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科学——再与杨家志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科学论文,杨家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毛泽东思想不是封闭、凝固的教条，而是开放发展的科学。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个人思想亦是如此。作者认为，对毛泽东个人思想作“处于顶峰时期”及“晚年错误时期”的划分是不妥的。
我们曾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不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复归》为题，对杨家志先生的“复归说”进行了评论，本文则试图对杨家志先生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谈谈我们的看法，以期引起深入研讨。
杨家志先生在《‘复归说’与当代中国方程式的解》一文（以下简称杨文，引文未注出处均见此文）中为了论证思想认识上从1979年开始向50年代初的复归趋势，以证明当代经济体制改革是以50年代初发展模式为参照物的正确性，曾把毛泽东的个人思想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想顺便指出杨文中出现的上下文不一致的逻辑矛盾，即文章提出的问题是考察“毛泽东的个人思想发展过程”（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下同），而实际分析的第一、二个时期却是“毛泽东思想”。谁都知道，“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个人思想”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存在重大区别的不同概念。前者是指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领导集体创造的并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理论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后者则是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理论和言论的总和，其中既包括正确的东西（主要的），也包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论断。把这两种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混在一起去论证某一论题，显然是文不对题，不合逻辑，这至少可以说明杨家志先生在研究问题时不能认为是严谨的、缜密的。现在，还是让我们把这个属于常识性的问题放在一边，着重就文章本身提出的某些观点谈谈我们的看法吧。
观点Ⅰ：“1935年遵义会议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是科学的毛泽东思想处于顶峰时期”
这段话的意思明白无误，就是说，1935年至1952年的17年中，毛泽东思想自始至终处于“顶峰”地位，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意义。
毛泽东思想果真如此吗？这个问题，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关系人们在实践中对真理的创造性探索，因此有必要讨论清楚。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也是不可穷尽的、“到顶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永远没有完结”。[①]他又说：“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②]实际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无限的物质世界的认识只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每一个人以至每一代人在每一发展阶段上所认识和所把握的客观真理是有条件的，相对的，逐步趋于完善的，它们包含了绝对真理，但不等于绝对真理。人们的认识只能通过无数的相对一步一步地接近绝对，但永远不能达到。因此，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任何个人或集团都不可能穷尽绝对真理，不可能享有科学上的绝对权威。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之统一——毛泽东思想，它的每个原理都正确反映了客观规律，包含了绝对真理的因素，但它不是封闭和凝固的，而是开放和发展的，随着实践的发展使自己不断丰富和完善起来，而不可能达到完全、最后、绝对真理的“顶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就在于它始终站在历史的最前面，不断地从无穷变化的革命实践中取得新的认识源泉，使自己的思想和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趋于完善。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构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就不是一步“到顶”，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和明确化的过程。早在1927年初，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中指出：二十世纪初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目的在于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④]但究竟是建立什么性质的社会或国家，看来，这个提法尚不够明确。这样，经过12年的民主革命实践，即1938年7月2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制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⑤]这里，毛泽东所讲的“彻底的民主制度”，是指这种民主制度，不是为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所垄断，而是为人民大众所享用，是不完全相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里所说的“不破坏私有财产”，是指不破坏资产阶级与小生产者的私有财产。因此，这个革命胜利后所要建立的国家与政府，就是不破坏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国家与政府。显然，这比上述提法更加明确具体。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1938年10月又进一步指出：“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⑥]这个提法同三个月以前相比，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又有新的进步，而且这种提法至少使用到了1945年。[⑦]它表明，三民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样，三民主义性质的社会当然也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不过在毛泽东的理解中，这种三民主义是一种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因此，这个三民主义性质的社会，它同时又是为人民大众的利益的，进而，这个三民主义性质的社会，也就是具有“为人民大众”的这一新的属性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可见，这一提法，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较前说得更加明确。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满足于这一提法，因为，它虽然指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却还没有更清楚表明这一社会有别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质特征。于是，7个月之后，即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又在《在延安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中有了新的提法。他说，我们“现在干的什么革命？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无力完成，须靠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因而，它是“人民民主革命”。“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就是它的目的。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的共和国”[⑧]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不仅指出了未来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而且同时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社会有别于旧民主主义社会的新的属性，即人民性，因而，较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提法，是一个明显的进步。革命在发展，认识在前进。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他说：“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这个提法，以一个“新”字将“无产阶级的领导”这一重要内容明确地涵盖于其概念之中，较之“人民民主主义社会”的提法更完整、更准确，而且以“新民主主义社会”来表达这一社会性质的标准提法，一直使用至今。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又将“新民主主义”的提法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提出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要“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⑨]并具体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队以及组织制度。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即民主革命的决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和没收官僚资本的经济纲领，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胜利后所要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⑩]从以上分析可见，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完善起来的。
又如，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思想，也不是一步“到顶”、一次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孕育、产生和完善的长过程。早在1927年我党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就强调分清敌我，主张用民主的方法，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它人民内部关系。在延安整风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针对“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求不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党内的缺点和错误。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招待留守兵团学习代表时指出：“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对自己、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11)]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提出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的方法，并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建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文章和许多党的文件里，也多次指出，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采用专政和民主这两种不同的方法，强调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特别是1957年，在我国由革命时期转入全面建设时期的新形势下，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系统地深刻地阐述了两类矛盾的学说，“不仅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和使用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而且讲了这两类矛盾产生的原因和具体内容，还讲了处理这两类矛盾的方法，以及这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等等”。[(12)]可见，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学说，也不是一开始或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就是处于“顶峰”的绝对真理，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一步步丰富、完善的。
