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分析与比较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比较政治领域，历史分析至关重要。从阿历克斯·托克维尔和马克斯·韦伯到加百列·阿尔蒙德和西蒙·李普赛特，到赛德·斯考浦尔和玛格丽特·李维，学者们通过比较两个或更多历史案例的轨迹来分析政治的动态变化。他们认为，导致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原因可以在过去的历史中找到。另外，他们也主张要弄明白这些因果关系的来龙去脉，我们需要仔细考察这些历史事件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展开的。
从事历史分析的比较研究学者所涉及的问题丰富多彩，与当代政治科学不相上下。他们所提出的各种解释也覆盖了该学科的各种理论。因此，我们无法根据研究的问题性质以及理论出发点来界定历史分析。不过，当比较学者进行历史分析时，的确使用了与众不同的方法来提出和解答问题。基本上，这些学者所提出的问题主要是要回答究竟什么原因导致特定事件产生了影响重大的后果，其目的是对那些在其理论范围内的每一个事件的历史后果进行充分的解释(Mahoney and Rueschemeyer 2003)。这样，历史研究者和那些运用跨国别数据统计方法的研究者截然不同，后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从大样本的基础上得到因果效应的平均作用大小，但对特定事件的特殊结果不感兴趣。例如，统计研究者关心的是在大样本的基础上，发展对民主的平均影响效果。而历史分析学者关心的是在一个或多个案例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民主成为可能(Mahoney and Goertz 2006)。这方面，存在着很多实际的例子：例如历史研究者探讨导致在特定的早期现代欧洲国家中存在不同国家—体制综合体的原因(Downing 1992; Ertman 1997; Tilly 1990)、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不同福利国家体制的原因(Esping-Anderson 1990; Hicks 1999; Huber and Stephens 2001)、历史上和当代各国发生社会革命的起源(Foran 2005; Goldstone 1991; Skocpol 1979)、在一些地区（例如拉美）产生民主或专制的原因(Mahoney 2001; Paige 1997; Yashar 1997)。所有这些研究，都是针对一些特定条件下的样本进行解释的。
这种在提出和解答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也呈现出三个方法论上的特点，这些特点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到历史研究在比较政治领域里的独特性。首先，历史研究者有他们自己的因果关系分析工具，包括分析必要／充分条件的工具，通过单一案例分析法验证假说的一整套程序，等等。这些方法和利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方法截然不同(Brady and Collier 2004; George and Bennett 2005; Mahoney 2004; Mahoney and Goertz 2006)。其次，历史分析者非常重视政治解释中的时序因素。当解释一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时，他们会强调事件的持续时间、速度，以及重要历史事件的时机(Pierson 2004; Thelen 2003)。最后，历史分析者对他们所研究的历史案例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因此在进行历史叙述时会对相关的历史背景进行清晰的展示。这些专门的分析工具和技巧在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事件进行解释时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这里我们对这些特点意义进行分析。
因果分析法
横截面分析法(Cross-Case Analysis)
早期的横截面分析和假说验证主要利用米尔分析法（一致方法和差异方法）（例如Skocpol and Somers 1980）以及Przeworski and Tuene(1970)所采用的方案设计方法。近年来，其他的方法，例如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法、Boolean算法、模糊逻辑法(Fuzzy-set Logic)基本上占据了主流地位(Goertz and Starr 2003; Ragin 1987; Ragin 2000)。
米尔一致／差异法可以用来排除非必要／充分条件。这些法则可以被看作是确定性的，因为任何对该法则的偏离都可以被认为某因素（本身）并不是结果的原因。对这一确定性的方法仍然存在一些争论，①但方法论的研究者一般都同意该方法仅适用于小样本的研究。
