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质和二元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紧迫论文,路径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性质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具有若干共同的规律性。但是，决不可因此而忽视中国实现这一过程时的特殊国情，特别是我国存在的对经济增长的若干约束条件。正是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特点。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若干约束条件
1.人口约束。中国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积贫积弱的国家。旧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代工业寥寥无几。到解放后的1952年，在国内总产值中，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仍占50%以上，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仅占17.6%；在两亿多的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占了83.5%，第二产业仅占7.4%。（注：《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第52、118页。）由于农村的生育率和赡养人口大于城市，农村人口的比例肯定更高。甚至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在九亿多中国人口中，农村人口还占到82%。（注：《中国统计摘要》（2003年），第9页。）反观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初期，农业经济和农村人口的比例要小的多。1831年，英国有大约50%的家庭生活在可以列入农村型的条件之下。（注：J·H·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1986年中译本）上卷第一分册，第96-97页。）到1870年，在已开始或刚开始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中，农业就业占总就业量的百分比：英国为22.7，荷兰为37.0，法国为49.2，德国为49.5，美国为50.0，日本为67.5。平均数只有46.0。（注：A·麦迪森：“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与减速：数量估算方法”，《经济文献杂志》1987年6月号，第689页表A-13。）
中国的人口约束不是表现为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是表现为劳动力供给过剩。这种过多的劳动人口，固然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也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具有成本优势，成为中国开展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之一。从这方面看，它是有利于通过出口带动促进工业化的。但是，对于以提高要素生产率为中心的增长方式转变来说，它却是一个起阻碍作用的因素。在中国农村中，低下的生产率和庞大的劳动力，意味着巨大的潜在失业人口。就工业化需要的农民向工业的转移来说，确实存在着如刘易斯所说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农民的边际生产率或农民转移到工业部门的机会成本几近于零。大批农村人口向工业和城市的转移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每年由于人口自然增长而新增加的劳动力的数量也是巨大的。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通常要以机器代替活劳动，降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这在中国的人口情况下就会使失业问题变得特别严重。这种情况，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迅速转变显然是起约束作用的。这也是中国随工业化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必须认真考虑和正确处理的重大问题。
2.资源约束。中国的国土面积较大，自然资源总的来说比较丰富。所以中国一向有“地大物博”之称。但考虑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按人均来计算，中国实际上却是一个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就一些主要的资源而论，中国的人均水平大都低于甚至大大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不仅如此。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一些已知资源的总量和人均占有量还在不断下降。如由于工业用地的扩大、住宅建筑的发展、铁路和公路的大规模建设等，我国耕地面积正在迅速减少，并由此构成对我国粮食及其他经济作物充分供应的严重威胁。
我国不仅人均自然资源贫乏，而且利用效率低下。由于机器设备陈旧、技术水平落后和经营管理不善，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例如，火电供电煤耗高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21%，水泥综合能耗高45%，乙烯综合能耗高31%。我国农业灌溉用水系数是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矿产资源的消耗强度也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许多。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只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注：马凯：“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求是》2004年8月。）
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发展的确是资源约束型的。这种约束与人口约束不同。人口约束主要体现为劳动力过剩可能造成的失业威胁对生产率增长的阻碍；而资源约束则主要表现为资源短缺所形成的经济发展的瓶颈。这在客观上又要求我国加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如不逐步实行集约化的生产和经营，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就可能是无法持续的。近几年来，某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已有突出的表现。如粮食的短缺造成粮价上涨；石油的进口正连年大幅度增长，保证石油供应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电力不足问题这几年也日趋严重，在电力使用高峰季节许多地区已不得不拉闸限电，使部分工厂间断停工；等等。从资源短缺对我国经济增长所形成的障碍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提高资源投入的利用效率，确已是刻不容缓的。
3.技术约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保持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4%,GDP增长了33倍，人均GDP从1979年的271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1214美元。（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4.5.31)http://www.drcnet.com.cn。）目前的经济总量已在世界各国中排第六位。但从人均收入的绝对值来看，我国在世界上的排位还很靠后，仍属于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就技术水平来说，我国还只能算是二流国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但在技术上仍算不上是经济强国。
