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加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理论必然与现实诉求
○杨士喜 卢德友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94）
[摘 要] 新时代下精准把握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既是继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需要，是我党在历史的潮流中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我期许，也是错综复杂的世情、党情、国情的现实诉求。只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强调政治站位，将加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置于新的历史高度，才能有力地回应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与当代世界变化发展的现实。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世情；国情；党情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继往开来的新时代，中国人民正在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正奔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新成就，受到西方关注，对中国共产党的肯定性评价越来越多。美国学者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和行动力，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与中共领导人的鲜明个性与有力领导密不可分。如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加顿·阿什认为，中国经济政策和外交的前景与未来取决于由中国政治制度产生的决策水平的质量。他还高度肯定了中国领导人对新中国制度构建和繁荣发展的卓越贡献[1]。与此同时，仍有少数西方学者不愿承认历史与现实的真相，妄言新时代确保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寻求合法性的无奈之举。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断然不是。新时代加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必然，更是基于伟大实践的人民呼声。
管井最大可开采量采用Q-s曲线外推法公式(1)估算。根据经验，管井最大出水量相对应的最大降深约为含水层厚度的70%。
一、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诉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新的论断，尤其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2]22。显而易见，在新的理论高度和思维深度上，该论断指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本质要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时代展现。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对无产阶级政党给予极大关注，这是理论思索与现实运动的必然。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就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专政的重要性，这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启发并拟定了组织原则。无产阶级要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使自身上升为统治阶级，就必须考虑使“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3]281。为适应1848年欧洲革命的需要，马克思还为德国革命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一政治纲领。由于当时面临的复杂形势，加之自身探索不够充分，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对党的领导权威给予过多关注，直到后来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仅仅存在党的领导还不够，还必须保证这种领导的集中有力。作为“没有权威的政权”，巴黎公社只是“一片无政府状态”[4]519，才最终使革命流产。在之后指导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权威。譬如，恩格斯曾在《论权威》中提及：“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5]337无产阶级想要在革命斗争中夺取胜利，并且完成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就必须有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强有力的政党，这个政党必须具有强大的权威而且善于集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列宁也意识到党的集中而有力领导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政党是特定阶级运动的核心和枢纽，“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6]151。在列宁晚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谋划中，党的建设尤其是民主集中制被视为重中之重，可以说是其他一切工作开展的基础。令人遗憾的是，斯大林没有将党内民主集中制合理贯彻，而是将集中发挥到极端，为党的事业的最终挫败留下症结。
苏共失败的惨痛教训，关键在于其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党的领导与权威，同时也僵化了党的领导与权威。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根据国情的变化发展，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与自我革新。党的领导核心并非个人自我意志的体现，而是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将核心意识与密切联系群众相结合，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法宝。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复杂形势，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党要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并且将之“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7]899。针对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紧迫任务，邓小平同志也认识到，党的领导只有形成核心才有力量，“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8]310。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到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从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正是因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唯有凝聚领导核心，方能实现坚强领导。西方意识形态不怀好意的喧嚣渗透，连同国内社会思潮各有所图的蠢蠢欲动，都在马克思主义巨大的理论生命力面前黯然失色；而那些一味唱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预测”，以及质疑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就的“真知灼见”，无不在中国共产党舍我其谁的领导能力面前不攻自破。一个关键的实情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与执政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工作机制，它使党的领导集体保持分工与协作的紧密结合。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在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下，“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9]410。
从世情看，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跨越国界的新型的跨国阶级联盟正在形成，“促进了资本家群体跨国化”[10]64。这使得我国经济被跨国企业渗透、软化的风险有所增加，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的自主权有所削弱。国际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会波及国内，尤其是近期西方某些大国利用政治手段迫使其跨国公司干涉甚至是制裁我国企业，明目张胆地对我国进行贸易战，这对我国经济主权造成潜在的威胁。不合理、不公平的国际政治旧秩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短期内也难以建立起来。世界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逐渐增多，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隐患彼此纵横交错，西方大国常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肆意干涉我国内政，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周边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三股势力”暗流涌动，国际争端呈现“白热化”趋势。此外，我国跨国性腐败案件的爆发致使一些欧美国家成为腐败分子的潜藏地。由于我国并未与欧美国家签订引渡协议，致使大量资金外流，这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某些跨国企业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与实现政治目的，甚至铤而走险贿赂党政领导干部，从经济利益上腐蚀与瓦解党的干部队伍。不能忽视的是，“西方和平演变的政策”随着新一轮对外开放政策的扩大而有所扩张，西方多元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有所消解，一些图谋不轨的政治分子通过隐秘性、多样化、网络化的手段，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将共产主义的实现歪曲为一种空想，或是抽取马克思恩格斯的只言片语来臆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从而去宣扬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的人本主义哲学为基础的价值理念。这对于新时期巩固党的领导极为不利。倘若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被弱化，会从根本上危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更是要求我们只能坚守一个主义，一个真理，一个方向。不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必然要受到侵蚀。
