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国际投资区位理论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区位论文,新经济论文,视角论文,国际投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Krugman的经典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学》(1991)正式发表以来，“新经济地理学”诞生了。新经济地理学(NEC)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从而使“地理”纳入主流经济学成为可能。
跨国投资行为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因此对跨国厂商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是理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研究至今也是极有挑战性的主题。
新经济地理学为跨国厂商的位置选择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新经济地理学基本模型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而新经济地理学与跨国厂商位置选择的结合还是近十年的事，且仍处于起步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研制了包括厂商跨国行为的初步模型，在其后的十年间，理论模型从单一工厂和总部位于同一地区的厂商向多地区厂商扩展，即从一体化的厂商向纵向和横向分散化生产的厂商发展。经验性研究也初步显示了模型的解释力。
一、从空间一体化向纵向和横向
分散化厂商理论模型的发展
（一）新经济地理模型的演进展现了由国内厂商到跨国厂商的发展脉络
最初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并没有考虑国家边界，仅分析了向心力和离心力作用下的厂商在两个地区的位置选择以及由此导致的地区分化。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首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新经济地理学不同层次理论模型的发展，其中，中心-外围模型是理论的核心。通过对中心-外围模型的重新定义，可以产生由Thünen(1966)，Christaller(1933)和L
sch(1954)描述的空间结构：单一的中心城市，很多不同规模和生产结构的城市层级结构；随着研究着眼点从区域转到国家，中心—外围模型再次被扩展到包含国际范畴的模型：区域变成国家，汇率、关税、进口配额等国家贸易的障碍被运输成本代替，工人的自由移动被劳动力的国内移动所代替。在国际模型中，尽管人口大规模集聚不会发生，但由于产业关联，仍会产生与地区和城市相似的产业集聚过程，而且同样会导致世界经济地理结构的改变。尤其是伴随着全球一体化、广义运输成本的不断下降，国与国之间会出现先分离后收敛的趋势。因此，新经济地理学的国际模型至少在理论上对各国的贫富分化以及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敛提出了可能的解释。
Fujita and Mori(2005)也总结道，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体系有三种类型的模型：中心－外围模型、区域与城市系统模型和国际模型。在前两类模型中，生产要素的流动是产生集聚的一个关键要素，但在实践中，生产的集中要大于资源的集中。通过对中心－外围方法的一个小的变动，可以把重点从资源的集聚转移到特定产业的地理集中，这样的重点转移对分析国际专业化和贸易特别重要，在新经济地理学国际模型中，一般情况下基本假定之一就是劳动力不能跨国移动。
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关键之处在于：允许生产纵向结构的存在——一个或更多的上游部门为一个或更多的下游部门生产投入品，而上下游生产者都受制于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中间产品的生产者有动机定位于他们的最大市场，这正是下游产业的位置所在；同时，最终产品的生产者有动机定位于他们的供应商所在地，也就是上游产业的位置所在。这同样可以被用来解释国家之间的集聚和专业化。
（二）包含跨国厂商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
1.单一工厂和总部位于同一地区的厂商。Krugman and Venables(1995)建立了世界一体化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世界经济空间被假设成连续的空间，由于集聚和非集聚之间的张力，这个无缝的世界(the seamless world)会自动组织成工业带和农业带，模型中不仅厂商跨越了“国界”，也允许劳动力在国家之间自由移动。但模型太过抽象和简单，也没有考虑跨国厂商的多地区生产。
Krugman and Venables(1995)对此又建立了最初的考虑国家边界、包含前后向关联的、两国家两部门的新经济地理学国际模型。模型基本结构如下：两个初始结构完全一样的国家；单一要素劳动力，只能在国家内部移动；两个生产部门：一个生产相同产品（如农业），规模收益不变，另一个生产差异产品（如制造业），规模收益递增，垄断竞争的制造业部门生产的产品被用作最终消费品和中间产品。分析表明，当贸易成本非常高时，单一、对称的自给自足均衡，没有国际贸易发生；当贸易成本降到低于一个关键值时，如果一个国家（因为历史偶然因素等原因）制造业部门规模较大时，由于中间产品的使用在厂商之间建立了成本和需求关联，厂商倾向于定位到该国生产，一个中心—外围模式自发形成，外围国家得不到发展，而中心国家成为制造业产品的净出口国，且具有较高的单位资本收入。随着贸易成本的继续下降，前者的位置优势逐渐消散，前后向关联的重要性下降，当外围国家的低工资率优势足以弥补远离较大市场和供应商的偏远劣势时，厂商有动机离开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重新定位。因此，全球化进程会导致两国之间先分离后收敛的趋势，不论是生产模式还是福利水平，都是如此。
