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卜辞“”为“武”字考——兼论商汤名“{K21R477.jpg}”及其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卜辞论文,商汤论文,殷墟论文,及其相关论文,jpg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字的有关考释
殷墟卜辞中的字，作
、
、
诸形。学者过去对此字多有考释，但意见不一，归纳起来，有如下20种。
1.释“伐”。持此说的有罗振玉①、容庚②，徐中舒也主此说，认为是殷先公名③。
2.释“颇”、“
”。持此说的为叶玉森④。
3.释“
”。郭沫若释，认为该字假借为“滅”⑤。
4.释“蔑”。岛邦男释⑥，赤塚也有相同的释读，认为是“神名”⑦。
5.释“
”。郭沫若释，认为“此乃人名，乃殷之先公”⑧。屈万里也持同样的观点⑨。田倩君认为：“是持斧钺征服自然或抵御敌人的样子。……这鼻祖不仅是殷人的祖先，而且是人类的祖先。所以殷人俸之为神，为天帝”⑩。姚孝遂、肖丁认为：“为殷人
雨祁年的主要对象之一”(11)。贝塚茂树也有同样的释读(12)。
6.释“
”。唐兰首释，认为是“顑”字(13)。池田茂利持类似的看法，认为是“
”字(14)。
7.释“戛”。于省吾释，认为“戛有击训，戛、介、
字通”(15)。
8.释“
”。董作宾释，认为是“契”字(16)。
9.释“
”。高田中周首释，认为是“
之异文”(17)。鲁实先从之(18)，赞成者还有张秉权(19)、刘钊(20)。连劭名认为“”当指“蓐收”，是神名(21)。
10.释“
”。吴其昌释(22)。
11.释“袭”。董作宾首释(23)，金祥恒从之，认为是“契”(24)。
12.释“
”。饶宗颐释，其意为“击”(25)。
13.释“越”。卫聚贤释(26)。
14.释“舜”。白川静释(27)。
15.释“
”。方善柱释(28)。
16.释“夔”。白川静释(29)。
17.释“契”。白玉峥释(30)。
18.释“稷”。重松伊八郎释(31)。
19.释“”。贝塚茂树释，认为是“”的异体(32)。
20.释“武”。胡小石释，主要是推测，未作详细考证(33)。
对“”字的考释有如此之多，说明此字考释难度较大。上述考释，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根据字的字体做出的隶定与考释，如“伐”、“”、“蔑”、“”、“戛”、“”、“
”等；第二类则主要是根据该字在卜辞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作出的推测，如“袭”、“越”、“舜”、“契”、“稷”等。第二类考释脱离了字的字体，也就失去了考释的依据，自然不准确。第一类考释虽然考虑到字的字体，但分析不合理，因而绝大多数也不准确。“”字在卜辞中出现频率较高，且用法又有多种，是殷墟卜辞中的关键字之一，有认真考释的必要。有鉴于此，笔者作如下考证，以就正于学术界。
二、“”为“武舞”之“武”
(一)当隶定为“”
以往学者对该字的考释，虽然基本上都被否定，但有些学者的看法仍有可取之处。如叶玉森：“罗氏释伐，然卜辞伐字概作扬戈、持戈形，无作曳兵状者”(34)，指明该字右边是手持“倒兵”。又如于省吾先生指出，该字“当为殷先公或神名，未知所指”(35)。还有不少学者认为该字为殷先祖名，我们在《小屯南地甲骨·释文》中亦有同样的认识(36)。
甲骨文字考释的前提，是要对文字结构做出正确的分析。结构分析不准确，隶定不恰当，就会给考释带来困难。字的结构是由两部分组成：左边是一完整的人形(从页、止)；右边则是一倒持的兵器(戈、钺之类)。左边的人形，过去学者多隶定为“
”、“”，这样的隶定不准确。严格说来，应隶定为“
”，因为该足(止)并不向下；右边的“倒兵”，从形状看，似属“戈”类。据此，该字当隶定为“”。
(二)“”应是“武舞”之“武”
“”字的结构有三部分：页、止、戈。文字的发展一般是由繁而简。按此规律，该字左边的“人形”应省去“页”而只留下“止”，则此字就成为从“止”、从“戈”，由这两部分构成的应是“武”字。《说文》：“
，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夫止戈为武’”。《说文》中的篆体“武”作“”，正是从“止”、从“戈”。“武”字本应作“
”，因有“止戈为武”之说，所以将“戈”下一撇移至左上，成为现在的“武”字。殷墟卜辞中有“武”字，字形作
