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的人口流动及其区域性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性论文,美国论文,当代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0年以来，美国的区域经济和政治发生了显著变化。向来倨傲全国的东北部和中西部日渐衰落，而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则迅速崛起，成为美国政治经济之重心。在此过程中，人口流动作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层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促成因素是什么，它对区域发展和社会问题产生了什么影响？对此，本文将作认真的分析。
一
1940年以前，美国的人口流动始终未越出建国以来自东向西的定势。人口重心由1790年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以东23英里处的肯特县逐渐移至1940年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交界处附近。与此同时，大量人口由乡村涌入城市，使美国到1920年完成了向城市化社会的转变。在这两种趋势下，外来移民令人瞩目，其入境人数在1820—1940年达3829.7万（注：见拙作：《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几乎等于1870年美国人口的总和， 成为美国工业和城市文明崛起所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在全国各地区，尽管人口不断西进，但由于东北部和中西部工业迅速发展，就业机会多，加上欧洲移民纷至沓来，其人口、国民收入和经济产值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安如磐石。西部各州因迁入人口与日俱增，经济也同步迅速发展。唯有南部，经济落后，种族歧视肆虐，生活环境恶劣，它不仅对外地人口失去了吸引力，而且当地人口外流有增无减，流失人口占其总数的4%，其中黑人达247.3万（注：拙文：《1860—1920年外来移民对美国城市化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雷蒙德·莫尔和詹姆斯·理查德森：《城市化经历：美国历史的主题》（Raymond Mohl & JamesRichardson,The Urban Experience:Themes in American History ），加利福尼亚1973年版，第112页。），主要流向北部和西部城市。
自1940年起，虽然人口自东向西、由南向北、由乡村进入城市的趋势依然如故，但流向的层面和构成却有所不同。就城市化而言，其人口在1940年占全国人口的52.6%，1960年增至69.9%，1990年达79.7%，2500人口以上的城市同期由3485个增至8765个，增长率比1900—1940年间快一倍。同时，城市的大型化特征日渐凸现。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由1950年的13个增加到1990年的39个，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由27.9%跃至50.2%（注：多纳德·布格：《美国人口：历史趋势与未来预测》（Donald Bogue,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icalTrends and Future Projections），纽约1985年版，第102、 112 、114页。美国人口统计署：《人口统计与你》（U.S.Bureau of Census,Census and You），1991年，第26卷，第4期，第5 页。 ）。 这是继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后的又一次转折，表明了战后大城市优先增长的主导趋势。另一方面，城市郊区化步伐明显加快，中心城市相形见绌。在1950—1970年间，中心城市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由33%降至31%，郊区由23%跃至37%。从增长率看，中心城市每10年平均增长8%，1970年呈负增长，达6%；而郊区则为38%，1970年以后略有减缓，但仍高达16%以上（注：多纳德·布格：《美国人口：历史趋势与未来预测》， 第129 页。 美国商业部：《美国统计资料摘要》（U. S.Department of Commerce,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States），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77年版，第16页。）。换一个角度看，1950年在全国168个大都市中，70%的人口住在中心城市，1990 年跌至40%以下，而郊区人口则由30%增至60%以上（注：戴维·腊斯克：《没有郊区的城市》（David Rusk,Cities Without Suburbs），伍德罗·威尔逊中心1995年版，第5页。）。不难看出， 郊区化发展方兴未艾，如日中天，成为战后美国城市化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全国各地区的变化看，在1940—1993年间，人口的区域重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西部人口的比重由10.8%跃至21.7%，南部由31%增至35%，东北部和中西部呈下降态势，分别减少了7.3%和6.7%。