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分层机制分析：等级的、文化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视角论文,当代论文,机制论文,等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12)03-100-10
一、问题意识：有别于阶级与阶层的视角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学在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阐释现代化的过程中，曾弥漫着一股乐观的情绪。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到社会分层与结构转型，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深层次的本土文化背景以及体制或结构的现实。例如，曾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运用到中国社会分析的邓正来先生，后来醒悟市民社会这一观念基本上是西方历史经验与理论总结的产物，在中国并未存在过直接的对应形态。[1]再如，在社会结构分层问题上，主要借鉴前苏联的“两阶一层”分析法，其核心内容是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作为社会分层的基本模式。1990年代，随着社会转型的急遽变化，学界开始借鉴西方社会学通常使用的财富、声望、职业等多元的阶层分析方法。1990年代，社会学界大多主张以韦伯的阶层概念取代马克思的阶级概念。[2]结果，“中国社会学一边倒地选择了阶层研究”。[3]阶层分析对于多角度地认识社会具有科学实用和方便的一面，学术视角的转向本无可厚非。但如果简单地把多元阶层视角作为转型社会当然的理论预设，而对其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不加具体分析，则仍会跌落于邓正来所批评的情况，可能会忽视一个更深层问题的探讨——对其所赖以建构基础的思想框架及其隐含预设的探讨。进入新世纪，阶层分析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社会不平等演化越来越难以做出满意的解释，理论跟不上现实。2006年，社会学界又出现了“重回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思潮“转向”。由仇立平先生揭橥的“回到马克思”的阶级分析，[4]引发了社会学界对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结构的学术论争。沈原呼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是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5]。孙立平更提出了“断裂社会”概念，以阐释中国社会条件下再分配体制向市场化转型的实践逻辑和社会分层模式。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结构转型与分层机制的认识上，无论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还是韦伯的阶层分析，理论框架都是从西方工业化背景和市场化的历史经验中概括出来的，理论背后的实践逻辑和建构原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文化传统具有内在统一性。将此框架运用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分析时，如果将理论背后的预设——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按市场原则和要素自由流动进行——当作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变迁的逻辑，则会忽略中国社会关于等级和身份的文化传统，弱化文化对社会分层模式和结构变迁的制约作用。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路径迥异于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变”，这一点学界基本上没有疑问了。那么，它是否又与孙立平所提示的“上世纪后期开始的苏联、东欧等国社会变革的第二次大转变”[6]有相同之处呢？在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转变中，苏联、东欧结构转型的初始条件与中国更为接近，比如都曾存在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农民户籍制度等身份规定，在城市化迁移进程中，苏东农民也一度存在等级化的身份限制措施，但苏东农民仍然比较顺利地转化为城市市民，没有出现中国农民在城市化迁移中的等级化身份现象，更没有“农民工第二代”这种中国特色的现象。苏东等国随迁农民子女后来都非常顺利地接受了城市教育，转化为城市市民及中产阶级。在中国，对于身份的继承和因袭这一等级社会文化是如何延续下来并影响到社会分层的？这应是分析当下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分层机理的理论切入点，中国社会的分层理论和转型研究在西方阶级、阶层分层范式外应拿出符合本土逻辑的解释框架。对此笔者认为，当下社会分层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身份的等级分层与阶级分层相混合的分层模式与机制，①二是精英循环与阶层固化不平衡下产生的区隔化教育体系和身份化代际流动机制。[7]这是两个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模式的主要本土性因素。以往的分层研究对此虽也有涉及，但并没有将其上升到对社会结构演变过程中文化分层作用的关注，一些分层研究忽略了等级的文化的传统因素对分层模式的影响。可是，在诸如收入的、职业的变量解释下，分层的文化因素对该社会中的阶级继承法则与代际流动方式依然在顽强地发挥作用。居于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利用何种规则来进行阶层内固，又利用何种屏蔽机制对其他群体进行社会封闭，原有的社会阶级(层)秩序如何一代代地传递下去，既有相似的手段，也存在不同文化背景。总之，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如何剖析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分层机制？既是社会学界较为热烈的话题，也是转型研究比较集中的焦点。简单地讲，有三种力量参与其中，一是市场(资本)的力量，二是计划(再分配)的力量，三是传统(等级的、文化的)力量。阶级和阶层的分析框架已相对成熟，即国家再分配力量和市场能力因素是怎样影响社会资源分配关系、推动着整个社会分层与转型的，这一取向多采用西方分层范式下的理论预设作为解释框架，它忽视了传统因素中等级观念的影响，忽略了教育获得这一文化资本是如何在当代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发挥作用的。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的传统(等级的、文化的)因素在社会分层机制与代际流动中的作用。
