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一五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时期论文,战略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风险。我们既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又处在一个“矛盾凸现时期”。战略选择得当，就能抓住战略机遇期，顺势而上，反之，则可能延误我们的发展进程并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一、“十一五”时期的国际环境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一）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9·11”事件以来，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相互斗争，传统的与非传统的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联合反恐与反对霸权主义相互制约，大国之间争夺战略要地、争夺战略资源和争夺战略主导权的斗争更加激烈。这些都在推动国际关系的重新组合，有利于扩大我们的回旋空间，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进一步改善，建立区域性合作机制取得积极进展，这有利于巩固我国在处理区域性事务中的地位，从而更好地依托区域合作，增强参与全球事务的实力。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也面临着国际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压力。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影响不断增强，竞争对手在积极寻求与我国合作的同时，也对我存有戒心和谋求制衡，我国国家安全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对此，我们必须从战略上予以高度重视。
（二）经济全球化加快，有利于我国发挥比较优势和更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
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崛起和市场规模扩大，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已不再仅仅是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被动接受者，我国经济自身的发展正日益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形势的重要因素。据有关国际机构的分析，2004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8.2％，贸易增长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6％。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所引致的大量进口需求，已经成为拉动周边国家经济和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总体经济技术基础和竞争能力仍处于劣势，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科技和经济实力上占据优势地位的压力。近年来，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也在加快崛起的步伐，他们与我国存在较强的竞争关系，对我国与发达国家关系也将产生牵制作用。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对手将会增多，竞争的领域将会拓宽，竞争的层次将会提高。
（三）新科技革命为我国提升国际产业分工地位提供了战略机遇
新科技革命正在推动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结构的深刻变化。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服务业的势头将继续保持，我国正在成为全球性制成品和消费品的加工、组装和出口地。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有利于我国在与国际经济的互动中不断开拓经济发展的空间，在局部领域确立我们的分工优势。同时，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后起国家，我国面临着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大的市场和资源压力。全球范围内商品生产和服务能力迅速提高，对市场的争夺将会更加激烈。以石油为核心的战略性资源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增无减。各国为了保障能源供给的生命线，围绕资源安全展开的战略较量也将更加激烈。我国人均资源不足，经济快速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必须未雨绸缪，尽早做出战略性安排。
（四）世界经济增速回升，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缓解国内的市场和需求约束
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来源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市场扩大、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和结构调整带来的各国经济适应能力增强。从总体上判断，世界经济已经走出了近3年来增速放缓阶段，开始步入新一轮增长期。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05年和2006年世界经济预计分别增长4.3％和4.4％，而2007—2010年预计年均增长4.3％。 国际贸易和跨国直接投资的增长总体上将会从近两年的下降或徘徊逐步恢复到长期趋势决定的正常状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2005 年和2006年世界贸易量将分别增长7.4％和7.6％，而2007—2010年将年均增长6.9％。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预期，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目前已经从谷底回升，预计未来几年将保持上升态势，这都在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的出口增长、外资利用的增加和国内经济的发展。但我国的出口仍面临日益严重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阻挠。我国能源、原材料等资源性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明显提高，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波动影响越来越大。世界经济增长前景虽然总体看好，但也仍然存在不少不确定性因素，我国仍需坚持扩大内需的政策，以避免国际经济形势逆转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
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一）工业化开始向深度加工化阶段转换
2004年与2000年相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00年的43.6％提高到2004年的46.0％，提高了2.4个百分点， 重工业部门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62.5％提高到2004年的67.6％，提高了5.1个百分点。“十一五”时期，我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趋于上升，工业将保持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2010年以后会进入基本稳定时期。预计2010年左右第二产业比重会接近峰值，以后逐步下降，到2020年，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降至10％左右， 第二产业降至45％左右，第三产业上升到45％左右。工业化进程中，一方面将延续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拉动钢铁、建材、化工、汽车、机械、有色金属为代表的重工业部门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和服务部门的设备更新加快，对机械、电子和工业装备等为代表的投资品需求增加，产业的资本和技术密度进一步提高，工业化开始向深度加工化阶段转换。可以说，“十一五”时期我国工业化将同时呈现在总量上规模扩张和份额提高，在结构上“重化工业化”和“深度加工化”，在路径上传统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并存等特征，面临的结构调整和转型任务更加艰巨复杂。同时，新一轮工业化的市场规模和容量以及国际环境远远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优先发展重工业”和80年代中后期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主导的重工业发展两个时期，因而面临的能源、资源矛盾和环境排放约束和国际市场风险也更大。因此“十一五”时期我国工业化将开始向深度加工化阶段转换，通过推进以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为主要目标的结构升级，大幅度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和科技进步贡献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发展阶段性转换。
