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珠江三角洲的产业分工与协调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协调机制论文,泛珠论文,产业论文,江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论诠释与问题提出
在经济学的文献中，分工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他在《理想国》第2卷中提出了职业的专业化对于社会福利和基本需要的满足所具有的作用，并且把这一现象同市场交换以及需求联系起来。到17世纪末，经济学家威廉·配弟重新提出了分工的概念。在其专著《政治算术》中，配弟分析了纺织生产分工的经济性，认为分工能有效降低成本并促进生产率增长。在另一专著《再论与伦敦城市增长有关的政治算术》中，配弟认为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所得到的主要好处来源于它所导致的制造业的改进和增长，城市化增加及其导致的市场扩大与分工规模存在必然的联系，专业化的好处可以通过将某一制造业集中于某一特定的地区而实现。伴随着对劳动分工的研究，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产业的地区分工，并把地区分工的优势用于地区之间贸易。陶西格把地区分工称之为“地理分工”，他认为这种分工的利益来自于“不同的地区由于气候和资源的禀赋的原因而选择生产某种物品”，同时也得自于一切形式的专业化所带来的一般效率的增加。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系统阐述了产业分工理论，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艺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在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中，产业分工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能有效地提高生产力的水平，同时，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又进一步促使地区间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化。这种相互促进的过程往往表现为各地区选择主导产业并进行专业化生产，通过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实现产品价值并满足本地区生产、生活需要，因此，产业分工的过程也就是各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相互协调的过程。
长期以来，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从深层次看，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诸多因素中，区域产业分工是推动区域合作的最根本动力。但是，从我国目前孤韵区域经济发展态势来看，地区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较低，工业结构高度相似，产业地区分工不够明显。从工业结构相似系数来看（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采用“工业结构相似系数”来衡量地区间工业结构的相似程度，它能反映地区之间专业化分工协作的水平。英、美、德、法等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一般介于0.8～0.9之间。），东部、中部、西部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依次为0.99、0.96、0.95，在细分的十大经济区中，区内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依次为：冀鲁豫区(0.98)、皖赣鄂湘区(0.98)、陕甘宁青新区(0.96)、沪苏浙区(0.95)、京津区(0.93)、云贵川藏区(0.91)、辽吉黑区(0.90)、闽粤区(0.88)、桂琼区(0.83)、晋蒙区(0.74)。从专业化系数来看，我国各地区专业化系数一般只有0.2左右，即使是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区该系数也仅分别为0.201、0.166、0.194、0.205[2]。因此，产业的“同构性”和“低度化”现象十分突出。事实上，重复建设引起的“同构化”和“低度化”产业结构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业竞争力提升以及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率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区域产业结构趋同，造成了宏观资源配置效益的降低，抹杀了合理的劳动地域分工，导致了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差异的扩大。另一方面，从产业成长的规律来看，产业的成长不仅表现为量的扩张，而且表现为在技术进步基础亡的质的提高。由于各地区在同一产业的重复建设和盲目扩张，必然导致产品供过于求，使产业的平均利润下降，其技术进步和新产品开发缺乏充足的投入，这种低水平扩张，催生了产业的早熟，严重地影响了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泛珠江三角洲9省区拥有199.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20.78%；总人口4.46亿，占全国34.76%；GDP总量达到34474.2亿元，占全国的33.67%，如加上香港和澳门，泛珠江三角洲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经济总量排名的前19位。因此，泛珠江三角洲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近期有关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的大量研究文献中，主要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探讨了推动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意义，对于实现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功能性整合和制度性整合方面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消除要素流动障碍和加快政府制度创新等宏观层面的对策性分析上，而有关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和国内市场化改革条件下的区域产业分工协作的研究则较少涉及[3]。在推进泛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合作中，产业分工与协作机制是区域经济整合的核心问题，因此极有必要加强对此问题的研究。而且，随着我国加入WTO，面对着日益加深的国际产业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如何加强各地区间的分工协作，充分发挥泛珠江三角洲的区位优势，以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产业分工协作的基础与现实经济意义
泛珠江三角洲各省区的经济合作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包括广东、湖南、赣南、福建、广西和海南等华南经济圈诸省（市）因其地缘关系一直作为区域经济整体加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形成了“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协作模式，而华南经济圈内因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交通干道网络，加快了广东与周边各省区经济协作的步伐。西南经济圈是90年代迅速崛起的中国区域经济体，广东先行一步的经验对于在西部大开发中的西部各省市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双方经贸关系日趋紧密。据广东省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九五”时期以来，广东与周边及珠江上游8个省区（闽、琼、赣、湘、桂、黔、滇、蜀）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超过8000个，协议金额累计达到5500多亿元。因此，长期以来在交通运输、物资交流、能源开发、技术科研及文化旅游等众多领域的密切合作使泛珠江三角洲的各省区逐步形成了相对紧密的区域经济联系。泛珠江三角洲的产业分工协作具有多方面的基础和优势。
