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叶通俗小说观念的新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通俗论文,观念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7)3-165-04
兴起于市井的通俗小说，在明朝中后期由于文人的参与和书商的运作走向了繁荣，文人的个性因素开始融入市井故事。但是直到清代中叶，个性化的密室创作才成为通俗小说的主要写作方式，传统诗文的抒情言志因素被引入通俗小说，通俗小说观念出现了新的变化。如果说明代的小说书坊推动了通俗小说的发展，那么可以说是从书坊到书斋的转变促进了文人小说的产生和繁荣，促进了近代小说意识的产生。文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和阅读，给通俗小说带来了新的观念。清代中叶的一部小说《瑶华传》中的人物无碍子称：“……至剑术亦如文人之笔，非此莫达我心曲”①。“达我心曲”正是清代中叶的文人小说家对通俗小说的理解。
一 劝惩、史鉴到立言不朽
劝惩说是明人通俗小说的理论旗帜。绿天馆主人在《古今小说序》中称通俗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其作用胜过《孝经》。②其他小说序跋作者也都纷纷标榜醒世、喻世、警世、照世，其结果是劝世小说大量涌现，以致情节陈陈相因，流于枯燥的说教，渐渐丧失了初始期的生机和活力。史鉴说是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另一块理论基石，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历史知识，让阅读者从中吸收历史教训，被认为是历史演义小说的价值所在。与劝惩说和史鉴说相连的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书坊运作，是浓重的、无法抹除的市民色彩。书坊主以劝惩和史鉴作号召，作出种种努力以适应顾客多变的口味。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书坊主聘请中下层文人抄袭改编市井流行的故事，使得这类小说多文字粗糙。
至清代中叶，仍有通俗小说家标榜劝惩说。如蔡奡称《水浒后传》“有廉顽立懦之风，足以开愚蒙而醒流俗”③；绿园老人称其《歧路灯》“于纲常彝伦，煞有发明”④；许宝善称《北史演义》能令“阅者以劝以惩”⑤；如莲居士谓《说唐全传》“能兴好善之心，足惩为恶之念”⑥；滋林老人认为“必有关惩劝扶植纲常者，方可刊而行之”⑤。清代中叶的历史演义小说作家仍有沿袭史鉴传统者，如蔡元放说：“理不可见，依事而章，而事莫备于史……顾人多不能读史，而无人不能读稗官。稗官固亦史之支派，特更演绎其词耳”⑤。黄淦叙述自己的写作过程：“……见《国朝汇纂》及马氏《绎史》、姜氏《读左补义》诸书，手录增订……”⑤清远道人对《东汉演义》的颠倒史事大为不满⑤；许宝善对草亭老人潜心稽古，宗乎正史，旁及群书的精神大为称赏。⑤
但是清代中叶通俗小说序跋中宣扬的劝惩、史鉴说只是十六、七世纪通俗小说论的余绪，体现了通俗小说作家向文学主流靠拢的努力。在清代的通俗小说中，固守劝惩、史鉴观的主要是话本小说和书坊制作的讲史演义，文人独立创作的通俗小说则有另外的动机和宗旨，这不同的动机和宗旨标志着通俗小说以其独立的姿态步入了文学主流。十八世纪通俗小说的文人作家把通俗小说当作可以不朽的事业，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通俗小说的写作之中。《红楼梦》的作者自称“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在小说、的楔子中又称“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瑶华传》在完成后又反复修改了四年（嘉庆四年至八年）。绿园老人中自述《歧路灯》的写作过程云：“盖越三十年以迄于今，而始成书，前半笔意绵密，中以舟车海内，辍笔者二十年……”⑤李百川用了十年时间才完成《绿野仙踪》的写作，乾隆十八年冬十一月开始草创三十回，乾隆二十七年“抵豫，始得苟且告完”⑦。《野叟曝言》更为理学家夏敬渠的一生心血。⑧这是一种书斋式的写作，书坊推动了通俗小说的发展，而从书坊到书斋的转变则促进了通俗小说的文人化和最后的成熟，小说写作由“制作”变为“创作”，个性化得以在通俗小说中实现。