从增长率看，全国同期每10年平均为11.8%，西部高达25.9 %， 南部为13.7%，东北部为6.2%，中西部为7.3%（注：美国商业部：《美国历史统计资料：殖民地时代至1970年》（U.S.Department of Commerce,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1970），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75年版，第15、22页。美国商业部：《美国统计资料摘要》，1994年版，第29页。）。西部和南部增长最快，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地区。在新的格局下，有三点引人注目：第一，由腹地向水域附近迁徙的人口日益增多。在沿海（湖、河）附近50英里内的县市中，人口数量在全国的比重由1940年的46%增至1992年的54%，其中，大西洋沿岸由23%增至24%，大湖区由14%降至10%，太平洋沿岸由6%跃至14%，墨西哥湾由3%增至6 %（注：美国商业部：《美国统计资料摘要》，1977年版，第9页；1994年，第37页。）。华盛顿、 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和佐治亚等州人口增加最快，纽约、宾夕法尼亚、伊利诺伊和威斯康星等州人口流失最多。第二，在1790—1940年间，虽然人口重心不断西移，但始终未越出北纬39度至40度之间。1940年以后，人口重心西移速度未减， 但向南倾斜的幅度惊人， 到1990年已至北纬37度52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向南倾斜的幅度之大，在美国历史上还是首次。第三，西部和南部结束了历史上人口迁入与迁出悬若鸿沟的现象，达到了可与东北部和中西部类比的程度。 例如， 在1965—1980年间，东北部迁出697.9万，迁入343.6万，净失354.3万；中西部迁出875.2万，迁入574.8万，净失300万；西部迁出519.7万，迁入749.4万，净入230万；南部迁出718万，迁入1143万，净入425 万。 1980年以后，这种双向流动的趋势与规模骤然有加，东北部和中西部仍然是人口净流失的地区（注：多纳德·布格：《美国人口：历史趋势与未来预测》，第343页。美国商业部：《美国统计资料摘要》， 1994年版，第39页。）。
种种现象表明，战后美国人口迁移保持着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由乡村到城市、由市区到郊区、由腹地向水域附近的趋势，呈现出多层面、多方位、纵横交错的壮观场面。流动人口的比率也呈平稳上升的势头。1940—1980年间，由出生地迁居他州的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24.2%，其中1960—1980年间达26.5%（注：戴维·杨：《透视美国：美国进入90年代后的主要趋势》（David Young, America in
Perspectives:Major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the 1990s），波士顿1986年版，第89页。）。在构成上，以1970—1980年间为例，24—34岁的人口流动性最强，达75.6%，而18—24岁的人口为57.5%，34—44岁的人口为58.5%。在各年龄段中，性别和种族之间的差别不大，唯有学历越高，流动性越强，迁徙距离越远。例如，在24—34岁之间，县内流动率为38.9%，具有小学学历者达41.8%，高中学历者达41.6%，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达32.6%； 在县际和州际移民中， 持有小学学历者达18.2%，高中学历者达25.8%，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达47.2%。这种学历越高，迁徙距离越远的特点在其他各年龄段中基本相同（注：多纳德·布格：《美国人口：历史趋势与未来预测》，第430—431页。）。这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日益激烈的竞争迫使企业对劳动力的技术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与19世纪那种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农村而且文化素质较低的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由于各地区的人口素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各有差异，个中相悖的现象应认真分析。
二
战后美国人口流动的特征表明，其促成因素更加纷繁庞杂。其中既有各地区在人口与资源的配置、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也有生活环境、工作条件、人口自然增长率及联邦政府政策等因素的作用。究其要者，综述如下：