第一，生产要素的互补性。泛珠江三角洲揽括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不同的区域经济特征，各省区在自然条件、经济地理、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等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或互补性。中上游的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区矿产、能源和水电极为丰富，还有极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而湖南和江西在劳动力资源、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等方面也具有比较优势。但是，中上游地区也存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落后、人口素质差、技术落后、资金缺乏等弱点，而下游沿江沿海地区的广东和福建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了市场体制、人才、技术、资金和产业等方面的优势。香港和澳门更是国际性城市，拥有国际市场要素的优势。根据分工理论，这种基于生产要素互补性的区域产业分工协作所诱发的要素集聚与扩散、资源的重新配置，不仅容易产生生产要素的规模效应，如突破瓶颈要素的限制、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创造新的产业等等，而且也将提高要素之间的替代强度，降低产品边际成本。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从泛珠江三角洲各省区的人均GDP指标来看，2002年香港人均GDP为195327港元，澳门为123000澳元，为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其次是广东和福建两省，人均GDP分别为14908元和13510元，分别超出全国人均GDP的70%和50%以上，属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海南、湖南、江西、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各省区的人均GDP分别为8054元、6565元、5827元、5766元、5062元、5178元、3140元，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属于欠发达或不发达经济省份。因此，泛珠江三角洲的各省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为明显，例如，广东的人均GDP是贵州的5倍，而香港则更是贵州的62倍。根据现代技术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地区的需求结构，经济发展水平越相近，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也越大，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由于需求偏好的差异，在不同地区间就会出现部门分工与贸易，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由于泛珠江三角洲各省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发展梯次，处于不同发展层次的地区之间可能以技术配套为纽带加强产业的垂直分工，而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地区则可以通过地区之间的互补性水平分工来加强产业联系。
第三，产业结构的差异与互补性。在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内，香港和澳门是国际性城市，在产业结构上又具有中小型经济体的特征。如香港金融服务业占本地GDP的比重已高达86.5%，而制造业占GDP比重降至5.2%，劳动人口的87.4%集中在金融服务业领域。澳门以博彩旅游业为主要经济支柱，占了其税收收入的70%左右。以珠江三角洲为主体的广东和以闽东南三角洲为主体的福建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的发展，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轻型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结构，但是，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压力。包括江西、湖南和海南在内的东部省份，以及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等西部省份以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面临着加快工业化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的步伐。因此，从产业链层次看，各地区在总体上处于不同的产业层次，具有纵向整合的基础。从全球区域经济整合的历史发展看，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的经济一体化都得益于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性与互补性[4]。
根据钱纳里、库兹涅茨等有关工业化演进阶段与产业结构转变关系的研究，在人均GDP为300～1500美元的工业化初步阶段，以土地、劳动力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推动作用；在人均GDP为1500～10000美元的重化工阶段，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推动作用的则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为以重化工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当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时，经济结构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此时对经济起主要推动作用的则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5～6]。从前述泛珠江三角洲各省区人均GDP的分布情况看，香港和澳门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广东和福建则开始步入重化工业化的发展阶段，而其余各省区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因此，推动泛珠江三角洲的产业分工协作对于该区域的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由之一，对于香港和澳门来说，在泛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分工协作中，其高度发达的服务业将能获得更广泛的市场空间，这有利于港澳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理由之二，90年代中后期以来，广东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高新技术产业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3%，至2001年产值达到3500亿元（居全国首位）。