这些文人作家之所以如此倾全力投身于通俗小说创作，是因为他们相信通俗小说也可以传世不朽。李春荣认为传奇虽不同于著述，“顾事不必可信，而文则有可传”⑨。通俗小说可以使古今事业流传后世，董寄绵说：“但古今事业，我何由知之？以读古人之书，而后知之，若是乎书之不可不作也”⑩。蔡奡将立德、立功、立言相比较，“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斯三者，皆亘古而不朽也”，但相比之下，立言也许更为重要，因为“即立德立功，非藉言以传之，后人亦曷从而知之志之耶”③？这是视通俗小说为立言之一种。镜湖逸叟在《雪月梅传自序》中谈到自己创作《雪月梅传》的动机时说：“……惟念立言居不朽之一，生平才识短浅，未得窥古人堂奥，秋虫春鸟，亦各应时而鸣，予虽不克如名贤著述，亦乌能尸居澄观，噤不发一语乎”⑩？虽是谦逊地以为通俗小说比不上名贤之大著述，但言外之意是对通俗小说同样可以立言不朽的自信。李荔云在为友人的《西湖小史》作的序文中即明确地说：“仆与蓉江厚交十余载，知其词赋文章终非沦落者，今有《西湖小史》一书，已足以藏之名山，传之来世矣”⑤。
先秦儒家典籍中有“三不朽”之说，汉魏之际的曹丕在他的经典文论《典论·论文》中，把人生的短暂、功业的虚幻与文章的传世不朽相比，认为文章传世才是人生最为伟大的功业。这种对文章的近乎极端的称许，自然与汉魏时代文学繁荣、文学自觉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里面包含有时代人生感慨。汉魏之际，战乱频仍，上自朝廷重臣，下至普通百姓，生命皆朝不保夕，目睹了中原板荡、生灵涂炭的文人深味到人生、事业的虚浮无根，而将精力投入到文章写作中，这是他们最后的心灵憩息地。但曹丕所说的文章指的是诗文辞赋。魏晋直至宋元，小说一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文言小说，包括各种杂记，虽自诩实录，以杂史的身分向史传文章靠拢，也只能处于正统文学的边缘守望，文人雅士写作的文言故事混杂在杂记、考订文章中才可能被官方目录所收纳，源于民间说唱的通俗小说更是一直被排斥于文学主流之外。这种情况到明代中叶有所改变。大思想家李贽称《忠义水浒传》为“发愤之所作”，把通俗小说与司马迁的《史记》、李白的诗歌、苏轼的诗文并列；袁宏道将《水浒传》、《金瓶梅》并称为“逸典”；许多文人为通俗小说作序写跋、添批加评。文人的参与使通俗小说的地位迅速提高，形成了明末清初的通俗小说创作高潮。但直到清初，通俗小说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书坊主为了利润宣传通俗小说的劝惩作用，文人在诗文创作之余对通俗小说偶而阅之，偶一为之，他们要求的只是给通俗小说一席之地。十八世纪文人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通俗小说创作，将通俗小说视为可传之不朽的事业，这种现象是前无仅有的。十八世纪通俗小说作家和评阅者不再通过比附诗文史传来求得一席之地，而是相信通俗小说本身就有传世的价值。
二 信腕抒怀与凭空结撰
以劝惩和史鉴为写作目的的通俗小说，为了娱乐大众以吸引更多的读者，特别强调故事的“奇”，为了使故事生动有趣、引人入胜，带有民间色彩的英雄和市井社会感兴趣的其他人物成为小说的主角。为了使故事情节更加丰富，这些小说往往采用杂拼的方式，或割裂他书，或模仿抄袭，因而往往有相同或相近的叙事模式和故事情节。
而清代中叶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则有了明显的变化。在文人小说家看来，通俗小说的价值不在于劝惩，不在于经世治国，也不仅仅在于对外在社会现实的反映，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个人才华、胸怀、抱负、事业等的抒写。所以在这些小说中，故事性让位于情志的抒写。在文人小说家看来，通俗小说可以抒情，表达作家的人生感慨，阐述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感受与理解。何昌森说：“从来小说家言，要皆文人学士心有所触，意有所指，借端发挥以写其磊落光明之概”(11)。镜湖逸叟将自己的通俗小说创作比作秋虫春鸟之鸣⑩；李百川表示他创作小说是要呕吐生活⑦；汪寄说自己的写作是“随意所至，信腕抒怀”(12)；海圃主人认为《石头记》是有感而作，“寄感慨于和平”(13)；无名氏在《绿牡丹全传叙》中，认为《绿牡丹全传》作者是“借其腕下之余情，以解胸中之闲垢”⑤；种柳主人认为《玉蟾记》是抒写怨愤之作：“独是通元子何怨之有？其无所怨者，昔之黄石公欤？其有怨者，今之黄石公欤”⑤？吴璿自述其改编《飞龙传》的心态和过程时说：“今戊子岁，复理故业，课习之暇，忆往无聊，不禁瞿然有感，以为既不得遂其初心，则稗官野史亦可以寄郁结之思，所谓发愤之所作，余亦窃取其义焉……兹顾孜孜焉亟为编葺者，不过自抒其穷愁闲放之思，岂真欲与名人著作争长而恝短乎哉”(14)？
