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育改革舆论的十大流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大论文,日本论文,教育改革论文,流言论文,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教育改革，是关系到每一个人如何选择、如何设计日本社会未来的问题。谁都在忧虑日本的教育现实，祈求某种改革，并在这种改革中寄托着对于未来的希望。对于教育改革期待什么、如何建言、如何参与改革，是同每一个人的生存方式、社会见解与伦理密切相关的。既然如此，那么，要把无数人的不同声音和见解归纳成一种改革方案，那是极其困难的。宁可说，在决定教育改革这样一种牵涉每一个人的将来与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的公共事业中，多样的声音和见解应当在保持其多样性之中相互碰撞，这种舆论的过程应当成为改革过程的逻辑来加以设计。
近年来，凡是多少获得了成功的学校改革案例，都是扎根社区，教师、监护者和市民合作实践的民间改革运动。在这些细微改革的积蓄之中，孕育着未来学校的雏形。在过去20年间，本人每周走访几所中小学，一直在协助致力于变革课堂、变革学校、变革社会的教师们的工作。这些努力尽管是小小的、零星的挑战，但通过参与这些小小的挑战的经验，不能不使我们痛感到，围绕教育的辩论和教育改革的政策是如何扭曲了现实、加剧了混乱；又是如何脱离了来自儿童、教师和家长的声音。我们有必要超越绝望、软弱和愤懑，具体设计可供操作的教育改革。
招致教育改革舆论混乱的原由之一，是由于大众舆论中的流言蜚语。多少流言捕风捉影，通过大众媒体闹得沸沸扬扬，流布四方，成为街头巷尾的“常识”。这些流言，既有基于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炮制的，也有出自大众朴素的意识派生出来的。尤其是这些流言由于经历反反复复地传播，即便提供了反驳的论据，也成为难以轻易撼动的强固的“常识”了。批判性地戳穿这些流言，排除偏见，实事求是地求得正确的认识，是构想改革方案所不可或缺的。例如，如下的十大“常识”都是毫无根据的流言，必须加以批判地探讨。
流言一：日本儿童学习负担过重，疲于奔命
第一个流言，“日本儿童学习负担过重，疲于奔命”。这是以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咨询报告和教育课程审议会咨询报告作为前提，近年来日本文部省的教育政策所立足的“常识”。支持这个“常识”的调查结果找不到一个，而颠覆这个“常识”的调查结果却大量存在。被这个“常识”俘虏的人们，是把三十多年前自己童年时代投射到现今儿童的身上了，而面对近年来逃避学习的儿童的现实，却无动于衷。
近年来关于校外学习时间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儿童的学习时间事实上已经大幅减少。根据日本总务厅进行的1994年度美国、韩国、日本7至15岁儿童生活时间的调查，比较校外学习时间，韩国的儿童在2小时以上3小时以下者占三分之二，美国的儿童在1小时以上2小时以下者占三分之二，而日本三分之二的儿童在30分钟以上1个小时以下。另据1993年度世界41个国家初中二年级为对象实施的第三届国际学业成就度调查，校外学习时间平均为一天3.0小时，日本平均为一天2.3小时。在可比的39个国家中居第31位。况且，这个调查结果2.3小时的数值，在我所搜集到的各都道府县的调查结果中是急遽下降的。现在的初中二年级学生，如同上述总务厅的调查，在30分钟以上1个小时以下范围内的分布是现今日本初中二年级学生的实态，可以说处于世界最低的水准。也许有人会反驳，日本的儿童不是上私塾吗？不，上述的数值是包括了私塾的时间在内的。私塾并不是所有儿童都上的，也不是每天都上的，所以一天平均为30分钟左右。日本的儿童在三十年前是以世界第一的学习时间而炫耀的，如今却不能不直面逃避学习的现状，惨不忍睹。
综合若干教育调查的结果，现今儿童到了小学高年级开始，就一分为二：少数勤奋学习的儿童和多数拒绝学习的儿童。到初中三年级，校外平均学习时间呈持续减少的趋势。大多数儿童即便埋头读书，也是身不由己，木讷不动。
针对日本儿童“学习负担过重，疲于奔命”这一今日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的立足点的流言，我们必须准确分析。我们要求儿童的，不是“宽松”，也不是降低教学内容的难度，而是恢复学习的意涵和学习的快乐，使之从“勉强”转型为“学习”。
流言二：教学内容过于繁难，跟不上学业的学生年年增加
第二个流言，“教学内容过于繁难，跟不上学业的学生年年增加”。学习困难的儿童在增加确是事实。根据1998年文部省的调查，“跟得上”教学的儿童小学五年级为66％，初中二年级为44％，高中二年级为37％。不过，这种现象并不是由于教学内容的难度年年增加。同以往的基础相比就一目了然。在过去三十年间，日本中小学的教学内容经过反复精选，水准持续地降低，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同一贯寻求深化教学内容水准的各国改革潮流，是背道而驰的。
尽管断然推行教育内容的精选和降低水准，可为什么跟不上教学的儿童还在增加呢？问题的本质是儿童的习得之所以发生困难，是因为教学内容的本质性事项随着其抽象程度的增加而被削减了。这样，具体的知识片断化，丧失了知识的关联性和结构，教材内容的组织向偏于死记硬背的方向变化。这种过失，在2002年实施的新学习指导要领中表现得更为变本加厉。按照新学习指导要领的规定，小学、初中的教学内容断然“严选”掉三成，高中除了“保健体育”之外，全部必修学科都用“选修科目”来组织，这就加剧了教养的片断化和解体。