Monfort and Nicolini(2000)又把Krugman and Venables(1995)模型扩展到两国家、四地区，并考察了随着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由贸易行为产生的交易成本的变化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其模型同样以Krugman(1991)最初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基础，但考虑了每个国家包括两个地区的情形：在既包括（一国内）地区间贸易又包括国际贸易的框架下分析了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从而使模型向现实性又迈进了一步。地区和国家之间交易成本的大小根据地区或国家之间贸易流的特点而有所不同。模型允许工人在一国地区间的移动，但不能跨国移动。结果显示：两种范围的交易成本都影响厂商地理集中的动机。厂商是形成新的经济地理的行为主体，地区或国家间交易成本的下降（或同时下降）强化了国内的一些经济活动集中于特定位置的趋势。甚至在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之间开始收敛的时候，一国内部的地区差距可能还在继续增加。以此视角来看，一体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趋势可被认为是促进国家内部地区经济集聚的要素。这一分析结果被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经济地理现象所证实。从分析结果可以推断：随着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深化，一国内部地区的收敛要滞后于国家之间的收敛，国内地区差异的减小远比国家整体复杂。
上述三个模型都分析了随着运输成本的改变，厂商的集聚和分散行为及由此导致的地区分离和收敛趋势。然而，模型建立在严格的假定之上：厂商的单一工厂和总部位于同一地区，规模经济仅存在于工厂水平，这意味着每一差别产品都在单一位置进行生产。而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厂商把生产过程分成不同阶段，并分散在不同地区或者国家。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要更加接近现实和增加解释力，迟早应该对多地区厂商进行模型化研究。
2.单一工厂和总部位于两个国家的纵向跨国厂商。Ting Gao(1999)建立了包括纵向一体化跨国厂商的两国家、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说明作为集聚经济和要素成本优势之间权衡结果的纵向跨国生产的发展。模型基本结构仍是上述两国家、两部门经济，但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力外，还包括资本，且二者都不能跨国移动。模型中除了包括Krugman and Venables(1995)模型中的需求和成本关联外，还包括另外两个因素：一是跨国厂商拥有的一些所有权优势，包括专利、蓝图以及一些无形物如管理技术、协调能力等，他们在多个工厂的使用不会减少收益，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在模型中用总部的服务来表示；二是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由纵向关联的生产阶段组成，这些阶段使用要素比例不同且可以在空间分散化生产。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可以在不同国家分散生产，以利用要素成本差异的优势。
分析以制造业完全集聚于一国开始，结果显示：在经济一体化或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制造业中心要素成本劣势的重要性在一些点将会超过集聚经济的重要性，集聚将会被打破，一些厂商将有动机向外围国家扩散，从而在地理位置上分散生产以实现要素成本差异，因此跨国厂商将会出现。该研究综合了前人的一些成果，但模型为了得到最直观的结果，除国内厂商外，仅考虑了单一工厂的纵向跨国厂商。
3.两个工厂分别位于两个国家的横向跨国厂商。Raybaudi-Massili(2000)较早建立了包括横向跨国厂商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模型基本结构仍是两国家、两部门经济，但允许单一工厂和两个工厂厂商的存在，两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后者可以移动。允许收入和工资的改变，并假设劳动力向着具有最高真实工资的国家移动。分析认为，单一国家内部制造业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生产的集中，但在模型中加入跨国厂商后，则限制了集中的可能性。因为当消费在制造业产品的收入份额一定时，其他参数，如运输成本、工厂和公司的固定成本以及消费者对多样化的期望程度会决定集中生产还是两个工厂生产：当运输成本很高时，单一工厂厂商产品价格提高，每一厂商的需求减小；当运输成本超过新建工厂的成本时，两工厂配置出现，即跨国厂商出现。当工厂成本很低，而公司成本很高时，也有利于跨国厂商的出现。低工厂成本具有与高运输成本本质上相同的效果。无论工厂数量有多少，公司成本只发生一次。因此，当公司成本增加时，单一工厂厂商比多工厂厂商要受到更大的影响。最后，高的产品替代弹性也有利于跨国厂商的出现。因为替代弹性高时，消费者对产品价格更为敏感，而跨国厂商的价格由于不包含运输成本而较低。
这一分析结果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跨国投资行为有助于减少全球一体化中间阶段地区分化的倾向。该模型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假定脱离现实，从而使模型的推论具有局限性。
4.引入多地区纵向和横向跨国厂商的模型。Ekholm and Forslid(2001)首先在这方面作了开拓性的尝试，他们在标准的贸易和位置选择模型（Krugman的中心—外围模型）框架下，引入了横向和纵向多地区厂商，从而分析了多地区厂商的存在对集聚趋势的影响。结果表明，横向多地区厂商通过减少贸易成本的范围，削弱了中心-外围模型分析的集聚效果，而且多工厂规模经济程度越高，削弱的效果越明显；纵向多地区厂商的引入，使总部和生产工厂的位置分离，对集聚趋势有两个效果：总部倾向于集聚，而工厂则倾向于分散。