中国现有的技术水平不高表现在许多方面。从产品的技术含量来看：我国虽然在很多工业产品的产量上已居世界首位，制成品已代替初级产品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但工业产品的质量多数不高，产品的附加值也比较低；我国生产的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电产品和计算机及配件、DVD、电话、手机、程控交换设备等信息技术产品在世界上已名列前茅，在国内市场已占主导地位，并有大量出口，但基本上仍属于组装型，核心部件和核心技术大都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真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很少，许多高端产品的国内外市场仍被外国公司垄断。从机器设备的技术水平来看：虽然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吸引了几千亿美元的海外资本，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纷纷到中国投资，随之引进了大量较先进的技术设备，但绝大多数仍属于发达国家二流的、或正被淘汰甚至已被淘汰的东西，核心的技术、设备和标准仍是外国大公司的专利。从劳动者的技术素质来看：我国人口的文化水平较低，虽然解放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但直到199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5.38年，（注：据李坤望计算。见李坤望：《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174页。）大大低于美国的18.04年，日本的14.87年，德国的12.17年等；（注：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15页。1992年数字，15-64岁年龄组。）我国高等教育更为落后，大学入学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直到近几年才有较快提高；目前中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的绝对人数已居世界首位，但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仍然很低，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级科技和管理人才更为稀缺；工人的平均技术水平也不高，当前技术熟练的蓝领工人的极端短缺已成为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瓶颈，这是进口另部件组装的产品在质量上低于同类进口产品的重要原因。从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看：我国的研究与开发(R&D)投入严重不足，R&D经费占GDP的比重在2002年虽然达到1.23%，在发展中国家居于前列，但仍低于1996年1.60%的世界平均水平，更远低于1996年2.20%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000年我国R&D经费约合108亿美元，虽居世界第9位，也只相当于美国的1/25、日本的1/13，落后于加拿大、韩国和意大利。在2000年世界R&D经费总量中，美国占41.7%，欧盟占25.3%，日本占22.3%，而中国只占1.7%。（注：《中国科学技术指标》（2002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3、32页。）由于我国自主科研开发能力不强，外国也不把一流技术转让给中国，因而除个别领域外，我国绝大多数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是普遍不高的。
正是这种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成为我国经济中生产和经营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也是从粗放式经济增长向集约式经济增长转变的基本制约因素。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国民教育水平，发展自主的科技创新能力，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已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问题。
4.制度约束。中国开始工业化时的制度背景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根本差异。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解放后的前30年时间里实行计划经济。在公有制占绝对主体地位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化是在国家的绝对控制和强力干预下进行的。由于资源的基础配置方式不当，企业未成为真正自主经营的经济主体，普遍缺乏成本收益核算意识，再加上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产品数量扩张的政策失误，从而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比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严重得多的粗放经营方式。主要体现为用高投入支持高产出，结果是资源浪费极其严重，要素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十分低下。这就决定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定要和经济体制的转型结合在一起，这一转变过程也更加艰难。
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是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始的。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关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中国也从一个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转变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和遗风仍然存在，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又极不完善，这都会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生消极影响。宏观上，国家对某些关键领域的控制和干预还很强，市场调节机制在这些行业基本不起作用。微观上，国有企业的改革也还没有完成，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在许多公司尚未建立，企业内部的民主决策和科学管理制度也未能真正形成。再加上某些行政管理部门和企业的腐败之风，许多经济单位并没有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另一方面，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随着地方权力的扩大和地方财力的增长，地方政府有日趋严重的经济扩张欲望，好大喜功，不顾条件地建开发区，盲目扩大投资，建大企业，建城市广场，搞所谓“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浮夸之风和攀比之风愈演愈烈。其结果是，大量的重复建设，人为的经济过热，严重的资源浪费，不但未能抑制反而助长了粗放的增长方式。这已成为我国目前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严重问题。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制度障碍，不仅是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残余的影响，也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带来的新问题。这种情况已被有的学者概括为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残缺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二元体制’”，认为“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二元体制’并存时期，传统体制内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但依然顽强地存在，而由于‘市场’范围扩大，又使得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更为突出，这一现象又属中国的一大‘特色’”。（注：李贺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8-89页。）可见，不通过深化经济政治改革和加强宏观调控以克服上述体制弊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就难以彻底改变。这种制度约束的存在，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
（二）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十分迅速，但却是建立在粗放的增长方式基础之上的。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工业化的一定阶段尽管不可避免，付出的代价却很沉重，也带来了许多严重困难。解放以后，我国在经济建设上一直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注：马凯：“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求是》2004年8月。）增长方式上的这种粗放性在改革开放后不但未能扭转，反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由此对我国社会经济的运转带来日益严重的压力。
