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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藏记》是宗璞的长篇四卷本小说《野葫芦引》中的第二部，它诞生在2001年，是新世纪初一部优秀的长篇历史小说。这部学者小说在艺术上是高雅文学的典范，文字优美雅洁，典故丰富，深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但是，《东藏记》中却充斥着大量的贱商话语，呈现出明显的思想方面的缺陷。在整个20世纪里，西方商品经济意识的大面积涌入，加速了我国现代化进程，宗璞却敌视、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文本中可以看出，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捍卫，使宗璞以保守主义态度对待西方文化资源，因此，笔者认为，宗璞以儒家思想的高扬来抵制西方文化的融入，在中西文明碰撞冲突中坚持保守主义立场，明显不利于中华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吐故纳新，更新发展。
宗璞鄙薄和否定经济人，意在埋葬人们的商业意识，物质主义思想。在小说中，她让在资源委员会做经济情报的掌心雷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对在课余赚外快过舒适生活的教师尤甲仁冷嘲热讽，最为明显的是，作者在文本中极力贬低、嘲讽商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丑化歪曲商人吕香阁的形象。吕香阁是吕老太爷的本家，地位近似仆人。她为避战乱随凌雪妍、李宇明离开日军侵占的北平，到处流浪，受尽颠沛流离之苦。“但她不时流露出惊讶和失望，她提出‘人往高处走’的说法来讨论，不懂凌小姐——卫太太怎么能吃这样的苦。”吕香阁避苦求福，被宗璞看作是追求享乐。在去延安的中转站——一个小村子里，吕香阁以给钱为由，不让雪妍帮村里的王家做饭带孩子，作者将香阁描绘成一个推崇交换原则、处处讲实利的功利至上的市侩。香阁爱慕村里王一的英俊外表，与之外出做小买卖，被作者斥责为拆散别人家庭的道德败坏者。一次轰炸途中，遇到一个个旧锡商，做了他的外室，一年后锡商外出数月不归，战乱中音讯难觅，香阁只得只身来到昆明，开绿袖咖啡馆谋生。英国民歌《绿袖》里的绿袖指代妓女，作者借此讽刺香阁是无耻下贱的妓女。最后宗璞把她定义为一个奸商，一个笑里藏刀、眉来眼去的妖精，“她本来生得俏丽，办事快当，且有手腕，当时外国人渐多，她应付起来，像是熟人一样。客人知道，她从北平辗转来到此地，都很同情。又有几个祖姑的招牌，咖啡馆在众多的小店中，倒还兴旺。”她善于利用自己的外貌、感情资本拉顾客，借助远亲做广告，适时展示自己的苦难，做情感投资，获得顾客的感情支援和精神上的扶持，唯利是图。她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她除了开咖啡馆，还利用各种关系，帮助转运滇缅公路上走私来的物品，那在人们眼中已经是很自然的事了。也曾几次帮着转手鸦片烟，但她遮蔽得太巧妙。”在爱情上，吕香阁狡诈，诡计多端，她的本事“在心计。她的前途是嫁一个好人家，若和中国的正经人论婚嫁，她的过去是一个大障碍。她现在有好几个美国男朋友。美国人观念不同，他们不追究过去，只着眼现在。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副领事麦保罗近来和她渐熟，也被列做外围，香阁觉得他条件、品貌都好，人又天真，是那种可以落网的。”她道德败坏，设置陷阱离间了麦保罗与女友澹台泫的亲密关系，这种爱情追求无异于狭邪小说中妓女对嫖客的引诱、暗算。总之，吕香阁在宗璞笔下是个面目可憎的恶女人。
文本中的商人吕香阁卑劣、贪婪、猥琐，这种对商贾品质的一概抹煞，表明宗璞对儒家传统集体无意识的传承。儒教伦理观念主要表现在贵贱、义利、理欲等“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种思维定势，这些贵贱论、义利论、理欲论等伦理话语申明了社会行为的善恶、贵贱，就这样“将所有的经济性动机、诸业人士都置于由人格善恶、身份差序以及荣辱贵贱心理所构筑的‘格式’中”，(注：刘增合：《儒道与治生之间》，《史学集刊》1999年第3期。)形成职业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差序格局。士贵商贱、德士奸商是儒家传统伦理意识的梯级形态，宗璞基于这一传统意识做出的丑化商人的梯级伦理价值判断，充分说明宗璞身份平等观念的缺失，道德平等观念的匮乏。
一 身份平等观念的缺失
宗璞褒扬书香门第之家孟家，贬谪商人吕香阁，显示出明显的士贵商贱的职业歧视，这种身份平等观念的缺失反映了儒家传统的职业伦理观念对宗璞根深蒂固的影响。