首先，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是因为农业人口的贫困状况最严重。1959年，农村人口的贫困率高达43%，大都市仅为12%，到1982年，农村仍高达19%，大都市仅为11%（注：多纳德·布格：《美国人口：历史趋势与未来预测》，第608页。）。因此，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条件， 是农业人口流失的根本原因。而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较多的就业机会和丰富的文化生活等都对农业人口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其次，人口迁入郊区，是因为城市人口急剧膨胀，而市区又是工商业的主要场所，两者同步发展，使城市拥挤不堪，污染严重，社会问题丛生。相形之下，郊区人口稀少，鸟语花香，空气新鲜，人们不仅能沐浴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依照自己的要求设计庭院，享受市区所没有的宁静，而且因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发展，人们能较快地掌握各种信息并及时地参与市区的经济与文化生活。从郊区的进程看，虽然它始于20世纪初，但到1945年以后才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一、战时联邦政府实施的民用消费品限额制使居民支出锐减，储蓄额增加了7倍， 形成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卖方市场。二、在30—4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美国各城市的住房建设停滞不前。1945年数百万军人复员后，急需住宅，而各城市的实际负荷已超过了原有规划的承受力，促使房地产公司将开发重点转向郊区。三、在40年代末各城市为缓解市区交通拥挤的状况，着力修建环城高速公路。1956年，国会又颁布了《联邦资助公路法》，决定兴建4万多英里的州际高速公路， 为郊区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再次，虽然西部和南部净入人口最多，但其吸引人口的客观优势并不明显，尤其是南部劣势大于优势。一、西部一直是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迄至1970年，其每平方英里为19.9人，南部与中西部相当，分别为72人和75人，东北部为300人。显然，西部仍有吸纳人口的广阔空间。 二、在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方面，东北部和中西部占全国的3／5和3 ／4（注：美国商业部：《美国统计资料摘要》，1977年版，第13页。 卡尔·艾博特：《新型城市化的美国：阳光带城市的崛起和政治》（Carl Abbott,The New Urban America:The Growth and Politics inSunbelt Cities），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西部和南部仍难以类比。在人均收入上，虽然西部由1900年全国平均水平的145%降至1940年的106%，但仍与东北部和中西部大致相当，而南部仅由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51%升至66%，人均收入仍是全国最低的，即使到1990年以后也是如此（注：西蒙·库兹涅茨等：《美国人口的再分布与经济增长》（SimonKuznets, etal. , PopulationRe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美国商业部：《美国统计资料摘要》，1994年版，第760页。）。三、南部是贫困率最高的地区。1959 年，南部的人口贫困率为35.1%，西部为16 %， 东北部和中西部分别为14.4%和17.7%。到70年代这种格局丝毫未变。四、 在城市化方面， 1940年，西部城市人口占其总数的42.8%，南部为36.7%，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5.2%。到1960年，全国平均水平为62.5%，西部高达64%，而南部仅为57.2%（注：卡尔·艾博特：《大都市边疆：当代美国西部城市》（Carl Abbott,The Metropolitan America,Cities inModern American West），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前言第19页。）。但是，南部毕竟是吸引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仅次于西部，其促成因素与西部有相似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决定将国防设施向腹地疏散，避免因其集中于东部沿海或老工业区而易受敌方攻击。同时为了确保太平洋战场的胜利，需要在南部修建大量军事设施，加上这里地广人稀，自然条件较好，宜于军训和装备测试。因此，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一批研究所、装备测试场和军事基地相继建立。此外，西部和南部还接受了联邦政府大量的订货单，使联邦在这两个地区的各类投资额占其总数的60%（注：巴瑞·鲍尔森：《美国经济史》（Barry Poulson,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纽约1981年版，第585页。）。战后，无论是在国防订货单、国防工资、 联邦退休金和一般福利，还是在公路建设、污水处理及科研基金等方面，西部和南部都是联邦支出的最大受益者（注：伯纳德·温斯顿等：《美国的地区兴衰》（Bernard Weinstein,et al.,Regional Growth andDec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85年版，第29—38页表。）。联邦的投资至少产生了三方面影响：（一）、促使大批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携带家属，向西部和南部迁徙， 使这两个地区在1940 —1943年净迁入人口达213 万（注：卡尔·艾博特：《大都市边疆：当代美国西部城市》，第102—103页。）。在战后高科技就业增长率方面，这两个地区名列前茅，南部达42%，西部达29%，东北部和中西部分别为11%和18%（注：伯纳德·温斯顿等：《美国的地区兴衰》，第85页。）