首先是资源和环境方面的问题。我国本来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以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的生产方式使我国资源短缺的压力日益加剧。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能源的短缺已经显示出来，我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且进口数量不断增长。由于国际油价近年来节节攀升，大大加重了我同的能源成本，保证石油供应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电力不足这几年也日趋严重，在电力使用高峰季节许多地区已不得不拉闸限电，使部分工厂间断停工。许多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煤炭、电力、石油、运输等等的全面紧张，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生产的正常运行和人民的正常生活。环境方面也越来越不不堪重负，空气、水源、土地的污染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加重。中央虽早已提出保护环境的方针，但大多数地区的污染并未得到有效治理，国家的生态总体上还在趋于恶化。这也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经济的良性运转。试想一想，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一个较小基数上翻了两番、人均收入刚超过1000美元时，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就已经如此尖锐，那么，如果粗放的增长方式仍不改变，我们的资源和环境能够承受得起我国GDP在2020年前再翻两番、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这一宏伟的增长目标吗？更不要说到21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了。我国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有20年，虽然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总的说来成效并不显著。现在的确已到非狠抓这个问题不可的时候了。
其次是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问题。我国近二十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是分不开的。我国进出口贸易实现了多年的高速增长，现已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其产品已畅销全球。但是，我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除了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供应链具有专业化分工和规模优势以外，主要还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之上，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如纺织、服装、玩具以及某些家用电器和IT产品零部件等等。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虽在不断增加，但比重仍然较低，且多为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生产。出口产品的生产方式主要还是粗放型的。这类产品的出口，不但在发达国家中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冲击并引起一部分行业企业的抵制，而且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产品形成竞争，造成某些国家的恐慌。因而在中国出口产品国外市场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磨擦。近几年来，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件大幅度上升，抵制中国货的政府和民间行动层出不穷，甚至出现焚烧中国产品的恶性事件。我同建立在粗放型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出口增长的弊端已日益昭显，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方针遇到日益严重的困难与障碍。因此，必须逐步改变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出门产品，提高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逐步使我国的出口向高端产品和国际稀缺产品领域转移。可见，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已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当务之急。
再次是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在经济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个国家的经济地位是由其历史条件和现实经济实力决定的。解放前，中国是牛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外围和边缘地位，在经济上依附于作为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它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解放后，我国在帝国主义封锁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经过了近三十年的艰苦努力，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工业。当时的中国经济看似摆脱了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但并未改变贫穷落后状态，国家的经济实力依旧十分羸弱。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得到了长期的稳定高速发展，已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但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质量来看，还远不能算是一个世界经济强国。特别是在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我国经济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特征。大量的引进外资和出口贸易固然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增长，但也使我国成为发达国家的廉价工业品供应地和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场所。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产品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产品，而且大部分属于“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出口和进料加工组装出口，中国仅赚取少量的加工费；由于大量出口产品又是由外商企业生产的，这少量的加工费也要由外商分享。我国从出口贸易中获取的利润是十分有限的。反之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主要是科技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许多高端工业品市场被发达国家垄断，通过垄断价格攫取了我国的大量剩余。这仍然是新形式下的不等价交换。由此可见，以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础，我国不可能形成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工业产业，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建立优势地位，彻底摆脱对发达国家经济和市场的依赖。因此，我们除了要大力扩展同内市场，减少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之外；还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为基础，转移到主要依靠知识、技术和提高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来。通过工业化和信息化使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并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努力，但其基础则必须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对此我们也应有紧迫感。
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是关系到能否使我国保持可持续发展并真正建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根本性问题。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质。
（三）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二元路径
实际的经济条件，也决定了我国增长方式转变必须遵循一条二元发展的路径。这条二元路径就是：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举，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提高资本生产率并举。
1.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举