不过研究必要／充分条件的方法不一定都是确定性的。研究者可以容易地判断一个原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必要还是充分条件，例如，在90%的时间里都构成充分／必要条件(Braumoeller and Goertz 2000; Dion 1998; Ragin 2000)。如果选择的样本并不多，那么研究者可以在统计上确定其研究结果的置信区间。同样地，没有理由认定我们必须使用二元变量(Dichotomous Variables)来验证有关必要／充分条件的假说。例如一个在连续区间取值的自变量是一连续区间取值的因变量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只要自变量在某一段区间内其取值为零，那么因变量在某一区间内的取值必定为零。
在比较政治学中，一个被广泛运用的横截面方法就是分类方法(typological theory)(George and Bennett 2005)。这一方法以类型的种类为解释变量（自变量），不同类型的分类反映了解释变量的不同取值。而各种类或“类型”下的具体取值则反映了被解释变量（因变量）的取值。这样一来，类型的分类则共同（不是个别地）构成了被解释变量具体取值的充分原因。比较政治学中有大量的研究都明显或隐含地使用了分类方法，如Downing(1992)对欧洲政治体制的研究、Goodwin(2001)对革命的研究、Jones Loung(2002)对政党和选举制度的变化的研究，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为正式的方法来判断必要／充分条件。其中，Boolean算法大概是最广为人知的(Ragin 1987)。该方法主要是看几个二元变量的组合是否是某结果的充分条件。因为存在多种组合，而每一种组合都可能构成结果的充分条件，因此该方法允许存在到达同一结果的多重路径，这种情况也被称为多因同果性(Equifinality)。最近，Ragin(2000)又在具有概率性质的Boolean算法框架下，利用模糊逻辑法对连续变量进行评估。Ragin所发展的技术分析手段已经在比较研究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可参见http://www.compasss.org/）。
可以说，横截面分析法主要包括针对必要／充分条件的分析，以及围绕这一目的所发展出来的一套分析方法。不过，正如许多学者（定性的与定量的）所指出的那样，主流的统计分析方法并没有过多着墨于如何分析必要／充分条件(Braumoeller 2003; Goertz and Starr 2003)。
样本内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
有关样本内分析的著作在定性分析研究中可谓历史悠久(Barton and Lazarsfeld 1969; Campbell 1975; George and McKeown1985)。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以把各种样本内分析的程序规范化(George and Bennett 2005; Brady and Collier 2004; Mahoney 1999)，我们对此简要介绍一下。
首先，历史研究者通过样本内分析来发现中间机制(Intervening Mechanism)，而所谓中间机制就是解释变量通过一定途径作用于结果。这些学者认为，因果关系分析不仅仅是要说明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联系，而且需要说明原因是如何通过具体的中间机制作用于结果(Hedstrom and Swedberg 1998; Goldthorpe 2000)。而通过界定中间机制来寻找原因的方法可以被称为“过程追踪法”(Process Tracing)(George and McKeown 1985; George and Bennett 2005)，在此期间所产生的数据则被称为“因果过程观测”(Causal-Process Observations)(Brady and Collier 2004)。
在小样本研究中，过程追踪法可以帮助研究者避免把虚假相关关系(Spurious Correlation)误认为是因果关系。可以说，如能弄清楚理论假说所预测的解释变量作用于结果变量的机制，就能大大增强我们对假说的信心。例如，Skocpol(1979:170-71)在其对社会革命起源的研究中，考察了一种假说。该假说认为，以意识形态为驱动力的社会前卫思潮运动导致了社会革命的发生。她用过程追踪法排除了这一假说。她的分析表明，尽管前卫思潮运动在她所考察的3个社会革命案例中表现得都很活跃，但它们并没有触发大规模的针对大地主或政府的反抗。相反，这一运动对构成（在中国、法国和俄国的）社会革命的关键性政治过程的影响是无足轻重的。它们出现的时候，社会革命已经发生，因而这类运动只是利用了社会革命所创造的各种机遇而已。
另外一些学者使用过程追踪法并不是为了排除某些原因，而是为了支持他们自己的解释。例如，Collier and Collier(1991)分析了把劳工组织在不同时期的类型和政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作用机制。通过对乌拉圭和哥伦比亚的分析，他们指出了一个传统政党如何通过劳工组织形成不同的选举动员形式，从而产生了引发稳定或社会冲突的政党制度。具体的过程包括：在某个时期内观察到由劳工组织形成的某个政党短暂地掌握着权力，接着来自保守派的反对开始逐渐形成，然后是一个政治两极分化的时期，接下来是军事政变，最后是形成一个以选举状态稳定但充满社会冲突为特点的政党制度。每一个事件都把劳工组织的形成和特定的政党制度结果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过程追踪法的一个明显的优点是可以用来分析被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分隔开的解释和结果变量。
