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口迁移的新浪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新浪潮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常敏译）
近几年来，欧洲的移民潮和难民潮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自己的家园，他们离乡背井的起因或动机是各不相同的：国内战争、民族冲突、人权和经济问题、环境污染、自然灾害和人口爆炸等。据估计，目前每年大约有600万人离开自己的故乡，不得不踏上寻求和平、寻找工作和食物的艰辛历程。
最近，德国斯图加特国际问题研究所举行了一次题为“迁移：一体化—社会交往”的学术研讨会。会上，来自意大利、法国和匈牙利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些文化教育专家们都认为，在解决移民和难民问题上，采取宽恕和冷静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会议着重讨论了难民和劳动力的东西方迁移。
美国学者布·特蕾西回顾了当时德国人向美国移民的状况。他认为移民是一种资本，绝对不是没有吸引力的。德国人迁往美国的活动已经持续了几代人，最终使在美国定居的德国人与美国人实现了一体化。“德国移民从加入美国籍一直到成为日尔曼血统的美国人，走过了一条艰难而又漫长的道路”。18世纪中叶，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口的三分之一是来自德国并且还有许多德国人正在赴美途中时，美国人到处都在谈论着“德国问题”。本杰明·富兰克林1776年在回答一个朋友的提问时曾经说过：“为什么由英国人建立的宾夕法尼亚州会迅速变成外来德国人的殖民地，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会拥有这么多的德国人？他们反而能使我们日尔曼化，而我们却无法使他们英国化？德国人非常热爱自己的语言，用捐款的方式来促进英裔美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融合。但我认为这样代价太高，从长远看不会有什么结果。停止将德国人继续送入宾夕法尼亚州的建议才是个真正的好主意，已经在这里定居的德国人也会赞成这一点。”
特蕾西所提供的文件资料表明，仅在19世纪就有大约500万德国人流入美国。德国人在逐步适应美国生活的漫长岁月中首先是利用先期到达那里的德国朋友、商业和教会，并按照自己的风俗习惯建立了“小德国”。特蕾西指出，德国的人口迁移历史告诉我们：不要将移民区贬低为“犹太人居住点”，这些移民区是进入一个接受国社会的“跳板”，德国和其他移民一般都要到他们的第二代人才能熟悉并逐步进入接受国社会。今天，德国仍然是一个移民国家。自从1950年以来，大约有70万德国人迁往美国，这些移民经过很长时间才被承认他们丰富了美国的文化：德国的肉商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将“汉堡包”引入美国，而意大利人又使意大利面条成了德国人的主要食物。一个名叫列维·斯特劳思的德国巴伐利亚人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加利福尼亚的掘金者需要结实耐穿的裤子，列维因此而发明了今天已成为美国象征的牛仔裤。主张创立“多元文化社会”的前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秘书长H·盖思勒在其《气流—疾风暴雨时代中的政治家》一书中写道：“从1945年到1984年，在114位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或自然科学奖的美国人当中，有36人不是在美国出生的。据统计，1988年来自亚洲的年轻移民占美国人口的2%，但他们在哈佛大学注册入学的人数却占学校总人数的14%。”盖思勒的结论是：“今天，美国社会的这种年轻化能力和适应能力已经胜过传统的欧洲。在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中，人们常常忽略了大量的外国人，他们随着时光的流逝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虽然在近30年里有1600万外国人来到当时的联邦德国，但同时有1200万人又离开了那里。这个数字清楚地说明战后德国的人口迁移出现了特殊的情况。目前在德国大约有650万外国人，其中大多数是外籍工人或者是随迁家属，其中有些人在德国出生并长大，他们也许感到这里就是自己的家乡，他们说德语要比说土耳其语或意大利语更加流利，他们对于仇外和暴力也同样深恶痛绝。因此，近几年来在德国和欧洲其它国家对迁移概念的界限划定争论得十分激烈。”
