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艺术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卫国战争论文,苏联论文,历程论文,艺术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进行的卫国战争汇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潮。发端于这场战争的文学（在过去，苏联评论界称之为“军事散文”，它与卫国战争文学、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等表述有着相同的内涵），经历了50个春秋。50年来，反映卫国战争的军事文学始终潮涌不断，常写常新。它不仅记载了苏德战争的全部历史，展示了人类所经受的这次空前浩劫，描绘了战争在几代人心灵中留下的难以治愈的创伤，同时也对军事题材文学的艺术处理作出了可贵探索，取得了丰富经验。
军事文学的发展轨迹
卫国战争文学从战火弥漫的年代起即已出现，到50年代初期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作品的创作思想是塑造为保卫祖国而浴血奋战的英雄人物形象，歌颂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作品的基调是悲喜剧结合，既描写战争的残酷，又充满乐观主义精神。文学形式除初期的政论和诗歌之外，以小说的成就最高。创作的目的重在记录战争事件和歌颂英雄气概。在小说结构上有局部性和全景性两种类型同时并存。局部性结构的小说反映的战斗比较狭小，情节单纯，人物不多，场面集中，以中短篇为主；而全景性结构以长篇为主，反映了较为广阔的战争画面，多条情节线索同时展开又互为补充，人物众多，事件复杂，时代感强。从艺术形式上说，这一时期的军事文学与传统文学相比并无异样。因为军旅作家在战争时期所关注的中心与全民一样，是战争的胜负，尚未顾及对作品的形式作精雕细刻。
严格说来，卫国战争文学的艺术创新始于战后的50年代中期。那时的苏联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文学界经历了“解冻思潮”的洗礼，人道主义作为一面大旗在文学界树起。军事文学也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文学界流行着一种新的观点，主张用“今天的眼光”、从“新的角度”来描写卫国战争。有人指责过去的军事题材作品把战争写成了“盛大的表演”，只描写苏军的胜利，而没有揭示出战争参加者复杂的内心世界，没有写出苏联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和牺牲，因而这种作品是“概念化”和“不真实”的。所以需要对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进行“革新”，要求表现“严酷的真实”，写出战争和人的悲剧冲突，以便使“大地不再毫无意义地流血”。①从创作实践来看，表现战争的作品出现了多种类型：有写战争悲剧的，有写“战争真实”的，有写战争中人的命运的。在文艺界反对写“理想人物”、提倡“非英雄化”思潮的影响下，不少作品着力渲染战争的恐怖，不区分战争的性质，把战争写成一种毁灭一切的盲目力量。作家们喜欢把战争与个人的幸福置于水火不相容的地位，渲染流血和死亡的惨象。有的则顺应当时反斯大林的思潮，在小说中“揭露”所谓斯大林对战争的爆发缺乏预见、战争初期苏方溃不成军、军队指挥无能等等。不少战争题材作品经常引起激烈的争论和莫衷一是的评价。
卫国战争文学的这种现状有碍于“军事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从60年代末期起，苏联军事文学创作又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英雄主义复归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只是，英雄主义的表现形式与过去相比已大异其趣。战争中人的价值已不单纯是对个人生命的重视和个人幸福的追求，作家们努力开掘军事文学中的“人学”深度。从艺术表现来看，作品力求突破单一模式，寻求多种多样的手段；题材界限得到更宽的拓展，军事主题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水乳交融；在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上，有的重心理刻画，有的以抒情见长，有的借助寓意象征，有的偏爱辑录文献，对战争事件作纪实描写。军事文学包容了更为强烈的历史意识、当代精神以及人类生活面临的共同问题，显示出新的力度和深度。