5.模型的其他扩展。在跨国厂商被引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之后，在此框架下，对理论模型的其他扩展因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各有差异。(1)Fujita and Thisse(2004)建立了包括两国家、两部门的垄断竞争模型，主要考察了相对要素价格对国际生产过程纵向分散化的可能经济后果。他们的研究表明：在相同的贸易成本和通讯成本情况下，两国相对要素价格的不同会对纵向跨国厂商位置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2)Fujita and Gokan(2004)进一步扩展了Fujita and Thisse(2004)的上述模型。仍是两国家、两部门经济，不同的是厂商也可以拥有两个制造工厂，从而进一步引入了每一个产品多单位生产的可能性，每一单位建立在不同的国家。研究结果显示：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通讯和贸易的成本，促进了生产过程的分散。随着通讯成本的下降，生产低贸易成本产品的厂商（如消费电子产品）倾向于把生产工厂集中于低工资国家；相反，生产高贸易成本产品（如汽车）的厂商倾向于在各个分散市场设立多个工厂并当地销售，即使在东道国和母国缺乏工资差异的情况下亦如此。他们的研究实际上为不同贸易成本产品的纵向和横向外商直接投资生产提供了理论依据。(3)Amiti(2005)以产业层面的所有厂商为视角，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纵向联系的、要素使用密集度差异的制造业厂商位置选择的影响。通过把具有垂直联系的一个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嵌入H-O框架，扩展了新经济地理学文献。结果发现，当贸易成本降到足够低时，可以导致所有上游和下游厂商集聚到一个国家，甚至当他们要素使用密集度不同的时候亦如此。而且这样的产业定位模式并不总是导致要素价格的收敛，可能会导致集聚所在国家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的回报均得到提高。
二、经验性研究为新经济
地理模型提供了证据
对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经验性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跨国厂商位置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二是跨国厂商定位对东道国的影响效果分析。以下分别以例证阐述。
（一）跨国厂商海外位置选择的影响因素
1.日本制造业厂商在美国的选址研究。Head,Ries and Swenson(1995)实证分析了1980年以来的751个日本制造工厂在美国的位置选择，建立了位置选择的条件逻辑模型，结果支持了“产业水平的集聚效果对（跨国）厂商位置选择具有重要作用的假说”。统计结果分析显示：日本投资并没有简单模仿美国产业的地理模式，而是由日本厂商最初的投资激发了同一产业或产业组群的后续投资选择同一州的位置。这一结果支持了产业定位的集聚理论，而不是基于各个州不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基础设施禀赋的定位理论。在实证检验基础上也提出了政策建议，即理性的引资政策选择。他们认为，吸引单一投资的利益可能被吸引相似的后续投资扩大，但后续投资也可能很小，投标胜出的州政府所获得的利益可能不足以弥补为吸引外资而支付给厂商的补贴和增加的基础设施投入。
2.日本制造业厂商在中国的投资位置选择。在最初的新经济地理学国际模型中，为了简化分析和得到最直观的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相互作用的信息，假定厂商是同质的，他们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该假设是非现实的，后续研究发现，厂商异质性的引入可能会使模型预测的结果有较大改变。Belderbos and Carree(2002)运用了条件逻辑模型对1990-1995年间分布于中国29个省（地区）日本电子产业229个厂商的地区位置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考察了厂商的两种异质性：中小与较大规模母国厂商位置选择的差异以及在东道国设立的出口定向与国内市场定向的工厂之间位置选择的差异性。在Head(1999)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东道国电子产业集聚、日本电子产业集聚和属于同一财团的电子产业集聚等作为衡量一地区集聚特点的变量。研究结果发现：当地的电子制造业集聚水平对厂商定位有正的影响；当日本的电子工厂集聚时，正的效果会增大；当属于同一财团的工厂集聚时；正效果将更大。中小规模厂商较大厂商更倾向于靠近日本工厂在东道国形成的集聚、更倾向于定位于距离日本较近的地区，但对地区投资激励不太敏感。出口定向的工厂比当地市场定向的工厂对同一财团集聚和海港等有利于进入国际市场的位置条件更加敏感，但对当地需求不太敏感。
3.跨国厂商对转型国家进行选择的决定因素。尽管很多转型国家提供了各种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激励措施，但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些国家的分布并不平衡。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体系内，跨国厂商如何选择转型中的东道国这类研究主要以转型国家为立足点，分析哪些因素影响了外资的流入，试图对吸引跨国厂商投资给出政策建议。Kinoshita and Campos(2002)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研究有几方面创新，一是对集聚效果的关注，这是较早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转型国家与跨国厂商相关问题的文献，以往研究多用贸易理论进行解释；二是考察了所有的转型国家，而不仅仅是欧盟内部的转型国家，以前此类问题的研究多以中东欧国家为例。他们在分析跨国厂商的位置决定因素时加入了时间和国家的异质性。检验的位置决定因素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国家专业化优势，如低成本劳动力以及大的当地市场、技术型劳动力以及有效的基础设施等。第二类是宏观政策和有利于企业经营条件的政策。第三类是外国投资的集聚效果。结果证实了集聚经济的存在对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地理分布的主导作用。一旦集聚经济建立起来，市场规模就不再是重要的位置决定因素。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关联作用会产生滚雪球似的效果，因此，如何吸引最初的外资至关重要。其他影响跨国厂商定位的较为重要的因素包括贸易自由化程度和官僚机构素质等。
