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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比重发展趋势如何 怎样控制债务规模消灭赤字
适度从紧是否全面紧缩 下一步财税改革重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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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目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呈下滑趋势， 中央财政收入在分税制改革后虽有所上升，但仍未达到合理水平，财政界和经济界都十分关心“两个比重”的问题，您对“两个比重”的发展趋势如何估计？
陈共：大家关心“两个比重”的发展趋势，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两个比重”确实关系到财政工作的全局，也是关系到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两个重要比例问题。
先谈第一比重，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高还是低，理论界一向有不同看法。 在判断高与低时，通常是与外国进行比较，但在对比时应注意，我国这一比重的计算口径与国际口径不完全一致，主要是目前我国财政收入计算不完全，其中未包括企业亏损补贴和社会保障收入，此外，还有目前大家经常提到的各部门和地方掌握的各项基金和行政性收费，这种收入纯属于政府收入，应纳入国家预算，计入财政收入内。如果按现行口径同国外比较，得出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既低于发达国家， 又低于发展中国家的结论是正确的；而调整口径后，同发达国家比，这个比重可能仍是偏低的，但同发展中国家相比可能就不相上下。比如，印度1987年这个比重为20.5%，泰国1990年为21.3%，韩国1992年为18.5%。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勉强地与国外相比不一定说明什么问题，所以，现在值得关注的是我国这个比重的发展趋势。
自改革开放以来，按现行口径计算，我国这个比重一直是下滑趋势，1978年为31.2%，1994年下降为11.8%，16年间下降了19.4个百分点。为什么会不断下滑呢？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带有必然性。我国过去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应的财政体制是统收统支体制，所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高。改革开放后， 我们开始实行以放权让利为宗旨的改革，这样，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值得议论的是16年间下降了19.4个百分点是否过急过快了一点。
从各国经济发展过程来看，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的发展趋势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史来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逐步提高的趋势， 而达到一定阶段则相对稳定。根据这样一个规律性来判断，我国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连续下降是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现象，但我认为下降的速度和幅度有些过度。当前的方针首先应当是制止这种下滑趋势，并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进展逐步有所回升。在上面谈到财政收入增长趋势时，我提出财政收入与GDP同步增长的目标，就是以此规律为依据的。按1994 年情况来计算，当年这一比重为11.8%，1993年为12.7%， 为了防止下滑应提高0.9个百分点，也就是多增加财政收入400多亿。当然， 实现这目标有难度，但作出规划，逐步实现也不是不可能的，起码作为“九五”的目标争取实现。
再谈第二个比重，即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
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前，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同样表现为逐年下降的趋势。这是实行财政包干体制的必然结果。财政包干体制的主要特点是在总额分成的基础上实行“边际增量分成”，地方财政可以从增收或超收中多留，即增量的大头归地方。按照1987年—1992年的平均数计算，平均每年财政收入增量的74%归地方。所以，这种体制鼓励了地方财政增收，但同时却削弱了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
应当指出，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0%，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综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无论是侧重集权的国家还是侧重分权的国家，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起码占50%以上。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是关系国家统一稳定和顺利贯彻中央各项政策的重大问题， 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过低的分配格局必须改变。 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目的之一便是要提高这个比重。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已达55%，虽已大大提高了，但未达到60%的预期合理水平。但由于分税制改革遵循温和、渐进式的方针，中央主要从增量上多得一点以逐步提高中央收入的比重，那么，改革后的第一年能达到55%，我认为是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根据1994年分税制改革方案，要做到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并最终达到预期目标必须做到两点：一是中央从增量中集中的收入要达到50%以上，这样才能保证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但从步骤上来说，不宜操之过急，否则可能会挫伤地方财政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二是中央集中的增量主要是“两税”的增量，所以必须保证两税的稳步快速增长。但从目前的报道来看，1995年“两税”的增收情况不容乐观。截止10月底，两税只完成年度计划的77.4%，大约慢于时间进度的6个百分点，主要是欠税过度。10月末欠税达230亿，其中80%是“两税”的欠税。如果年底不能完成两税的年度计划，势必要造成今年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这就要求地方政府从全局出发，充分认识分税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对中央税和共享税给予大力支持，与国税局协手，推进两税的稳定快速增长。
记者：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已成为各界关注的问题，“九五”期间要基本消灭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您对此有何看法？