儒家推崇等级制，从根本上否认社会是整齐平一的，肯定社会各阶层有贵贱上下的分野，层级式的价值判断使得各业行为和社会分工呈现出一种差序尊卑格局，庶民阶层的身份地位在伦理观念上的程式是士农工商的梯级排序方式。在儒教职业伦理的规约下，这四民不仅具有职业治生的含义，而且包含了伦理价值在内。士、农、工、商的定位序列致使社会各阶层等级秩序森严，人们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差序格局不可更改，森严的士农工商的职业等级制度构成社会化的层级控制。士这一知识分子阶层为四民之首，居于最上层，成为领袖阶层，社会地位最高，最受人尊敬景仰，是传承儒家文化的载体，政府的后备官僚，“四民之业，惟士为尊”。商人被放到第四等，置于末流，处于这一序列中最低等级，被看成卑贱之业，社会地位最低，最受人歧视鄙弃，被视为贱人、市井小人，社会声望最低。作为职业的儒和商贾不相容，业儒为先，商贾次等。“右儒而左贾”，是传统四民说的核心理念，士商形成优越与从属关系的对立，崇儒抑商构成一种典型的职业伦理观念，这种职业伦理的差序格局从农耕文明起俨然明晰，职业伦理中梯级性的价值观念盛行几千年。
尽管20世纪以来，商人文化渐渐占据支配地位，四民之望族儒士的至尊地位急剧下降，逐渐失去了等级社会的首席地位。但是，职业尊卑的评价取向在泛道德主义的影响下，仍然以极其强韧的力度规约着宗璞为儒的思想和行为，牵制着宗璞对四民社会地位的认知判断。由于认同儒家士农工商的地位等级观念，导致宗璞产生了价值偏执。她鄙视世俗的生存、末业的俗贱，不允许士商有同等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与声望。《东藏记》里多次提到书香门第孟家的“清贵之气”，孟家是宗璞家庭的原型，这明显可以看出，宗璞在士人中心主义意识的驱使下，流露出高度的精神优越感、精神贵族的特权观念。正是这种强烈的精神等级观念，促使宗璞在文本中竭力褒扬孟家，丑化“吕香阁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女子”。
吕香阁不堪流浪之苦是因为趋利避害乃人的本性，她开咖啡馆是正当的谋生途径，是为战乱中求得生存窘境的改变。她有着商人的精明算计，凭借驾驭市场的本领，以精湛的经营之道创造财富，妥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获得了商业活动的巨大成功。吕香阁根据自己的个性、爱好与才能选择商人这个职业，是对自己天性的一种解放，她经商谋生存表明重视支撑人格独立与尊严之经济保障，所以，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商人经商营利，执著于自我价值观念的个人奋斗，个性化的生存方式及个性自由发展的追求，毕竟其中包含着人生价值追求的积极因素，证明其拥有自由、自主、自为的经济人格。然而，宗璞却不承认以个人价值为生存前提的人性，这无疑与个性解放精神的现代观念背道而驰，是历史的倒退。
商人凭才智经营管理谋生，文士凭文化知识谋生，不同的人生道路表明了，现代社会生存选择中主体选择的多样化，途异旨同，“良贾何负鸿儒”!(汪道昆语)“明代以来，常有‘士商异术而同志’之论。概言之，士商作为治生之术虽然有所不同，但在伦理价值和人生态度层面却是可以相通的。”(注：刘增合：《儒道与治生之间》，《史学集刊》1999年第3期。)我们应该打破几千年传统的尊卑等级观念，建构平民阶层平等的职业伦理体系，给一向受鄙薄和压抑的商人阶层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浪潮中自由舒展的空间，肯定商业活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认识商人阶层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承认业贾经商是人们谋生、体现自身价值、实现人生抱负的途径之一。只有这样，才能在观念上和现实中达到真正的士商平等，以新的价值观念逐步置换重儒抑商的旧观念，把人们从‘右儒而左贾’的思想禁锢中解脱出来，才能充分解放人的个性，给每个人的天赋和才智以充分发挥的广阔自由天地，才能推动商品经济发展，使社会和谐、合理地发展。
宗璞以小说这种艺术力图宣扬传统职业伦理观念的贵贱思想，一味轻视商人，抬高士子，呈现出她狭隘的文化心理。思维的狭窄性势必影响到文学形象的丰富性，导致了其文学的思想空间难以向纵深拓展，吕香阁便成了奸诈的王熙凤的复制，所以《东藏记》这样的文学难以上一个更高的层次。
二 道德平等观念的匮乏
儒家以往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权利的最终归属，等级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渗透进了社会的价值观念中，因此，理欲、义利等儒家价值判断亦呈现出层级式，这种判断确认了士商的道德评价的善恶之分，勾勒出德士奸商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差序格局，导致儒商人格不平等观念的普及。儒家的传人宗璞在《东藏记》里褒扬士子，在道德上贬抑商贾，商贾无从获得儒家所崇尚的社会地位和道德理想，充分说明了作者道德平等观念的匮乏。