文人通过通俗小说抒写的主要是郁结不平之情。知不足斋主人说夏敬渠“抱负奇异，郁郁不得志，乃发之于是书”⑧，西岷山樵也认为“是书抒写愤懑，寄托深远，诚不得志于时者之言”⑧。李百川在《绿野仙踪自序》中叙述了自己漂泊沦落的不幸遭遇后，表示要以这部小说“遣愁”，以“笔代三挝”，作“祢衡之骂”⑦。李春荣《水石缘自叙》讲述自己的人生历程：“弱冠应童子试，取博士弟子员，乃以异籍被攻，愤不顾家，负轻囊只身远出，历齐鲁，抵保阳，弃举子业，究习幕学……又念及人生遭际，悉由天命，毫莫能强，当悲歌慷慨之场，思文采风流之裔……因以爰书于笔，绘儿女之情，虽无文藻可观，或有意趣可哂，亦庶使悲欢离合各得其平而不鸣耳”⑨！
“诗缘情而绮靡”，从魏晋时对诗歌抒情功能的确认起，抒情诗歌成了诗歌的主流，虽然“观风俗之盛衰”、揭刺时弊等一再被作为旗帜打出来以反对绮靡的诗风文风。通俗小说有与诗歌相似的发展历程。随着说唱艺术职业化，通俗小说发展繁荣的机遇来临，要求给予通俗小说以新的定位定性的呼声逐渐响起。通俗小说的写作者和支持者借用儒家诗教劝善惩恶、净化风俗的旗帜，将通俗小说推上了文学竞技舞台。文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和评阅，使通俗小说渐染文人情调。明中叶的思想家李贽把《水浒传》视为“发愤之所作”，就意识到了情感因素对通俗小说的渗透，但个性化的创作直到十七世纪末仍然是寥若晨星。十八世纪文人独立创作通俗小说渐成风气，他们将自己的情感体验融入通俗小说的创作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小说作家和评阅者提出了抒情说。对通俗小说抒情功能的确认，标志着通俗小说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不再附着于诗文六经。通俗小说在内在精神上与正统诗文取得了一致。
在被称为“文人小说”的通俗小说中，作家开始关注自我、表现自我。这些小说对文人梦幻的物化描写，对人生意义的感悟，对文人和文化前途的思考，都带有较为鲜明的情感色彩。《红楼梦》中的人生幻灭，《儒林外史》中文人末路的伤感，《绿野仙踪》、《希夷梦》中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水石缘》中的隐逸，等等，都同文人建功立业的迫切感和才华不得施展的无奈紧密联系在一起。小说中多才多艺、文武双全的文人英雄身上寄托着作者的人生和社会理想。如《野叟曝言》中的文素臣以自己的文韬武略挽救了危难的王朝，造就了繁荣富强的理想王国，这是作者渴望而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绿野仙踪》中的冷于冰救济众生，诛灭叛逆，最后功德圆满，作者在自序中说他抱“吕纯阳欲渡众生之志”，则冷于冰身上正体现了作者的理想抱负。被称为儿女英雄小说的一类作品是通俗小说抒情言志说的实践成果。儿女英雄小说在所谓“英雄至性”与“儿女真情”的融和中，寄寓着作者的身世感受和人生理想。张俊先生就认为儿女英雄小说的价值“不重在反映了多少社会现实，而在它们充分而形象地体现了一代失志士人的文化心态。”具体说来，一是“寄托救世之志”，二是“宣泄游放之气”，三是“抒写豪侠之情”(15)。
与以劝惩、史鉴标榜的通俗故事反复强调故事和人物的真实性不同，清代中叶的文人小说家更强调故事和人物的虚拟性。作者的情感和抱负，只有在虚拟的理想世界中才能够表达和实现。小说家李春荣在小说的自叙中强调小说中的赏心乐事、美景良辰为自己所“悬拟”⑨；董寄绵宣称小说是“凭空结撰”⑩；绿园老人称自己的小说是“空中楼阁，毫无依傍”④；陶家鹤对于小说的虚构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世之读说部者，动曰谎耳谬耳！彼所谓谎者固谎矣；彼所谓真者，果能尽书而读之否？左邱明，千秋谎祖也；而古今之读左邱明文字者，方且童而习之，至齿摇发秃而不已。其不已者，为其文字谎到家也”⑦！当剩斋氏向《英云梦》作者询问小说人物的真实性时，小说作者回答说：“唯唯，否否！当时未必果有是人，亦未必竟无是人。子第观所设之境，所传之事，可使人移情悦目否？为有为无，任观者之自会。此不过客窗寄典，漫为叙次，以传诸好事者之口，他非所计也”⑤。《蟫史》的作者宣称：“盖有可为无，无可为有者，人心之幻也。有不尽有，无不尽无者，文辞之诞也。幻设不测事，孰察其端倪？诞故不穷言，孰究其涯际”⑤？不再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大胆地宣布人物、情节皆为空中楼阁，这是通俗小说文人化、抒情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对通俗小说特征进行把握确认后的文体自觉。