一个假说如果正确的话，那么它所预计的结果就应该出现。并且，它可能还会指出样本所具有的特殊性质。这些性质并不需要起到一个中介作用，因此使用样本内分析方法的历史研究者并不需要告诉我们什么是中介因果机制，而只需要判断假说中所具有的特征是否存在。Marx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分析美国、巴西和南非的种族政策。他分析说，如果白人社会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例如美国在内战后、南非在布尔战争后的情况），那么他们会通过采取种族主义制度，系统地排斥黑人，就可以达到白人社会之间团结和统一。而在白人分裂不严重的地方，例如巴西，白人就不需要用歧视黑人的手段来达到自身的团结，因此种族之间就比较和谐。
使用样本内分析法分析，Marx认为如果这一假说正确，那么就应该看到哪些直接或间接的证据，结果支持了他的假说。例如，Marx指出，如果白人间的争斗真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提高黑人地位的行为就会加剧白人之间——例如美国南北方之间、南非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的裂隙。而在巴西，种族社会的进步却不会导致白人之间裂痕的扩大。同样，Marx认为我们也应该看到如下证据：如果白人之间的争斗加剧，那么他们就会把维护政治稳定看得比种族平等更重要。他的历史叙述的确证明这些现象是存在的。总之，他的分析说明这些现象不是偶然存在的，而是一种内在规律的表现。
时序分析(Temporal Analysis)方法
在比较政治中，历史分析对时间过程十分敏感。研究者通常把样本看作是在在一定空间中按照一定时间顺序所排列的各个事件，并发现其模式，例如发展的前后顺序、周期，或突然性的变化。统计学家往往只是偶尔注意一下时间因素，而历史分析者对特定事件的特定结果进行分析时，却极度关注时序变化。在针对某些特别的样本的分析中，时机和顺序因素显得至关重要，而这些因素对那些在大样本基础之上考察平均效应的学者来说，则不是那么重要。因此，当一个历史分析者说“X和Y有因果联系”的时候，那么X的定义中很可能包括了时序因素，例如X发生延续的时间长度，它和其他时间相比所处的时间点前后顺序，等等。在此意义上，对比较历史学者来说“历史是重要的”，因为已包含了时序因素的概念是关键性的变量。这里我们着重讨论三个和时序有关的概念，历史研究者经常使用这些概念，他们包括：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持续时间(Duration)和关键时刻(Conjuncture)。
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这一概念和较早时期的历史事件对此后较长时间里可能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影响有关。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在讨论如何利用各种分析工具研究路径依赖发展的顺序(Arthur1994; David 1985; Goldstone 1998; North 1990; Pierson 2000a,2004; Mahoney 2000; see also Clemens and Cook 1999,Collier and Collier 1991; Thelen 2003)。我们这里以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概念的使用范围。
Jack Goldstone(1998;2007)认为英国工业革命就是路径依赖作用的结果。他认为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并不是什么必然或者不可避免的结果(1998:275)。相反，它是一系列不起眼的小事件的结果，而这些小事件碰巧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也许最重要的是，工业革命的出现依赖于Thomas Newcomen在1712年所发明的第一台蒸汽机。这一发明使得随后更有效率的蒸汽机的发明成为可能，从而将大大提高采煤的效率。效率的提高降低了煤炭的价格，进而，
“廉价的煤炭使得廉价的铁和钢也成为可能。另外，由于修建铁路和船运也需要用铁作原料，烧煤来做为蒸汽机提供动力。这样，廉价的煤和铁就使得铁路建设和船运事业的发展成为可能。有些产品，例如金属工具、纺织品和其它产品，可以用蒸汽机为动力，以金属制成的机器来生产，铁路和轮船的出现使得这些产品的生产和运输的成本下跌，从而使全国甚至国际范围内的运输成为可能。”
因此，工业革命是一系列事件依次发生的结果，但追本溯源要归结到第一台蒸汽机的发明。然而，Newcomen发明蒸汽机，并不是为了要刺激产生工业革命。相反，他的目的是为了发明一种装置，以把水从深煤井中抽出来。蒸汽机可以通过把水变成蒸汽，从而到达这一目的。他这么做是有必要的，因为随着表层煤资源的枯竭，煤坑越挖越深，积水也越来越多。而由于英格兰的燃料以煤为主，因此表层煤很快就开采光了。Goldstone继续向历史深处追溯，他指出英国之所以以煤（而不是木头）作为燃料的主要来源，是因为该国森林资源有限，而寒冷的气候以及地理状况使得近海区域形成了厚厚的煤炭沉积。