儒家重视伦理道德的培养，却对物质财富的积累怀着深深的恐惧，儒家典籍《大学》上有“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儒家重德轻富，认为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将德与富对立起来。在儒家财富原罪观念的影响下，古有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程朱理学“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今有道德保守主义者冯友兰认为道德无所谓新旧，试图重新确立宋明理学的道德理想主义传统，舍程朱理学的三纲，取五常仁义礼智信。这种儒家价值取向主张安分礼让，片面强调礼义对立，产生对物欲的一概否定，对个人自由进取精神的粗暴压抑。
由于崇义重理、抑利泯欲的价值评判标准，儒教中国轻视商人，怀疑和否定商人行为的正义性。儒家对商人大举挞伐，商人作为经济人在道德上被排斥，致使中国商人始终处于受贬抑的地位，成为被鄙视的人。儒家士子宗璞在无商不奸悖论的指导下，将商贾送上道德法庭，吕香阁就这样成了一个没有仁义礼智信、匮乏五伦的人。作者批判吕香阁使王家不睦，对王家媳妇无恻隐之心，不仁；勾引严军长、麦保罗，挑拨情侣之间的关系，无羞恶之心，不义；接过凌雪妍一百五十元钱，无辞让之心，无礼；发战争财，漠视救国，无是非之心，不智；扯谎骗走雪妍，达到与王一出走的目的，不信。在利义对立的思想支配下，宗璞认为吕香阁仁义丧尽，惟利是图，无情无义，丢掉了基本的道德修养、情操，丧失了起码的伦理底线。
商品经济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坚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利益原则是商品经济的根本法则，追求利润是商人的天职。吕香阁摆脱言义不言利的僵死的儒家道德约束，勇敢地追逐商业利润，她将义与利、情与利、德与富的关系统一起来，其对物质层面的追求体现了一种理性化的精神。她做锡商的妾，主动追求保罗，都是与其物质化生存息息相关，皆表明香阁对个人主义的价值领承，代表了她对个人幸福的执著人生追求。吕香阁个人主义的幸福观具有个性解放的特征。对个人幸福强烈追求的愿望是合理的，是符合人性的。现代人性观认为，欲望是人类发展和富有生机的表现，有利于人类和社会进步。香阁是一个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人，有着合理的利己主义欲求，她并未受过吃苦耐劳的教育，以她的农村出身，曾经历过母病、负债、寄人篱下，自然有着改变个人地位的强烈愿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被描绘成漠视国难，见利忘义，违背起码的伦理道德底线，丧失人性，沦为资本的人格化或金钱的人格化，这是《东藏记》思想上所存在的巨大局限。
义是道德行为的根本指导原则，利润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繁荣的物质基础。义以利为基础，道德完善不能脱离物质基础“利”，义利是统一的。社会发展首先是物质层面的创新与追求，然后是在此基础上现代意义社会道德的重建。我们立足于人的自然属性，理应充分肯定物质欲望的正当性及社会价值，视物质利益、物质生活为人的其他行为和社会属性的基础，利义密不可分。商人只要遵守利以义制的道德原则，同样可以实现对道德完美的追求，建立完善的道德人格。我们在道德上打破商贾“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的世俗偏见，对重儒抑商的传统观念作出新的价值判断，无疑是顺应市民阶层的要求，顺应社会的发展，顺应商业繁荣的历史潮流。
儒家仅承认自家学说的道德心性的先在性与圆满性，认为士子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商人见利忘义，其片面强调利对道德原则所具有的侵蚀作用和消极影响，要求人们抑制对物质财富的追求，鄙视世俗的享受，这显然阻遏人性发展，不适应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社会趋势。道德标准是儒家衡量社会进步、确立时代价值标准的根本尺度，他们却不是强调在物质的追求中去落实精神的道德要求，使道德水平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建构平民化、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宗璞传承儒家思想，对社会现代化的理解脱离了世俗的生活层面，抽象地论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概念，忽略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和世俗化趋向，这种远离现实、远离世俗社会的道德理想追求，在行动上必然会偏离现代化的正轨，不能坚持历史进步与道德价值观念更新的一致。