二、传统文化下的身份等级观念及其构成原则
托克威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开篇就提出美国文化与其身份规则的深层关系，“随着我研究美国社会的逐步深入，我愈发认为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物则好像是由它产生的”。[8]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等级观又是如何表达和界定人的地位意识和身份规则的呢？身份规则受制于文化深层观念的约束，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思维路向和行为倾向，也即登斯所说的具有深层特性的规则，是那些日常活动过程中不断被运用的程式化的东西。中国文化情景下的身份意识和地位意识，不同于西方社会以自由、平等为价值观的社会结构秩序，很多学者对此都有论述，例如阎云翔指出，现代中国社会分层延续了一种纵向上的等级体制。李强指出，中国历来是个十分重视身份的社会，身份、等级是很森严的，在官民身份上，在官员等级层次上，都有很明显的表现。费孝通先生更直截了当地说，“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总是分有尊卑的”。[9]他用“差序格局”概念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分层秩序的特点，并与西方社会“团体格局”下的分层秩序进行对比。而探求中西方社会结构不同格局下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其宗教观念”[10]。由此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浸润下的等级的身份规则有自己独特的一面，通观而论，它与西方中世纪基于契约秩序的等级社会不同，与日本二元分离式的等级社会也很不一样，同时，也不同于基于神明差异的印度种姓制。譬如种姓制秩序实际来自于印度教神明体系中的差别等级序列，与其独特的宗教文化印度教关系密切，每一个社会集团在特定阶梯序列中各自占有自己的位置，而划分阶梯序列的抽象标准则是印度教中洁与不洁的观念，这是印度种姓等级的理念基础，区分种姓高低的任何具体规则实际都是为区分种姓之间的洁净与不洁这个抽象原则而设立的。马歇尔认为，“它植根于印度人的宇宙观本质中，像因果报应学说所宣称的，一个人的今生状况是其前生行为的结果，因此，种姓地位的高低是对其前世行为的奖赏或惩罚”。[11]作为日本文化结构的幕藩制等级观则另具规则，幕藩制下的社会组织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但它与中国的士农工商阶层大不相同。从十五世纪开始，这四个等级就界限分明，职业世袭，一个人一生都不能改变它。士属于统治者阶层，农、工、商是日本社会的生产者，横向之间不发生流动。日本身份等级的另一主要特点是政治与经济分离，权力与财富分离，声誉和市场地位分离，即贫者身份高，富者身份低，各等级都有属于自己阶层的经济资源和社会空间，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它禁止了武士、商人和地主潜在联盟的可能，从而也杜绝了中国社会那种获得权力之后又谋取财富和声誉的做法，所以，日本没有发生过中国式的改朝换代。此外，还有不少身份的、特权和权利的等级规则值得人们花费时间去比较，比如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俄国近代的村社制，唐宋明清的良贱制，美国与南非的种族隔离体系以及当代中国的城乡户籍制度。它们的相同之处是具有一种限制身份、区分等级的法律规定或习惯法约束，该规定又与本国的宗教、文化与身份观念密切相关。身份规则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迁，如中国在计划体制下不允许农民自由流动，而市场体制下作为劳动力则允许其迁徙，但仍需保留旧有户籍，作为规制身份和界定其利益的符码，这与俄国村社制下的迁徙证制度有些类似。再如南非在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之后，身份区隔的制度性规定已然废弃，但隐蔽性的阶层区隔还依然存在，这又有些类似于美国战后的种族歧视体系，虽然没有制度性规定，但身份歧视依旧表现在教育屏蔽、居住隔离等方面。不同文化下的身份等级观一方面存在着外来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本土文化的氤氲，一国宗教精神之不同也会导致国民等级意识与观念的差别。相比印度、日本、近代俄国的等级观念，中国的等级观念及身份建构规则虽然没有那么僵硬，但它在关于身份的表达上还是带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印记。
首先，中国传统社会中古以后仅存一种比较松散的“等级制”，即士农工商的职业等级序列。这个等级序列，大致只是一种职业分类，四民分业。虽然职籍也会作为区分身份等级的凭证，但各层级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封闭性限制。被后人诟病的特权户、民户和贱户等身份类别，仅在宋朝比较典型，宋以后身份户籍就开始向职业户籍转变了。虽然等级身份可以世袭，但这种世袭又是建立在依能力竞争的人才考试制度下。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分层结构比较开放的一个优点，即身份等级和人才选拔机制同时存在，或者说，不平等的身份结构没有影响到社会精英的筛选机制。士的身份和地位比之农、工、商要高，属于精英群体，这一地位群体通过科举实现了与权力的结合。只要付出努力，理论上讲，任何人都可以凭个人竞争跃迁到精英阶层(贱民除外)。所谓朝为田野郎，暮登天子堂，处于四民等级中的社会成员的个体身份大体是可变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下的身份等级具有一定的弹性，它不存在像欧洲、印度或日本那样严重的世袭成分。在封建朝代，居民还有一个户籍身份，这个身份也是分等级的，政府编户也是按照身份等级来进行，它经常又与封建宗法关系互为表里，带有某种程度的世袭因素和限制自由流动的规定，但其主要功能是为加强民众的赋税义务。这一身份属籍随时代的发展也逐渐向平等化趋势靠拢，具有国家正式户籍身份的考生均可以参加科举考试。