这里说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指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如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信息设备、生物工程、航空航天、药品和医疗设备等部门。这些产业代表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是建立最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对于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提高要素生产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原本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发展中国家要加快经济增长，迅速提高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追赶发达国家，不发展这些产业部门是绝对不行的。但是，这些部门的特点是科技含量高，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投入大，也需要尖端的科学技术人才。对于发展中同家来说，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要在短期内使高新技术产业全面发展起来还有困难。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积极创造条件，抓住现代科技前沿，有重点、有步骤地米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部门。这既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需要，也是提高要素生产率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
大力发展我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是密切联系的，二者也都必须实行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方针。在世界科学技术水平和高新科技产业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有大量先进而成熟的生产技术可以从国外（主要是发达国家）引进，而无须自己一切从头摸索。这是一条简捷快速和成本较低的发展路径，同时也为后进国家发挥后发优势赶超先进国家提供了可能。我国大量引进外资，购买国外专利，进门外国的先进设备，就是为了吸取同外的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这样做当然也要付出代价，要向外国人的知识产权付费，要让外资获取利润；但相比我们自身从头摸索而言，不仅获取新技术和建立新产业的时间较快，成本也可能低得多。中国获取国外技术还有特殊的有利条件，就是我们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国内13亿人口的市场极为广阔，因而可能用低劳动成本吸引外资，并以国内市场换取国外技术。但是，也必须看到，发达国家为保持它们自身在科学技术上和高新技术产业上的垄断地位，维护其大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控制份额和高额利润，并不会把最先进最尖端的新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它们在维护国家利益、保护知识产权等借口下，用各种方法阻碍最新科技成果、尖端设备、核心零部件制造技术和材料等输出到国外，特别是流向中国这样有可能挑战它们国际竞争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因此，我们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还必须坚持自力更生原则，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在某些涉及基础科学知识、国际科技前沿、尖端军事技术等领域，我们必须有重点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创新性的研究与开发，建立我国民族的高技术企业和产业。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和科技界，在发展科技事业的根本方针上，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或认为应主要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或认为应主要依靠我们的自主创新。其实这两种观点各有其合理因素，但单纯强调某一方面则有片面性。正确的方针是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两个方面不仅需要同时并重，而且也是互相渗透的。我们在自主创新时，应尽可能运用已引进的先进技术和方法；而在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时，则应着力于消化吸收，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真正形成我国自己的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不仅自身可以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它们也是加速整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产业和基本技术力量。
另一方面，在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还必须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这首先有利于发挥我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合理地利用资源。像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来推动经济增长一样，我国在工业化的相当长阶段也将如此，并且在加强资本投入的同时，比发达国家当年更多地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投入。这是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得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一个秘密。试想一下，即使投资率很高，如没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投入，我国的基础设施等基本建设怎么可能实现如此大规模的迅速发展，例如在短短13年中建成近两万五千公里的高速公路？同样，如没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投入，不借助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发展，我国的工业品出口贸易怎么可能增长得如此迅速？这个事实也说明，不同增长方式的采用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性的制约。只要存在大量过剩而廉价的劳动力，我们就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推动经济增长，而不应顾虑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速度。同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减少我同的失业压力，逐步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对于具有13亿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就业问题是我国实现机械化工业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要降低人口的增长率，实现计划生育的根本国策；二是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我国农业人门转移较慢和城市人口失业压力逐渐增大的事实来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规模不是太大，而是远远不够，还须大力发展。这也应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长期的方针。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概念很宽。既包括劳动密集刑工业，也包括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既包括简单或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包括知识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劳动密集型产业既可存在于劳动密集型工业中（前者如建筑业、一般加工业或组装工业部门等，后者如软件制造业等），也可存在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中（前者如家政服务业、餐饮业、零售贸易业等，后者如金融咨询业、教育和文化艺术业、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有些学者把劳动密集型部门与知识密集型部门完全并列或对立起来，我以为是不妥当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上述几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现有规模，都远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需要，也不能适应农业人口转移的需要。为了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我们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努力。