（二）城市化继续快速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特别是大都市圈集聚
“十五”时期，我国实施城镇化战略，全国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36.2 ％提升到2004年的41.8％。“十一五”时期尽管有人口基数的影响，每年城市化率仍将提高1.0—1.3个百分点，到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48％—50％，2020年将达到55％—60％左右。城市化必然带来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这将为城乡二元结构转换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将形成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以及城市人口增加带来的消费市场需求。
同时，城市化进程也加剧了地区发展不平衡，存在城市过度投资和扩张，城市的无序建设，城市就业和公共服务跟不上发展需要，土地、能源、交通供需矛盾突出，生态环境矛盾加剧等问题。
（三）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继续提高，但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
“十五”时期，我国市场化改革取得新的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但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支撑这一基本框架的重要支柱，包括现代产权制度、信用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还比较薄弱，有些深层次问题，如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和职能转变问题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改革向深层次推进，必然涉及深层次利益调整，要触及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阻力会更大，同时利益主体多元化，也使得在利益调整上达成共识的难度加大。正如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在攻坚阶段”，不仅需要中央自上而下有力推进，还要鼓励社会主体广泛参与，创造一个社会成员公平参与和共同分享改革成果的制度环境，化解各种矛盾，避免利益调整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和激化。
（四）经济国际化水平继续提高，但国际竞争压力和风险明显加大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贸易持续保持超常规增长，2004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547.4亿美元，成为继美国、德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大国， 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货物贸易超过1万亿美元的国家。 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0％左右。外商投资的大幅度增加是对外贸易迅猛增长的重要因素，“十五”前4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分别达到468.8亿美元、527.4亿美元、535.1亿美元和606.3亿美元。我国经济总量虽然仅占世界4％左右，但增量已经占世界的14％左右， 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推进器，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明显增强。
“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国际化水平将继续提高，面临的竞争压力和风险也会继续加大。一方面，随着我国出口规模迅速扩大，我们面临的贸易摩擦和纠纷将大量增加；在经济技术合作和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经济风险和商业风险增大；周边地区和全球政治格局存在不稳定因素，国家经济安全仍然存在隐患；另一方面，我国外贸持续高速增长，但出口增长主要以量为主，加工贸易比重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低，国际竞争力不强；利用外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相互脱节。解决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树立全球战略视野，统筹协调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国民经济平衡和对外经济平衡，增强在开放环境下驾驭经济的能力，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并同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结合起来，在更多的产业领域培育竞争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改善贸易环境，有效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五）生活方式转型升级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多样
“十一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社会消费结构和人民生活方式将继续发生新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比温饱阶段更高更全面的要求，而随着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多样，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也将加大。一方面，我们要顺应社会消费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大力增加“住、行”产品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发展型”需求，更加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引导和鼓励增加对人的投资；要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推进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合理划分公共品、准公共品和私人产品，政府承担起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加大对公益性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切实解决失业、贫困、社会保障、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分配等方面的问题，使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地投向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并积极鼓励和引导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另一方面，要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政府要运用公众赋予的权力，扩大社会就业，发展社会保障事业，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为社会各阶层包括弱势群体提供一个平等、民主和安全的制度环境，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综上所述，“十一五”时期将是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经济和社会结构调整同推进改革相互交错，在长期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积累和潜伏的隐性矛盾开始显性化，利益分配的矛盾更趋尖锐，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更趋突出，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和风险继续加大。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力求充分有效地利用经济社会转型所形成的发展机遇和增长空间，解决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转换成本并化解风险，避免出现大的起伏，向既定的发展目标迈进。
三、发展前景和条件
