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绿党及其“新政治学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绿党论文,新政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一场以市民为主体，以保护生态平衡、保障妇女正当权益、反对战争和核军备、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政治运动，这就是被西方政治家和学者称之为具有“十二级飓风”能量的“绿色政治运动”。伴随着绿色政治运动的勃兴而逐渐形成了为全世界所瞩目和关注的“绿党”。
绿党作为政党组织，无疑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但它更具有区别于其他类型政党组织的鲜明特征。
第一，从形式上看，西方各国绿党均把某种绿色植物如向日葵、橄榄叶等作为政党的标志。为何如此？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在绿党看来，绿色是和平、生命、生机和生态的象征。故而以绿色植物作为该党的标志，旨在宣称绿党是绿色政治运动的产物，它既在其中产生，又在其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二是绿党认为，为保证绿党的组织性质及其政治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独立性，很有必要从称谓上区别于其它政党，如“红党”或“黑党”，即绿党所指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左”翼组织和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右翼政治组织。[①]
第二，从内容上看，绿党的“个性”更富有特色和引人注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绿党把系统论和生态学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和指导绿色政治运动的行动指南；绿党在组织活动方式上实行“分散化的集中制”，而不是采取为世人所熟知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绝对自由制”或“官僚集中制”，也不是采取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绿党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是，通过“和平、非暴力、渐进的方式和手段来改造和消灭资本和一切国家”，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和任何暴力现象，人人平等友爱且人类与自然界充满和谐的、自治的社会共同生物体”。[②]
绿党能以崭新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并对西方各国政坛及国际政治生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国际背景的。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致使适宜人类生存的空间日益缩小，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日趋恶化，从而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感。第二，当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相互关联性，这就为人们更加深入地把握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强有力的和可靠的理论依据。第三，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并未解决，因而其政治、经济、文化及精神生活方式诸方面存在着的“痼疾”，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厌恶和反感，甚至是不满和愤恨。所以人们希冀用“新理论”、“新运动”来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历史的必然。第四，在一些国家里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世界范围内连绵不断的局部冲突和战争，特别是超级大国争霸全球而疯狂进行的核军备竞赛，使得人类处于暴力和核威胁的阴影之下。因此，反对战争和核武器、争取和维护世界的和平，已日益成为全世界人民所关注的问题。
二
“人们在一个成熟的工业消费社会中，精神和生命正濒于崩溃和毁灭的边缘”。[③]面对这个冷酷可怕的现实，有的人及时行乐，醉生梦死；也有的人消极厌世，意志衰败，陷于颓废悲观的泥沼中。而绿党却积极思考，寻求医治“灰色文明”社会病，拯救地球和整个人类的良药。绿党宣称，只有建立一种能代表人类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完整的新理论，才能延续地球的生命，把人类社会引向光明。而这种政治理论就是被某些学者认为“能代表全球希望”的“绿色政治学”。
绿色政治学由一系列“新政治学原则”构成，它包括生态学、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和分散化、非暴力以及精神观念等方面的内容。
（一）生态学。这是绿色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和“新政治学原则”的核心内容。生态学这个概念由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首先使用，其基本含义是指“研究生物体同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全部科学”。可见，生态学最初是对自然领域的分析和研究。只是到了本世纪60年代才发展成为“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科学知识体系”。[④]生态学的基本原则是，人类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必须用整体、系统、关联和平衡的思维方式及其手段来对待和处理自然和社会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
西方各国绿党的政治领袖和理论家们对生态学十分推崇和重视。如德国绿党的首要人物之一格里泽巴赫教授在她的名著《绿党的哲学》一书中就曾断言，“生态学是整个绿色政治学的可靠的、科学上正确的理论基础”，“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绿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依托绿色政治物质力量来改造现存的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基于此，绿党着重阐述了生态学原则的“网络系统思想”：在自然界中，每一种有机体都是一个整体和一个生命网络系统。从最小的细胞到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动植物以及人类社会都是如此。整个自然界就是一个由无数互相联系、不断发展的生命网络系统构成的生态系统。人们在周围环境中所看到的那些似乎是严格的结构，实际上都是基本过程和自然界连续不断的动态变化的表现形式。所有系统的特殊结构都是由它们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而产生的，当一个系统被分割为孤立的组成部分时，这个系统的特性就会遭受破坏，更大的系统的特性也会随之失衡或发生改变。人及其环境、人的生活也包含在生态的循环之中，而且社会结构与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一个由各种动态系统组成的复杂网络。