其次，中国文化在富有弹性的等级制上又创造出通过考试来提升身份的流动机制，使得中国的等级身份进一步稀释和淡化。公平、公正、公开是非常现代的理念，而科举制度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就在实践着这些原则和精神了。事实上，这里蕴含着中国文化对等级和身份的理解。“在日本授给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的官位，在中国是授给那些经过科举考试合格的行政官员的，日本在一开始就未能复制中国那种无等级的社会组织。”[12]根据费孝通的研究，传统社会的科举流动率是相当高的，约有13%的贡生、举人和进士出身于五代之内没有功名的家庭。[13]而在参加考试的考生中，来自城乡的考生被录取的机会差别不大。所以，只要有读书条件，耕读之家大都会往科举的道路上走。[14]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对西周以后的宗法血缘等级制以及汉魏以后变味的九品官人制，起到了一种维持精英流动与结构变动相对平衡的作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教育与考试制度将礼治秩序转化为对个人素质和能力主义的追求，它切断了代际流动上的世袭基因，发挥了扁平化分层的社会功能。如果站在西方或印度社会的文化模式看，这种不同于血统分层、因果分层和种族分层的流动模式，的确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分层模式。尤其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社会中没有发现公民，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身份平等意识，也没有支撑这种意识的制度文化和开放性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的分层机制很容易给预设了西方意义“平等”观念的人们以迷惑之感。然而，中国文化对“平等”有着自己的理解，其秘诀就在于中国人很早就进入一个以考试来安排精英流动的社会。按照孙立平的说法就是，“科举第一次撇开了血缘、门第、出身、家世等先赋因素，而将学问这种成就取向的因素作为向上流动的标准”。[15]这成为中国精英权力地位和身份获得的不二路径，也是中国等级制的内涵，科名即身份。新中国的户籍制度和干部制度对身份的界定和划分，也没有违背这一传统文化的深层共识，对子代凭考试脱离农民或工人身份网开一面，城市工人通过大专班或自学考试也可以获得干部身份，生活在这个文化环境中的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最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下的等级体系还是一种以文化分层为内在依据的分层模式。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等级分层，是韦伯在其宗教社会学中开创的方法，他在对印度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时，就是从文化的视角来剖析种姓制度，而反对将其看作印度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体系。儒家传统观念也是从文化角度来看待社会等级秩序的，在儒家文化观念中，社会秩序和地位群体不是建立在世袭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道德的修为上，而德行只有通过教育和修身才能养成。四夷习得了礼仪教化，就意味着成为文明人，而小人、野人、乡民通过了科举考试，就会成为君子。学而优则仕，人皆可为尧舜。士农工商是一种表面的划分，中国传统里对社会等级的划分方式，是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区别，劳心与劳力的划分比血统世袭观念要深刻得多。居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心地位的是科举仕途，科举选才与考试流动实关乎中国上千年来个人命运、家族兴衰和社会流动的重要通道。君子是劳心者，负责统治和教化百姓，进而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这就是儒家眼里贵贱有等、尊卑有别的等级结构。这套社会身份的基本构成原则，与种姓等级按洁净与不洁的划分不同，儒家把等级划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劳心者身份，声誉地位都高于劳力者，一类属于劳力者身份，地位身份位处被治理阶层。从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到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儒家文化总是把君子、贤者、圣人、大人、士等与劳心者同列，而把劳力者与野人、小人、无教化者归于一类。在儒家的眼里，社会再没有比这更为恰当的划分方式了，人的社会身份就是科举考试这一仪式下文化分层的缩影。该观念甚至影响到了亚洲很多国家，大陆与台湾政治制度不同，但二者都是凭借严格的高考制度来进行社会精英身份的初始界定。
劳心者与劳力者在空间上也大体存在一个等级的划分。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二个中国，一个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另一个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16]城市和农村，除了地域的差别，更深层的区别还是表现在文化上。人类学家在研究中国这样的复杂社会时，特别提到应注意复杂社会中的乡民(社会)与绅士(社会)、农村与城市、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别(Redfield，1956)。小传统是指乡民社会中以农民为对象的文化圈子，大传统则是指以都市为中心、以士大夫为载体的上层文化圈子。从文化分层的视角看，也可以把地域的城乡区隔视为考试社会的分层规则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影，这一投影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在城乡二元结构中体现出来。戈德索普曾说，那种历史形成的、表现普遍信仰和价值观以及国家制度上的独特文化因素，会不顾经济形态和技术革新的影响，持续地在社会分层和阶层流动中发生作用。[17]可见，传统结构中的文化分层机制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路径依旧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诸多因素中，对中国历史发生持续性影响的就是教育分流这个核心环节。凭个人能力进行竞争进而获取社会地位，这虽然是一种现代理念，但也产生一个副产品，具体而言，欧洲、印度、日本都曾存在严重的血缘世袭和职业世袭的等级制，却没有发生中国那种每隔百余年社会结构就彻底颠覆一次的精英大循环。