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自然：一个正在浮现的哲学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路论文,哲学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研究动态与信息
1996年11月4日至6日，来自全国各地的25名学者聚集在广州郊外风景秀丽的番禺理工学院，举行了“96全国自然哲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广东番禺理工学院、山西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金吾伦教授、广州永辉贸易发展公司周志安先生赞助了此次会议。
自1994年4月长沙“西方自然哲学史”学术会议以来，“自然哲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引起了自然辩证法界许多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意识到，当代科学前沿和哲学前沿显示出“自然哲学”这门最古老哲学分支正在复兴。94年10月18日至20日，愿意重新看待“自然哲学”这一提法，并对“自然哲学”问题特别有兴趣的21位学者，在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招待所举行了以“自然哲学的复兴”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上宣读并详加讨论的论文被结集成《自然哲学》（第1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
“农科院会议”的基本思想是重新恢复古典自然哲学的意义。古典自然哲学指的是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哲学理论。之所以需要恢复，因为它曾被拒绝。拒绝的角度大致有两个，因而恢复的角度也有两个。
第一个角度是，自然辩证法界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的一段话为根据，长期使自然哲学遭受冷遇。该话的大意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自然科学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后，任何使自然哲学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也是一种退步。于是，人们不把自然哲学当学科看待，只将它看作一种过时了的观念形态，认为应以“自然辩证法”取而代之，结果是，很长一个时期，大家只提自然观，不提自然哲学。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人们不再教条地对待经典作家的某些言论，认识到自然观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就是自然哲学，自然辩证法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马克思也确实说过恩格斯正在搞自然哲学。
第二个角度是，英美科学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维也纳学派的领袖石里克在其科学哲学著作《自然哲学》中表明，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甚至直到康德的时代均没有明确地区分开来，但一旦区分开来，用思辨方法探索自然的自然哲学便不再有存在的可能性了。自然哲学唯一的出路，就是使自己蜕变成以探求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为主要目标的科学哲学。由于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重新确立了形而上学的意义，对自然本体进行哲学探索的自然哲学当然也就获得了其应有的地位。
张华夏的文章“旧自然哲学的衰落和新自然哲学的兴起”，对这两个角度的恢复做了详尽的考察和论证。
比“恢复”古典自然哲学的意义更为积极的主张是“复兴”。“复兴”的意思是指，现代科学前沿正在面临的变革要求来自“自然哲学”的支持，自然图景的某种“哲学”的构想将成为新科学的开路先锋。这一看法的前提是，大家均意识到，以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自然观以及由此衍生的世界观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对它诸多方面的批评和超越构成了自然哲学复兴的自然科学背景。
自然概念面临的重建，正是“自然哲学”的用武之地。金吾伦的文章“生成哲学导论”、洪定国的“玻姆的自然哲学思想”、桂起权的“关于目的论的自然哲学论纲”、朱葆伟的“机体与价值”以及胡新和的“现代物理学视野中的自然观念”，都试图从各个角度描述这一重建过程。
“农科院会议”中另一种声音没有被很好的倾听。大家更多的沉浸在自然“概念”的重建中，沉浸在“世界图景”的转换中，忽视了另一种思路。这一种思路力图提醒大家，“自然”应该作为一个“问题”出现，今天我们重提“自然哲学”，不应仅仅看成“世界图景”转换的需要，而且应看成“自然”的被遗忘已构成了一个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的紧迫性驱使我们重新将哲思的焦点对准“自然”。
两年后召开的这次“番禺会议”，实际上是自然哲学同仁的第二次聚会。会议主题定为“现代哲学、现代科学和中国哲学中的‘自然’问题”，意在将“农科院会议”未及倾听的声音加以放大。
会议的第一大主题依然是“科学世界图景的变革”问题。代表们主要来自自然辩证法界，他们有着共同的自然科学背景，自然辩证法界的学术传统一直定位于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因此，他们对自然哲学的兴趣一开始都是由“科学世界图景的变革”这一主题切入的。张华夏（中山大学哲学系）以系统科学为基础，构造了以宇宙协同学为终极实在的自然哲学理论体系；桂起权（武汉大学哲学系）以量子力学和系统科学为基础，描画了决定论与非决定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目的论与机械论互斥又互补的现代自然图景；胡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基础，阐释其关系实在论；刘华杰（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中心）系统介绍了浑沌世界图景；佘正荣（广东省委党校）以生态科学为基础，展开其生态人文主义的自然概念重建。