从党情看，党内潜藏着脱离人民群众的政治风险，其表现为党的阶级基础出现松动、执政合法性地位受到挑战以及引发政治认同危机，这是最为主要、也是最为迫切的政治风险。其中，党员干部的“权力异化”现象是三者的共同痛点。权力内植于“取之于民，用以于民”的优良传统，但因市场经济夹杂而来的逐利性使党政领导干部对于权力认识不清，宗旨意识淡薄。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力量源泉”[11]。脱离群众，根本不能理解“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2]411，这是对社会主义事业根本方向上的“离场”。中国共产党实现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革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变革、再由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依靠和服务的对象就是广大人民群众。脱离人民群众，党的领导则如空中楼阁。同时，党员队伍扩大、党员结构变化、党员流动性增强、社会阶层的分化等新情况的出现使统一全党思想的难度增大，一些同志对党的“四个意识”态度冷漠。这使得党组织涣散、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等现象时有发生，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的构架遭遇困境。此外，党内日益滋生的腐败问题更是削弱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腐化的程度可能与迅速的经济现代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13]62-64,70-71。权力与资本勾结而成的利益集团所导致的腐败案件致使地方、中央党政部门的政治生态遭受“蚕食”，这无疑弱化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同时也使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转嫁到党的身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能够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格局、新体系，正是得益于党的领导核心的确保。
二、世情、国情与党情的现实诉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伟大的新征程。然而，错综复杂的世情、国情与党情，连同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时刻考验党的领导核心地位。透析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所面临的严峻执政挑战，是对确保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的自我验证，更是对人民呼吁的有力回应。
据此，加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要求，也是对我党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它展现出新时代下活化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的理论诉求，将全党的权威注入到党的核心上，从而实现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阶段，不容乐观的世情、国情、党情，也使得加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成为关键之举。
从国情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征途中，利益矛盾盘根交错，一旦处理不当，可能增加社会动荡的风险。据此，十九大提出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群众开辟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现代化中国治理模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具有舍我其谁的政治气魄，而面临如此庞杂、如此艰巨的治理任务，新时代务必需要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这是现实的需要，更是历史的担当。
（3）滑移单元滑移到位后，经检查各部分尺寸、标高、支座位置符合设计要求后，即可落位。落位时，用4个千斤顶滑移单元支撑点，经检验无误后平稳过度到预埋板上。
十九大报告是历史性与时代性互融的报告，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是其精髓的展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党的领导理论推向了新的历史起点，同时明确党始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正是基于理论与现实的要求，必须要把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得以创新与彰显。
三、朝向伟大实践的自我阐明
马桶是藏垢纳污之处，也因此，与马桶有关的行当，就免不了被人蔑视。晚清大文人辜鸿铭曾嘲笑在他心目中没有学问的袁世凯：“诚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能办得好的。”的确，倒马桶是简单劳动，用不着熟读四书五经，但如果是对马桶进行改善、提升呢？那恐怕就得有学问、而且得有大学问了。
其一，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置于新的历史高度。党的政治路线是开展党的建设的“指南针”，党的建设的落脚点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树立党的权威。新时代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通过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来形成党的号召力、领导力。而党的建设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党的权威理论、现实挑战与历史实践，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得以发展与创新的。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确保，内化于党通过自身建设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施领导，最终形成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全面从严治党，旨在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过去某种程度上，治党管党出现的宽松疲软态势无疑弱化了党的权威与集中。那种侧重追求经济政绩的模式，对党的自我建设未能给予思想与制度保证。较之而言，新时代下通过落实政治主体责任，突出党建政绩是应有之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构建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离不开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铺展关系到社会各个领域、关系到人民福祉，涉及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14]。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党的权威与集中能够跨过“卡夫丁峡谷”，展现出社会主义的图景。
证明 对任意A∈csX,即A为X的可数既约闭集,由f连续,clYf(A)为Y的可数既约闭集,又Y为可数sober空间,存在唯一y∈Y使得clYf(A)=clY(y),令ξ(A)=y,于是clYf(A)=clY{ξ(A)},以下说明这样得到的映射ξ:csX→Y满足条件。
其二，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强调政治站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党的政治领导、政治能力、政治建设、政治生态、政治立场、政治意识、政治认同等纳入党的政治领导理论整体范畴之中，并且构建了一个“互联互通”的“生态链式”的逻辑体系。从党的自身来看，新时代确保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的关键因素，在于通过党的政治建设来展开，即政治建设要在党的建设中发挥统领作用，把确保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党的政治领导厘清了党与政府的关系，党必须实现对一切工作的政治领导，党政所要区分的是职能与功能的定位，党政不分的错乱思想是资产阶级思维的“自我催眠”。同时，党的政治能力的培育即“五个思维”、党的政治生态的营造即“风清气正”、政治立场的坚定即对党忠诚与为人民服务、政治意识的牢固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自觉、政治认同的强化即实现对人民的期待与党的自我认知等等，这些方面勾勒了党的政治领导理论的不同站位，使党的政治领导理论显现立体化、多维度的结构布局，也为党的领导核心理论汲取养分。新时代习近平党的领导理论的形成是理论与现实的结晶，它反过来助推党的领导核心的自信确立。
新时代党从理论与现实的维度出发，解答了新时代确保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的“历史之谜”。同时依据现实状况以及党的建设的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核心理论得以优化创新，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理论最新成果，为巩固新时代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提供最新理论支持，更是对质疑与困惑的有力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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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necessity and realistic appeal of strengthening the cor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Yang Shixi,Lu Deyou
Abstract: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core position of the party's strong leadership under the new era is not only the need to inherit and innovate the classic Marxist theory,but also the self-expectation of the party to lead the people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historical trend,as well as a realistic demand in the complicated world situation of the world,the party and the nation.Only theories and practice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emphasize the political position,and strengthen the core position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at a new historical height can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rea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roletarian par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Party Leadership;Global conditions;National conditions;Party conditions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9)04-0047-07
[收稿日期] 2018-08-29
[作者简介] 卢德友（1982-），男，贵州龙里人，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朱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