有所改变，但是学生作为高等教育或大学的重要力量一直没变。因为没有学生就没有大学，学生毕竟是大学存在的理由。从这一意义上，学生是大学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西班牙思想家奥尔加特·加塞特十分强调学生对于大学的意义，认为学生是大学服务的根本所在，甚至“他很想把整个‘大学的使命’移交给学生”。（注：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24、13、14、14、15、16.）奥尔加特·加塞特关于大学使命的论述是建立在他的“教育的经济原理”之上的。他认为：“缺乏学习能力是教育的基本原理。由于学习者不会学习，就必须要为教学作好恰如其分的准备”，“当需要获得的知识与学习能力不成比例时，教育就出现了。”（注：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67—69、70—71、50—51.）教育的经济原理对于高等教育具有深远的意义。这就是“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大学的建设都必须以学生为基础，而不是以教师或知识为基础”，“我们必须以普通学生为起点，把迫切需要学生掌握，并且一个正常的普通学生能够掌握的教学内容作为一所大学的核心，把它看作大学的中心内容和基本组成部分。”（注：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67—69、70—71、50—51.）他还指出：“大学作为一种机构，目的是让所有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因此，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能否让工人阶级在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把大学的知识传播给劳动者。为此，他认为，只有“对政府进行一次伟大的改革，才会使我们的大学能够发挥行之有效的作用。”（注：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67—69、70—71、50—51.）
在美国大学里，学生被确定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也经历过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独立战争之后，爱国领袖本杰明·拉什预言：“大学将是聪明善良的人们的摇篮”，“来自较低阶层的学生考入大学的人数不断增加，大学不仅仅是为特权阶层的青年的高贵职业做准备的场所”（注：博耶.大学：美国大学生的就读经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210、57、58.）。改革首先从课程领域开始，布朗大学校长弗朗西斯·韦兰向他们的教师们建议设立一个“所有阶级都受益的课程表”，但却没有成功。（注：博耶.大学：美国大学生的就读经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210、57、58.）而耶鲁大学发表了著名的《耶鲁报告》，反对允许学生选择感兴趣的科目，这一争论最后以哈佛大学确立选修制，开放课程而告终。这场争论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学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大学。克尔校长指出：“学生们对学术问题的影响比通常认为的要远为重大。选修课制度有助于他们决定大学的哪些领域和学科将得到发展，他们的种种选择，像消费者一样，引导着大学的扩展和收缩。这一过程远远优于由生产者决定的更为僵硬的行会系统。”（注：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24、13、14、14、15、16.）
5.政府
政府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政府泛指依法行使国家权力的一切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狭义的政府专指负责执行和贯彻法律，组织国家事务的行政机关。（注：袁晖，等.当代西方行政管理体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17.）在高等教育领域，一般是从广义上理解“政府”的含义，甚至比政治学上的理解还宽泛。例如，克拉克·克尔所谓的政府“是一个包括皇帝、教皇、教育部长、拨款委员会、评议会，以及皇家委员会的非常混杂的实体。”（注：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24、13、14、14、15、16.）相对于高等教育或大学的政府，实质上代表着一种来自政治的影响力。由于各国的政治模式不同，因此对其理解的宽泛程度也不同。这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因此，本文所指的政府是相对于个人（或私人机构）和一般社会机构的特殊的机构，它对高等教育或大学的影响与其政治模式有关，是一国高等教育或大学的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关于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作用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起促进作用的国家”和“起干预作用的国家”。“起促进作用的国家”是指一个政府赞同高等教育为那些具有正式资格进入高等教育的人提供一个机会，并不是实际指挥高等学校的核心；“起干预作用的国家”指一个政府积极地卷入试图影响诸如产品的性质、学校的内部事务、一所大学和它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工作。（注：弗兰斯·范富格特.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0、6、40—41.）“在近代，拿破仑是第一位把握、控制大学系统的人。他彻底地重建了大学体系，并使其成为国家管理的法国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并一直保持至今。在德国，各州政府传统上对大学实行非常具体的管理。在英国，政府权力甚至渗透到了各个学院。非专家委员会一直是美国政府权力同大学进行联系的独有手段，除了非专家委员会之外，州财政部、州长和州议会也越来越趋向于对学校工作进行详尽的审查。”（注：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24、13、14、14、15、16.）可见，政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高等教育，成为高等教育或大学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从政府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上看，政府首先是制定和影响高等教育政策的重要力量。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高等教育日益成为宏观经济改革和未来经济繁荣的重要力量，因此，发展高等教育必将被纳入政府决策之中。立法、规划、拨款等是政府影响高等教育的重要手段。其次，根据民主社会的发展要求，高等教育的利益在未来须更广泛、更平等地得以分享，而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承担着维护高等教育平等和质量的责任，它是保证高等教育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重要力量。可见，“一个有效的高等教育系统有赖于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积极监督。”（注：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44.）再次，政府最终强调提高高等教育效率的必要性，尤其是管理结构和资源利用方面。（注：弗兰斯·范富格特.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0、6、40—41.）目前，高等教育已越来越依赖于政府公共资金的支持，所以，责任制是大学接受政府资助的重要条件。责任制指要求对作为国家税收资金的提供者的政府表现负责的行动。从这一意义上，政府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是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政府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表现出双边的复杂性。首先，作为“管理者”，政府保持对高等教育或大学的有效干预。在某些集权制国家，政府尽管从某些方面“退出”，但是它仍然保持有效控制能力。国家影响高等教育方式有所改变，但是它始终不可能消失，就像国家主权一样客观存在。政府管理高等教育是国家主权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其次，作为“出资者”的政府，经费缺乏使高等教育或大学与政府之间经济上的依赖性不断加强。尽管政府是一个特殊的经济主体，但是这种经济上的角色在不断增强。在“出资者”政府的影响下，公共资金也要求不断提高效率，从而要求大学不断增强责任意识。作为“出资者”的政府，在强化其干预能力的同时还扩大其干预的范围，包括私立教育在内的全部教育都受到政府的影响。再次，作为“监督者”的政府是惟一可能成为最公正的监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