从战争结束直至80年代中期，军事题材文学浪潮迭起，艺术创新常盛不衰。80年代中期“回归文学”占领文坛以来，军事散文的创作每况愈下。到苏联解体之后，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作品数量不多，但每每以苏联历史起诉人的面貌出现。与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样，军事文学的创作导向也发生了质变。
描绘战争的基本方式
杜勃罗留波夫曾经指出，表现某个时代的特征、某个民族的追求的深刻程度，是衡量作家或作品的重要标尺。回顾苏联军事文学50年的历程，我们感觉到，其深刻性体现在既实现了描写战争生活、战事活动的突破，又实现了文学自身的突破。文学反映战事生活的突破与军事文学自身艺术手段的突破这二者呈双轨并行，作家的社会和人生使命与作家的艺术使命同时并重，卫国战争文学才获得了异常迅猛的发展。传统的战争文学模式不断被推陈出新，新的审美视角和新的叙述方式不断被纳入艺术思维的范畴。因此，气势恢宏的战争史诗巨构才不断被推上文坛。苏联军事文学描绘战争的基本方式，大体有写战争悲剧、写战壕真实、写战争全景和战争纪实这四种。
写战争悲剧的代表作首推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1956)，这是标志着军事题材文学历史转折的作品。它一反过去的战争文学只写重大的军事活动和感人的英雄事迹的传统，另辟蹊径，用严肃的笔调描写了苏联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和牺牲，表现了战争中的悲剧冲突。在艺术处理上，以战争为一方，以战争中人的命运为另一方，强调二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来显示人生幸福的丧失和心灵中珍贵希望之破灭。从作品中我们看到，主人公安德列·索科洛夫战前的家庭生活是美满的，战争突然爆发，使他幸福的家庭毁于一旦。在战俘营里度过了两年非人的生活之后逃回祖国，等待着他的却是更大的不幸。命运的打击接踵而至，战争的创伤无法治愈，铭刻在这个与本世纪同龄的普通人的心灵深处。
文学史上悲剧作品所反映的冲突是形形色色的，古希腊悲剧着力表现人与命运的冲突，莎士比亚的作品刻意表现人物性格的冲突，19世纪欧洲文坛的现代悲剧则重在表现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肖洛霍夫的艺术描绘证明，索科洛夫的悲剧既有命运和性格的因素，又受社会环境的制约。读者可以从主人公的悲剧成因中寻求多种解释，因而小说获得了永久的魅力。
悲剧人物的根本品格还在于如何对待所受的苦难。在战争这个强大的恶势力面前，在残酷命运的捉弄下，索科洛夫没有自暴自弃地听任命运摆布，没有在厄运中逆来顺受地沉沦下去。肖洛霍夫以鲜明的艺术逻辑，有力地刻画了悲剧人物以坚忍不拔的力量与命运所作的抗争。他期待战争早日结束，盼望与家人团聚。他正是从对未来幸福的执着追求中，吸取了无穷的精神力量。作家在战争悲剧的背景上，尽情抒写了索科洛夫这个坚强的人如何在苦难中屹立，在逆境中奋进，承受着历史的重负，描绘出悲剧人物的正面素质。以《一个人的遭遇》为转折，军事文学题材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其正面和负面都对尔后的苏联军事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西蒙诺夫的长篇《生者与死者》(1959)以及战壕真实派的许多作品都从肖洛霍夫的遗泽中吸取了养料。
随着“非英雄化”思潮的传播，军事题材文学中各种各样描写“战争和人”的作品如潮水般涌来。在这股浪潮中崛起了一个“战壕真实”派，并形成了以真实地描写战地生活为特征的表现战争的一种基本方式。战壕真实派由一批青年作家组成，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作品有：邦达列夫的《营请求炮火支援》(1957)和《最后的炮轰》(1959)，贝科夫的《第三颗信号弹》(1962)和《死者不痛苦》(1966)，巴克拉诺夫的《一寸土》(1959)，鲍戈莫洛夫的《伊凡》(1958)，奥库扎瓦的《中学生，祝你健康！》(1961)，阿纳尼耶夫的《坦克呈菱形开来》(1963)等。他们都是卫国战争的参加者，用其杰出代表邦达列夫的话说，“是走上战场时刚年满18岁的人们”②。他们经历了战争的枪林弹雨，战后开始写作。这就决定了这个流派的一系列特征：因为初登文坛，所以他们的作品篇幅短小，以中篇见长；因为对战争的认识局限于个人经历，所以他们描写的战争规模一般都限于范围不大的战场，一个营、一个连，甚至一个排、一个班，争夺的是一个居民点或一个无名高地，亦即“一寸土”，不超过“缩两俄里为一英寸的地图”；由于作家出身行伍，所以他们对战争场面的描述非常细致，对战争残酷的渲染十分感人，着重反映战争中普通士兵的生活和命运；作品中主人公的身份多数是中尉或少尉，所以评论界称他们是“前线一代”作家或“尉官作家”。