；（二）、由于联邦投资直接与国防高科技工业相关，电子、通讯、宇航、塑料、半导体和石油化工等产业在西部和南部迅速崛起，其产品到60年代已占全国的2／3以上（注：卡尔·艾博特：《大都市边疆：当代美国西部城市》，第58页。冯泽峰：《美国工业与政府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三）、 联邦各部门的文职官员多数在西部和南部。1960—1970年，南部文职官员占总数的31%，西部占24%，东北部和中西部共占39.8%，另有6 %左右驻在海外（注：美国商业部：《美国统计资料摘要》，1977年版，第269页。）。 一言以蔽之，联邦政府的投资不仅使西部和南部成为全国高科技产业的领头羊，而且对其迁入人口的规模和技术构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从1943年起，美国政府根据本国的需要，对移民政策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并废除了种族歧视的条款，使长期备受排斥的亚洲移民能在与欧洲和拉美移民相同的条件下入境。1941—1992 年间， 入境移民达2304.1万，其中亚洲和拉美移民占70%左右，这些亚洲和拉美移民中的2／3以上迁入美国西海岸、墨西哥湾和大西洋沿岸南部各州，其余进入纽约和芝加哥等北方城市（注：美国商业部：《美国历史统计资料》，第105—106页。《美国统计资料摘要》，1994年版，第11页。）。
第三，在西部和南部，黑人、拉美裔和天主教徒较多，他们信守传统观念，反对堕胎，生育率较高。1960 —1976 年南部的自然增长率达33.2%，西部为15%，中西部和东北部分别为27.7%和21.8%。到90年代，南部仍高达34%，西部锐增至24.5%，其他两个地区平均为20.7%（注：美国商业部：《美国统计资料摘要》，1997 年版， 第14 页； 1994年版，第29页。）。较高的自然增长率构成了南部人口增长较快的原因之一。
第四，从50年代起，各州为了吸引投资和人才，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对新购设备和新发明的产品免税，削减产品销售税，限制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最高标准。经综合评估，最好的12 个州中有8个在南部，3个在中西部；最差的12个州中有8个在东北部和中西部（注：伯纳德·温斯顿等：《美国的地区兴衰》，第113页。）。 南部的低税政策对个人意味着实际收入的增加，弥补了该地区低工资的劣势。而低工资和低税额对公司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增加。因此，在大批人口南迁的同时，许多北方企业前来办厂。一些著名的企业，如可口可乐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等，将其总部迁入西南部城市。它们不仅带来了可观的资本，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而且也吸引了更多的劳动力。
第五，东北部和中西部的退休人口因厌于寒冷的气候，污浊的空气和拥挤的居住条件，遂携终生积蓄，迁居风景秀丽、气候温和、空气芳香的西南沿海地区。仅70年代， 西部和南部65 岁以上的人口就增加了48.9%和49.2%，而东北部和中西部却分别减少了22.4%和22.5%。到90年代，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州的老年人口比全国平均高两倍（注：伯纳德·温斯顿等：《美国的地区兴衰》，第22页。美国商业部：《美国统计资料摘要》，1994年版，第40—41页。）。此外，来自东北部和中西部的退伍军人也因偏爱西部和南部的生活环境而前来定居。其人数之多，分别占华盛顿、内华达、科罗拉多和得克萨斯等10州人口的1 %（注：卡尔·艾博特：《大都市边疆：当代美国西部城市》，第68页。）。他们作为纯粹的清费者，无疑扩大了迁入地区服务行业的消费市场。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西部和南部不仅有大量人口迁入，而且迁出人口逐年增多，尤其在1990年之后，西海岸有数百万人口迁入内华达和犹他等腹地州。1990—1994年仅加州净流失人口达115万， 相当于位居其后的纽约、伊利诺伊和新泽西等州净流失人口之和（注：约瑟夫·斯皮尔斯：《美国人的流向》（Joseph Spiers,Where Are AmericansMoving），载《幸福》（Happiness）杂志，1995年8月号，第38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内流入人口锐增，数百万亚洲和拉美移民也在入境后就近定居。所以，迅速发展的经济无法吸收供大于求的劳动力。那些在学历和专业技术上处于劣势的下层白人和黑人难以就业，遂迁居外地谋生。在外来移民中，有些因专业技术所限或寻求家庭团聚而迁往内地。到1990年，居住在南部、中西部和东北部的亚洲移民分别达到了当地人口的15.4%、11%和18.4%；而在拉美移民中，只有30%住在南部，而他们在西部、中西部和东北部则分别占当地人口的45.2%、7.7 %和16.7%。此外，如前所述，南部是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黑人贫困率高居各民族之首（注：美国人口统计署：《人口统计与你》，第5页。）。他们为改善生活环境，除一部分迁入南部城市外，有416 万在1940—1970年间迁入西部和北方城市。到1990年黑人占华盛顿市人口的71%，纽瓦克的54%，巴尔的摩的46%，圣路易的41.6%，芝加哥的32.7%，纽约市的21.7%（注：肯尼思·库斯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城市中的美国黑人》（Kenneth Kusmer,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CitySince World WarⅡ），载《城市史杂志》，1995年，第21卷，第4期，第480—481页。）。70年代以后，黑人北迁势头锐减，回迁人口开始增多。与此同时，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田纳西等南部腹地州才结束了净流失人口的漫长历史。