除发展高科技产业外，广东还抓住发达国家或地区将部分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向我国转移的大好时机，加大了发展以汽车和石油化工为代表的重化工业的力度。在近几年的广东经济发展中，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日趋明显[7]。但是，广东制造业结构能否真正成功实现由轻型消费品制造业向重化工业的转型，以及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转型，其关键取决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轻型消费品制造业能否向外围欠发达地区转移，以便为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大规模发展腾出空间，同时，也取决于能否及时解决因一次能源、矿产资源和原材料缺乏而制约基础工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无疑，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迫切需要广东与周边省区的产业分工协作。理由之三，这些经济欠发达的省区目前处于工业化起步的关键时期，需要参与区域产业的整合，尤其是承接广东的产业转移，以获取工业化快速推进所需要的资本和技术。同时，根据资本投资对吸纳劳动力就业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后，能够不断弱化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就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8]。总而言之，推进泛珠江三角洲的产业分工协作对于该区域的生产力和济发展都将起到重用的推动作用。
三、产业分工的形式与方向
区域经济整合的基础在于产业分工，而产业分工协作能创造出比自给自足更高的贸易依存度和更大的产业规模，实现区域经济整合中1+1＞2的目标。那么，国家或地区之间如何开展产业分工协作，经济学中给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和新产业分工理论两种解释。在比较优势理论中，瑞典著名经济学家俄林在其H-O模型中用生产要素禀赋来阐述产业分工的依据与原则，即各国的生产要素的禀赋程度决定了各国要素价格的差异，要素价格不同又产生了不同的商品成本和价格，进而导致了国际或地区贸易的产生[9]。在比较优势理论中，供给要素的比率差异是区域分工的基础，而各个国家或地区集中于其丰裕生产要素的产品并输出则是区域分工协作的核心。按照这一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国际或区域分工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或地区由于具有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发达国家或地区出口（或输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拥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出口（或输出）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新产业分工理论主要用于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产业价值链条的片断化、垂直分离和空间重组的现象。克鲁格曼认为，在新国际分工体系中，比较成本与要素禀赋已渗透到生产的不同环节上，国际分工不仅仅停留在不同产品之间或产业之间，而是进入到产品制造工艺过程内部或产业内部。一个产品在它的加工链条中，在发达国家利用资金技术渠道方面的优势完成设计，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利用劳动成本方面的优势进行零部件加工生产，最后再到另一国家或地区完成产品的组装，形成了以加工贸易为特征的国际分工模式，以及在生产工艺过程不同价值环节上国际分工的转移过程，即“雁行模式”的国际间产业转移现象[10]。例如，在美国计算机生产商的全球生产体系中，由台湾地区设计印刷电路版，中国大陆完成制作并生产各种配件，而日本厂商供应集成电路芯片，美国的总部主要负责整机的设计、关键零部件制作、总装和调试等关键环节。
探讨泛珠江三角洲的产业分工协作问题应把它放在该区域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考虑。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泛珠江三角洲各省区在分工协作中应充分发挥自身产业要素的比较优势，根据本地区产业水平、资源优势和发展目标来开展产业分工协作，建立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垂直分工关系。同时，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地区应积极开展产业内的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合作，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不断提高区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具体来说，泛珠江三角洲的区域产业分工协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开展资源性产业合作，为资源短缺地区建立稳定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中上游地区经过40多年的建设，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工业为基础和军工企业相结合的工业体系，而且中上游地区腹地辽阔，已经得到了初步开发，土地、劳动力、能源和矿藏资源丰富，在相应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上具备或者正在获得比较优势。而广东的工业制造业发展则形成了对这些资源性产业的巨大市场需要。因此，欠发达地区依靠这些产业和产品的比较优势与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建立垂直分工协作关系。“西电东送”即是这一领域合作的成功例子。
第二，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步伐。上游欠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和资源加工工业领域普遍存在企业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产业链条短、加工度低等弱点，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则拥有先进技术、资金、管理经验和市场营销等优势。因此，建立产业链的水平分工协作关系，完善价值链的分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既有助于将上游欠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又可以为资源短缺的下游地区建立原材料的综合加工、销售、利用基地。