我们应当认识到商贾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并且充分肯定士商并重的社会价值，提高商贾的社会地位，这将大大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在现代性大潮的冲击下，宗璞拒斥商业化，固守古典人格理想，从传统的儒家文化中为其保守主义的成长寻找文化支援，高扬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实际上，宗璞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证明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表明文人自怜自傲的民族心理定势及其心中对现代化或西化的惧怕。儒家文化主张闭关锁国，其封闭性、保守性倾向必然与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不相容，不利于中国同外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无疑与历史潮流相悖。儒家思想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绝对对立起来，陷入了惟精神论的误区，德国的韦伯曾断言，儒教是阻碍中国发展商品经济的文化制约。“儒家思想不会再成为现代化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也承负不起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任。”(注：马昌建、李云峰：《论新儒家在中国现代化追求上的思想误区》，《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中国要实现以工业化和民主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其关键是发展工商文明，这要靠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东藏记》是儒家情怀的载体，充分展示了传统文化的积垢之深。今天，商人已经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感和心理认同感，面对市场经济及其基础上的个人主义的冲击，士商两大阶层升降分合的社会变化，崇士贱商的儒学情结使宗璞回归了传统之路，她的文学怀旧是对文学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疏离。文本让古典儒家传统独霸话语权，呈现出职业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差序格局，因此，本书不能为我们寻求当下生存的价值范式和精神出路提供有意义的思考。
当今的时代是个多元文化的时代，推崇民主、开放，儒家理念匮乏平等人权的思想、宽容的理念，具有排斥异端思想的独断精神。宗璞却以儒家价值关怀为终极价值关怀，拒绝西化或商业化，以捍卫传统，却走向中华文明的负面乌托邦。笔者认为，宗璞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列，有敏锐的眼光和当代的观念，应该保持平等、创新、开放的思想，并且尊重商人文化，做促进和弘扬当代文化发展的先锋。
笔者希望宗璞那由厚重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贵士贱商情结能够冰释，突破儒家传统思想的樊篱，树立重商崇商的意识，在义与利、情与利、德与富等关系上采取更加辩证的态度，在这方面，《儒林外史》早有先例。吴敬梓不被某种僵化的观念所束缚，不以人物的职业界限或人物所处的社会地位的不同来划分作品中人物的好坏，敢于突破前人对商人的偏见，打破无商不奸的传统观念，勇敢地歌颂商林中那些仗义疏财、救人急难的正面人物，突出他们的高尚之处。而《东藏记》中，作者则对人物缺少深刻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呈现出伦理的偏激色彩，纠正这一偏激的理念，应该是下两部书《西征记》、《北归记》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