对世界图景的沉迷，遭到了另一些代表的批判。张志林与鞠实儿（中山大学哲学系）联手，对张华夏和叶侨健的自然哲学体系（他们新近出版了《现代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一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攻击的方向没有指向他们理论的细节，而是指向他们构造理论的方式本身，指向他们“对图景的迷恋”本身。他们认为，构造图景是一种科学性工作，批判图景、追究其得以可能的根据才是哲学性工作。由于本身并不是职业自然科学家，所以哲学家对于科学世界图景的构造在科学上并不是很有地位。他们想在哲学家那里宣称自己是搞科学的，在科学家那里宣称自己是搞哲学的，结果搞出的既不是“形而上学”，也不是“形而下学”，而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形而中学”。
这一批判唤起了对“哲学思维”的关注。哲学背景的缺乏，是自然辩证法界根深蒂固的问题。自然辩证法界长期有一种看法，以为自己在哲学上比自然科学家高明一些，有所不足的是自然科学知识，因而比较多的强调自身的自然科学训练，而大大忽视了哲学训练。直到目前，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课程设置依然轻视哲学基础理论的训练。这种哲学训练的不足，导致的后果是，大多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转向社会学，有哲学兴趣（interest）者越来越少。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自然辩证法”专业是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招生的，研究生们最后拿到的是“哲学”学位。
科学思维与哲学思维之区别不在于它们面对不同的领域，而在于它们对于所面对事物的态度之不同。科学思维将对象作为自在的存在者加以接受，刻画和描述对象之属性、关系等，而不追究对象之可能性条件。哲学思维永远将对象的预设当作一种可能性看待，进而追究其可能的条件，它要超越这种预设。科学是有限思维，哲学是无限思维。
自然辩证法界一部分比较多接受哲学训练，并最终从事西方现代哲学研究的学者，对传统“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搞法很不以为然，认为它的哲学性不够，既不是科学“哲学”，也不是自然“哲学”。这一批评当然切中了自然辩证法界长期忽视哲学培养的弊病。不过，这种批评不能理解为，从自然科学基本概念的反思中找不到真正的哲学。哲学只是某种“道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哲学思维亦有自己的“足下”，从“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出发，一样可以踏上哲学之路。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并不阻碍我们踏上哲学之路，要紧的是有一个哲学的态度。有了这个态度，我们就能关注科学但不囿于科学。
通过把握现代科学的新走向，挖掘世界图景之变革的哲学意义，的确是通往“自然之思”的道路。柏拉图学院门口写道“不懂数学者请勿入内”，柏拉图对此的解释是，数学乃通向理念世界的最佳道路。数学的世界尽管还不是理念世界，但它最能导引我们进入理念世界。新的世界图景当然还活跃在对象性的领域，它并不就是本真的自然，然而，它有可能导引我们走出世界图景，创造一个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它可能引领我们走上“追思自然”的道路。
鉴于自然辩证法界哲学背景的单薄，本次会议有意更多的吸收哲学界和其他人文领域同仁参加。原定与会的有专治德国哲学的张汝伦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毛怡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专治欧洲近代哲学的孙永平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专治英美分析哲学的罗嘉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专治文学评论与文艺理论的勒大成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可惜他们均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与会。所幸的是，专门研究后现代哲学的王治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中心）与会，向大家介绍了后现代哲学的一般倾向和主张。会议特别讨论了《后现代科学》一书所涉及的问题。
自然辩证法家族谱系图（社会学支从略）
我在会议结束时勾勒了一幅中国自然辩证法界的家族谱系图。以自然科学作为自然辩证法赖以生存的土壤，从中生长出了两支本身并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但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它们的分野在于“兴趣”的不同，社会学兴趣在图中从略。哲学兴趣集合了一个哲学群体，他们的共同主题是从哲学的角度反思和重建自然科学的概念基础。批判性态度引出了所谓“科学哲学”，构造性态度引出了所谓“自然哲学”，从科学哲学中分出了第一种科学哲学和第二种科学哲学，从自然哲学中分出了新自然哲学与旧自然哲学。
