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对非金融企业影响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金融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赞同熊彼特和钱德勒的观点，即在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型非金融企业是资本投资、技术更新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推动者。然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两个重要变化：第一，主要产品市场中的全球需求增长的减缓和竞争的日益激烈，导致了非金融企业利润率的下降；第二，由有耐心的融资坏境向急功近利的金融市场的转变造成了实际利率的提高，迫使非金融企业将他们现金流量中的更大份额支付给金融中介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管理层的激励机制，并促使非金融企业的经营行为短期化。
我在最近的几篇论文中借鉴熊彼特、凯恩斯和马克思的观点，解释了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非金融产品市场利润率低、负债率高但生产能力却持续过剩的原因。本文研究的是在近一段时期非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之间关系变化的影响。
金融市场和大型非金融企业之间关系的变化
受钱德勒和熊彼特著作的影响，拉佐尼克和沙利文认为，成功的钱德勒式企业组织结构的最重要作用是长期致力于过程和产品的创新。他们确信非金融企业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组织整合和金融保障。组织整合是指企业的主要股东为实现长期目标而建立的各个附属机构的组合。需要金融保障是因为大规模的创新活动是一个不确定的、投资庞大的、路径依赖的长期过程。所以，只有对企业给予长期的金融保障才能确保支持创新过程所需资金的提供。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的股东们确实是有耐心的，他们同意非金融企业将充足的现金流中的大部分留在企业内并进行再投资。
我在这里要强调金融市场和大型非金融企业之间关系变化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金融中介机构的观念和行为的转变，即从默认钱德勒主义关于大型非金融企业是非流动实物资产的整合并以追求长期增长和创新为目标的观念，转变为将非金融企业当作一个由各个流动部分组成、总部管理层必须不断将其重构以保证股票价格在任何时候都能最大化的“投资组合”这样的“金融式”观念。另一方面是对管理层奖励结构的根本变化，从对管理层的奖励与企业的长期经营绩效挂钩，转变为与短期企业股票价格的波动挂钩。这两方面的变化都促使了非金融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导致企业管理层采用的管理策略破坏了美国的整体经济绩效。
非金融企业对在金融市场中融资或证券业务重视的加强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企业并购浪潮促使人们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人们以前认为经理人员应该是本企业主管业务方面的专家，现在的观点则演变为，高层执行经理应该是懂得在经济条件变化时如何买入和卖出企业各个分支机构的多面手。由于这样做会在总部管理层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之间形成新的矛盾，所以企业的组织合力必然受到侵蚀。在20世纪80年代恶意兼并浪潮出现前，人们这种观念的改变还不彻底。那时收购者主要靠举债支持兼并行为，被收购企业的经理们往往通过股票回购等方式来保护他们的领地，阻止潜在收购者的入侵。仅在1984年到1989年间，就有10000亿美元的借债用来资助企业兼并或反兼并行为。这些新情况使非金融企业的债务负担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金融领域中的这一变化是由“代理人理论”的发展支持的。新古典金融学家赞同恶意兼并行为，认为这样做可以通过三个渠道减少“资本与代理人”或者说“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第一，这种做法迫使管理者将现金流中的一部分不仅以支付更高利息的形式分配给债权人，而且还通过防卫性的股票回购和安排特殊分红的方式分配给股东。第二，这样会使管理者大幅度削减成本以保证企业负担巨额债务所需的现金流量。（但这样做会导致总需求、就业和工资增长的减缓。）第三，可以替换那些拒绝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用最新股价衡量）的经理，转而雇用以股价最大化为目标的经理。
可以说，代理人理论中的金融概念与熊彼特和钱德勒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
“股东价值”运动：非金融企业管理者和金融投资家之间的一种新型联合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家庭大约持有企业股票的90%，并且他们愿意长期持有手中的股份。到60年代后期，机构投资者开始影响股票价格的波动。70年代末，美国家庭持有的股票份额下降到59%。在2000年，家庭部门只持有公众股总额的42%，而同时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份额占46%，而且他们的交易额占所有股票交易额的3/4。
机构投资者之间为争夺并把持巨额有价证券的管理权而进行的激烈竞争，导致不断出现为追求短期资本收益而进行的资产“重组”。从1960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资金周转率为20%。这一指标在1983年到1987年间增长到70%，此时正值恶意兼并运动的高潮。资金周转率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衰退阶段回落到50%后，又在90年代股东价值运动处于高峰时再次上升。在2002年的前半年，资金周转率超过100%。现在平均持有股票的时间仅为一年。所以理性的股东不再关心他们所持有股票的企业一年以后的经营绩效。这样企业的长期规划与股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只有短期股价的上涨才是企业的决定性目标。