在《迟来的封建主义》一书中，Orren(1991)提供了另外一个路径依赖的例子，即某个特殊政治结果的稳态重复。Orren注意到在美国，劳工法长期以来都体现了身份意识。从劳工法诞生起至20世纪，就把没有独立财富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定义为工人，他们如果不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就可能会被指控为犯罪。这一“主仆法律”最早诞生在封建制的英格兰，但辗转传到美国。尽管后者自由文化盛行，但该法律仍然一直延续了150年之久。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Orren强调法官在坚持法律上的作用。在他看来，法官之所以坚持这一法律，是因为尽管该法律与美国的文化传统相冲突，但他们相信这是合法的。特别地，“法官们相信法律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因而选择支持法律(Orren 1991:114)。Orren强调，美国法官并不出于个人得失的原因而简单地遵循先例。同样，他们也不会支持那些只代表商业精英的法律，尽管劳工法的确对雇主更有利(1991:91)。她认为约束劳动关系的法律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它对商业利益的保护是历史因素作用的结果。
在这两个路径依赖的例子里，Goldstone and Orren都确定了所谓的历史“关键时刻”(Critical Juncture)。这一概念用来表明关键历史事件的形成时刻，这些事件一旦形成，就会对后续历史发生持续的影响，即使这些事件本身并不存在了，它们的影响也会仍然存在。学者们使用关键时刻这一概念是为了表明历史事件的偶然性。换言之，这些历史事件是无法用理论予以预测或纯粹是随机产生的(Mahoney 2000; David 1985)。他们还注意到这些事件在当时发生时，很难被用来预测今后的历史将如何发展。Newcomen发明蒸汽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并无意开启一个工业革命，他的发明在当时也并没有被看作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和作用的创新，然而他的发明的确触发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最终导致英国沿着不可重复发生的道路发展下去，催生了工业革命。
其他一些学者关注在历史关键时刻的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选择，这些选择在制度上具有什么含义在当时无法预计，但对未来的影响重大。Collier and Collier(1991)对劳工组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们认为，如果一开始劳工被政治体制所排斥，那么政治精英允许劳工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或他们被民粹主义、或传统的激进主义政党所吸纳，对政党未来的演化具有长期的作用。智利和巴西的精英集团在1930年代对劳工进行压迫，但他们这么做可不是为了使历史形成在1970年代能够发动军事政变的条件。
Goldstone的研究则表明了路径依赖如何把反应—逆反应(counterreaction)的动态过程给包括进来的。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某个事件被触发，接下来会导致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事件被触发，然后再触发另一起事件，这一过程一直会持续到研究者所感兴趣的事件被触发为止。Mahoney用“反应顺序”来描述这一系列在时间上具有先后次序，并具有因果联系的事件反应链条(2000:526)。在分析中，叙述的模式一般是把那些具有紧密因果联系的事件按顺序描述出来，例如A导致B，再导致C，接着导致D……最后导致Z的发生，或整个过程在逻辑上的终结点。
相反，Orren则专注于对某个特别的路径依赖顺序的分析。在这一顺序中，某个历史事件碰巧在一个历史时刻发生，接着按照某种自我加强(Self-reproducing)的机制，反复在随后的历史中出现或存在，即使在最初导致这一事件出现的原因已经消失的情况下该事件仍然会发生或存在。所谓自我加强机制，是指某一过程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更加稳定。这一机制是通过规模报酬递增起作用，它所体现的作用过程，其中每一个特定方向的发展都会引起进一步的朝这一方向发展的变化(Arthur 1994,1989; Pierson 2000)。
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自我加强机制以及锁定(Lock-in)只是部分说明了路径依赖的发展过程。研究者可能还会借助于其他的概念如制度层叠(Layering)和制度转换(Conversion)来解释为什么制度的某一方面内容可以长久持续下去而另外一些制度安排却可以得到转变，以及这些现象究竟是如何具体发生的。Thelen指出，“一项制度在能够生存下来的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制度变化。这些变化使得制度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相协调。”在制度层叠中，相关的行为人不是完全改变现有的制度，而是通过引入新的因素，使现有制度达到他们的要求。例如，美国在修改权利法案以及后来的宪法修正案过程中，仍然保留了原有法案的核心内容。另外，制度在制定的开始，虽然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很有可能因为为了满足了其他方面的需要而发生了变化。Orren对主仆关系法律的分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英国，该法律规定了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封建关系。而美国的法官对该法重新予以了解释，使该法的功能转变为支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持续时间(Duration)和结合(Conjunctural)分析