眼下，新的民族迁移运动的幽灵在欧洲回荡。政治界和新闻媒介在苏联东欧解体后，很快就提醒人们将面对来自东欧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一些报纸以“西欧担忧来自苏联的大规模移民侵袭”或“几百万人整装待发”等醒目的标题来报道这一事件。1989年原德国东部地区有100多万人涌入了当时的联邦德国，其中四分之三都是具有德国血统的人，但他们仍被算作新的东西方迁移。1990年，在大约40万移民中，只有一半人能以难民身分或申请政治避难的理由前往西德，他们当中80%的人具有东欧和东南欧的血统。1991年申请政治避难和其它移民的人数达到了高峰，共计75.6万人，大约22.2万具有德国血统的人迁往原联邦德国。然而，接受移民的审批程序立即发生了变化：申请人必须首先在自己原来的所在国提出移民申请。即使这样，移民局里还有70多万份申请在等候处理。与1991年相比，1992年有更多的具有德意志血统的人回到了德国，即超过23万人。为此，原联邦德国修改了从前为消除战争后果而制定的法律，它于1993年1月1日起生效：凡是由原东欧国家迁来的移民根据基本法的第116条被确认为“新移民”，今后对这部分人将不再颁发接受证书。原联邦德国无法承受来自东部350多万具有德国血统的移民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压力。但到目前为止，原联邦德国只是世界难民大潮中的一个涓涓细流，因为来到欧洲的难民仅占世界难民总数的2%到3%，绝大多数难民滞留在自己的国家或邻国，这些国家大多位于南方，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这些穷国负担着极其沉重的难民包袱。在德国申请避难的人和难民根本还不到德国总人口的1%，但在索马里的难民人数却占了这个国家总人口数的20%左右。在一些战火弥漫的其它国家，如亚美尼亚达到了10%，贫困的马拉维接受了100多万来自莫桑比克的难民，也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0%。马拉维因此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它不惜牺牲国土，让外来移民建造自己的寓所。
现在，西方社会热衷于讨论来自欧洲东部的人口迁移运动，坚持将迁徙自由的人权作为反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依据，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讽刺。早在1990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在会见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指出，美国提供经济援助将取决于苏联通过一项新的来去自由的旅游法律。现在，西方人提出的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劝说以及西方自由主义理想的可信度正面临着严峻的历史考验，西方人有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他们对所谓民主和人权的理想，是否同样也适用于前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自由和迁徙自由。目前，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会有多么多的人被卷入这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显然，任何国家都将无法承担它所产生的后果。匈牙利佩其大学的尼德姆勒教授明确肯定：很明显，在这场源自东欧的新的人口迁移运动中，正是那些“西方遍地是黄金”的谎言和其他一些心理学方面的解说模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些迁移者对东欧自1989年以来的发展感到失望，他们去西方并非仅仅寻找工作和福利，而且也寻找一种社会正常化的形式和稳定感。这种象征性的概念在决定是否外迁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他认为，迁移者的目的首先是在欧洲生活。但在西方社会，几乎没有人会接受这种心理学方面的综合性原因，因为在西方生活的人们，无法真正体验到东欧人的生活状况。因此，没有人将东欧人不堪忍受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受看作是迁移的主要因素，而只是用它们来解释外迁的愿望，这也许是关于1989年以来东欧人口迁移活动中最重要的观点。