(《合集》456)(37)，正是“从戈从止”，与《说文》中的小篆体完全一样。因此，“”应是“武”的繁体，或称“武”的初文。
“”为何意？若按《说文》“止戈为武”的解释，则卜辞中的“”不好理解。于省吾先生说：“按：止戈为武之说，后来学者多无异义。惟俞樾《儿占录》云：‘在仓颉造字时，则但以为足止字，而无此展转相生之意也，乃谓武字从止为取止戈之意，其得其本意哉。然则武字本意谓何，曰武舞同字，武即舞字也。’按：俞氏不从止戈之训，至具卓识。惟谓武即舞，以借字为本字误矣！”(38)。于先生的看法，前面一部分是非常对的，后面一部分则值得商榷。“武”虽不是“舞”字，但“武”与“舞”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殷周时代，君主在祭祀天地、祖先和举行重大朝贺仪式时，往往伴有舞蹈。舞蹈分文舞和武舞两大类。阮元《揅经室集》卷一《释颂》云：“仲尼燕居，子曰：大飨有四焉，下管像武，夏籥序兴。像武武舞，用干戚也；夏籥文舞，用羽籥也”。《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禓而舞大夏”。可见，文舞和武舞是不一样的：文舞的舞者多是左手执籥(状如排箫的乐器)，右手秉翟(用野鸡尾装饰的羽具)；武舞的舞者多是手持朱干(盾)、玉戚等兵器。
关于文舞，我认为“夏”字就是文舞的象形(39)。“夏”字篆文作“
”，墙盘中“夏”字作“
”。戴侗《六书故》卷八“夏”字云：“白氏曰：夏舞也，臼像舞者手容，
像舞者足容也”。根据“夏，舞也”的定义，和“夏籥文舞，用羽籥也”的记述，这种舞姿在周代已十分常见。《诗·邶风·简兮》：“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而墙盘中的“夏”字，恰恰是这种“文舞”的象形：人上身披有羽饰的衣服，左下“
”可能是野鸡的尾饰，右下“
”可能是排箫。因此，该字与“夏，舞也”之意完全吻合。
关于“”为“武舞”则不可不详辨。甲骨文“”作。左边是人形(头部可能戴有猴头面具)，右边则手持一倒戈(或其他兵器)。该兵器兵锋向后、向下是其重要特征，这不是正常的战斗状态，也不是正常的操练状态。这种兵锋向后和向下，只有持兵者在舞蹈状态下才会出现。正是“武舞”的象形。至于“武舞”时手中用何种兵器，殷周时代不会完全相同。因此，将“”释为“武”，与“武舞”之意完全吻合。“”为“武舞”之“武”，表述的是一种舞蹈状态。清人俞樾云：“武舞古同字，武即舞字”。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东向伐纣(40)，盟军中有巴、蜀之师。巴师勇锐，《华阳国志·巴志》对此有记载。学者们在引用这段文献时，我曾见到过两种不同的断句法，今引述如下：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41)。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42)。
上述两种断句法分歧的关键，在于“殷人”的前后分属。而分句的不同，则会对“前徒倒戈”一词有完全不同的认识。按照第一种断句，“前徒倒戈”者是巴师。“倒戈”是一种舞蹈时的姿势，即戈锋向下和向后。巴师前徒倒戈，是巴师在进军过程中士气高昂，一路歌舞。故世称之：“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整个句子，前后融为一体。若按第二种断句，“前徒倒戈”者是殷人，即“殷人前徒倒戈”。从表面上好似符合情理：“倒戈”理解为“起义”，因此，殷军败北，周武王伐纣取得了胜利。但仔细审视却不可：一是“歌舞以凌”的“凌”是动词，而“凌”之后没有宾语，与语法结构不合；二是殷军前徒起义，应是“前徒反戈”，而不是“前徒倒戈”，因为“倒戈”是一种舞蹈状态，殷军前徒无论如何是不会有这种状态的；三是该段内容说的是周朝联军东向伐纣“前歌后舞”的情形，中间与殷人是何种状态无关；四是这段话是一个整体，若硬要理解为“殷人前徒倒戈”，则与结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不合。由此可以推断：第一种断句法是正确的。《华阳国志·巴志》的这段记载，为“武”是“武舞”、“武舞”为“倒戈”提供了很好的证据。
“武舞”又称“大武”。《礼记·祭统》：“朱干玉戚，以舞大舞，八佾以舞大夏”。《诗经·周颂·武》：“奏大舞也”。注：“大武，周公作乐所为武也”。《周礼·春官·宗伯下》“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可见，大武是殷周时代最重要的一种舞乐。
