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阶段制约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三大结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现阶段论文,增长速度论文,我国经济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9-0047-06
回顾1978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态势，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2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正面临着明显的回落态势。从长周期角度看，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处于回落过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扩张货币政策，固然可以缓和国民经济增长回落程度，但却不可能改变国民经济增长回落的趋势。较之前20年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未来20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平均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则是难以避免的。我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周期性问题，而且是结构性问题。与我国市场阶段性供过于求状况相联系的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其特殊情况表现在我国工业化过程远未完结、城市化水平较低、城镇居民刚从温饱迈入小康（农村还有数千万人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阶段时过早地发生。其中当然有经济体制转轨问题，但更多地表现为结构性问题。而要解决结构性的矛盾，则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那么，这些结构性矛盾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问题
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要经历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最深刻、最剧烈的时期。我国能否顺利跨过这个阶段，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就取决于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市场潜力巨大的产业能否迅速成长，取决于传统产业能否迅速提升技术与产品水平，增强其竞争力。与此相联系，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支持经济增长的结构基础将从能源、原材料为主的资源性产业转变为高加工度、高附加值为主的机电产业。应当指出的是，我国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已开始转向一个新的阶段，我国的工业化已开始进入高加工度产业为主的阶段。在新的消费层面上，是继续引进技术、设备和零部件来发展组装加工业，还是转向深层次替代进口，形成自己的产品开发创新体系，是一个重大战略选择。我们应当在20年来引进和组装加工基础上，根据工业化阶段的变化，坚决转向深层次替代进口的发展道路。要尽快制定振兴我国基础零部件工业、基础材料工业和装备工业的整体发展战略，加快培育我国的高加工度产业。
但是，要实现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是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的。一是，根据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材料，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1180种主要专业生产设备技术水平，达到国际水平的只有26.1%，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占27.7%，国内一般水平的占33.4%，需要淘汰的占12.8%，后两者加在一起占46.2%。反映我国的装备工业是处于比较落后状态。二是，因体制原因而造成的重复建设普遍存在，生产达不到经济规模，致使该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不能被淘汰，该重点加强的得不到加强，资源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向高水平、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流动和集中。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履艰难。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企业体制改革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不形成适应市场竞争的新机制，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就不会取得预期效果，还有可能造成新的呆坏帐和过剩能力。因此，在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要注意避免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试图用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替代国有企业改革本身，回避或绕过企业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只有在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进一步打破条块分割，解除对国有资产产权重组的不当限制，促进资源按照市场原则合理流动，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过程才能顺利进行。因此，加快企业改革和完善配套措施，是有效实施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战略的内在要求。三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经济结构调整中通常都会出现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情况，这是经济结构调整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可以作这样的表述，即由于形成新的产业领域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较长的过程，因而经济增长内在乏力的状况将会持续较长的时间。
我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变化
产值GDP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增长率%比重%增长率%比重%增长率%比重%增长率%比重%
199313.5% 1004.7% 19.9 19.9% 47.4 10.7%32.7
199510.5% 1005.0% 20.5 13.9% 48.8 8.4% 30.7
19978.8%
1003.5% 18.7 10.8% 49.2 8.2%32.1
19997.1%
1002.8% 17.3
8.1% 49.7 7.5%32.9
从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看，首先，1993年至1999年三次产业增长率均有下降，这是导致国民经济增长率从13.5%回落到7.1%的结构性原因。其次，与经济增长率回落相对应的产业结构变化是：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2.6%，第二产业提高2.3%，第三产业提高0.2%。不难看出，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不仅占有较大比重，而且还由47.4%上升到49.7%，但其增长率又下降最多，即下降11.8%。可见第二产业是左右经济增长波动的主要产业部门。从经济增长的供给结构总体上看，第一产业的贡献将处于平稳状态。如果第三产业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加大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借以弥补第二产业速度下降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那么，整个经济的增长将有可能处于回升的状态。
世界各国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劳动力就业构成占优势的部分，会逐渐由第一产业移向第二和第三产业。1978年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的变化表明，我国正处于加速工业化阶段。1978年至1999年，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28.1%下降到17.3%，第二产业的比重基本稳定，由48.2%微升到49.7%，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由23.7%上升到32.9%。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有较大的变化，但与国际相比较，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3%)，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5%)。世界主要国家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变化情况表明，无论是低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其共同特点就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逐渐增加。而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不仅大大低于高收入国家，也低于一些中低收入国家，甚至低于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印度。