在中国，在等级身份并无严重世袭的情况下，王朝定期崩溃总是如约而至，这大概已不是土地兼并所能解释的了。历史上，几乎每一朝代在经过七八代人的代际更替之后，选拔人才的精英流动机制就会发出龚自珍所呼喊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警示。底层精英一旦脱序于制度性的考试选拔机制，“山中之民将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的时日也就临近了。此时的科举选士很像布迪厄所论述的，教育已演化为社会阶层再生产的环节，而考试则成为顶层集团进行社会排他的隐蔽机制。对一个讲究以公平竞考为诉求的社会和民族来说，最为重要的事项莫过于教育机会和选拔机制的公正平等了。这正是本文思考的重心，伴随教育分层和考试体系的封闭性而产生的底层精英对社会格局的颠覆性更替这一持续性历史现象，在近现代社会结构变迁中依然在发挥作用吗？当代中国社会是否蕴含着因教育屏蔽而出现的阶层固化现象？社会结构是否存在导致精英更替的文化分层机制？
三、等级的身份文化作用于社会分层的功能与机理
(一)传统社会结构下的等级分层：劳心者与劳力者
依循文化分层，中国传统社会当划分为劳心与劳力二个等级，士农工商四种职业身份。它们在社会体系中各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具有怎样的关系模式呢？概括地讲，传统社会下的阶级关系就是以文化资本统御经济资源、组织资源进而将这些资源与权力、声望等符号资本密切结合的结构类型。现以杜蒙的《阶序人》为例，进一步阐述这一分层体系下的阶级(层)间关系。杜蒙说，“阶序关系是一个整体与其中一个要素的关系，该要素属于那个整体，因此在多重统一的意义上与那个整体同质或同等，该要素同时又和那个整体有别或与之相对，即把对反含括在内。而平等主义心灵无法关照到一个以上的层次”。[18]他用图表表示这种对反和多重统一的关系，图中A和B是一种彼此互不或对反的关系，而Y这个小长方形则含在X里面，Y属于X，同时又与之有别，这是印度文化的等级关系模式。
中国的劳心者与劳力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等级关系呢？儒家虽然鄙视体力劳动者，劳力者的身份、地位均不如劳心者，且这个传统一直沿袭到今天，但传统文化对地位群体功能的划分，不是金字塔或A与B的相对关系，它对等级的理解蕴含着儒家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构建原则。孟子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宋代的朱熹将其诠释为“君子无小人则饥，小人无君子则乱”。劳心与劳力虽然相对，却又相互依存，劳心者离不开劳力者，劳力者也离不开劳心者，二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孟子又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劳心与劳力的关系也不是种姓化的等级关系，而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彼此依存与相互转换的关系。只要精于学问，勤于德行，任何人都能成为君子，而没有科名的人只好作贩夫走卒。劳心与劳力的关系好似道家太极图，俯阴而抱阳，彼此依存，相互转化。中国的等级观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构筑了一套贵贱有等、尊卑有别的身份结构，同时，通过考试这一制度文化打通了各层级间的流动。这一传统社会的等级构成模式，在历史长河里没有随着社会经济关系或技术变革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它深深地嵌入在城乡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之中，向上流动的途径始终是教育和考试，这就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关于身份地位的建构规则。当代社会中，那些没有跳过龙门的农村户籍学生，也会认同他所承袭的父辈身份。而作为成人高考的体系设计，由于考取后不改变户籍身份，一直以来，在农村中没有什么市场。同样，一份全国性的调查显示，即使能找到工作，也只有4%的城市家长愿意孩子去读职高或技校，原因也在于学生毕业后依然处于劳力者阶层。
因为等级原则的文化理念不同，中国的士农工商阶层与日本的士农工商阶层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的考试制度和教育制度与西方的考试制度、教育制度也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在这一点上，传统中国的分层体系显露了它隐藏在科举制外表下真实的一面，那就是对劳心者与劳力者文化身份的区分。在古代，劳心者是以中举进入士大夫阶级为标准，现代精英则是以考上大学进入干部系列为依据。这是中国社会里真实的分层世界，教育与学历是区分身份的符码。无独有偶，新韦伯主义也向来注重社会分层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取向研究，其代表人物戈德索普把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的划分作为最基本的等级区别，梅塞尔(Meisel)认为，社会存在两大阶层：精英阶层和非精英阶层，[19]赖特也认为，在研究个人社会地位获得背景时，不能简单地依赖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中的职业分类，而应考虑在地位获得中一些经济的和生活的因素。这种简单的两级分层模式在解释现代社会结构时显然是比较粗糙的，但如果是为了说明一个特定社会的分层与流动机制，那么，这种注重文化取向或按生活方式的分类法，倒可以为分析该社会的文化群体及其阶层流动提供一个恰当的视角。而戈德索普的研究重心正是社会流动，所以，在对导致社会结构变迁的阶层流动机制进行阐释时，按文化类型将社会阶层划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两个等级是行得通的，也是具有中国问题意识的。在这里，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划分不是依其职业身份，而是取其等级的文化属性。那些通过教化和考试进入士大夫圈子的群体，我们可以称它为劳心者，而未通过教化和考试，滞留于民间文化及信仰体系的乡民，则可以称之为劳力者。它投射在社会空间上，恰又与农村与城市、边缘村落文化与都市中心文化相叠合，这个投影就是一种文化分层视角下的空间分形。