1994年10月，湖南长沙市公安机关收缴到1件周代青铜兵器，该兵器作“戈”状，内部上端铸一牛首形图案，中间有一“心”形穿孔，穿孔两侧有铭文“大武”二字。全长21.7、援长13.5、内长8.2、宽5～6厘米(43)(图一)。该兵器自铭“大武”，说明它是周代祭祀先祖时使用的礼器，而非实用兵器。
1960年5月，湖北荆门市漳河车桥发现1件类似的“大武”青铜兵器，该兵器内穿两侧有铭文四字，全长22、内长8.3、宽5～6.8厘米。王毓彤同志将该兵器定名为“戈”，铭文释为“兵關大武”，并将其时代定在西周晚至春秋早期(44)。此“戈”在学术界引起热烈讨论：俞伟超先生释为“大武閧兵”，并认为是战国巴人之物(45)；马承源先生释为“大武関兵”，认为是战国前期楚人之物(46)。从兵器形制和铭文字体判断，马承源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
根据文献，这2件“大武”青铜兵器实应定名为“戚”。它们的发现，为“”释为“武舞”之“武”，提供了很好的证据。
三、“”是殷人先祖“汤”
“”在殷墟卜辞中作人名时，经常是祭祀和祈雨年的对象。现略举如下：
其年，
，有大雨？《合集》28252
壬辰卜：其年于，燎侑羌？兹用。《合集》32117
其雨于，燎九
？《合集》33001
癸未贞：禾于？《合集》33274
于来甲辰？《合集》34178
乙巳贞：禾于，三玄牛？《合集》33276
上述卜辞可以看出，“”是一位重要先祖，被奉为“神”，是祈雨、年的对象，祭祀中用“九”、“三玄牛”，可见其地位很高。“”又有单独的宗庙，卜辞中有记载：
辛酉卜，宾贞：燎于，牛？二月。《合集》14380
乙卯卜：不雨，宗，燎率？吉。《合集》30299
于宗，有雨。《合集》30298
贞：王其于右宗，有大雨？《合集》30319
癸巳卜：往以雨？《合集》34182
《合集》30299、《合集》30298中明言“宗”。“宗”即“武宗”。《合集》30319“王其于右宗”，表明“宗”属于“右宗”。殷时方位，以右为大，“宗”属于“右宗”，说明“”的地位在一般先祖之上。《合集》14380的“燎于”即“燎于宗”。《合集》34182的“往”即“往于宗”。
“”是殷人先祖，不少学者有此认识。但究竟是哪一位先祖，一直未能确指，“契”、“舜”之说均属推测。之所以不能确认是哪一位先祖，是因为对该字的隶定不准确，将该字隶定为“”，即“武”后，便可以讨论是哪一位先祖了。
殷的先祖中，名“武”者为商汤。商汤有七名，“武”是其中之一。商汤名“武”有文献和卜辞等两方面的证据。
《史记·殷本纪》记载：“於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诗经·商颂·长发》：“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毛传：武王，汤也。“有虔秉钺”，应是对“”字的绝妙注解。《诗经·商颂·玄鸟》：“古帝命武汤，征域彼四方”。疏：“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汤，使之长有邦域为政天下，方命其君，谓遍告诸侯也”。
殷墟卜辞中，汤被称为“唐”(
)，这是学者们熟悉的，其例甚多，此不备举。但殷墟卜辞中还有“武唐”之称，举例如下：
□卜，出：今日
武唐？允。《合集》26770
武唐用，王受有侑。《合集》27151
上述卜辞中，《合集》26770为出组卜辞，《合集》27151为康丁卜辞。过去学者对“武唐”之称未注意，有的甚至误释为“武庚”。方述鑫先生认为应释为“武唐”，并认为“武唐”即“成汤”(47)。1977年，陕西歧山县凤雏出土的西周甲骨文中，“成汤”就写作“成唐”。汤既称“成汤”，也单称“成”。与此相类似，汤既可称“武唐”，也可单称“武”。这在卜辞中也有证据：
侑岁于武。《合集》22075
该卜辞属于“午组”卜辞。“侑岁于武”就是“侑岁于武唐”，亦即“侑岁于汤”。过去不明白“武”的含义，如今知道“武”即是“汤”，便明白其中的意义所在了。
四、释“
方”诸类
“”在卜辞中又作动词用，置于方国之前：
□卜，争贞：呼方？《合集》6300
贞：呼方？《合集》6301
丙子卜，古贞：呼？不
。贞：勿呼方？不。《合集》6303
贞：呼王
？《合集》4932
呼
？《合集》6556