（一）经济增长前景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十五”和“十一五”时期为第一阶段，后10年为第二阶段。“十一五”时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要保持“十五”经济较快增长的态势，拉长新一轮经济增长上升周期，继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调整利益关系，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后1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今后15年我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出现周期性变化，增速会出现起伏，而且仍将呈现“前高后低”特征，“十一五”时期增速较快，后10年增速相对减缓。预期“十一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8％，后10年年均增长7.2％，以2000年当年价作为可比价，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接近19万亿元，2020年超过38万亿元。按照2000年汇率折算，2010年接近2.3万亿美元，2020年接近4.6万亿美元。预计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总数分别为13.5亿人和14.3亿人，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700美元，与目前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920美元大体相当，2020年超过3200美元，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个方案略高于实现“翻两番”所需要的年均7.2％的增速，又是从各方面条件看最有可能的方案。届时将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国人民过上更加殷实的生活。
（二）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有利条件
1、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开始显现，回旋余地增大
经过2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我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大，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65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2.4％提升到4％， 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规模经济体之一。加上我国有13亿人口，其中城市人口超过5亿，如此多的人口处于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型之中，所拥有的市场容量是任何一个后起国家无法比拟的。这种大规模经济体的潜在优势：一是市场的回旋余地大，城市和东部地区市场已经饱和的商品，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依然有较强的生命力，这就使产品和企业的生命周期可以大大拉长；二是规避和抗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强，有利于减缓国际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三是依托国内市场就能培育起世界级规模的大企业，使得大企业成长初期夭折的可能性大大减小；四是能够有效增强市场竞争性，单个企业很难独占和垄断整个市场。这些优势，不仅是我国继续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而且将随着经济规模的继续扩大进一步显现出来。
2、将长时期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为高速增长提供了良好条件
我国是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不仅现有就业总人数超过7亿人， 而且农村还有1.6亿剩余劳动力， 这就使得我们在较长时期内能够保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由于我国基础教育普及率较高，高等教育发展迅猛，各个层面的劳动力资源供给都十分充分，因而具有较强的成本竞争优势。近年来，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价格呈现上升趋势，但欠发达地区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提供了广阔空间，可以避免一些后起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劳动力价格迅速上升而使高速增长中断的状况。虽然劳动力总量过大，给充分就业带来了巨大压力，劳动力素质不高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但这也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留下了空间。随着人口再生产方式的加快转型，在2020年之前，我国还将出现一段抚养系数降低的时期，使生产积累能够更多地用于再投资。
3、资本等要素供给比较充分，可以保障高速增长对资金的需求
我国目前社会总储蓄高于40％，今后一个时期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和消费率的提高，储蓄率会有所降低，但仍将保持30％—40％的高水平。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将为储蓄转化为投资开辟畅通渠道，在不断提高投资效率的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资本供给相对比较充足。我国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人力资本供给条件和产业配套能力，可以继续保持对外资的吸引力，但投资的80％以上仍将来源于国内储蓄，这就既能继续有效利用整合国际优势资源，又不会形成对国际资本的过度依赖。
4、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备，可以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支撑条件
我国2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形成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既有“规模化、集中化、标准化”的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以及“智能化、柔性化、集成化”的高技术密集的生产方式，又有大量的传统生产方式；既有微电子、现代生物、航天、核工业等高技术产业部门，又有石化、钢铁、有色金属、汽车、机器制造，电力和交通运输等现代工业部门，以及金融、保险、贸易等现代服务业部门，在高、中、低多种技术层次形成的完备产业体系，将构成越来越强的技术组合和集成优势。经过“九五”后期以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国债投资大规模向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我国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可以说，我国现有的物质技术基础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雄厚，可以为经济继续较快发展提供较强的支撑条件。
5、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加快，可以为经济发展拓展新的空间
一是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满足“大众消费”的住宅、汽车、电信等新兴产业部门及其钢铁、建材、有色、机械等关联产业部门将继续高速增长，并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消费时序上前后接替而拉长这些产业成长周期，还将带动教育、文化、旅游、卫生保健等服务业部门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拓展新的空间。二是城市化加速，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和向市民生活方式转变形成的消费需求，以及城市扩张形成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需求，将成为经济较快增长的重要动力。三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发展水平和时序上的差异，可以利用这种地区差异性，继续实施各有侧重的区域发展战略，用空间换时间，实行产业在地区之间的梯次转移，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各地区动态比较优势，换来经济较快增长的空间。
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可以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党的十六大明确了到2020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今后一时期将向着既定目标稳步推进。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使国有经济集中到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行业和领域并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可以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进一步放宽电信、电力、金融、城市公用事业、铁路、航空、邮政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在非自然垄断领域维持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可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的有效性；推进投资、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减少政府控制和通过行政手段分配的资源，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可以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总之，深化改革和完善体制，可以激发经济活力，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进一步带动经济较快增长。