这个流派的创作致力于精确描绘卫国战争中一系列日常的战争活动和战地生活画面，使你读后如身临其境，好像听到了轰隆的炮声，闻到了流弹的硝烟。就战争场景的多样性来说，如渡江战、防卫战、突围战、夜行军、冲锋陷阵、坚守阵地、袭击敌堡、坦克进攻、炮兵反击、敌后侦察、肉搏厮杀、战壕待命等等，无所不有；就战地生活的丰富性来说，如行军休息、战地野餐、惩罚逃兵、负伤住院、受冻挨饿、思念家乡、战地调情等等，都写得惟妙惟肖、楚楚动人。揭示人物的心理悲剧，则是这一派作家的美学追求。这些青年军官和士兵们在战争的环境中，都在努力思考善与恶、生与死的人生哲学。勇敢与恐惧，坚定与动摇，忠于职守和临阵脱逃，要在瞬息间作出抉择。写英雄，则致力于显示英雄主义的心理深度；写恐惧，重在描写怯懦行为的心理根源。在当时文坛上反对“无冲突”论的思潮影响下，这批作家把战争真实观推向了自然主义的一端，强调战争就是战争与人、生与死的矛盾，作品无不渲染战争的恐怖和死亡的不可抗拒。战壕真实派不区分战争的性质，把战争写成一种盲目的力量，这种战争观未必可取，但他们表现战争的技巧却给军事文学留下了一种范式。
战壕真实派因为把战争与人的命运完全对立而受到评论界的指责，到60年代后半期便逐渐偃旗息鼓。人们认为，把“一寸土”的得失看成整个卫国战争成败的关键未免失之偏颇，战争并不就是战壕前的那块土地，战争的胜利是由战壕中的战士和司令部的将军、统帅们共同铸就的。因此，要求军事文学反映“具有重大意义和规模宏伟的历史事件”③，对战争过程进行全景描写。于是，一大批再现卫国战争重大战役和战争过程的鸿篇巨制就应运而生了。在具体描写上，既有战壕真实，也有司令部真实，评论界称之为“全景文学”。其中被誉为最优秀的作品有：恰科夫斯基的《围困》（共五部，1968-1975），西蒙诺夫的三部曲第三部《最后一个夏天》(1971)，斯塔德纽克的《战争》（共三部，1970-1980）及其续篇《莫斯科——41年》(1985)，卡尔波夫的纪实小说《统帅》(1982-1984)。邦达列夫的《热的雪》(1969)以战壕真实和司令部真实相结合，也具有全景性。以上作品分别再现了斯摩棱斯克会战、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白俄罗斯战役、进军东欧、攻克柏林等战争的全过程。
全景文学反映的生活画面空前广阔，人物众多，情节纷繁，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多姿，气势雄浑浩瀚，一般都是史诗性的长篇小说。战争的规模已不再是“一寸土”的争夺，战场上往往是集团军、方面军甚至几个方面军的联合作战。作家们往往把苏联和西方盟国在战争中各个时期的实力和作用对比，强调是苏联红军消灭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有生力量，以突出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性胜利的贡献。作品中的主人公也不再是连长、排长等尉官一级的形象，而是军长、集团军或方面军的司令，甚至是最高统帅部的决策人物。《围困》、《战争》、《热的雪》、《最后一个夏天》等全景小说无一例外。评论界把这种现象风趣地称为“中尉们跳出战壕，进入司令部”。真实的历史人物和虚构的艺术形象相结合也是全景作品特有的现象。不少作品都写到了苏德两国两军的政界要人和最高统帅部的军事首脑，既写他们的性格，也写他们的心理，并与作者的议论交织在一起，借以表现战争期间苏德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情状。而虚构的艺术形象则起到情节纽带的作用，把全书人物连成完整的形象体系。全景文学还与当代社会许多敏感的政治历史事件有密切的联系，具有文献性和纪实性强等特征。这些待征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了卫国战争文学的题材，把战时各方面的生活和各种人物的心理都纳入艺术描绘的视野，并把战时与当今现实结合在一起，使军事文学不断有新的开拓与突破。
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为纪实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从而形成了战争纪实文学的体裁。斯米尔诺夫的《布列斯特要塞》(1957-1964)、西蒙诺夫的《战争的不同日子》(1973-1975)、阿达莫维奇等三人合写的《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1974)、格拉宁的《克拉夫季娅·维洛尔》(1976)、阿达莫维奇和格拉宁合著的《围困纪事》(1977-1981)、阿达莫维奇的《讨伐者》(1980)、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战争中没有女性》(1984)为其中的佼佼者。