这种以文化属性为标准建构起来的社会分层模式图，劳力者跨向劳心者的上升途径具有什么特点呢？“十年寒窗无人知，一朝登科天下闻”，以教育和考试作为精英选拔机制和筛选机制的最大特点就是突发性和跃迁性，考试中第，不仅摆脱了低级别身份，还可跨越数个阶层的横阻，跃迁到较高文化等级的精英集团。这在社会学上属于典型的长距离向上社会流动，也是传统中国社会分层模式和流动机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即中国社会的流动机理不是逐级向上渐进跨越的，而是通过长距离跃迁式上升激活社会等级体系。根据费孝通对清朝915份参加科举考试的朱墨卷分析，乡居农村的考生录取率约占44%，[20]农村孩子只要有适当学习条件，就可以一试进入最上层，成功机会与城市考生相比丝毫不差。另据何炳棣对明清两代12226名进士的家庭背景考察，三代内无功名的平民家庭考生录取率占到42.3%，[21]可见，跳跃式的社会上升渠道是比较畅通的。正是这样一种流动机制，为出身寒门的农家子弟提供了个人乃至家族向上流动的方向和动力，这也是传统社会通过人才竞争维持社会结构动态平衡的治理方略。民国以降，政党政治成为选拔精英的一种主要方式，但也融合了考试文化的因子，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没有遭到质疑或颠覆，以考试来选拔精英的流动渠道一直是通行的，国民党还设置了考试院。新中国在计划体制时期的户籍制度虽有严苛的身份制特征和浓烈的世袭意味，但户籍设置也没有封杀通过考试向上流动的跃升通道。农村户籍学生一旦考试成功，不仅可以变更为城市户籍身份，还成为吃国粮的干部，进入国家干部序列。越是处于底层文化的群体，越对科举功名具有拼力一搏的押宝式冲动，所谓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这种代际间的剧烈变动充盈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使传统社会具有开放性的一面。不过，普通百姓要想走科举入仕之路，常会受到庙堂文化的压制，总要先脱离民间底层文化，努力习得上层文化的精义，才能有所获得。所以，只要不是改朝换代，原有的以等级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阶层关系模式就会在代际间延续下来。一般地说，在每一朝代的前期，继承性与流动性会处于相对平衡状态，而到后期，则是继承性大于流动性，社会结构渐趋于阶层封闭状态。这一大体趋势在何炳棣的统计中也得到检验，晚清1859-1895年间，社会下层的科举流动率大大低于清代平均水平，越是下层越难以往上流动。这种趋势的固化，往往预示着拉开了新一轮精英大循环的序幕。有意思的是，1895年后，社会中上层的流动率急速下降，而下层的科举流动率大幅升高，竟然远超清代的平均值19.1%，达到令人惊异的31.4%。[22]这又该如何解释呢？笔者发现，苏联末期曾发生过与清末阶层变动类似的较高的跨阶层向上流动率，而这个跨阶层向上流动率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方式似乎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②。这个数值(可取交换流动率)当然不能太小，如果持续低于15%，尤其至10%以下，这个社会极可能会出现因阶层封闭而引发的暴力式代际流动。而当一个社会的向上流动率高到一定数值时，同样会造成社会结构和世代关系的紧张，年轻一代常开发出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如果该数值持续高于25%，尤其高于30%时，或将预示着该社会进入了一个急剧动荡的大转型时期。而清末和苏联末期的变革方式恰好就属于社会形态和制度体系的大转型，不过与暴力转型不同，较高向上流动率引起的社会转型多是以低暴力或平和的方式发生。
(二)当代社会的文化分层模式：三重变量下的两等级六阶层
如何从文化分层的视角来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是什么因素形塑了、区隔了、标识了中国社会的诸阶级品性？以往我们审视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时，多取向阶级与阶层的分层范式，其理路就是进行经济的、政治的阶级(层)分析，而忽略了等级的文化的分层机制。如果从社会精英更替以及阶层再生产来看，变迁轨迹仍属有迹可寻：每当劳心者阶级出现阶层封闭或阶层排他状态，造成上层自循环及下层自循环现象时，社会结构就会凝固，相反亦是。曾有学者从精英循环角度对民初国民党与共产党由合作演变为对抗的机理进行研究，发现早期国民党员多属留学精英，辛亥后进入顶层执政集团，而早期共产党员为一般学生，无缘进入权力中心，加之国民党排斥底层工农的向上流动，结果近代社会变迁逻辑最后演变为一场武器的批判。[23]国民党迁台之后，依然不吸取教训，继续维持代际流动的阶层自循环，致使台湾中下层精英没有制度性渠道进入权力阶层，最终导致一场社会及政治生态的大转型、大变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集中资源进行再分配，上层精英集团借鉴苏东模式，注重吸收工农阶层进入政权体系，向工农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大学名额，据李春玲研究，1953年工农出身大学生比例为28%，1958年上升到55%，1965年更高达71%。[24]阶层开放性和流动性增强，对稳固政权起了作用，这是与西方市场经济不同的以政治身份来区分阶级(层)关系的分层模式与流动方式。改革开放后，国家注重经济发展和工业效率，分层模式与流动机制也有所变化，精英子代的自循环比例上升，体力劳动者的子代辍学率升高，城乡教育差距急剧拉大，社会阶层的开放性趋弱。据调查，1980年代，农民子女考入北京大学的比例在30%左右，2000年后，农村户籍新生比例已降至10%～15%，农村男生比例更降至10%，而干部出身的新生比例1990年代稳定在50%以上，1998年更达到69.4%。[25]在一个短暂的代际流动率上升之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趋势又回到了中国固有的阶层再生产和代际更替模式上去。“在(再分配体制)转型过程中，对经济资本的掌握，只能使行动者处于社会等级的中间位置。”[26]而文化资本则作为权力、声望和地位获得的深层要素，回归分层模式的中心地带。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对社会阶级(层)关系变化的规律及理论探讨，中外学者如帕金、吉登斯、倪志伟、林南、魏昂德、塞勒尼、边燕杰、李路路等都有观点呈现。根据李路路的观点，只要一个社会没有发生革命性质的激进式变迁，这个社会的分层模式与流动机制终归会被社会不平等体系中的集团，特别是那些具有垄断位置和社会优势的集团，基于维护、扩大、延续自己地位和利益的需要，会使用各种方式保持自身的社会位置并在代际间传递下去，从而表现出一种顽固的阶层封闭倾向。[27]从上述历史经验及理论论述中看出，在从资源初始均分到资源再集聚的过程中，当代社会分层模式与代际流动机制存在着等级分层与阶级(层)分层相混合的特点。