上述卜辞中的“”字，学者虽然有不同的隶定，但均认为该字与战争有关，有“击”、“伐”之意。今笔者释为“武”，其意又如何呢？“”为“武舞”之“武”，此乃繁体“武”，简体“武”作“”，从止、从戈，像挥戈前进，有征伐之意。《春秋·元命苞》：“武者，伐也”。《尚书·皋陶谟》：“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注：“广谓所覆者大，运谓所及者远。圣无所不通，神妙无方，文经天地，武定祸乱”。此“武”就有“平定祸乱”之意。《尚书·泰誓》：“今朕必往，我武必扬，侵之于疆”。注：“扬，举也”。言我举武事侵入纣郊疆伐之。此“武”是指周武王讨伐殷纣。《周书·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偃武”就是不再用兵打仗了。《尚书·禹贡》：“二百里奋武卫”。注：“奋武卫天子所以安”。“武”是国家存在的基石，一旦出现外敌入侵和内部骚乱，国家就要运用武力进行征伐和平定，这就是“武”德功能。以此意解释上述卜辞，则豁然贯通：《合集》6300、6301、6303三辞中的“方”就是“征伐方”。“方”是殷武丁时的重要敌国之一，两国经常发生战争。《合集》4932辞“呼王”，就是“命令王去进行征伐”，具体征伐对象卜辞未明言。《合集》6556辞“呼”，就是“命令对进行征伐”。
五、释“方”
殷墟卜辞中有“方”，见于《甲编》1851+1856，这原是两片，后在整理过程中被缀合，现引征如下：
马方哉？《合集》27962(图二)。
屈万里先生认为：“方，当是方国名。此乃仅见之例。本片如不经缀合，则世人将不知殷时尚有此国也”(48)。屈万里先生所言极是，他所释的“方”就是本文的“方”。由于该片仍有残缺，故可能对是否是“方”产生怀疑。为此，笔者查阅类似辞例，以资佐证：
其惟壬有祟，呼告方
？《合集》6075正
贞：伐方？《合集》6282
癸丑卜，争贞：方弗？《合集》6341
癸丑卜，
贞：方其？《合集》6342
乙未卜，贞：王
三千人，呼伐
方？《合集》6640
上面五辞，“”之前均是方国名。“”有“骚扰”之意。“方”即方骚扰边境。“伐方”，即讨伐方的骚扰，故前的地名为方国名无疑。“方”在“”之前，与“方”、“方”完全相同，故“方”必为方国。“方”即“武方”，“武”为国名，这在卜辞中亦有记载：
乙未卜，宾贞：以武刍？《合集》456正
贞：在
田，武其来告。《合集》1098正
上引卜辞中，《合集》456正中的“武”为国名，《合集》1098正中的“武”是人名。甲骨卜辞中，人名、国名常常一致。“以武刍”就是进献武国的放牧奴隶。这样的辞例，卜辞中有很多：
甲辰卜，亘贞：今三月光呼来？王占曰：其呼来。迄至惟乙旬又二日，乙卯允有来自光，以羌刍五十。小告。《合集》94正
贞：
率以
刍？《合集》95正
庚午卜，宾贞：
以
刍？二告。《合集》96
贞：侯以骨刍？允以。《合集》98正
上述四辞中的“羌刍”、“刍”、“刍”、“骨刍”均是此四国的放牧奴隶，他们被押送到殷都，其前途和命运有两种：一种是继续被奴役，从事放牧或其他苦役；另一种是成为祭祀中的牺牲。还有一件卜辞：
来刍陟于西示。《合集》102
“西示”是殷宗庙之所，“来刍陟于西示”，是准备将这些押送来的放牧奴隶作牺牲之用。如同“羌刍”是“羌方之刍”，“武刍”就是“武方之刍”。《合集》1098正的“武其来告”就是武方首领来告。
“方”(武方)是何方国，史籍中缺乏记载。但“武”、“舞”、“無”三字相通，这在史籍中有不少证据，现举例如下。
《说文》：“舞，乐也。用足相背，从舛，無声”。“舞”，甲骨文作“
”，亦为人舞蹈之形。殷人祈雨，常常以舞祭，卜辞中可以找到例证：
乙巳卜，宾贞：舞河？《合集》14603
勿舞河，亡其雨？《合集》14604
《尔雅·释训》：“舞，号雩也”。郭璞注：“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请雨”。《说文》：“雩，夏祭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于声”。
“”与“舞”有共同之处：都是人舞蹈之形。不同之处是：“”是武舞，多在祭祀先祖和朝贺时使用；“舞”是一般的舞蹈，是祈雨时用的。由于二者都是舞蹈，故意义相似，发音相同。“”(武)与“舞”的上古音均属于明母鱼部字，可通假。《左传·庄公十年》有“蔡侯献舞”，《谷梁传》作“武”，《战国策·燕策三》作“秦武阳”，《史记·刺客列传》作“秦舞阳”，《吕氏春秋·大乐》“狂者非不武也”，《群书治要》引“武”作“舞”。凡此种种，均是“武”、“舞”相通之证。清人俞樾云：“武、舞古同字，武即舞也”。