保持股价上升的压力也被内化为非金融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自己的努力目标。企业管理层没有理由抵制这种压力。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最大的那些非金融企业的管理团队收入的主要部分是由股价决定的。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股票期权占前100名首席执行官收入的平均份额从22%上升到50%。在1995年到1999年的金融繁荣时期，这一份额上升到63%。同时，高层首席执行官的年总收入从1970年的126万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3750万美元。高额的收入促使经理们随时都在推动他们经营的企业的股票价格上涨到高于起动水平，哪怕只是一分钟也好。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90年代的牛市中，几乎每家上市企业的股票价格都在上涨，所以企业管理层收入的大幅提高几乎是普遍现象。从1982年到1999年，标准普尔500股票价格指数除以消费物价指数的年均增长率超过12%，累计增长率大约为700%。在90年代经济出现泡沫期间，投资阶层相信股票投资的年收益率将会永远高于20%。机构投资者要求非金融企业能够快速提高收入以满足他们客户的要求，同样，非金融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也需要迅速使他们经营企业的股票价格上涨，否则他们手里的股票期权就会贬值。
金融市场演进的逻辑：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和美国金融体系的信任危机
2002年10月标准普尔500股票价格指数从2000年的最高点下降了45%，同期纳斯达克指数大约下降了75%。美国股票市场的缩水的背后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丑闻。
要弄清这些事件是如何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并且被确信为拥有最彻底、最具效率、最透明和最受调控的金融市场的国家发生的，就必须研究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困境。产品市场在上世纪最后25年出现的破坏性竞争严重地削弱了非金融企业获取高额利润和现金流量的能力，但金融市场却要求他们的收入不断增长以支撑不断上涨的股价。
各种不确定和不可持续因素的综合力量促使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实质性的增长，但是它在1996年达到最高点后又在1998年到2000年期间迅速下降。但金融市场的压力和新实行的非金融企业管理层的激励机制却要求账面收入在每个季度都要增长，以防止本益比和股价的下跌。像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这样大型非金融企业的财务报表都显示其收入是迅速增长的，当时的商业报刊都称他们为“系列兼并者”。这些非金融企业实际上是通过不断扩展业务领域而购得新的盈利渠道来盈利的，这些盈利因破坏性竞争而不能在传统产品市场扩张中获得。最后，当即便采用这种方法也不能保证收入增长时，管理层就会直接采用做假账的办法。
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种财务报表造假现象在90年代末发展的严重程度。但大量欺诈行为的证据却唾手可得。政府国民收入与产出会计账目的数据显示，非金融企业利润占附加值的百分比在1997年中期处于最高点，而在随后的两年中下降幅度超过20%。而标准普尔500家企业的账面利润在1997年到2000年间却增长了42%。
金融体系中的各方利益之间的矛盾是欺诈行为广泛发生的先决条件。持有巨额股票期权的非金融企业管理层用大型财务公司做假账所提供的误导性财务报告来欺骗投资者，因为企业向这些财务公司所支付的咨询费用大大高于审计费用。银行的股票分析家虽然了解真相，但他们还是向投资者提供“买入”的建议，因为他们就职的金融机构需要他们所评估的非金融企业不断发生投资和贷款业务。国会也否决了所有要求企业提供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准确信息的提案，因为金融和财务行业是在竞选活动需要巨资支持的时代向华盛顿政客们提供最多竞选资金的行业之一。
金融代理机构从非金融企业现金流中提取的份额日益增长：对资金流量的实证分析
出现在产品和金融市场以及企业管理层激励机制中的这些变化，造成了金融中介机构从非金融企业现金流中提取份额的大幅增长。由于债务本身的扩大和实际利率的上升，在60年代末期非金融企业的利息负担增加了15%，直到80年代早期基本保持不变。随后保罗·沃尔克突然转向实行货币主义政策所带来的超高的实际利率，以及继而又出现的靠负债支撑的恶意兼并浪潮，使企业利息负担在80年代末扩大到比战后最高水平还高30%。在90年代中到后期，非金融企业的利息负担又回落到70年代的水平。
在80年代的恶意兼并运动中，当兼并者从公众手中收购股票时，非金融企业的管理层采用购买本公司股票的办法来抵御收购行为。从1984年到1989年，非金融企业用于购买股票的资金占现金流的比例超过20%。净买入额在90年代早期曾经有所下降，但是在1993年后，当股东价值运动再次高涨时，买入额又一次上升。面对股票大量抛售现象的出现，非金融企业必须准备足够的资金用于股票回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股票价格不断上升。从1995年到2001年，非金融企业共计购买了价值8700亿美元的本企业的股票，这有助于推迟经济泡沫破灭的发生。1998年，用于回购股票的资金占现金流量的30%。
破坏性竞争使非金融企业的现金流量缩减，但同时金融市场又迫使非金融企业向金融机构返还越来越大的额度。非金融企业向金融市场的支付金额在50年代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上升到大约占现金流量的30%。而在1984年到2000年期间（除了90年代早期经济处于衰退阶段的三年），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中介机构的返还额度达到其资金流量的一半。在1984年到1990年和1997年到2001年期间，这一比率从未低于50%。在1989年和1998年上升到最高点，分别为76%和74%。
目前非金融企业资金中的大部分都是只供短期周转的，同时它们还必须将维持长期投资和创新活动的现金流量的一多半返还给金融机构，然后再与国外和国内的金融中介机构竞争，把这部分资金再夺回来。这是急功近利的资本最极端的表现形式。这就迫使非金融企业必须削减投资规模和创新活动，或者选择承担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非金融企业目前还面临着削减成本的压力，这些企业实行的“严厉型”的劳动关系妨碍了工人工资和就业的增长。
总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在摧毁产品和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环境，这种环境对于大型非金融企业和依托于它们的其他经济体取得长期成功经济绩效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屏弃新自由主义的方针政策，才能使非金融企业带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向长期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