所以，本文从文化分层的视角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进行首先是等级的分类，并考虑计划体制下政治分层(身份变量)与市场体制下经济分层(收入变量)的影响，将当代社会结构划分为三重变量下的混合分层模式与阶层流动图。把不平等分析从对财产权以及权力的关注转移到对精英再生产机制起重要作用的教育区隔体系及其背后的等级规则上。这里所指的等级，是在一个比较宽泛的文化意义上使用的，当某一个阶级的权利和特权达到法律确认的程度时，这个阶级就是一个等级，比如计划时期的农民相对于市民就是一个等级阶层。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划分虽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边界，但生活在该文化系统里的人可以根据地位条件和资源占有状况对劳心者与劳力者做出区分。在这里，我把劳心者阶级大致定义为通过国家考试拥有主流文化资本并兼有治理权力的精英集团。劳心者阶级与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中作为资本的文化支配集团概念相差不大，按照布迪厄的认识，文化是确定阶级差异的重要资本，在阶级的区隔中起到维持社会地位和进行社会排斥的作用。而中国传统的等级观由于极为推崇以文明教化和考试能力来划分社会阶级体系，无形中蕴含了朴素的文化分层思想，竟暗合了现代社会分层理论的“文化转向”思潮，其核心便是从文化的视角理解社会的阶级秩序和地位群体之形成，这一视角关注的主要变量是教育程度、阶级惯习以及文化品位等非经济因素，而当代社会分层与阶层流动首先分析的就是这个文化的等级的分层关系。这样可以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文化资本是如何与权力进而与资本本身进行整合，这样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阶级分化与社会流动方式。下面是一个按市场、再分配和等级的文化资本三重变量建构起来的中国社会分层模式图：
在上图分层模式中，市场的、再分配的和文化资本的三重变量在分层要素中混合发挥着结构化机制的功能，三种因素交互起作用，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两大文化等级，即劳心者阶级和劳力者阶级。然后在计划的、市场的制度因素作用下，劳力者阶级又分为五个亚文化阶层，这五个阶层主要是依据获得优势教育机会和通过考试进入劳心者阶级的上升能力而分类的。以该图中的底层市民阶层与新移民阶层为例，新移民阶层③的市场能力一般会高于底层市民，如果单纯以职业和收入来衡量，底层市民位于CC'之下，新移民阶层位于CC'之上。不过从教育机会获得和子代流动的文化资本因素考量，两个阶层又各有优劣势存在，一方面，新移民家庭教育背景以及文化资本一般较底层市民家庭为强，另一方面，新移民子代由于受制于户籍身份BB'的限制，其子代的入学资格和流动状况一般较底层市民子代为弱。所以，新移民的经济分层虽然位于CC'之上，但其文化分层位于BB'之下，而底层市民的文化分层却位于BB'之上。再以该图式中农民工阶层为例，农民工阶层总体来说是市场体制下具有市场能力的地位群体，他们从农村迁移城市务工经商，从收入分层上看已经远高于农村务农的农民。两亿多农民工子女如果能够享受到公平的城市教育资源，那么，即使按照智商的正态分布规律来估算，也会对城市其他阶层子女的升学流动带来极大冲击。在迁移城市、收入增加的背景下，如果父母稍具文化水准，这个阶层的子代流动率将会大大升高。但实际上，农民工第二代在社会结构的流动阶梯上大部分沉淀下来，这说明不能简单地用一种分层变量来分析其流动路径，而需要使用三种变量综合分析。因此，受制于身份规定、收入水平、家庭背景以及区隔化的教育政策、考试制度等多重因素，每个人拥有总体资本的大小，以及在具体条件下掌握适当的资本类型和形态的能力，会直接影响到他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资源占有和流动方式。
该图式中，以AA'作为文化分层的等级划分标准，位于顶层的是劳心者阶级。劳心处上、劳力处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在一些分层描述中，人们一般称其为“精英阶层”、“管理者阶层”、“权力阶层”、“国家干部”等，都没有形象地刻画出这个阶级的文化特性，也无以对该阶级之由来—— 一定教育序列下的代际流动——做出清楚描述。居于AA'下方的所有其他阶层是与劳心者相对的劳力者阶级。与其他分层方式稍有不同，这一分类方式把资本所有者和因教育而上升的专业技术阶层剔除在劳心者之外，并与其他职业阶层一起划归到劳力者阶层中去，这是否妥当？笔者认为，如果仅仅为了凸显等级分层下精英与大众的文化对立，将此二者统划归劳心者阶级并无不妥，尤其在行政精英、专业技术精英和资本精英已经结成联盟的今天，他们的子代有更多的机会享受优势教育而可以在几个亚阶层间自由地转化。但是，这种激进的认识尚难以体会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精妙之处。如果优势阶层凭借国家力量在社会地位等级与精英教育序列之间进行简单的目标设定，那教育排斥作为一种社会地位的最佳维护技术也就降低了其价值。优势阶层要顺利地把阶层的集体性排斥转化为个体性的教育排斥，就需要通过个体的考试能力这个中介环节才能实现。而只有那些很好地利用阶层或地位优势的个体，在学习中更有效率地掌握考试所检验的知识与能力的子代，才能在考试中体现出阶层或家庭背景优势。所以，在文化分层的等级结构图式中，任何一个阶层其子代如要实现上升流动或地位维持，就需要在一种形式公平的考试中来实现这一流动。统计表明，1990年代国家干部的世袭率约为33%左右，[28]这个比例尚在适可之间。正是考试这一外表公平的形式设计，才会使得部分处于劳力阶层的子代能够通过努力取得跃迁性流动的机会。而优势阶层的子代，如果不能通过这个考试，同样无法流动到劳心者队伍中去。为此，笔者决定把资本所有者和专业技术阶层一并归入几个劳力者阶层中去。当然，与其他劳力阶层相比，这两个阶层的子代因为享受更多优势教育而具有更高的向上流动率。
图中BB'是以户籍区隔为标准的身份分层，在计划体制时期，它是一条与经济分层的CC'相重合的水平线，表示身份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的统一性。在市场经济下，随着市场多元化和不同经济形式的分化，经济分层与户籍分层发生了扭转和偏离，其中一部分低等级户籍身份群体进入高等级户籍身份群体收入序列。如韦伯所评价的，市场的兴起会严重侵蚀社会等级秩序，户籍线的倾斜预示社会隔离和身份等级出现越来越弱化的趋势。随着户籍线BB'的斜率逐渐抬高，以出身、家庭、户口、出生地、族群等先赋因素为指标的分层体系渐趋式微，而以收入、职业等后致因素为指标的分层体系日趋增强，表现为有数条与CC′平行的水平线，将社会阶层按收入标准划分为上、中、下不等的数个职业集团。当BB'与CC'接近垂直时，以阶级分层为依据的身份制就会寿终正寝，城乡二无身份群体将会演化为平等理论和规范市场体系下的阶层分层模式。平心而论，中国文化发明出以考试的方式来区隔社会人群，劳心者位上，劳力者在下，是一种既公平却也充满内在张力的分层结构。上层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和代际更替，就会将自己的阶层文化诉诸为社会的支配文化，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社会之上，这样在代际传承中才会占有先机。而位于底层的平民文化、农村文化则处于被压抑状态，发展为与精英文化对抗和冲突的亚文化。从社会心理来看，越是注重考试的社会，越在意身份分层，这其实是一种阶层区隔策略，借此而行教育排斥。古代在皇帝登基时，秩序重建时，往往会打破三年一考的定规，增添临时科考。清王朝入关，南方不定，遂行大考，天下即安。新时期也曾发生领导人首先恢复高考以凝聚改革共识、安定社会秩序的措施。近年来社会底层怨气加大，管理部门明显增加了资格考试次数和不断发放各种证书的行为，道理亦然。考试具有弥合缝隙、修复维持的功能。位于上层的劳心者阶级具有一种地位传递的危机感，这个危机感来自于任何其他阶层的子代，其进入顶层的概率和机会因为公平考试而大大增加了。因此，优势阶层对自己地位的维护和延续日益表现在对教育资源和考试资格的控制上，他们要尽可能凭借掌握国家教育政策的机会，制定倾向于本阶层子女的教育分流措施。