“武”、“舞”又与“無”通。“無”，上古音亦是明母鱼部字。《礼记·礼器》：“周坐尸，诏侑四方”。郑玄注：“武当为無声之误也”。《通典·礼八》引“武”作“舞”。《周礼·地官·卿大夫》：“五曰兴舞”，郑注：“故书舞为無，杜子春無读为舞”。
由以上论证可知，武、舞、無三字在上古时不仅意义相似，而且发音相同，故可通假。以此推求之，卜辞中的“方”(武方)，很可能在文献中被称作“舞方”或“無方”。古代有“鄦”地。《说文·鄦》：“炎帝太岳之胤，甫侯所封，在颍川。从邑無声，读若许”。周代文献中，“许国”之“许”均从“無”作“鄦”或“
”。《左传·成公五年》：“许灵公愬郑佰于楚”。《史记·郑世家》“许”作“鄦”。《左传·僖公元年》有“许僖公”。《史记·郑世家》“许”作“鄦”。周代金文中，“许”则从
(实为舞，隶作無)。蔡大师鼎作
，
姬鼎作
，鄦子盙作。1985年，辽宁赤峰宁城县小黑石沟村发现一座石椁墓，其中出土了1件许国铜器，其铭文为“(许)季姜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1967年，陕西长安县沣西马王村发现一座西周窖藏，其中有1件许国铜器，铭文为“(许)男作成姜
女媵
鼒，子子孙孙永宝用”。二器中的“许”均“从無，从皿”。鄦、许古今字。由此推求，“方”在古代可能称“鄦方”、“舞方”或“许方”。
周代的许国主要在今天的河南许昌、南阳一带。“许昌”之南有“舞阳”。“舞阳”是古地名，战国时属魏国舞阳邑，秦置县。古舞阳，因位于潕水之北而得名，水北为阳，故称“舞阳”(49)。“舞阳”在今河南漯河市西郊，洪河上游北岸。距舞阳不远，洪河之南有一地名“武功”。“武”、“舞”相通，“武功”亦可称“舞功”。许国、舞阳、舞水、武功这些地名集中在此地绝非偶然，说明此地与殷时“方”有某种必然联系。这些地名的来源，均应源于古之舞水。因此，舞水一带应是殷代的“方”。
注释：
①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中)》(增订本)第68页下，东方学会石印本，1927年。
②容庚：《殷契卜辞考释》第17页，哈佛燕京学社石印本，1933年。
③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
④a.叶玉森：《释“颇”》，见《殷契钩沈》，《学衡》第24期，1923年；又见上海中华书局影印本，1929年。
b.叶玉森：《释“”》，见《殷墟书契前编集释》第六卷第19页上，上海大东书局石印本，1933年；又见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本，1968年。
⑤郭沫若：《卜辞通纂》第107页下，日本东京文求堂石印本，1933年；又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篇》第二卷，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⑥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第1篇第2章，日本弘前大学出版社，1958年；又见日本东京汲古书院影印本，1975年。
⑦赤塚：《殷代にぉけろ祈年の祭祀形态の复元》(上)，《甲骨学》第9号，1961年。
⑧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第6页上，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石印本，1937年；又见科学出版社影印本，1965年。
⑨屈万里：《殷墟文字甲编考释》第562片，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1年。
⑩田倩君：《释夔》，《中国文字》第18册，1965年。
(11)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第9页，中华书局，1985年。
(12)贝塚茂树、伊藤道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本文篇》，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0年。
(13)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第52页，北京辅仁大学影印本，1939年。