除此之外，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领导集体在民主革命中提出的其它许多重要思想，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还在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永远停留在原有水平上。诸如，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关于注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思想，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关于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思想，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等等，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以上讲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某种原理、原则一开始提出就具有正确性，后来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仅如此，而且它还有一个修正错误、调查研究、从错误走向正确的过程。也就是说，某种思想、理论的提出，某一路线、方针的制定，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只是因为深入调查研究，时刻倾听下面的意见，逐步修正原来的决策和方案，才使错误转化为正确，并使之更加完善。例如，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最成熟的阶段。只用了4年多时间，就消灭敌人800多万，解放了全中国。但是我们要问，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军事决策上是否事事正确、没有失误？在我们看来，却有某些失误，还有不完全符合实际之处。一是1946年解放战争刚刚打响，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从保存我军的有生力量出发，决定当时正在苏中地区作战的粟裕带领部队打到外线去。应该说，这是一个带有进攻性质的不太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作战计划，因那时敌人较强大，还不具备打到外线的条件和力量。粟裕接到指示后，对留在苏中内线作战和打到淮北外线作战的利弊作了比较，认为继续留在苏中作战于全局有利，最后中央军委吸收了粟裕的意见，改变了原来的主张，于是有了苏中战场的七战七捷。二是1948年初，毛泽东要粟裕率三个纵队渡江南下，打到蒋管区，以吸引敌军一部分随之南行，便于我军各个歼灭江北之敌。应该说，这是一个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当时南线战线实际的决策。粟裕经过慎重考虑，建议暂时还是留在中原地区作战，利于消灭敌人。毛泽东和党中央吸收了他的意见，放弃了原来南下开辟战场的计划。然后，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打了豫东战役，后来又打了济南战役，为淮海战役的大决战创造了条件。这些事例表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领导集体善于从敌我形势变幻的战争实践中总结经验，善于从下面吸收合理的建议来修正原来的决策，使之更充实、更完善；也说明，在各种主客观条件制约下，人们的认识不是直线的、一下子完成的。所谓“没有谬误的天才”，穷尽绝对真理的超人，是根本不存在的。认识运动中的盲目性与自由，正确与错误，总是相互交替，永远并存的。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们正是通过正确与错误的反复比较，汲取教训，克服盲目性，逐步发展为比较正确的认识，而决不可能在某个时点上穷尽最后、最终、绝对的真理。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总结民主革命经验时曾经指出：“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13)]1966年7月25日，毛泽东针对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提法，在一个文件上明确写道：“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14)]之所以“不要用”，因为它违反了真理发展的规律，亦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规律。未曾料到，在已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今天，杨家志先生却又重新弹起早已被毛泽东否定和批批的“顶峰论”的老调，表面上是在抬高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因这它否定了认识和发展真理的辩证过程，抹杀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性和开放性，把处于发展中的活生生的毛泽东思想变成了“到顶”的凝固不变的理论教条，妨碍人们勇于实践，开拓进取，去不断发展对真理的认识。
观点Ⅱ：“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是毛泽东的个人思想处于晚年的错误时期”。
通览全文，杨家志先生绝对化研究问题的思想方法，不仅表现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中，也表现在对毛泽东个人的晚年思想的评论中。上述引文，就是例证。在这里，杨文把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个人思想看成都是错误的，是一个“晚年的错误时期”。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值得商榷。当然，在毛泽东一生的后期，确实犯了不少“左”的错误，特别是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了许多不幸。这是明白无误、客观存在、应该彻底加以否定的。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毛泽东晚年时期在犯严重错误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富有远见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思想。
（二）关于从中国实际出发，正确处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三）关于中国永不称霸、永不做超级大国，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发展同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思想。
（四）关于反对大国霸权主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打开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的思想。
（五）关于同国际敌对势力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作长期斗争，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
（六）关于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思想。
（七）关于强调干部参加劳动，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干部蜕化变质的思想。
（八）关于注重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
（九）关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思想。
（十）关于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十一）关于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统一，坚持又红又专的思想。
（十二）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思想。
毛泽东晚年的正确思想远不止以上这些方面，但也指出了其主要之点。特别是在国际斗争中，他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并利用了国际形势变化的时机，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创造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如果从长远、全局的角度看问题，毛泽东晚年还有一个值得肯定的重要思想，就是拒腐防变，力图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和保持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防止在执政条件下脱离群众，蜕化变质。这些正确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长城”，无论现在和将来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得可贵。
同时，即使我们对毛泽东晚年占主导地位的“左”倾错误也不能采取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方法，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犯了严重错误，但从其主观愿望来说，他还是想在中国大地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让社会主义这面红旗高高飘扬。而且在1957年10月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他是不断地犯错误，又不断地纠正错误，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错误的势头加以遏制，使损失尽量减少还是应该肯定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是占主导地位的“左”倾错误和许多正确思想交识在一起。尤其要看到，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不管他晚年犯了多大错误，他的错误也是一个社会现象，是历史现象，不是单纯的个人现象。正确的态度，是要把错误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并从中汲取教训，以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总之，必须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既不存在一个晚年的正确时期，也不存在一个晚年的错误时期，而是在他晚年时期犯严重错误的同时，还有许多正确的有价值的思想。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抛弃其错误思想，充分肯定其正确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坚持和继承毛泽东思想，搞好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责任编辑注：杨家志的文章见本专题1996年第3期89～104页。
注释：
①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② (1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6、826页。
④1926年《政治周报》第四期。
⑤《解放》周刊第45期，1938年7月23日出刊。
⑥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周刊第75期，1938年11月25日出刊。
⑦参见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0月8日。
⑧延安《中国青年》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6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3页。
(11) (1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580、586页。
(14)转引中宣部《宣传动态》198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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