在我国未来工业化进程中，第一产业的持续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因此，仍需要第三产业发挥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作用。第三产业消耗资源和排放污染都很小，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不仅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且有益于提高环境质量和资源的节约。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服务的消费需求逐渐增加；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生产部门对服务业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在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应进一步改善第三产业的发展环境，调整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在注重传统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加快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以及旅游业等新兴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三产业获得较快的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需求结构问题
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拉动经济增长而实施的扩大内需政策，应当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从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点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持久拉动力量。消费需求，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新的起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投资需求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其自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力量。不仅如此，在消费需求没有明显回升迹象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说是行政力量的推动。这种性质的推动，在短时间内有利于阻止经济增长率下滑，刺激经济的回升，但经济启动后的正常运行，则必须有消费需求增长的配合，如果没有消费需求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都是不会持久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消费需求的贡献率呈下滑态势。在1990年至1993年的经济启动和回升阶段，最终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以上。其中1990年为70.06%，1991年为68.9%，1992年为64.84%，1993年为56.66%。但1994年以后，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明显下降趋势，1997年为35.88%，1998年为33%。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近几年来，消费市场疲软，产品销售不畅，企业效益下滑，下岗职工人数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增幅有所下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1993年为10.2%，1994年为8.8%，1995年为4.9%，1996年为3.3%，1997年为6.6%，1998年为5.1%。在农村，受农产品价格的跌落、乡镇企业生产与效益滑坡、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减少等因素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也呈回落态势。其增长态势为，1996年为9%，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与此相联系，在1986年至1998年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比同期GDP的年均增长率低2.6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持续下降，导致居民消费增长率及消费率下降。这是形成目前我国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此，客观上要求必须把启动居民消费作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消费启动的切入点应当是城市而不是农村。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增加城市居民的收入？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分析那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和国家财政支出的关系最直接、最密切。城市居民收入，除资产收入外，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由企业收入分配而形成的个人收入，即企业职工收入；一类是由财政收入分配而形成的个人收入，这就是非企业职工收入。在全部城市居民收入总量中，各类企业职工收入所占的比重，显著超过非企业职工收入所占的比重。在一般情况下，实行消费启动应主要依靠企业职工收入的增长，而非企业职工收入的增长则居于次要地位。然而，目前大多数企业普遍面临市场疲软、收益增长相当缓慢，再加上逐步从软预算约束转向硬预算约束，必须会严重制约职工收入的增长。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提高非企业职工收入的增长率，对消费的启动就更为重要。我国政府正是考虑到这种特殊情况，决定把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作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大幅度增加非企业职工收入。
伴随着非企业职工收入的增加，反过来又会拉动企业职工收入的增加。因为任何一个企业收益的增长，既取决于该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又取决于市场环境的好坏。而在买方市场占优势情况下，市场环境条件对企业收入或收益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从总体上看，非企业职工收入，基本上属于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收入，就边际消费倾向而言，中低收入阶层比高收入阶层要高。这就有利于消费市场的启动。而随着外部市场环境的改善，企业的产品销路就会扩大，企业的经济效益就会提高，企业职工收入就会相应增加。同时，从以往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的实践看，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也会相应上升，进而带动农民收入的增加。而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又会起着抑制农村市场疲软的作用。农村市场疲软的缓解，意味着农村市场商品容量的扩大，这又将会带动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这是因为，为农村市场所容纳的商品，主要是工业品。鉴于农村人口数倍于城市人口，农村市场理应成为工业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因而城市居民收入，特别是城市企业职工收入的增长，既依存于城市市场，更依存于农村市场。因此，农村市场容量的扩大，必然带动城市居民收入以更大程度增长。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反复，相互促进，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增长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为了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拉动作用，既要注意增加居民的收入，又要积极引导居民的收支预期。借助于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缩小社会成员收入与消费之间的数量差距和时间差距，不仅可以作为当前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举措，也是消费需求扩张的一个持续源泉。我国近几年所表现出来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从表面现象看，是由于居民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上升等原因造成的，但其深层原因，则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即收入分配关系没有及时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变革的要求。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居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都是由政府或单位提供保障的。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医疗养老保险以及住房和教育等由个人负担的部分将不断增加，这意味着人们在当前或未来，将会有较大数额的支出，因而不得不加大储蓄力度。实践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新的问题，即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原有体制内居民消费的实物化、集团化和福利化程度持续下降，但货币化、工资化程度则没有相应地提高。原有体制内居民的工资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致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增长，除个别年份外，总是持续滞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客观上要求必须继续深化工资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工资中的福利成分，努力提高工资化水平，使职工收入更加货币化。
通过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工资制度，在逐步取消工资中的福利成分的同时，努力提高工资化、货币化水平，将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因为结合原有实物化、福利化、集团化和供给制消费体制改革，必然会较大幅度提高体制内在职人员的制度性工资收入，并相应提高离退休人员、下岗职工以及其他低收入生活困难居民的收入和补贴。通过分配体制的改革来启动消费，通过消费市场的活跃来带动投资，这就为整个社会投资，包括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集体和个人的投资提供了应有的空间和市场导向，同时也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利于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有利于减少银行的呆帐坏帐。只有消费、投资、生产诸环节都活跃起来，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才能增加财政收入，使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