历史研究者有时也会针对一个特定历史结果的持续时间，分析导致这一过程持续一定时间长度的原因(Aminzade 1992:459)。Mickey and Pierson(2004:7)指出，“关注历史事件的持续时间长度，不仅可以帮助学者弄清楚自变量影响结果变量的作用机制，而且还可以帮助发现一些新的对因果关系的解释。”一些分析以在较长时间内反复发生的过程为研究对象。Huber and Stephens(2001)对工业国中一些福利国家进行了分析，强调对于福利政策制度的延续性而言，在较长时间内选举的具体结果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些学者则考察那些发展较为缓慢的延续过程，这一持续发展的结果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才显现出来。例如，Tilly(1990)在对国家形成的分析中，十分注意在欧洲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形成的速度的原因。
许多历史事件的发展顺序都具有特殊或正常的延续时间，这一事实使得研究者可以用“太长”、“太短”或“正好”来描述这一发展过程(Mickey and Pierson 2004:15)。一段紧凑的历史过程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是因为事件的发展极为迅速。Karl注意到石油景气大大刺激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在心理上，收入有限的内在限制忽然之间解除了。”结果，“政策制定者一直面临着权衡多元化和公平的问题。现在他们认为可以鱼与熊掌兼得；军事需求促进了武器的现代化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条件；资本主义追求信贷和补贴；中产阶级要求增加社会开支、劳动者要求增加工资、就业者要求扩大就业岗位。”(Karl 1997:65)
官僚机构的增长几乎失控，最终“导致预算规模上涨、更大的贸易赤字和更多的外债”。在Karl看来，石油景气最终席卷各国并制造了经济繁荣。
很多时候，历史研究者的分析包括了多种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共同作用(Aminzade 1992; Pierson 2004; Zuckerman 1997)。如果有两个或更多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时间或／和空间上结合在一起，就会对后续的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结合分析就是对两个或更多的历史发展过程在结合点的分析，这些历史发展过程是相互独立的，或者就像Pierson所指出的那样，“把政治中在时间上相互独立的因素或角度联接起来”。(2004:55))
Guillermo O' Donnell(1979)在其经典著作“现代化和官僚—权威主义”注意到在阿根廷的历史中，有些社会因素是逐渐形成的，之后就一直保持不变了。所有的这些因素的作用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使得有效的政治体制无法建立起来”(1979:118)。到1960年代，3个因素开始结合起来共同起作用，它们包括：“政治传统和民族统一的社会过程、国际经济一体化，以及政治动员”(O' Donnell 1979:119-131)。所谓结合—或者说，不同历史过程的交汇—的作用在于，不同历史过程实际上限制了现实中的政治选择空间，如果不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在结合处发生了汇合，那么后续历史的发展就会迥然不同。最终，历史的结合通过现有的政治力量起作用，“堵死了在政治上活跃的城市民间力量参与政治的途径”(O' Donnell 1979:131)。这一结果又为粗暴的官僚—权威体制的出现打好了基础。
结束语
比较政治的研究者对历史总是很感兴趣，因为他们所研究的现象以及他们认为最有魅力的解释根植于历史当中。但本文强调的是，历史分析并不是简单地对过去的历史进行研究，相反，它应该是利用一套与众不同的分析工具，对体现因果关系的假说作出评价，对时序过程进行分析。因为这些特点，再加上对特殊案例的特定结果作出有意义的解释，使得历史分析在比较政治研究领域成为独树一帜的一门学问。
注释：
①统计学者通常认为决定主义(Determinism)一般不适用于社会科学(Lieberson 1991)。一些定性方法学者也持相同的看法。但是，决定主义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成立的。如果我们不是把结论从一个样本一般化到更大的样本中去，那么从概率的角度出发进行判断就意义不大了。对任何特定的样本而言，一个原因要么起作用，要么不起作用，不存在第三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