7、利用外部优势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能力增强，可以缓解国内某些资源和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对经济快速增长的约束
通过20多年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不断学习，我们逐步具备了全球化条件下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我们的经济体制、管理水平和各种策略手段更加适应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的需要，这都有利于满足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对外部资源迅速增长的需求，缓解国内某些资源和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对经济快速增长的约束。
8、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的有利条件较多
我国26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获得了国内外广泛认同，广大人民群众从中得到的实惠和分享的成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特别是随着中等收入者不断扩大，社会结构更趋稳定。因而，与一些处于工业化和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国家相比，我国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的有利条件更多，能力更强，这将为我国继续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
（三）面临的突出矛盾和关键制约因素
1、要素供给不适应经济较快增长的需要，人力资本和技术供给不足的矛盾更加尖锐
在高速增长26年以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原先支撑经济较快增长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等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传统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趋于下降，国内市场趋于饱和。这个时期，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出现递减，而包括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边际贡献率明显上升。由于我们过去在战略上对人力资源开发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重视不够，以致人力资源开发及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方面明显滞后于经济高速增长，今后一个时期，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本条件和自主技术供给能力将成为经济较快增长的制约因素。
2、结构调整面临的矛盾更加突出
近年来，在市场需求驱动下，我国结构调整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了以往各个时期。但是结构转换中面临的矛盾也更加突出：一是随着总体产业技术水平提高，越来越难以继续依靠引进技术来支撑新兴产业的发展，国内自主技术储备不足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矛盾暴露无遗，如果不从根本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未来一个时期技术供给将难以跟上产业技术升级加快的需要，很可能将面临技术供给的“瓶颈”制约。二是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需要进行大规模融资和发展委托代理关系，但缺乏社会化融资体系所需要的产权保护制度和信用体系。三是结构升级往往伴随着企业兼并、破产和重组，容易引发企业资金链的断裂，金融风险也将加大。
3、能源、资源供需矛盾和约束更趋强化，可持续发展压力加大
过去较长一个时期，我国主要依靠国内能源、资源的供给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但是随着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居民生活方式改变，特别是重工业部门加快发展，近年来能源、资源消耗迅猛增长，供需缺口越来越大，对国外的依存度不断攀高。在全球能源、资源供给偏紧和价格趋升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面对价格波动带来的成本增加和商业风险，还可能增加潜在的政治和安全风险。作为一个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我国能源、资源消耗较快增长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由此产生的环境排放和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也将不断增加。
4、利益纠纷和摩擦增加，社会矛盾更趋突出
经济增长由数量扩张主导向提高质量和效率主导转换，在农业剩余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尚未完成之时，工业部门就加快结构升级，重工业部门发展加快，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机器排挤替代劳动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我国劳动力总量过大和就业不充分的问题将更加突出。新兴产业部门拥有更高收入增长弹性和市场需求，因而收入水平更高，而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因为不具备这些现代化部门所需要的素质和技能，滞留在传统产业部门，使得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扩大。社会利益主体出现多元化不同群体分享的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有所差异，而为不同群体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协调不同群体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机制尚未形成，利益纠纷和摩擦增加。在物质生活改善后，人民对行使民主权利、保护自身权益和参政议政的要求更高。这些问题处理不当都会使潜在的矛盾显性化，还会引发社会动荡和系统性风险。
5、人口和生产要素的空间集中度提高，协调城乡、地区发展的难度加大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人口和生产要素加快向要素收益率高的城市、都市圈和经济发达地区集聚，提高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度，同时将加剧城乡和地区不平衡发展。今后一个时期，如果不能解决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问题，形成“以工补农、以城促乡”的城乡互动发展机制，就可能出现农业的衰退和农村凋敝。同样，城市扩张过快和无序建设，也可能引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拥堵、“过密”和生态环境矛盾加剧等问题，形成新的“地荒”、“电荒”和“水荒”。在沿海开放地区搭上“全球化”快车而实现经济繁荣的同时，如何避免一些地区“塌陷”，形成利益补偿和共享机制。今后一个时期，协调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也可能明显加大。
6、经济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压力和外部风险加大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并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有可能进入一个基数较大后增速减速和贸易摩擦加剧的时期。同时随着国内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趋升和“国内市场国际化”形成相对充分的竞争格局，外商投资企业边际利润有可能趋降，外商投资规模在达到一个“临界值”后趋于稳定或下降。特别是随着金融、证券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资本流动性和市场投机因素也会增加。我国占世界经济份额增加和与其他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竞争对手在对我国进行牵制、压制和遏制上有可能会达成默契或形成“战略联盟”。由于我国抵御摩擦、分化遏制、抗衡风险的实力还不够强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有可能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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