纪实体的战争文学，题材广泛，信息量大，真实性强。作家或叙述某一战争活动，或记录军人的戎马生涯，或控诉法西斯的野蛮屠杀，多以文献材料为依据，总是力求最大限度的真实和准确。因为，唯真实才可信，才能引起读者的信赖和共鸣。像《围困》和《最后一个夏天》等作品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不仅以严格的文献材料为基础，按先后顺序记叙历史事件，标以明确的地点和准确的日期，甚至还引用大量的演说稿、命令、电文、便条、外交信函等档案材料，从而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写战事活动，对各次战役延续的时间，各条战线兵力的分布，作战双方投入的部队、武器装备的数量，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同时，对各级指挥员的活动，各军、兵种之间的协同配合，各次战役的准备、进行过程和结果，都作了全面而详尽的描写。而作家的创作态度并不停留在关注事实材料上面，而是饱含着创作激情，把自己强烈的爱憎感情注入真人真事之中。卡尔波夫写《统帅》，化了近10年时间收集素材。阿列克西耶维奇为了写《战争中没有女性》，行程数万里，历时3年，寻访了数百名战争中的女性战士。阿达莫维奇和格拉宁为了写《围困纪事》，所采访的录音磁带据说就有数十公里长。
从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苏联卫国战争文学浪潮迭起，此消彼长，各领风骚若干年之后，又迅速被新的表现手法取代。就描写战争的规模而言，有局部性和全景性的写法；就观察战争的视角而言，有战壕真实和司令部真实；就描写战争的思想导向而言，有歌颂令人感奋的英雄主义和抒写战争与人的悲剧冲突，有挖掘英雄主义的道德根源和寻找战争日常生活中的闪光时刻；就艺术描绘的多样性而言，有叙述手法、抒情笔调、寓意象征、纪实文献等等。苏联军旅作家致力于战争文学的创新，丰富了艺术文本的式样，功不可没。
开掘军事文学的“人学”深度
文学是描写人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亦不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和亚洲广大受侵略、被蹂躏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灾难，也是全人类的空前浩劫。这场激动人心的反侵略战争，决定了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而艺术是心灵的呼唤，反法西战争文学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不只是记载了人民对正义战争必胜的信心，拓展了人民抗击恶势力的勇气，而且塑造了人的灵魂。因为战争中有日复一日的死亡现象，在生与死的交叉点上，最能充分地展示人的生命价值观。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军旅作家描绘和塑造了那么多催肝裂胆的军人艺术形象，充分展示了人的尊严和人的崇高。苏联的法捷耶夫、西蒙诺夫、波列沃依如此，德国的雷马克、日本的野间宏、美国的沃克亦如此。这一系列跨越国界、超越历史的英雄形象，他们的精神是人间的宝贵财富，是文学的不灭火焰，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彪炳千古，与日月同辉。
一直视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为艺术活动最高使命的苏联文学，也在不断开掘军事文学的“人学”深度，揭示战争中人的本质。我们看到，军事散文开始了规模宏大的“寻人”意向，审视军人的角度，不仅注意“军”字，更加突出“人”字。军事文学在把战争中的人物命运和人物个性的思考纳入美学范畴之后，对“人学”描绘的色调也日益丰富。
从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苏联文学中人的价值观有明显的不同。五六十年代由于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理论界在议论人的价值时，重在否定过去对人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强调对“人学”的表现应突出爱护人、同情人、信任人的思想。但到了七八十年代，对人的价值的理解强化了辩证观念，侧重从美学范畴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在描写战争中的人时，不仅写他们的不幸，呼唤对他们的关怀与同情，也极力歌颂人的自我牺牲，强调人的奉献精神。仍然是表现战士的英雄主义，但更多地是从人的本质方面去揭示，使人性中有价值的内涵深化，或向道德哲理方向发展。