根据上述的认识和判断，绿党强调指出，人们必须分析和研究自然界中相互联系着的各种过程的特殊网络，尤其要充分分析和研究人类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群体的社会才会在其社会实践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自觉地依据整体、系统、关联、平衡和生态的观点和原则来作出理性的选择。
绿党强烈要求现行政府作出的决策都必须建立在网络系统思想基础之上，与此同时又反复告诫人们必须同生物圈和自然界保持一种“明智的”、“毕恭毕敬”的和谐关系，不能忽视或违背自然规律和生态学的普遍原则和要求，否则最终会导致地球的毁灭和人类的灭亡。
（二）社会责任感。绿党认为，社会责任感和生态学是完全一致的，因为绿色政治学不仅关心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而且更注目于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结合点。社会责任感的基本含义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并迫使资本家及其政治代理人作出政治、伦理上的保证。”
绿党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及其政府由于信奉不负责任的政治、经济、哲学理论，诸如“最大的民主和自由就是为生存而竞争”、“大量消费就可以导致经济繁荣和无限增长”、“宇宙是一个机械系统而人也是一种机器”等非生态的理论和观点，已给地球和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因此，绿党要动员绿色政治运动及其它社会力量，迫使政府作出的决策和行为符合生态学原则。如何实现社会责任感？绿党认为，第一，公共权力机构不仅要重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且要重视人类社会内部自身的稳定控制。第二，要消除剥削、暴力、贫困现象，特别要“真心诚意地关心工人阶级的生活并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必要的方便和条件”。
在绿党看来，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正义”和“平等”，也才能体现新政治学原则的生态观念和“和平精神”或“非暴力原则”。
（三）基层民主和分散化。基层民主是在70年代联邦德国市民运动中产生的，它受到了美国人权、女权、生态及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影响。基层民主和分散化的原则意味着：中央政权应把大量权力和管理工作分配给地方政权及基层组织，使之更多地实现分散化的直接民主，从而防止垄断资本对国家政权的独占和对社会公共生活的专断；在绿党的组织内部采取分散化的集中制，即“绿党强调一切领导机构都要由基层直接选举产生”，[⑤]这“有助于真正体现基层党员的意志，而不是党魁、党阀的意志”。[⑥]绿党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政党结构，即以不可分散的基层民主和分散化概念为基础的结构，它要求必须给予分散化的易于管理的基层单位以一种独立、自治的权力。
绿党认为，为了增强绿党的号召力和组织力及其独立性，应当不断以如下原则和措施健全和完善分散化的集中制，并对政党体制进行改革。这些原则和措施是：反对党内存在着的等级结构；反对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实行责任制、轮换制和罢免制以及党内职务的终身制；加强党内活动的透明度；确保基层一般党员行使参与、监督等基本政治权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使之真正成为绿色政治运动的骨干力量，并能在“代表市民利益方面起到喉舌作用”。[⑦]
（四）“非暴力”。这是“新政治学原则”中又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原则。绿色政治学主张，由于绿党是“既非左又非右”而是“朝着正前方”的政党组织，因而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与“红党”和“黑党”一刀两断。[⑧]为此，绿党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滥施的暴力行为（包括为攫取物质财富而对自然界实施的暴力行为），反对国家的结构性暴力；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论”。在绿党看来，暴力论只适合于摧毁旧秩序而不适用于建立新世界。
总之，新政治学原则的非暴力原则，反对一切形成的暴力行为和暴力理论。绿党提倡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改造资本主义制度，极力主张学校应对学生进行和平教育和生态观念的灌输，坚决反对世界范围内存在着的侵犯妇女、儿童和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暴力行径，坚决反对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及核军备竞赛。绿党希冀和主张人类社会的一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及卫生保障、福利设施都必须建立在生态网络思想和非暴力的原则基础之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又把“绿色政治党”称之为“和平政治学”，把绿色政治学的“新政治学原则”称之为“和平政治原则”。
（五）观念和精神。绿党认为，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社会里，还普遍存在着“家长制”式的观念与行为，因此新政治学提出，必须以“后家长制”式的观念取而代之。这条原则旨在强调说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民众与官员、穷人与富人、男人与女人、本民族与异族在人格上应完全平等。绿党的新政治学原则特别强调妇女在经济上保持独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这是妇女彻底“摆脱附属玩偶地位的基础”。同时，绿党告诫妇女，应当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积极投入到绿色政治运动中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自由的安全感，并使人格坚强、灵魂升化、生活充实。
新政治学原则所指精神概念的基本含义有两点：一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虽然拥有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精神文明却日渐衰败，因此，人们必须选择正确和健康的精神生活方式；二是有完整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能力的时代新人的标志，是人们能用系统、生态的观点去把握自己、人类社会以及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
这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的。但精神概念最重要的内容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绿党的政治领袖和理论家们反复指出，只有正确地认识了精神概念的深刻含义，人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与自由，而任何人、社会组织及国家、政府如果不懂得或忽视这个观点，则永远只能处于愚昧和鲁莽的境界。
三
对于绿党及其新政治学原则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并予以科学和客观的评价。