第三，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分工体系，联手打造泛珠江三角洲“世界工厂”，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前店后厂”的粤港制造业分工协作模式使珠江三角洲地区率先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新型加工制造业的全球性生产基地，并获得了集群的竞争优势，珠江三角洲地区也因此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11]。随着我国开放改革的渐进式推进，欠发达地区也希望（或有机会）借助加入全球分工体系来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如何参与国际产业分工？这需要我们对新国际分工体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根据新产业分工理论，发展中经济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既需要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寻找合适的切入点或价值环节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又需要根据价值链的增值路径来制定产业发展战略以实现产业价值链环节的升级，更需要瞄准价值链的战略环节采用突破性创新手段来谋求跨越式发展，以改变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从新型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如日本、台湾、南韩和新加彼）的发展经验来看，首先从低端环节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分工体系中，而提高其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在于制造业生产环节的成功升级。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分析，能大致描绘出未来泛珠江三角洲“世界工厂”的发展方向以及制造业升级的路径。亦即，欠发达地区承接珠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发挥比较优势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而外向型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则依靠资本和技术优势不断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装备制造业和石化工业等上游价值环节升级，同时，香港高度发达的金融服务业能够为泛珠江三角洲“世界工厂”提供强大的工商服务支持。这种建立在产业价值链环节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才有助于“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提升。
四、产业分工的协调机制
泛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协作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各省区之间既有加强产业分工协作的必要性，也存在着广阔的产业合作领域，但是，如何推动该区域的产业分工协作，如何保障在产业分工协作过程中实现区域资源的有效配置呢？在经济学理论中，（自由）市场和政府（干扰）是实现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阐明了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最终能实现企业、产业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自由市场主义认为产业分工本质上是资金、技术、人才等产业要素按照市场机制在地区间、产业间实现自由流动的过程，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没有经济政策，如果一定说有的话，那也是竞争政策，反对政府采用任何形式对任何产业进行“重点扶持”。而政府干扰的思想产生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期美国汉米尔顿、德国李斯特的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在20世纪的主要代表是日本的“雁形产业发展说”和克鲁格曼的“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都强调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过程中通过政府的积极性产业政策来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中，重复建设引起的产业结构“同质化”和过度竞争导致的产业发展“低度化”等突出问题，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机制发育不够完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各省区政府之间缺少有效的协调。因此，在市场化进程中，需要不断完善和协调市场与政府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中的作用，使其功能互补，形成合理有效的产业分工协调机制。
泛珠江三角洲产业分工的协调机制应该以市场的作用为基础，结合政府的协调政策，充分发挥企业组织作为市场主体的角色。首先，市场选择是产业分工机制的基本要求。市场化就是以市场选择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过程，效率原则要求产业分工必须以资源禀赋为基础，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实现产业资源的自由合理流动。从要素供给结构和市场需求结构与产业分工的关系看，一方面，不同的要素供给结构和市场需求结构决定了地区产业结构的特征，能够避免地区间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同构化；另一方面，要素供给结构和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也导致各地区产业分工的重构，使发达地区丧失竞争优势的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以此推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区域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其次，在产业分工中各省区政府要有规范的功能定位。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的作用必须建立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市场机制基础上，其主要任务应是培育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市场机制和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并在市场机制失灵或出现缺陷时，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例如，为区域产业活动提供完善、发达的基础设施环境；为产业分工过程建立制度性市场规划，提供经济运行的秩序。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过程中，各省区政府需要加强协作，协商制定区域性的产业政策以调控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样才有利于区域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提升[12]。最后，积极培育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作为资源组合配置的独立主体，也是区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它们在市场机制和自身趋利动机的作用下，寻求最有利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式。这种跨地区性的区域经济组织可以通过产权的整合形成，也可以通过契约等形式而建立稳定的经济联系。组织的存在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围绕新技术、新市场、新产品的开发而建立临时性战略联盟；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建立这种经济合作组织的目的在于弥补在分工中的“市场失灵”，同时替代地方政府在降低信息成本、交易费用上的优势与地位，为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逐步退出分工机制提供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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