三
人口作为生产者、消费者和科学技术的载体，其流动不只是简单的人口转移，而是以社会生产和消费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重心的大转移。西部和南部作为当代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其经济与人口呈正比同向发展，并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心。第一，从制造业就业人数和附加值来看，1950—1991年，西部制造业就业人数在全国的比重由8.1 %增至17.5%，附加值同期由9.1%增至17.2%；南部的就业人数由19.4 %增至32.4%，附加值由17.5%跃至33.8%；而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就业人数减少了22%，附加值减少了23%（注：美国商业部：《美国统计资料摘要》，1977年版，第833页；1994年，第794页。）。第二，在房地产业方面，1940—1989年美国共建独户住宅和公寓7305.5万套，东北部和中西部分别占15.8%和22%，南部和西部分别占38.9%和21.1%，合占总数的60%（注：美国商业部：《美国统计资料摘要》，1994 年版， 第741、792—793页。）。第三，在一般日用商品、饮食、汽车、 建材和家俱等行业的零售状况方面，1992年各地区的销售比重，南部占34.8%、西部为22.5%、中西部为23.8%、东北部为18.7%（注：马戈·安德森：《美国人口统计社会史》（Margo J.Anderson,The
AmericanCensus:A Social History），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 —243页。美国人口统计署：《人口统计与你》，第1页。）。不言而喻， 这种经济的地域分布与人口的区域比重互相吻合，人口流动使西部和南部高屋建瓴，扶摇直上，使东北部和中西部瞠乎其后，丧失了其历史上原有的主导地位。
人口流动也使政治区域重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40年以前，东北部的国会众议员为122人，中西部为137人，南部为133人， 西部仅为43人。到1990年，东北部减至89人，中西部跌至103人，南部增至149人，西部跃至93人。丧失席位最多的是纽约（19 个）， 宾夕法尼亚（11个）和伊利诺伊（6个），而增加最多的是加州（29个）、 佛罗里达（17个）和得克萨斯（9个）。无独有偶，1865—1940年之间的15 位总统全部来自东北部和中西部，而1950年以来的10位总统中有8 位来自西部和南部。这种现象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它表明了区域经济发展与政治上的密切联系及人口流动在其中的作用。虽然政治家们在决策中必须兼顾各地区和各利益集团的要求，但从其区域代表性和各地区所得联邦财政支出的份额看，却与人口重心有惊人的一致性：人口较少的地区在国会和白宫的代表性越小，所得联邦各类支出的份额就相对较少；反之就越大。这也是1940年以前西部和南部长期被美国学术界称为依附于东北部和中西部的“殖民地”的原因之一（注：详见约翰·莱格勒：《19 世纪联邦收入与支出的地区再分配》（John
Legler, RegionalRedistribution of Federal Receipts and Expenditures in theNineteenth Century ），纽约1977年版。 沃尔特·韦布：《我们的分野：失去边疆的民主国家的危机》（Walter P.Webb, Divided
WeStand,The Crisis of a Frontierless Democracy），康涅狄格1985年版，第8—27页。）。自40年代以来， 西部和南部所得联邦各类支出之多，引起了东北部和中西部政界和舆论界的反对，并因此而多次“展开了爆炸性的辩论”（注：卡尔·艾博特：《新型城市化的美国：阳光带城市的崛起和政治》，第2页。）。不管其结果如何， 人口重心与政治代表性和联邦财政支出同时向西部和南部倾斜，却是不争的事实。
同样，人口的郊区化对城市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郊区化使人口的住地与工作区和商业区相互分离，那些敏锐的商人遂于郊区开设了零售连锁店和商业购物中心。仅在1948—1958年间，匹兹堡、费城和波士顿郊区的零售业分别增加了51%、64%和70%。到1962—1973年间，虽然郊区零售业的增长率略有减缓，但仍与中心城市呈反向态势发展。纽瓦克、克利夫兰、圣路易斯和匹兹堡四大都市的中心商业区零售额分别下降了30%、20%、19%和16%（注：J.C.蒂福德：《20世纪的美国城市：问题、前景与现实》（Jon C.Teaford,The Twentieth CenturyAmerican City:Problem,Promise and Reality）， 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142页。）。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既不利于要求平面空间较大的生产流水线的革新和发展，也有碍于商品和原材料的批量装卸。所以，随着人口郊区化和公路集装箱运输业的发展，大批企业亦纷纷外迁， 在高速公路两侧形成了如东北128号公路工业区、洛杉矶至旧金山工业区和达拉斯至沃思堡工业区。这种格局的形成使中心城市的就业机会日益减少。1976—1986年间，在全国最大的42个城市中，郊区的就业机会比中心城市多2／3，占新就业机会的97 %（注：安托尼·唐斯：《美国大都市新探》（Anthony