四、等级化分层模式下的社会流动机制
等级的、文化的分层模式与阶级阶层因素多重交织，构成中国社会分层模式的内在机制，呈现出中国社会结构在基本横剖面上各阶层地位分布的总体状况。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等级化的社会构成即阶层不平等在代际间也就是纵向上是如何延续和传递的？这是揭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分层机制的另一重要层面。根据FJH假设及相关研究，不同国家的流动率虽有所不同，但代际间的社会继承模式基本相似，父代的不平等程度越高，子代的不平等机会也越大，所以，社会流动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庭地位的代际传递上。当然也有例外，如托尔切(Torche，2005)发现，在不平等程度很高的智利，其社会流动率比西方一些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还要高。[29]那么，在社会结构等级化分层模式下，中国的代际流动状况又如何呢？不管是在计划体制下还是向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大量有关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都揭示了不平等的阶层地位也具有很强的继承性，总体上呈现出结构变迁的再生产特征(李路路，2003；李春玲，1997；许欣欣，2000；刘精明，1999；孙立平，李强，1998)，李路路的研究指出，“阶层关系再生产特征最为完全的，是权力优势阶层和专业技术阶层对工人、农民阶层潜在的排斥关系”，[30]反映出在阶级阶层分化中，跨阶层代际流动存在日益增强的封闭性。这些研究大都运用比较成熟的社会流动理论及模型，进行大样本抽样和定量分析，以检验社会结构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分层机制下代际流动的开放度与封闭度。不过也可以换一种方法，将分析的触角直接诉诸不平等或等级化的代际传递机制上，因为统计检验并不能代替结构与机制的分析。本文最后的分析即聚焦于等级的、文化的分层模式下，中国社会结构分层机制表现于代际流动上的突出特征是什么？
首先，现代社会造成结构分化的代际流动机制主要通过教育这一环节传递。中外社会学家均证实，教育分层与一定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之间呈现明显的对应性，该特点甚至超过了不同社会体制和工业化水平，教育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地位获得机制。这证实了布迪厄的观点，权力和地位是借助文化资本(其中学校教育是主要内容)这一媒介因素而间接实现的。一个人上什么样的中学，对他后来的经历、成就和社会地位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英国，“进入私立中学不仅为中产阶级所青睐，而且也是保持和获取社会地位的主要机制，是进入社会精英阶层的门槛”。[31]在中国，“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至关重要，初中升高中事实上成了整个教育分流过程的关键环节”。[32]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项调查发现，农民子女与工人、党政干部、企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入高校的机会之比为1∶2.5∶17.8∶12.8∶9.4，进入重点高校机会之比为是1∶4∶31.7∶22.6∶17.4，低阶层子女在高等学历阶段的优势基本消失。[33]联系到中国社会科举取士的历史传统，我们几乎可以推论，把社会地位群体分割为不同社会等级的，主要不是资源占有和市场转型，而是既促进了社会流动又再生产这种流动本身的不平等的教育考试体系。这似乎有些绝对，但根据邓中、雷特曼、周雪光等人研究，中国的教育政策较东欧等国的教育政策要严格得多。[34]另一项对本世纪初代际职业流动的调查显示，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职员、商业人员、工人、服务性人员六种职业的流入流出指数均小于1，平均值为0.87，[35]意味着整个社会代际职业的继承性十分明显，而流动性则相对较低，向市场转型带来的弹性和开放性有固化的趋势。这反映了政府通过掌控教育政策来引导社会流动的力度要高于其他国家，也显示出文化教育资源比经济资源似乎更能影响子代流动。当代代际流动路径与传统社会相比其实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直趋堂奥的要诀仍是先行获得文化资本，然后学而优则仕，进入权力精英阶层，随之也拥有了符号资本，而符号资本可随时兑现为经济资本，实现文化资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的汇合，这才是中国社会千年未易的精英流动路线图。
其次，中国社会分层机制在代际流动上的突出特征，表现在国家采取教育分流的方式来实现对代际选拔的宏观调控，以保障二元社会结构的渐进变迁，表现在国家以教育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制定有利于优势阶层子代流动的教育分流政策。同时，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集团，也会基于维护和延续地位的需要，使用各种方式将其享受的教育机会和资源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形式上都与其他阶层区隔开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教育不平等状况与等级的阶层分化呈现同步性演进，教育体系日益成为身份区隔和阶层封闭的场域，成为不平等结构的再生产之源。这一概括似乎对积极改进弱势群体教育状况的教育部门有些不实或冤枉，一般来说，为了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现代社会中的国家教育系统都会积极推行教育公平政策，以对各阶层竞争所造成的不平等教育体系进行抑强扶弱。