来自原东欧集团国的人口迁移运动从其整体性来看，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被西方社会完全接受，比如说这是一场欧洲内部的人口迁移运动，或者说是在前苏联领土上的国内迁移。估计有100到200万人由于各种不同的民族冲突而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家乡，一些少数民族远离家乡的动机首先涉及到自己是否德意志血统的移民或犹太人。在前苏联国家，总共大约有6500万人生活在自己民族特区以外的地方，在这个数字里包括了2500万在“非俄罗斯共和国”生活的俄罗斯人，其中还有110万波兰人，37万保家利亚人，44万朝鲜人，33万希腊人，17万匈牙利人和5万芬兰人。苏联社会主义的覆灭导致了一场东—东迁移，而且也已经出现了一场南—东迁移运动。其中，对于要外迁的罗马尼亚人来说，波兰很快就成了一扇“通向西方的大门”，对外国劳动力来说，匈牙利是一个“福利小岛”，1990年在这小岛上已经居留了10万名劳动力移民，他们不但来自东欧，而且也有来自阿拉伯国家。
波兰和匈牙利担心他们在原苏联的少数民族大量迁入，波兰总统瓦文萨甚至估计大约有1000万东欧难民。波兰在80年代由于东—西人口迁移已经失去了100多万本土人，1983至1987年波兰有六分之一的人口外流，这部分人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尤其是医学界和工程技术界人士占了很大比重。在这段时间里，那些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外流人数恰好相当于波兰一所大学全年毕业生的总数。总之，这一新的民族迁移使许多东欧国家丧失了大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技术员、工程师和医生等，西方社会对于迁移活动的这 一消极后果并没有引起关注，人才外流使前苏联损失了几十亿卢布。在所有迁移者中，大约有70%的人是在职的，大部分是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专业技术工人，三分之一是不满18岁的年轻人。对原东欧集团国未来人口流动趋势的估计表明，大约100万至5000万的人有外迁愿望。但有关专家认为这个估计数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个调查是用一个问号完成的，而且只局限在首都城市里询问一些专家学者。在东欧的大规模调查访问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回答说，他们对于要在西欧国家参加工作的想法是进行过严肃认真考虑的，而大多数人（约68%）尚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大约7%的人说，他们肯定或者可能要外迁。这个人数在1700万左右，从年度迁移来看，实际的估计是：在未来的20年里将会有500万东欧人前往西方。无疑，人口外迁活动的高势头首先出现在前苏联国家，然而这同实际的迁移毫无关系，因为事实上并非谁要外迁就可以迁走，要求迁移的人首先要获得许可，找一份工作需要相应的技术水平，而且尤其需要配备一套住房，否则迁移只能是一种幻想。东欧国家未来政治经济发展的范畴条件将取决于人口迁移运动，现在无法简单地加以预测。所以，到目前为止，那些提醒人们警惕来自东方大规模人潮的预言家们还能站住脚根。
例如负责审批来自苏联移民手续的德国波恩外事局。出国旅游规定作为俄罗斯法律已从1993年1月开始生效，每个俄罗斯公民享有进出自由的权力。波恩外事局早在1992年初还认为，俄罗斯这项法律的公布并不意味着大规模迁移运动的开始，然而，这场运动在短时间内的大规模爆发使波恩外事局措手不及，提出了诸如缺少资金、运输困难和外汇短缺等理由来加以阻挠。事实上，从1993年1月至5月只有17万俄罗斯人以旅游、经商和出差的身份进入德国，而早在1991年大约就有50万前苏联公民造访联邦德国，他们并没有在那里滞留。1992年，当旅游规定已部分放开时，这个数字也没有改变。据其他一些国家，如波兰的统计数据表明：仅1990年就有400万俄罗斯人来波兰旅游，但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按时回归了。有一点对未来人口迁移运动特别重要：虽然东欧的人口年龄结构平均要比西欧的年轻，但从总体上来看，东欧人口结构和人口统计学的变化，与西欧国家的相比并没有根本区别。与南—北流向相反，这是没有导致成为大规模人口外迁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又使东欧人口外迁的压力不断上升，比如喀山克斯坦境内咸海地域的防洪管道区成了巨大的荒野和盐碱地，它毁坏了当地几百万人的生存基础，造成了大规模的内迁活动。