三、经济增长与分配结构问题
这里所说的分配结构问题，不仅包括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而且包括这三者内部的结构问题。据有关方面测算，1998年我国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格局是：居民所得比例为66.7%，企业所得比例为11.4%，政府所得比例为21.9%。与1978年相比，居民所得比例增加了16.2个百分点。企业所得比例减少了3.4个百分点，政府所得比例减少了12.8个百分点。进入90年代以来，这种分配格局基本上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不表现为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实际分配的比例关系，而是表现在这三者内部结构方面：
首先是政府收入结构不合理。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税收收入通常占公共收入的90%，而在我国，非税收收入所占的比重过大。事实上，大量的非税收收入游离于财政监督之外，且已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特别是使财政收入占GDP和中央财政占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过低。目前我国财政收入比重下降幅度，已超越了财政可以承受的极限，即突破了财政实现职能所必须的最低限度。以1989年国家决算材料为背景进行测算，即使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全面转换财政职能之后，维持公共预算所必须的最低财力，也不能少于国民收入的24%左右。现在的20%以下的低水平，不仅造成财政实现正常职能困难，制约着国民经济正常发展，也极大地削弱了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宏观调控能力，这种状况正在威胁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适当提高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乃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虽然近几年每年税收增加1000多亿元，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有所上升，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总体上仍呈下降趋势。1991年为14.6%，1995年下降为10.7%，1997年开始上升，1999年已达到13.9%，但与1991年相比，仍下降了0.7个百分点。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虽然显著地提高了中央收入的比重，但分税制运行几年以来，中央财政收入比重累计下降了5个多百分点，在地方增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同时，中央财政的困难却进一步加剧。这种状况与政府非税收收入比重过大有关。主要是由于非税收收入失控，秩序混乱，动摇了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税源基础，影响了财政职能和作用的发挥。
其次是居民收入结构不合理。在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各种方法和指标中，基尼系数和比例的方法运用得较广泛。基尼系数是西方经济学判断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介于0与1之间，数值差距越大，表明收入差距越大，反之差距越小。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收入绝对平均，0.3-0.4之间收入差距比较合理，0.5以上为收入差距悬殊。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分别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从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变化情况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是不断扩大的。分阶段看，1985年以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变化不大，1985年以后，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居民收入差距逐年增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收入差距扩大的步伐加快了，基尼系数已由1990年的0.23急剧扩大到1994年的0.30；以后的基尼系数仍呈不断扩大趋势。而从国家统计局对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的测算，则由1978年的0.21扩大到1997年的0.33，1998年达到0.34。农村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扩大速度还明显超过城镇居民。
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平均基尼系数为0.3，城镇为0.16，农村为0.31。最穷的20%人口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6.28%，最富的20%人口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39.9%。1995年全国平均基尼系数为0.405，城镇为0.286，农村为0.429；最穷的20%人口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4.27%，最富的20%人口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50.24%，上升了11个百分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1998年我国与国际比较的基尼系数是0.456，1997年为0.425，1996年为0.424，收入差距是呈扩大趋势。
再次是地区间收入结构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采取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9.8%，其中东部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
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首先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直接妨碍农村市场的启动。我国目前大多数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已基本实现小康，而大多数农村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仍只是解决温饱问题。这种状况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缩小了我国广阔的市场空间也是造成我国目前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其次是城乡居民之间以及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造成全体居民的整体消费倾向的下降。从短期看，消费倾向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那些导致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各种预期因素的影响，包括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上升、价格预期下跌等心理因素。但从长期看，或者从深层原因看，消费倾向下降在更大程度上是受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影响。1997年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年收入仅为2430元，消费倾向为0.96，最高收入户人均年收入为10251元，消费倾向为0.71。这种状况决定了随着收入差距扩大，收入越来越向少数高收入户集中，总收入中消费倾向较低的那部分收入占的比例就越来越大，必然导致整体消费倾向下降，形成居民有支付能力需求增长慢于收入的增长，从而进一步慢于社会生产的增长，出现相对供给过剩。收入分配差别过大所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以及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是不可忽视。我国当前存在着的有效需求不足，既有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偏低的原因，也有地区间、城乡间以及不同社会集团间收入差别悬殊的原因，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日趋尖锐，并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而作为结构性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则应当在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和调整中，发挥比以前更加积极的作用。即应当运用财政政策等工具解决好市场失效可能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以保证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变在合理化轨道上逐步实现有序升级；换句话说，通过财政分配结构的合理化，来促进产业结构建设合理化。经过连续2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体的扩张性政策，其累积效应正逐渐显露，加上东亚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世界经济发展趋好，以及我国即将加入WTO，有利于改善我国经济增长环境，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实现止降转稳，或止降回升的前景即将出现，尽管其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不可能如前20年那么快。
标签：国民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经济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基尼系数论文; 经济学论文; 居民收入论文; 收入差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