但是，“教育不平等的根源，要在阶级结构本身之内以及该社会所特有的阶级亚文化中去寻找，不平等的教育是植根于使之合法化并使之再生的那种阶级结构之中的”。[36]政策制定者在目标与执行之间还存在一定距离。从理论上讲，有几个特别的因素驱使国家加强对教育分流的方向与措施进行控制。第一，等级的文化的分层结构使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几个亚阶层在争夺教育机会和考试资格方面会展开激烈的竞争，这种激烈的竞争在中国漫长历史发展中已经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为不使冲突危及到社会秩序和大局稳定，政府会从结构变迁的程度和方向上去引导和掌控这一竞争，以维持权力传递的代际基础。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对文化分层传统下的代际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财产私有的体制下，父辈的优势资源都是可以传递给下一代的，而公有制理论下，精英者的权力优势和财产优势是不宜直接传递给子代的，所以，只能通过教育这个中间环节的运作才能实现。帕金和吉登斯都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流动形态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具有一种跃迁性的特点，有些甚至是跨越整整一个阶级的流动。[37]该体制下的领导人很早就意识到这种流动特点，所以，他们从来不给子女遗留任何财产性资源，而是把他们送到一零一中学、十一中学、景山学校、哈军工等单位，后来则是送到英美的顶级学校留学，这已演变为优势阶层进行教育消费的阶层品性。第三，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使得大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也使得教育体系更趋公平化和平等性，任何一个劳力者阶层的子代，只要父辈稍具文化知识和家庭条件，就有可能实现费孝通所描述的从小业主家庭上升到劳心者行列的可能。所以，国家在大规模推行义务教育平等、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也充分利用教育的分层筛选和流动性功能，把社会结构的变动掌控在社会结构渐进变迁的路径上，以稳固立国之基——城乡等级身份的二元管理——的渐进性变革，防止出现阶层变动的颠覆性震荡。可能会有人评价说，新修改的《义务教育法》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和均衡发展的教育公平理念，也切实加强了对弱势群体拥有平等教育机会的倾斜性保护。笔者在认同此推论的同时，也想指出，从整体性教育政策的制度分析来看，作为制度体系内层的“硬核”——等级化的身份管理和以地域差别为目标的教育政策取向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动。尤其是近几年，部门推行一些诸如学籍户籍双认定、高中新课改、高考自主命题、取消异地“借考”、非户籍借读生不得在流入地参加中高考、强化留守子女教育而不是放开这一限制措施等，这种制度选择在开放基础性生存教育的同时，却减少了劳力者子代上升流动至关重要的地位教育的机会。
最后，笔者选取一个影响代际流动的教育分流措施是如何演化为阶层再生产的案例作为画蛇添足的结尾吧。例如，目前数量最为庞大的上升性群体是农民工阶层，现有的教育体制对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接受教育政策，实际上保护了其生存教育，压制了其地位教育，这在2003年出台的“两为主”(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城市公立学校接受为主)政策文本和随后的新义务教育法中均有清晰的体现。这一政策其实在世纪之交有关农村户籍学生的“二免一补”、“一费制”和提前实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等相关实施中已有政策表示。该系列政策群的核心内容有三：一是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大多数应回原籍接受义务教育。为吸引学生返乡，国家财政给予中西部净流出地区以大量补贴。二是对进城随迁子女的教育，流入地政府要将其管起来，并建立相应的学籍档案，以利于中考前学生回乡和学籍对接。三是随迁子女教育应以公立学校接收为主，民办学校为辅。正是由于推行了这一教育分流措施，使得三分之二多的农民工子女为成为农村留守儿童，另三分之一的随迁子女，也必须在中考前回到原籍，以免造成对二元教育体系下的中考制度和高考制度的冲击。并且，现在的高中教育打乱教材、打乱学制、自主命题、独立招生、高中新课改等花招层出不穷，都从客观上增加迁移者异地享受优势教育资源的难度。但这里随之也产生一个问题，即在新移民子女和农民工子女回到原籍之后，城市户籍生源近十年来数量大为减少，缩减几乎达到一倍。怎么办？那就只好不断地扩招，于是，城市里的差生和位于等级序列中靠前阶层的子女就填补了进去。而为了使这些差生三年后顺利考取大学，国家又连续多年实施大规模扩招，降低城市高考录取分数线。虽然扩招是面向全国城乡考生，但是，城市考生早在中考时就确定了他在未来高考时的优势，而那些回流农村参加中考的农民工子女，一个班达到90多人，经过惨烈的竞争，多数成为失败者，有的主动放弃高中学业，重新走上打工之路。从流动到留守的折腾式求学造成的学制、教材、方法、环境、内容等的混乱也更容易导致农民工子女考试失败。数千万农民工子女在接受完生存教育之后，考大学的机会和希望反而降低，这也是近年来农民工子女纷纷弃考的原因。对这些剩下的初中毕业生怎么处理呢？周济在2005年全国职成教工作会议上说：“读完初中上职中，打工致富一路通”，几千万农民工子代向上流动的机会因地位教育的机会缺乏而降低。在获得了国家支持的义务教育机会后，农民工子女反而失去了地位教育的制度性机遇，多数人在社会流动的阶梯上渐渐沉落下来，成为第二代农民工的后备军。一个规模庞大的新农民工群体就这样被区隔化的教育体系再生产出来了。从表面上看，大部分人没有通过中考和高考这个标杆，没能借助父母地位的上升实现跨阶层向上流动，是因为他个人能力原因造成的学业失败，而事实背后的逻辑乃是受制于二元教育体制下等级化的阶层区隔实际。这样一种由集团转向个体的教育排斥制度更隐蔽性地化解掉底层阶级的怨气和不满，如是，以教育分流来维持原有社会分层格局的代际流动机制，就以一种更柔性化并看似更合理的面目出现了。
①详见下文的文化分层模式图。
②应综合代际流动率、结构流动率、交换流动率、上向流动率、下向流动率、开放性系数等多项数据判断。用数量指标来判定社会变迁的路向具有极大局限性，在此仅提示一种不同于阶级阶层视角的分析思路。
③本文中新移民指拥有城市户籍的外地迁移人员，城市农民工指拥有农村户籍的外地迁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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