（二）跨国厂商定位对东道国影响效果的分析
1.跨国厂商对东道国产业重构路径、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影响。Altomonte and Resmini(1999)主要研究了跨国厂商对中东欧转型国家产业重构过程的路径以及他们与欧盟一体化的影响。分析发现，跨国厂商主要参与重新定位活动，对东道国经济的产业重构过程将会产生潜在的效果，外商直接投资在特定部门的集中可能影响重构过程的路径和步伐，重新形成东道国的产业专业化。跨国厂商通过前后向关联的相互作用，尤其是技术先进部门的国外投资，对当地厂商具有溢出效应。他们的政策建议有两点：一是在技术先进部门建立对外资流入的激励系统；二是政府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尽管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长期来看对吸引外资有潜在的效果。
2.跨国厂商对东道周厂商的外部效果。跨国厂商对东道国影响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跨国厂商的技术溢出效果。以往对溢出效果的衡量主要在增长理论框架下进行。Ehnts(2004)在分析评价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应该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厂商的关联(linkages)为新视角进行分析，从而为跨国厂商溢出效应的证明提供了另一思路。他总结道，内生增长理论的预测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经验研究的主题，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以及摩洛哥等展开。研究者希望发现：在具有较大外资份额的产业中，其生产率应该比国内厂商占主导地位的产业要高。但结果令人失望，溢出效果并没有被发现。这主要是因为厂商和市场结构（竞争的程度）都不能明确地通过增长理论被模型化，即增长理论不能很好地对跨国厂商和他们对本地厂商的效果进行模型化。分析认为，尽管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概念的不同可能会影响经验研究的结果，但当运用增长理论框架寻找溢出的研究没有发现支持的证据时，运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框架并寻找厂商之间的关联可能是有益的。新经济地理学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方法，强调了关联的作用，而市场进入和运输成本在经济一体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跨国厂商可以被明确模型化，模型以Ekholm and Forslid(2001)模型中跨国厂商的行为作为起始点，可以研制出更复杂的包含跨国厂商全球视角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因而，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更适合研究跨国厂商和当地厂商相互作用的特点，这种方法可以使跨国厂商、市场结构以及技术溢出或关联都可以被明确地模型化。这一方法上的创新为后续研究者开阔了思路。
3.与跨国厂商投资有关的国内产业失败的经验研究。这主要指东道国政府不能有效利用外资，外资的作用得不到发挥，从而导致国内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失败。与新经济地理学国际模型有关的研究，是从产业关联、集聚效应方面进行的分析。Lowe and Kenney(1999)的研究主要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通过对比中国台湾吸引来自日本的电子产业投资成功的案例，分析了墨西哥电子产业与吸引外国投资的失败原因：(1)墨西哥大部分投资来自美国衰退的电子产业，政府没有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对本地电子产业和外国投资者进行整合，未能建立产业的前后向关联和本地与跨国厂商的紧密联系。(2)美国投资的电子产业主要是出口定向型，地理位置上沿着美墨边境分布，而墨西哥国内的电子产业集聚位于墨西哥城等中心城市，本地厂商和美国厂商之间遥远的距离阻碍了交流，而小规模集中的外国投资体之间也彼此分离，没有发挥集聚的效应和建立起供应网络。(3)墨西哥的政策制定者忽略了地理上邻近、产业集聚以及产业发展轨迹的重要性。研究结论：正是墨西哥的外国投资框架和由此导致的当地厂商与外国厂商之间较弱的关联，而不是不充分的对外资的激励政策，致使墨西哥曾经兴盛的国内电子产业走向了末路。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这一研究结论对其他引资国起到了启示作用。
四、简评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跨国厂商的结合还刚刚起步，但模型预测结果已在多个经验研究中得到证实，初步显示了理论的解释力。今后理论模型需要进一步接近现实，也需要更多的经验性研究来提供证据。新经济地理学还有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就是把人们之间通过知识的创造和转移产生的关联纳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而现有模型都是建立在经济行为的关联之上。尽管通过知识的创造和转移产生关联的重要性已经被意识到，但至今还没有建立包含这类集聚力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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