不突出渲染战争如何毁灭了个人的幸福和前途，而是极力提倡为胜利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把战争悲剧与英雄主义结合起来，卫国战争文学人学观的变化，首先从这个角度开始。鲍·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和《未列入名册》(1974)，阿达莫维奇的纪实中篇《讨伐者》(1980)，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战争中没有女性》(1984)等作品，无不如此。当人们生活在正常的轨道上，进行着完全合理的追求时，战争突然爆发，人的命运横遭不幸。人们为自身的遭遇而不胜悲悯，又从自己的追求和抗争中倍受鼓舞，凛然奋起，并从中产生美感，这些作品能给人以极大的审美愉悦。七八十年代苏联文学中新的英雄主义精神，正是在艰苦的环境和悲剧的气氛中得到揭示。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力量的刻画感人至深。作家以五个女兵作为小说的主角，描写这五位遭遇不同、性格各异的女兵心灵的美德，描写残酷的战争怎样使她们异乎寻常地在精神上成长起来。尽管她们还有性格上的缺陷，有弱者的痕迹，但真理和正义站在她们一边，因此她们成了强者。这五个女兵以不同的方式迎接了自己的死亡，她们每一个人的牺牲，都使我们的心猛烈震动，好像目睹了一支支极其挺拔、艳丽、芬芳的鲜花，突然折断一般。作者在这里也是写战争的悲剧，控诉战争摧残了如此美丽的鲜花，但没有渲染死亡的恐怖，而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五个女兵的英雄主义精神显示出人的价值，但与战争的悲剧融为一体，使人读后在情感上得到陶冶与净化。
强调从艺术上表现产生英雄主义的社会道德根源，揭示军人准备建立功勋的思想基础，是卫国战争文学人学观深化的又一特征。贝科夫的中篇小说就是以塑造“富有人性”的英雄人物著称的。他创作的基本思想倾向是从道德的角度写战争，强调精神因素在促使主人公建立功勋方面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在战争的残酷条件下，主人公首先要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容不得半点含糊，否则就会陷入道德上的盲目性，甚至在生死关头的考验面前变节动摇。在他看来，人在战争中的道德力量是产生英雄主义的思想基础。贝科夫70年AI写作的一系列中篇小说具有相当的心理深度，着重在生死抉择关头表现人生价值的真谛。
《索特尼科夫》(1970)是贝科夫进行道德探索的力作，小说讲述战争期间两名游击队员被俘后在生死考验面前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这部小说写得不落俗套，作者遵循生活的逻辑，揭示了不同的家庭教养、心理素质、社会熏陶、战时经历如何影响着他们的道德观念和人生态度。小说以富有哲理的议论和人物的心理刻画，说明英雄行为非一朝一夕之功，而在于日积月累的道德锤炼；人在关键时刻的背叛，也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种深刻的哲理涵义升华了人学的深度，使小说具有警世色彩。贝科夫写英雄，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高尚的思想境界表现人在战争中可能创造的功勋。《方尖碑》(1973)的主人公莫洛兹并没有建立什么显赫的业绩，他是忠于职守的乡村教师，得知自己的学生因抵抗入侵的法西分子而被捕，在明知无望解救学生的情况下，自愿赴死，英勇就义。他虽然没有对敌人放一枪一弹，然而在死亡的考验面前，不愧为坚强的战士。作家的意图是想说明，一个人如果用身体去挡住敌人的枪眼，固然是一种功勋，但同时也是一种结束，是生命悲剧性的结束；而艺术关心的是把人导至这个结局的一切因素和整个过程。莫洛兹主动解救学生的危难，是道德和良心的驱使，是爱国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结合，他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走上了通往不朽的道路。《活到黎明》(1973)也体现了这种美学思想。贝科夫感兴趣的首先不是战争本身，吸引他的是人的精神世界，是人的道德力量所能发挥的作用。士兵们不能仅仅会放枪，也应该善于思索。这种对产生英雄主义的道德根源的表现寓意深刻，韵味无穷，能尖锐地触及人生观、责任心、信仰、道德、情操等重大问题，阅读时具有宽阔的期待视野。
70年代末以来，苏联作家在挖掘战争文学中的“人学”深度时，又找到了新的视角：描写战争中的日常生活，寻找闪光的时刻。这类作家认为，战争不再是交替出现的战斗、胜利和失败的场面，而是军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种种情绪。作家要善于研究战士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性物质”。建立功勋的道德基础在于人的觉悟，它会在他待人、律己、对待军人天职的态度中表现出来。不是所有的士兵都可以成为英雄，但士兵的精神美却表现在他们最平常的行为和思想中。这些作家意在通过战争生活流的手法揭示军人的精神状态和道德面貌，表现人民的战斗功勋。康德拉季耶夫的《萨什卡》(1979)和《伤假》(1980)，巴克拉诺夫的《永远是19岁》(1979)为代表作。80年代以来，这种创作风格有继续深化的趋势。