首先，要继续扩大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和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有人认为，为了提高我国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出口竞争能力，必须着重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而逐步缩小劳动密集型工业。这种观点是似是而非的。我们不应把劳动密集型工业与提高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工业产品的附加值完全对立起来。劳动密集型上业部门中也有许多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生产环节，如研究与开发、核心技术的掌握和关键另部什的制造等。在这些方面下工夫，我国劳动密集型工业的技术水平就会不断提高，其产品的质量、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也会逐渐上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必然不断加强。同样，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也可能有一些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这些环节就应该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来扩大生产。
其次，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中多数部门是劳动密集型的。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虽然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通常落后于工业，但却是吸收农业过剩人口和工业中因生产率较快增长而相对减少或绝对减少的工业人口的主要产业。中国服务业的情况与发达国家基本相似：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于工业；但电有不同之处：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低于发达国家，而且服务业中简单或熟练劳动密集型部门占主导地位，知识劳动密集型部门所占比重偏低。（注：程大中：“中国服务业增长的特点、原因及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关于最后一点，作者的原话是：“与目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服务业就业结构相比，中国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占据主导地位，而资本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所占比重偏低。”按我理解，他说的资本密集型服务部门可能主要指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我倾向于将此类部门划归第二产业；而他说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主要指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餐饮业等，我将之看作是简单或熟练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他说的知识密集型部门主要指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这些在我看来属于知识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显然要着力扩大知识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提高其比重，为此就需要发展文化教育卫生部门、科研和技术服务部门、各类咨询服务部门等。这些部门的扩大对于提高我国的的科技、管理水平和居民的生活质最有重大影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和居民平均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知识劳动力的供给也日益增长，知识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将成为吸收这类劳动力的主要产业。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决不可忽视简单劳动或熟练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的发展问题。中国现在大量的过剩劳动力主要是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他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是简单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这类劳动力将主要由简单劳动或熟练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吸收。而且，这类服务产业的规模目前也远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除商业和餐饮业的增长较快以外，其他如社会服务业等的发展则严重滞后，在整个服务业中的就业份额也很低。像家政服务、社会养老服务等部门都存在着大量的社会需求而得不到满足。可见，发展简单劳动或熟练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既是社会的需要，也是解决大量过剩劳动力的主要途径。
再次，要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在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城市化进程是严重滞后的，90年代后期开始有所加快。尽管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相比，其相对规模总的看来趋于下降，但绝对规模却长期趋于上升，在1995年达到最高值。而后逐渐减少，但是到了2002年，仍有7.8亿，占总人口数的60.9%。（注：《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第97页表4-1。）城市化水平不高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大部分人口在农村，而农民的生活需求和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很低，服务业也就难以发展。城市化的过程同时就是居民家庭劳动和家庭生活的社会化过程，它不但会提高居民对城市基础设施、家庭口用工业品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而且会逐步扩大居民对各种劳务的需求，包括商业、餐饮、金融、文教、卫生、娱乐、旅游以及各类社会服务。我国过去长期强调发展小城镇，但小城镇难以充分发挥城市的产业聚集效应和空间聚集效应。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走以城市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既是实现工业化的需要，也是推动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的需要。
2.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资本生产率并举
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是工业化过程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化的首要条件。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比较迅速的。根据钟学义的计算，在1978-1998年期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17%。（注：钟学义等：《增长方式转变，增长质量提高》，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第121页。）再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统计数据：按人均创造美元计算的全员劳动生产率，2001年与1990年相比：世界平均增长了18.6%；而中国增长了187.7%，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增长水平，也高于美国的49.9%，日本的27.7%，印度的17.9%。（注：计算根据转引自：中国统计出版社：《国际统计年鉴》（2003年）第149页表6-8。由于《年鉴》只提供了此两年的数据，故只能根据此两年的数据计算其增长倍数。但因为生产率各年有所波动，以这两年分别作基期和报告期的计算结果可能不够准确。）然而，这是在劳动生产率绝对水平很低的基础上的迅速增长。直到2001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值仍在世界最低水平之列，为1519美元，不仅低于世界平均值10432美元，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为6229美元，菲律宾为2148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了（如美国为68606美元，日本为60766美元）。（注：转引自：中国统计出版社：《国际统计年鉴》（2003年）第149页表6-8。）