绿党关心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命运，其出发点和态度是正确和真诚的。可以说，保护生态平衡，反对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和核军备，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不仅是绿党的目标，而且更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绿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也较为全面和深刻，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历史命运，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绿党主张社会公平和正义，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性暴力，是正当的和值得欢迎的。
不仅如此，绿党提出的新政治学原则，也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它冲击了传统的价值观念。数百年来，支配着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传统价值观念一直认为，自然财富是无限的，而社会财富是有限的，人类只要不断征服自然界，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在这些观念支配下，各国政府片面追求经济的数量上的增长。其结果导致了过分强调硬技术、浪费性消费以及由于毫无节制地开发而使自然资源急剧萎缩，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失衡和人类生存条件的恶化，导致了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的相互冲突和社会有机体的紊乱。
与此相反，新政治学原则强调，经济活动是整个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是一个分支系统，它的发展本身取决于人们是否正确对待和处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因此，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都必须置于可控的条件之下和范围之内，否则就会破坏生态平衡，并毁坏经济自身。因此，在评价一种经济制度和活动是否有效和合理时，不仅要看它是否为大多数公众服务以及它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而且更重要的在于要考虑它所引起的社会效果和环境成本。可见绿党的生态价值观，猛烈地冲击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府长期所信奉的“生存就是竞争，消费就是增长”等传统价值观念，引起了政治思维领域的一场重大变革。
第二，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可资借鉴之处。众所周知，由于资本的贪婪和思维方式的偏差，以及随着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和消费活动的日新月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乃至生态系统的破坏，早就开始困扰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⑨]而我国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日益面临着生态环境危机的严峻挑战，开始尝到了由生态系统紊乱产生的苦果。有关统计材料表明，近几年我国的国民收入达到2000多亿元，而每年由生态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竟有900—1000亿之巨。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政府部门还没有把生态问题置于政治的战略地位加以考虑，一些“政府官员和公众在环境知识和观念上以及对环境控制的实际措施方面还处在二战以前的水平上。”[⑩]这种情况表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样面临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困惑”和“挑战”。社会主义制度不论自身怎样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和发展生产力，但如果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可以断言，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并赢得更大更高的效率和优势，只能是纸上谈兵。我们的现代化之船向21世纪乘风破浪前进的时候，如果不注意生态环境问题，不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难以充分发挥。因此，我们要从绿色政治学的新政治学原则中汲取合理的养份，为现代化建设及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在充分肯定绿党及其新政治学原则的积极性和进步意义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它的局限性。
第一，关于暴力。绿党对暴力的看法有很大的片面性。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采取“和平”的方式，只能是一种“例外”，而这种“例外”的可能性，也是以无产阶级的暴力为后盾作为基本条件的。因此绿党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民主社会主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思想在其头脑中的反映。需要指出的是，先进的阶级进行革命时总是要运用暴力来摧毁保守、落后、反动的旧秩序来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前进的，这是已为历史所证明的真理。
第二，关于国家消亡。绿党试图用“自治生物区”来取代国家，建立一统天下的大社会，这是“政治幼稚病”的具体表现。因为国家消亡只能由“政治国家”进入“非政治国家”，再由其进入无国家状态。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其“自行消亡”才能最终进入无国家社会。
第三，绿党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并把系统论和生态学作为“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虽然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具体结论需要“修正”，但不能由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至于生态学和系统论，尽管它们也是一种科学知识，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世界的成果，但把它说成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在是言过其实。系统论和社会生态学既不能说明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也不能说明社会的性质及人们在阶级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注释：
[①][②][③][⑤][⑦][⑧] 〔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57页、58、329、74、69、34页。
[④] 〔德〕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页。
[⑥] 刘然：“西方绿党评析”，《社会主义研究》1996年第2期，第40页。
[⑨]〔日〕大来佐武郎：《共存的条件》，中译本，中国环境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页。
[⑩] 中国科学报社编：《国情与决策》，北京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