这类作品以叙述战争间隙中的日常生活为中心，篇幅短小，情节单纯，人物不多。主要通过一两个中心人物，把战争的许多细小的生活事件连接起来，具有旅行体小说的痕迹。主人公的足迹，往往遍布于前线和后方，战场和医院；他们接触过军官和士兵，了解军队和人民；体验过死亡的恐怖和求生的欲望，在枪林弹雨中也经历过爱情的激动与友谊的欢乐，思考过荣誉和责任，最后又被战争分成生者与死者。注意刻画普通一兵的性格的各个方面，进行精细的心理分析，详尽地描写人物行为的最初念头、深思熟虑的过程和结果，是作家们开掘人学深度所追踪的目标。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综观几十年来苏联军旅作家前进的步履，不难发现其每一进步都体现在人学层次的深化上。战争毁灭了人，但同时也在培养人、锻炼人。军事文学中所描写的人，从对战争的恐惧、诅咒和逃避，发展到为战争的胜利而英勇献身，从中看到人的价值。文学创作的演绎与文学思潮的变化是一致的。当时苏联的文学评论界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异：从一味强调个人的价值，扼杀人的社会责任感，发展到承认人的价值必须与承认人的公民激情和使命感相结合，承认这种人性才是完美的。亿万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同仇敌忾，千千万万牺牲者义无反顾的前赴后继，铸就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段血写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巨大的灾难促进了人的巨大觉醒，人的觉醒预示着人类的希望。苏联卫国战争文学所表现的人学观，向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度开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史上写下了独具特色的篇章。
军事文学作品主题的伸展
战后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局势动荡不定，反对强权政治、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是当今世界的大潮。同时，长期的和平生活使得人的精神价值、道德情操、自我牺牲的激情等问题突现出来。动荡不宁的苏联政坛，又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经历了战争锤炼的军事文学作家，深刻地懂得人类无论经受怎样的挫折和摧残，必然会以巨大的胆略去担当重负，历史会以坚定不移的步伐迈向前进。反法西斯文学的思想内涵，开始伸向当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创作思潮，尽管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时而也出现过“停顿”说、“疲惫”说、“重复”说的议论[④]，但总的趋势是在探索中发展，在创新中走向繁荣。以往形成的各种风格流派都在沿着自己的独特的道路深入发展。但是，平静中有变化，题材更加丰富了，体裁和艺术表现更加多样了，叙述方式也显得迥异新奇。如果说战时和战后初期的军事文学着重战争场面和战事活动的描写的话，那末，尔后的作品则着重写“回忆中的战争”、“当代人心目中的往日战争”。军事文学渐渐游离开军事本身，更多地反映了当代的社会情绪和人们的心理需求。
有的作品通过写战争时期妇女、儿童和老人所承受的痛苦与灾难来控诉法西斯的暴行，呼吁人们保卫和平，驱散新的战争乌云。如格拉宁的《克拉夫季娅·维洛尔》(1976)、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战争中没有女性》(1984)。有的作品一改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中对战争初期失利的渲染，着力歌颂战争初期苏军在强敌突然袭击面前的浴血奋战。如托尔马多夫斯基的《绿色的大门》(1981)和沃依斯昆斯基的《喀琅斯塔德》(1983)等。有的作家把往事与现实结合起来，“写自己的战争”，通过战争在今天人们记忆中留下的痕迹，表现了生者对死者应负的责任。如沙米亚金的《你的痛苦我承担》(1980)、巴克拉诺夫的《小兄弟》(1981)等。战争文学的主题向着生活的各个领域伸展。