这说明，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应该有长期迅速的增长，也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因此，为了加快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首先要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涉及到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加快技术进步，采用更先进的生产设备，不断进行工艺过程的技术创新；二是加强管理，提高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水平；三是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第三点值得特别强调，因为它在经济改革中被许多人忽视了。改革中人们关注的重点是经济的市场化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对企业内部管理层与劳动者和谐关系的形成重视不够。后者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积极性问题，如果没有劳动者的积极性，便削弱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群众基础和主观能动因素。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鲍尔斯等在研究20世纪70年代前后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降之“谜”时，就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家仅仅从供求关系和技术层面去讨论生产率变化的方法，而引进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对工人生产积极忭的影响这个制度因素。他们进而把各种影响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因素加以量化，发现：在充分考虑了资本密集度和能力利用率这两个技术变量的影响后，工人工作强度的减弱解释了（与1948-1966年繁荣时期相比）1966-1973年劳动生产率下降的84%和1973-1979年劳动生产率下降的30%。（注：S·鲍尔斯，D·戈登，T·韦斯科普夫：《荒漠国土的未来》（1990年英文版），第7章。）国外左派学者的这种分析方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值得我们借鉴。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私有企业依然存在劳资关系的矛盾，国有企业内部同样存在着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工人的积极性就会被压制，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的。
在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我们还应特别重视提高资本生产率的问题。（注：资本生产率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它实际反映的是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利用效率。）不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一定阶段，资本生产率增长的缓慢甚至下降是难以避免的。但这一点并不能作为我们不关心资本生产率增长的理由；相反，在这个阶段我们应特别关注提高资本生产率的问题，以尽可能避免由于资本生产率增长缓慢或下降而过分拉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后腿。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工业化过程具有资源约束的不利条件，因而促进资本生产率的增长以提高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我国资本生产率低下，除工业化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制约外，还有众多的主观原因，因而也存在着提高资本生产率的巨大潜力。
我国资本生产率增长缓慢，与我国资本形成中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投资总量增长过快造成的商品生产过剩和能力利用率低下，和投资结构不合理所形成的设备投资比重过低，是资本生产率增长缓慢的两个重要原因。如果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和适当的产业政策，将这两个问题加以解决，或者哪怕是一定程度的改进，我国经济中的资本生产率自然就会有大幅度的提升。这是从宏观方面说的。从微观方面看，我国企业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即节约劳动的技术改进及其应用比较重视，而对提高资本生产率即节约资本的技术进步及其应用则关注不够。但经济增长的分析告诉我们，前者固然重要，后者也决不可忽视。在一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条件下，资本生产率的增长越快，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则越高。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才是总劳动时间节约的综合指标。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概念：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是节约活劳动或节约可变资本，提高资本生产率则主要是节约物化劳动或节约不变资本。应该看到，节约资本的技术进步与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有一个重要区别：后者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必然相对或绝对地降低对劳动的需求；前者则主要是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效率，其劳动节约效应要低得多。这种技术进步由于不会增加就业压力，因而不但资源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企业应着重开展，即使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应大力推行。提高资本生产率的技术进步既涉及到工艺创新也涉及到产品创新。在工艺创新方面，一切提高机器设备使用效率的技术进步都会节约固定不变资本。在机器设备已经代替手工劳动的前提下，通过动力的更新、仪表的安装、新工艺的采用、劳动组织或管理方法的改进等，都可以大大提高现有设备的使用效率，使机器设备物质存量的增长慢于劳动生产率（即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量）的增长，降低资本系数。美国在1913-1973年期间，正是通过这些途径，大大提高了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注：详细分析请参阅：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37页。）在产品创新方面，使产品小型化或提高产品使用效能的技术进步，则有助于节约原材料等流动不变资本。此外，采用新技术加强各种废料的再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使企业生产的排泄物被重新加工而转化为有价值的副产品，也会大大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
上述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两重二元路径，既互相渗透，又互相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举，虽着眼于宏观，但在微观上也相互交错。如前所述，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应大力加强技术密集性的生产环节；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性生产环节则应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把增强技术能力与利用比较优势结合起来，就可既提高生产质量又降低生产成本，大大促进这两类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与市场竞争力。同时，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又将增强整个国家的技术实力，为提高要素生产率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并推动整个经济的迅速增长。与此同时，无论是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都必须贯彻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资本生产率并举的方针。企业在微观方面对此两者并重，在宏观方面才能有整个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要素生产率的较快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转变。由此可见，上述两种并举的方针，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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