陈共：消灭财政赤字和控制债务规模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可以这样理解：基本消灭赤字就是控制债务规模，控制债务规模也即消灭财政赤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几乎是连年赤字，且赤字不断扩大，1994年赤字为668亿元，比赤字最低的1981年多出632亿。与此同时，债务规模也急剧扩大。从1995年预算来看，发行内债1527亿元，占当年GDP （实际数）的2.6%，债务负担率并不算太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即从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所显示的国债依存度来看则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995年预算的债务收入相当于中央财政总支出的33.8%。所以，从债务负担率看我国国债发行仍有较大潜力，但从国债依存度来看，我国国债发行相当严峻，这正是当前财政困难的核心所在，也是提出控制债务规模的关键原因。如不加以有效控制，有可能使财政运行陷于困难，最终要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
按现行计算口径：赤字＝当年内债发行数－当年债务还本付息数，1995年为667亿元。到2000年要基本消灭赤字必须每年平均减少100个亿。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主要措施是增收节支、开源节流并举。增加收入主要途径是进一步完善税制、适当调整有关税率、扩大税基、合理开征新税种、控制减免和加强征管。当前加强征管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所谓加强征管即按照税法把应该征收的税全部征收上来，而不是另外增加企业和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主要是打击偷、漏、骗税行为，减少税收流失。节支的途径主要是控制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我国财政支出多年来呈刚性增长趋势，近16年间年均增长11.5%，而支出结构最明显的变化是生产性支出比重明显下降，非生产性支出比重上升，其中行政管理费用增长最快，比重上升最大。因而今后一定要严格执行“保证重点、压缩一般”的支出原则，对某些支出，比如行政费用是否可以实行“零增长”政策；以保证农业科教的重点支出？由于管理不严，财政资金铺张浪费、使用效益不高的现象十分普遍，非生产性支出中集团消费严重，而生产性支出中超预算现象严重。
对于控制支出规模应有一个目标，即支出增长率应慢于收入增长率，1995年的预算开了个好头，支出增长为9.3%，低于收入增长幅度。 只要实现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同步， 财政支出增长幅度低于财政支出增长幅度的目标，那么就完全可以实现控制债务规模、基本消灭赤字的目标。
记者：中央决定今年仍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如何理解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否是全面紧缩？
陈共：1995年可以说是宏观调控成效显著的一年，通货膨胀得到了抑制，经济增长率为11.7%，趋近适度增长空间，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央决定今年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在财政政策上减少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努力增收节支；在货币政策上要控制货币信用总量，使货币发行量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意味1996年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任务仍是抑制通货膨胀，把仍然过高的通货膨胀率降下来。
1995年物价涨幅明显回落，预计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涨幅为14.8%，比上年回落了6.9个百分点，实现了预期的调控目标。固定生产投资， 预计全年完成1.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9%，增幅回落了12 个百分点，扣除投资品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工作量是增长11%，说明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但应该看到，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是不稳固的。物价涨幅的回落主要是靠压缩需求、行政限价、财政补贴和延缓出台调价措施取得的。如果今年全面放松，涨价风马上就会重新翻起。投资规模的调控同样不可忽视，因为我国目前还未形成足以抑制投资内在冲动的投资机制和管理机制，稍有放松，投资需求就可能出现大幅度的反弹。我认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符合当前实际的一种谨慎的、稳健的宏观政策。
我理解，适度从紧，并不意味着全面紧缩，而是有紧有松，紧中有松。或者说，是一种以紧为主、松紧搭配的政策。
1995年我国的社会总供求关系已处于需略大于供、基本平衡的状态。据报道1995年1—3季度总供求差率为－2.8%，居于基本正常范围， 说明总量矛盾已经明显缓解。但是，深层次的矛盾即结构性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也就是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协调，因而我们现在总供求的矛盾主要是表现为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一是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电讯等基础产业滞后，要加大这方面投入；二是产品结构不合理、工艺技术落后，货不对路、经济效益差，必须尽快调整转换。所以，加大结构性调整的力度既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宏观调控政策不应是一刀切、全面偏紧，而应该是有紧有松。对农业、基础产业、新兴产业要“松”，实行倾斜政策，加大投入；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无效益的产业和产品要“紧”。
对财政政策来说，同样也是有松有紧。“紧”，主要是减少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控制支出规模，强化预算管理，杜绝一切铺张浪费，在提高支出效益上下功夫；“松”，主要是尽可能地保证农业、科教和基础设施等重点的投入。
记者：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陈共：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经过一年的运行已取得初步成效，今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巩固94年的改革成果，并进一步调整、完善和深化改革。财税改革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税制，二是分税制。
在税制上需要调整、完善的改革亦是多方面，比如清理过度的优惠性税收政策，改革进口税收制度和出口退税制度，进一步改革所得税制度和流转税制度，建立相对完整的地方税体系，适时地开征社会保险税等。我认为当前要花大力气加强税收征管，加强法治。
分税制进一步改革的任务也很繁重，我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在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支出职责范围。这是实行分税制的前提条件。支出职责不清，相互交叉、相互干扰，很难实现有根据的科学的分税制。二是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目前的转移支付还未完全解脱“基数法”的窠臼，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当然，建立完全的转移支付制度的条件目前尚不成熟，第一步可以寻求一种过渡办法，解决当前分税制中突出矛盾。同时抓紧设计规范的方案，待时机成熟付诸实施。三是建立省以下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
以上谈到的任务，应分清轻重缓急，在“九五”期间内逐步完成，最终建立起基本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财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