邦达列夫认为，今天的作家写战争，思想应该如同罗盘上的磁针那样始终指着一个方向，盯着一个目标，这就是今天的现实。战后卫国战争文学的新浪潮是从战时端着自动步枪、冲锋枪、机关枪，亲自经历了战争的人战后登上文坛而开始的。当时他们对战争的印象记忆犹新，所以战壕的真实写得淋漓尽致。当时对战胜德国法西斯的激情尚未消散，所以英雄气概依然振奋。到了今天，这些承受过战争之残酷的心灵在时间的流逝中得到休整之后，就要按记忆的法则和今天的现实去审视战争年代，为的是不再重复战争的悲剧，让今天的世界更完善。邦达列夫的战争三部曲就是为此目的而创作，从道德和哲学的角度，建造起了一座从过去通向现今的桥梁。《岸》(1975)通过一对战时异国情侣的劳燕分飞，思考了战后的“冷战”如何把人类分隔在不可逾越的两岸。作者的良苦用心是：必须以缓和取代对抗，消除人类的隔膜和仇恨，实现相互理解，从而达到充满希望和阳光灿烂的彼岸。《选择》(1980)的意味更为深远，主人公是孩提时代的一对好友，战争使他们走上了相反的人生旅途。小说突出他们在生活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对命运的选择，暗示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不仅决定着自己的命运和家庭的幸福，而且关系到民族的前途和人类的利益。而《人生舞台》(1985)的意蕴在于，当今时道败坏，社会风尚江河日下，世界充满了种种恶行劣迹，人生的意义在于“堵塞”邪恶势力的“漏洞”，为真善美境界作出奉献。这三部小说均以战争的回忆为契机，使之溶进现实世界的恢宏画面，是对人类良知的真诚呼唤。军事文学作品主题的伸展，沟通了往昔和现今，具有深厚的当代气息。
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日益符合历史的本质真实。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的斯大林形象，亦在发生悄悄的变化。随着军界一些高级将领的回忆录的问世，斯大林对战争的领导作用得到了较为公正的评价。敏感的军旅作家意识到，正确塑造战争时期的斯大林形象，不仅是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需要，也涉及到对待祖国历史的爱国主义情怀。《围困》(1968-1975)和《战争》(1970-1980)等作品，引用了许多历史文献，证明斯大林早在1940年就提出苏德战争不可避免的警告，敦促军人为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作好准备，同时在备战方面采取了一素列措施。即便是在希特勒军队突然袭击的情况下一时仓促应战，斯大林仍以强有力的手驾驶着卫国战争巨轮，建立了高度统一的指挥系统，使战争从战略防御转为全面反攻。不少章节还写到斯大林在战争中刚柔相济的性格、知人善任的气度以及在军事和外交上灵活的策略手段。这种符合历史本质真实的描绘，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解冻文学”思潮以来对斯大林形象的主观随意性杜撰。这种历史主义态度，把苏联的卫国战争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结合得更为紧密。
正当这种创作趋势日益深化发展的时候，1986年开始的“回归文学”冲击了整个文坛。军事文学真的“停顿”了，直到苏联解体，反法西斯文学创作一直无佳作问世。只是在1992年，老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发表了新作《被诅咒与被杀害》的第一部《鬼坑》。这部描写卫国战争初期新兵训练营生活的长篇小说，目的不是写昨日的战争，而是适应当前俄国政治大气候的需要：颠倒历史，否定过去。作者有意识地把新兵营写得阴森可怕，惨无人道。他仿照《古拉格群岛》，把新兵训练营比做“鬼坑”般的集中营，借以控诉卫国战争。据俄国评论界介绍，索尔仁尼琴回归文坛以后，正在改变着阿斯塔菲耶夫的思想观念。尽管俄国文坛对《被诅咒与被杀害》这部小说的批评言论颇多⑤，但就其大的创作框范来说，也是写当代人心目中的战争，只不过是把卫国战争文学的主题向着诅咒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这个反向伸展。
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留给人类思考和审视的问题相当可观，而记录和描绘半个世纪以前这场战争的苏联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成就也无比丰厚，不仅思想内容深邃，探讨了历史前进的法则，其艺术历程也璀灿夺目，构成了20世纪世界文学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 见前苏联《文学问题》1961年第4期。
② 《邦达列夫文集》第三卷，莫斯科，1979年，第389页。
③ 见前苏联《文学报》1970年5月22日。
④ 参阅前苏联《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和《垦》1980年第6期。
⑤ 参阅俄《文学报》1993年1月13日，1993年3月3日；俄《白天报》1993年1月31日，1993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