Downs,New Visions for Metropolitan America），剑桥1994年版，第47 页。）。郊区作为城市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人口和企业迁离中心城市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第一，郊区和中心城市相继出现了由单一民族或阶层为核心的社区。多数美国人愿意与自己在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经济地位、政治观等方面相似的人聚居。如果一个社区的非白人超过半数，经济地位较高的白人就纷纷迁出。虽然有色种族愿意与白人杂居，贫困人口也想进入郊区就业，但白人中产阶级多数持敌视态度。他们组成了种族歧视色彩浓厚的社区政府并制定了各种措施，防止白人下层或有色种族的人口迁入（注：威廉·佛雷和乔纳森·蒂洛夫：《外来移民迁入， 土生白人迁出》（William Frey & Jonathan Tilove,Immigrants In,Native
Whitesout），《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95年8月20日，第44—45页。）。第二，中心城市的贫困化空前加剧。这在北方城市中尤为突出。许多街区人去楼空，其“房主因不愿再为这些毫无价值的房产纳税而将其抛弃”（注：J.C.蒂福特：《20世纪的美国城市》，第142页。）。由于企业外迁，就业机会减少，人均收入与郊区的差距日益加大，贫困人口与日俱增。到1990年，全国人口中的43%居住在中心城市，30%居住在边远城镇和农村，27%居住在郊区（注：安托尼·唐斯：《美国大都市新探》，第47—49页。）。在各民族中，黑人的贫困率最高，达30%，拉美裔达21%，白人为7 %（注：肯尼思·库斯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城市中的美国黑人》，第480—481页。）。郊区与中心城市的两极化发展导致了后者税源萎缩，岁入减少，而贫困人口的增加又加重了市政府的救济负担，使已经难以支撑庞大的市政设施和公务员队伍的中心城市政府一筹莫展，最终陷入了积重难返的财政危机。以纽约市为例，居高不下的财政支出迫使市政府实行赤字预算，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不断发行债券，结果形成了入不敷出的恶性循环（注：詹姆斯·伯恩斯等：《州与地方政治：民治政府》（James Burns,et al.,Stateand Local Politics,Government by People），新泽西1987年版， 第292—293页。）。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从60 年代起先后实施了《城市公共交通法》和《住宅与城市再开发法》，拨款数百亿美元，资助项目达500多个，以期改善中心城市的经济与生活环境， 吸引企业和人口回流城市。但中心城市藉此难以挽回颓势。到90年代，城市人口中仍有60%的人口住在郊区，郊区的就业增长机会仍占全国的50%以上。第三，中心城市经济状况的恶化引发了暴力犯罪率的上升。在60年代，各大城市有犯罪倾向的人数由2700万增至4000 万。 波士顿的吸毒人数增加了10倍，亚特兰大增加了100 倍，纽约市因吸毒致死的人数增加了12倍。 到9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暴力犯罪率最高的国家。 每年被枪杀的人数是日本的60倍，英国的11倍，瑞士的3倍（注：J.C,蒂福德：《20 世纪的美国城市》，第136页；安托尼·唐斯：《美国大都市新探》，第79页。）。暴力犯罪和吸毒问题已成为美国城市无法根绝的痼疾。第四，中心城市的贫困人口在职业和福利等经济利益上竞争引发了种族冲突的不断发生，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在60年代平均每年的冲突近百起，其中最大两次是1965年7月的底特律骚乱和同年8月的洛杉矶瓦茨社区的骚乱，两次共死伤1850人，财产损失达数亿美元。随着西部和南部人口的增加，黑人与亚洲和拉美移民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在8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等州，由黑人问题引起的种族冲突比70年代增加了三倍。1992年，在由白人警察和黑人司机之间的纠纷引发的黑人与韩国裔和墨西哥裔的大冲突中，有58人致死，2000多人受伤，1.2 万人被捕，财产损失达10亿美元（注：J.C.蒂福德：《20世纪的美国城市》，第130页。拙作：《美国移民政策研究》，第175—176、417页。）。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种族冲突。这表明人口流动对社区和各种族之间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不会随着20世纪的流逝而彻底消失。因此，如何解决人口流动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产生的利益冲突、财富分配不均、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犯罪等一系列问题，既是美国政府必须正视的挑战和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也是我国学术界在探讨市场经济机制的过程中需要认真、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