对于我们所提倡的“自然哲学”而言，传统的自然哲学，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只是过渡性的。我们所谓“自然哲学”，意在追思本真自然，因为本真自然已在“自然物”的泛滥中悄然退隐。传统自然哲学，无论是建基在现代科学之上，还是建基在古典科学之上，面对的都是自然物。这正象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与传统本体论（存在论）的关系一样：存在哲学要追究存在，但几千年的西方哲学史也一直在研究存在，而且专门有一个门类叫做存在论（本体论，ontology），可是传统存在论恰恰专注于存在者，而忘记了存在本身。传统自然哲学也研究自然，但它一直面对的是对象化的自然界，是作为自然物之集合的自然界，是自然物之一种。今日重提“自然”问题，决不是要在传统自然哲学体系中添加一套关于自然界图景构造的新体系，而是要重新思考一直被忘却了的“自然”。这一追思，可能能够为当前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提供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眼下包括生态伦理学在内的先锋思想，在强大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中太过软弱无力，只留下了一些热情的呐喊。
如果把哲学看成“道路”，那么“自然哲学”也可以看成“追思自然的道路”。第二种科学哲学和新自然哲学，正是上路的开始。
在“第二种科学哲学”（载《自然哲学》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文中，我曾提出建立科学存在论，即在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之外，进一步讨论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何以可能，自然界作为科学的对象世界何以发生这类问题。这次会议上，张志林、鞠实儿以分析哲学家特有的精确性，将“自然界”何以可能的问题突出出来，并认为这类问题是被传统科学哲学所忽视了的。
提示一种新的世界图景的现代科学往往指的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系统科学包括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混沌学等；生态科学。在这些科学中，整体的观念、非还原的观念、非决定论的观念、复杂性的观念、不可逆性的观念突现出来，与自然界生命的原则、有机的原则相衔接。会上许多代表就这些新科学所带来的观念上的转变进行了说明。我提出，对生命科学中博物学传统的恢复，对物理科学中时间之矢的发现，均应花大力气研究，从而挖掘其中蕴涵的哲学意义。因为近代以来博物学传统被冷落，时间之矢的丢失，都可能与“自然”之丢失有关。
从科学的存在论研究和新科学图景的研究开始，我们有可能走上“追思自然”的哲学道路。上路后，我们可能不断遇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同道。当代哲学前沿的探索者，后现代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反科学主义者，现代化的批判者，工业文明的反思者，东方思想的阐释者，等等，都有可能同路并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和认同。
这次会议也展开了这类对话，除王治河的后现代讲演之外，朱葆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冯平（中山大学哲学系）关于事实与价值二分的讨论，扩充了“追思自然”的进路（approach）；张志伟（河南师大自然辩证法所）以“是”与“有”之形上区别，阐述认识性的自然和理解性的自然；刘啸霆（哈尔滨师专）以“类”与“种”之形上区别，阐述生态问题的人学根源；李章印（河南师大自然辩证法所）现场运演知识考古学，以展开老子的“自然之思”；高亮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介绍了弗洛姆的技术乌托邦思想。
对科学世界图景的重视不必局限于对其静态结构的描述，也可以对其进行发生学研究，而且我相信，历史的研究也许更能使我们加强“追思自然”的力度。无论是古典的自然图景，还是现代的自然图景，它们的历史生长过程本身就足以显示许多问题。肖巍（复旦大学）对“自然”概念的历史考证，与事实价值二分的讨论遥相呼应；陈蓉霞（华东师大自然辩证法所）对达尔文与爱因斯坦思想的比较研究，显示了宗教在科学观念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李东（哈尔滨建筑大学）讨论了目的论自身的兴衰和历史演进，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西方自然观念的沿革；刘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介绍了反激进生态主义的有关历史考据，将有关生态哲学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
我们致力于离开传统的自然辩证法学术据点，上“哲学”之路，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就永远告别了我们固有的自然科学的历史与哲学的知识储备，踏上“天花乱坠”的务虚之路。不！“上路”又是“回家”，“自然”的精神是一种自我回归、自我退隐的精神。我们唯有将现有的学术据点垒得更结实，我们精神的“上路”和“回归”才会更逍遥。事实上，在我们传统的据点里，我们还没有多少扎实的学术工作，正是这种窘况，才使我们的“上路”极为艰难。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和现代科学哲学的研究，依然是我们要花大力气的基础工作。
11月的广州虽仍有暑气，但夜间极为凉爽。番禺理工学院座落在两山怀抱之中，是一所90年代创办的现代化大学。现代化的建筑耸立在沉默的山坳之上，惹人无限的幽思。入夜，在一串路灯照着的山脚小路上，不时有三两“若有所思”的自然哲学家踱来踱去，有时传来一个带浓重广东口音的说话声：“余致力于哲学研究凡四十二年，其目的在建立一个以协同学为宇宙终极实在的自然哲学体系……”
晓看红湿外，花重青山湖（番禺理工学院位处番禺沙湾青山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