三 藏之名山与传之后世
由于刊刻技术进步，再加上书坊有意识的商业运作，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初年，通俗小说刊刻的数量大大增多，而小说刊刻的速度也迅速提高。这些书坊所刊刻的小说，主要是话本小说集和中长篇通俗故事。为了抢占市场，这些通俗故事从选题到刊刻发行的速度极快，常常是一旦完成即马上刊刻，有的时候是预约写作，如冯梦龙受书坊主之托编辑了“三言”，凌濛初在“二拍”的序言中表示了编辑新话本集的困难，但书坊主的请求无法推脱，只好编改当代故事。(16)清初的烟水散人在《赛花铃》的题辞中述说了书坊主请他作美人书的情况。
至清代中叶，由于小说观和写作方式的变化，通俗小说的刊刻传播也有了新变化。如《红楼梦》完成于乾隆十九年 (1754)，而直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刊刻出版。《儒林外史》乾隆十四年前后完成，至嘉庆八年才有刻本；《岭南逸史》乾隆五十八年前完成，至嘉庆十四年才有刊本；《歧路灯》乾隆四十二年定稿，至清末民初才有印本；《希夷梦》完成于乾隆五十一年，至嘉庆十四年才有刊刻本；《绿野仙踪》完成于乾隆二十七年，道光十年始出刻本。实际上有些作者原本无意于将自己的通俗小说刊刻行世，如《野叟曝言》的作者夏敬渠生前坚决反对刊刻自己的小说⑧；《水石缘》作者李春荣在书成之后“秘之行笥”，如不是“寅好觑见，强付之梓”，也不会刊刻。⑨不急于刊刻行世，不是由于不够重视，恰恰是由于将小说创作当作个人的事业，当作可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著述。所以，他们并非不希望自己的小说流传，不刊刻或不急于刊刻，是因为自己缺少刊刻的资金，而书坊主又不愿刊刻没有广大读者群的文人小说，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文人小说家们认为自己在小说中表现的情志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只能藏之名山以待来世。
但这些小说仍以其他的方式传播着。一种情况是作者的稿本在朋友间传阅。作者在完成作品后常常先送给志同道合的朋友阅读，请他们作序跋，因为他们能够理解小说的真正内涵。据西岷山樵说，夏敬渠完成小说后让知心朋友阅读，“屏绝进取，一意著书，阅数载，出《野叟曝言》二十卷以示，先祖始识先生之底蕴”⑧；《儒林外史》的稿本在吴敬梓的朋友程晋芳等人间传阅。(17)《绿野仙踪》完成后，陶家鹤、侯定超看到朋友李百川的稿本后，为小说写了序跋，表示了对作者创作意图的理解。⑦董寄绵在《雪月梅传跋》中说，“乙未春，晓山陈子，偶出是编以示予，予读之而冷然洒然……”镜湖逸叟陈朗的《雪月梅传自序》谓“良友读过，复为校正”，则董寄绵读到的是友人陈朗的稿本。⑩李荔云听说友人蓉江著有《西湖小史》，索稿本而读之，并为之序。⑤崔象川则携自己的《白圭志》稿本请何晴川为之作序。⑤这些都是稿本在朋友间的传阅，像《希夷梦》则有所不同，作者汪寄死后，才有人搜求稿本。(15)稿本的传阅范围毕竟有限，实际上许多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在刊刻之前都以抄本形式流传。《红楼梦》的传抄过程就甚为复杂，现存的甲戌、己卯、庚辰各本，在文字上有许多不同，这些抄本似乎都只有八十回，而据程伟元说，后四十回也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着，他在庙市上见过传抄本《红楼梦》；舒元炜说自己只见过八十回《红楼梦》，而自己手头只有五十三篇，于是“借邻家之二十七卷，合付抄胥”(18)。张汝执在《红楼梦序》中谈到己酉岁“有以手抄《红楼梦》三本见示者”⑤。