(14)池田末利：《俳优起源考》，《支那学研究》第13号，1955年。
(15)于省吾：《双剑
殷契骈枝》第26页，石印本，1940年；又见《甲骨文字释林·释戛》，中华书局，1979年。
(16)董作宾：《五十年来考订殷代世系的检讨》，《学术季刊》第1卷第3期，1953年；又见《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3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
(17)高田忠周：《古籀篇》卷二十六第30页及卷五十四第40页，说文楼藏版，1919年；又见日本东京古籀篇刊行会木刻本，1925年。
(18)鲁实先：《殷契新诠》(之四)《释》，《幼狮学志》第1卷第2期，1962年。
(19)张秉权：《甲骨文中所见人地同名考》，见《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下)，台北清华学报社，1967年。
(20)刘钊：《卜辞所见殷代的军事活动》，《古文字研究》第16辑第81页，中华书局，1989年。
(21)连劭名：《甲骨刻辞丛考》，《古文字研究》第18辑第74页，中华书局，1992年。
(22)吴其昌：《释》，《燕京学报》第14卷第6～7页，1933年。
(23)董作宾、金祥恒：《本系所藏甲骨文字——台湾大学所藏甲骨文字之二》，《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17、18期，1961年。
(24)金祥恒：《卜辞所见殷商宗庙及殷祭考》(上)，《大陆杂志》第20卷第8期，1960年。
(25)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第528页，香港大学出版社，1956年。
(26)卫聚贤：《吴越释名》，《说文月刊》第1卷第8期，1939年。
(27)白川静：《殷的神话》，《说林》第4辑，1949年。
(28)方善柱：《昆仑天山与太阳神“舜”》，《大陆杂志》第49卷第4期，1974年。
(29)白川静：《汉字の世界》，日本东京平凡社，1976年。
(30)白玉峥：《殷契粹编识小录》(上)，《中国文字》新8期，1983年。
(31)重松伊八郎：《殷文杂记》(一)，《东洋文化》复刊第12号，1966年。
(32)贝塚茂树：《神の诞生》，见《贝塚茂树著作集》第5卷，日本东京中央公论社，1963年。
(33)胡小石：《殷契杂记》，《江海学刊》1958年第2期。
(34)同④。
(35)同(15)。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一分册第839页，中华书局，1983年。
(37)《合集》指《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以下同。
(38)于省吾：《殷契骈枝》(三)，《古文杂识》第9页，石印本，1944年。
(39)曹定云：《古文“夏”字考》，《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
(40)曹定云：《从〈史记·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殷都学刊》2000年第4期。
(41)熊传新：《记湘西新发现的虎纽
于》，《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42)俞伟超：《“大武閧兵”铜戚与巴人的“大武”舞》，《考古》1963年第3期。
(43)傅天佑、郑家茂：《新发现的“大武”青铜戚》，《中国文物报》1994年12月25日第3版。
(44)王毓彤：《荆门出土的一件青铜戈》，《文物》1963年第1期。
(45)同(42)。
(46)马承源：《关于“大武戚”的铭文及图像》，《考古》1963年第10期。
(47)方述鑫：《甲骨文字考释两则》，《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
(48)屈万里：《殷墟文字甲编考释》第237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
(49)《大清一统志》卷210南阳府山川“舞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