将来的东欧可能会重新成为人口流入地区，个别国家如波兰或匈牙利已经成了人口流出与迁入的国家。尽管东部地区有危机，但那里的收入状况和生活状况仍然要比世界的南部地区强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在地中海区域，人们很早就能观察到人口流动频繁国家的这一发展。以前意大利、西班牙或希腊都是一些输出“客籍工人”的国家，但近几年都成了人口流入的国家，就拿葡萄牙来说，不久前还被人称为欧洲贫困者之家，现在也抱怨人口流入问题。地中海北部的国家承受着强烈的人口回迁运动，现在尽管有欧洲共同体国家来去自由的规定，但是当正在逐年增多的德国退休人员在阳光灿烂的西班牙定居下来的时候，从那里迁出的劳动力并不多。当前素有“客籍工人输出国”头衔国家的发展已经充分表明，通过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是可以制止人口外流的，这对于今天悲哀的东欧来说，无疑是个令人乐观的例子。从长远来看，前苏联地区无论怎样都存在着一种人口迁移的势能，尤其对联邦德国来说，有350多万德国血统的人滞留在东部地区，因而德国联邦政府制定了一项有目标的计划，以便减轻东欧和东南欧人口外流造成的压力，这其中特别关系到居留在现独联体国家的约200万德国人。伏尔加共和国的建立使大部分德国血统的人在那里定居，到1993年底，德国联邦政府为此总共支付了2.5亿马克的费用，1994年可能还要追加1.57亿，眼下，人们期待着大部分热衷于往外迁移的人是否由于这项援助发展计划而能够找到自己的落脚点，但大多数俄籍德国人对这一资助计划的效果持怀疑态度，大约90%的德国本土人表示打算重返德国。
在任何情况下，消除逃离原居留地的原因，仍然是围绕来自东部或南部新人口迁移讨论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斯图加特市的社会工作部部长G·特利姆布斯在会上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她认为从这方面来看，联邦政府针对原东欧集团国的德国血统人的这项援助计划，也同样适合其他国家实行类似的计划。为了更好地引起逃难的各种因素进行斗争，她要求西方国家应作出更大的努力，而不仅仅是针对东欧国家。特利姆布斯指出，要消除逃难原因，就迫切需要欧洲国家在和平、外交和发展政策方面的共同努力。联合国难民组织的领导人、教授S·奥戈塔女士因而呼吁发达工业国家说：“假如我们面对贫困而关闭自己的大门，那么我们将无法得到一个太平的世界。难民人数自1980年以来正在成倍增长，在一个发生突变事件的国家里，无数难民和由于环境污染而不得不离开自己家园的大批生态难民并没有被纳入日内瓦难民公约，因而得不到联合国的保护”。奥戈塔女士不断告诫工业国家注意外部环境，目前她正在设法筹集10亿马克的资金，以便能够完成1993年底以前的全球范围内的援助计划。对于前南斯拉夫近400万急需帮助的难民来说缺少大量资金。由于资金短缺，对来自巴基斯坦和伊朗的300多万阿富汗难民的遣返工作无法实现。在非洲，要完成人类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遣返工作也是因为缺少资金。150万莫扎比克难民应当被重新送回他们的家园，但在那里首先要挖掘200万个地雷，因为有两千多公里长的街道和铁路被布上了地雷，这无疑威胁着遣返工作并且只有通过西方工业国家的物资和财政援助才能消除这一障碍。不改变世界经济体系就无法持续而有效地清除引起逃难和迁移运动的各种原因。整个黑非洲的国民生产总值始终比欧洲小国比利时还要少，第三世界由于受到贸易限制而损失大量收入，它遭受的损失相当于西方目前对它提供财经发展援助总和的10倍。
法国迁移问题专家认为，确定未来移民政策的出发点在于西欧应当对来自东欧和其他地区的移民加强引导。日内瓦国际劳动组织通过调查研究后预测说：欧洲联盟国家在本世纪末和下纪世初仍将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因此，欧洲大多数国家不得不为迁入者敞开大门，以解决这个问题。欧洲要通过吸收移民的政策给趋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德国和法国的养老体系已经十分明确地显示，它们如果不增加吸收外来移民，就无法实现这种养老体系。
（摘自德国《政治与当代史》1994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