通俗演义小说和那些为娱乐大众而创作的话本小说，被书坊多次刊刻出售，为了获利，他们当然希望更多的人读到这些小说。通俗演义小说的作者在创作时即将市井大众预想为读者群，如《说呼全传》的作者滋林老人因为“史册所载，其文古，其义深”，于是编写这部通俗演义以使家喻户晓⑤；佚名的《五虎平西前传序》也肯定了该书“雅俗共赏，尽人可观”的优点。(19)但清中叶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显然不可能雅俗共赏、尽人可观。《野叟曝言》中的抱负，《儒林外史》中对士人命运的深沉思考，《红楼梦》中的人生感慨，《雪月梅传》中的春鸟秋虫之鸣，《绿野仙踪》的“呕吐生活”，《希夷梦》的“信腕抒怀”，《西湖小史》中文章才华的显示，《镜花缘》中的学问展示，都是市井大众无法也无意去理解接受的。这些书斋中独立创作而成的抒情、言志、炫学小说不迎合大众口味，因而也不让书商感兴趣。《红楼梦》标题诗说：“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种对知音的渴求是文人小说家的同感。陶家鹤为朋友的《绿野仙踪》写序，就明确地说，此书“可供绣谈通阔之士赏识”，“与略识几字并半明半昧人无缘”⑦。文人小说家的知音是高层次的文人，以及和作者一样怀才不遇的士子。《歧路灯》读者中有私塾先生、游学士子，《儒林外史》的第一个读者是曾官编修的程晋芳，《红楼梦》的读者中有侍读高鹗、书商程伟元、考官杨畹耕等，《瑶华传》的读者中有四海飘零的士人①，《岭南逸史》的读者李梦松执教于广东书院⑤，《飞龙全传》的读者中有官员兼学者杭世骏。
也只有这些读者才能深刻理解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如海圃主人读了《红楼梦》后发出了“茫茫千载，谁是知心；茫茫此生，孰与同调”的感叹(13)，侯定超以冷与热的人生体验分析《绿野仙踪》的主人公冷于冰形象的内涵，李荔云在感叹友人蓉江怀才不遇之余，为蓉江著有通俗小说《西湖小史》可传世而高兴。他们往往以极认真的态度对小说进行细读式的批评，为小说写作序跋，在序跋和批注中表达自己对作品的理解。有的时候是通过删改、续作等方式表达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如吴璿改编《飞龙传》，“删其繁文，汰其俚句，而以雅驯之格，间以清隽之辞”，以“自抒其穷愁闲放之思”(14)；秦子忱不满于流行本《红楼梦》的故事而作《续红楼梦》；海圃主人读了《红楼梦》后深深体会到作者寄于和平中的人生感慨，“三复读焉，而不自己”，于是，仿《红楼梦》笔墨，写成四十回《续红楼梦》(13)；兰皋主人读《红楼梦》，对其中的梦深有所感，联系自己的人生经历，“袭其文而不袭其义”，作成《绮楼重梦》四十八回。(20)
文人以前所未有的严肃和热情参与通俗小说创作，通过小说世界的虚拟来抒写自己的抱负、感慨，将通俗小说作为“达我心曲”的媒介，给通俗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使得通俗小说具有了独特的品格，从而与传统诗文取得了精神上的一致，产生了如《野叟曝言》这样的言志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这样的抒情小说，如《镜花缘》这样的炫学小说，不仅使通俗小说走向独立、走向成熟，更使得通俗小说达到了古典文学的巅峰。
注释：
①丁秉仁：《瑶华传》，辽沈书社等，1993年版。
②冯梦龙：《古今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③陈忱：《水浒后传》，光绪3年申报馆石印本。
④李绿园：《歧路灯》，齐鲁书社，1998年版。
⑤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1996年版。
⑥鸳湖渔叟：《说唐演义全传》，清嘉庆6年会文堂刊本。
⑦李百川：《绿野仙踪》，清道光25年刊本。
⑧夏敬渠：《野叟曝言》，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
⑨李春荣：《水石缘》，清康熙年间经纶堂刊本。
⑩陈朗：《雪月梅传》，清德华堂刊本。
(11)李春荣：《水石缘》，清文德堂刊本。
(12)汪寄：《希夷梦》，辽沈书社，1992年版。
(13)海圃主人：《续红楼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4)东隅逸士：《飞龙全传》，清同治9年翠隐山房刊本。
(15)张俊：《清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6)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
(17)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嘉庆25年江宁邓氏刻本。
(18)曹雪芹：《红楼梦》，亚东图书馆，1921年。
(19)佚名：《五虎平西前传》，清经纶堂刊本。
(20)兰皋居士：《绮楼重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