日本学校的教学内容存在的弊端就是过分庞杂，这是事实。从“广而浅”学习的课程转型为“少而深”学习的课程，是一项紧急的课题。不过，新学习指导要领在没有实现这种课程的原理性转换的情形下，剔除了三成的教学内容。但这种剔除法是有问题的。新学习指导要领主要用两种方法来“严选”教学内容。其一，把高级的学年和学校里反复出现的内容，从低级的学年和学校里削除；其二，把儿童习得困难的教材，从教学内容中削除。高级的学年和学校里反复出现的内容，倘是螺旋上升式的反复，乃是该学科的本质性内容，然而，新学习指导要领却把这种本质性的内容削除得一干二净。
任何国家的课程都采用本质性内容反复出现的“螺旋型课程”。这是因为，在“累积型”课程中即便内容简单，儿童自身要以本质性的核心概念为中心去学习知识的关联与结构，那是困难的，容易偏向背诵主义的学习。新学习指导要领不仅大幅度降低了教学内容的水准，而且使得教学内容丧失魅力，自然会导致跟不上教学的儿童越来越多。
在以往三十年间，中小学教科书的内容一直在削减，然而无论高中的入学考试还是大学的招生考试，并没有降低水准，这一点是重要的。在这个孔隙之间，名副其实的孔隙产业——私塾和预备校之类的应试产业欣欣向荣，这是过去三十年间的现实。这次学习指导要领的修订，可能大大加剧学校之间落差的两极分化：瞄准应试水准的课程而施教的一部分私立学校为中心的学校，和教学内容简单的大量公立学校。
流言三：日本的教育刻板划一
第三个流言，“日本的教育刻板划一”。这个几乎所有人都信以为真的“常识”，也必须作为一种流言加以批判性地探讨。确实，乍看小学、初中的教学内容，按照学习指导要领的规定，在中央集权控制下的日本中小学是在实施划一性极强的教育。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实施多语言、多民族的教育，从这一点来看，日本的学校文化仅次于韩国，显示出划一性极强的性质，这也是事实。不过，同时不应忽略的是，任何国家的中小学，只要是公共教育，或多或少都难免划一性。
至于高中教育，这个流言是违背事实的。像日本的高中那样多样化、序列化的学校，在世界上是没有的。例如，美国的中学，除去一部分艺术类之外，96％的学校同日本的初中一样，是不用入学考试就升入的综合制学校。由于学区的地区落差，学力有所差异，但比之日本高中的学力落差，是微乎其微的。此外，每一所学校的课程都由必修学科和选修学科组成，所有学校的课程组织大同小异。日本的高中却不同，根据学力，像切成薄薄的火腿片那样，被层层区分成诸如全日制与定时制、普通学科、专业学科和综合学科，乃至各个学科再划分成无数的小学科和学程，课程也按照通常的学科、科目的划分和选修学科、科目的划分加以复杂地组织。如此烦琐的多样化、细分化的中等学校，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而且，自从1991年第14届中央教育审议会咨询报告以来，高中进入了无限多样化的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前，高中教育的多样化是一种适应产业结构的分工形态的多样化，而今日的多样化却不同，它是适应教育消费者(学生、家长)多样需求的多样化，不遗余力地开发“紧俏商品”，以便收罗尽可能多的考生而展开着高中生存的竞争，可以说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商品开发的无边际的多样化，不但专科高中卷入其中，而且普通高中也卷入其中，同时竞争激烈。在第14届中央教育审议会咨询报告的5年之后，在相当于总量约3成的876所专科高中和3188所普通高中里，新设了学程和种类。新设的学程在农业学科中有255种类，在工业学科中有172种类，在商业学科中有85种类，水产学科中有59种类。由于文部省的多样化政策和学校之间的生存竞争，仅仅在5年之内多样化种类就超越了战后45年所产生的总和。
然而，应当留意的一点是，今日进行的无边无际的多样化，其本身是一种时代的错误，有悖于社会变革的潮流。如今高中毕业之后成为社会人就业的学生是2成左右，而且高中毕业后就业者约有半数在1年之内就改变了职业。终身雇佣制观念在年轻一代身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况且，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而迎来了“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终结)的时代。在日本国内，以特殊技能为基础的简单劳动力正在消逝。在美国，三十年前占全部劳动力六成的蓝领工人，如今削减到一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高中改革之所以排斥多样化，标榜优质的公共教养的教育，就是由于这种社会的变革。倘若像日本这样推进以个人的自由选择为基础的无限多样化，今后将会形成大量青年失业者的危险。其实可以说，从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高中就业难(1999年度高中毕业生的求人倍率为0.64)看来，这种危险已经显现。
流言四：日本的教育是假公平
第四个流言，“日本的教育是假公平”。这是今日的教育改革中反复唠叨的。果真如此吗？这个流言同人们的实感并不合拍。在以往三十年间，家庭支付的教育费用增长到12倍。同住宅费增加3倍比较，就可以明白，教育费用的负担是何等沉重。而这种庞大的教育费负担当然会最大限度地加剧富裕家庭与贫穷家庭之间的落差。近年来，有人指出这样一种趋向：升入名牌大学者被经济资本雄厚的阶级、阶层的子女所占据。但同时另外一种趋势也是显著的：许多升入名牌大学者，为专业性的自由职业和大企业管理层等家长学历和教养的文化资本优越的家庭的子女所占据。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两者之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社会与教育在缓慢地实现两极分解。“日本的教育是假公平”这一谎言，源自于这种两极分解的阶级、阶层之中处于上位的人们。
“日本的教育是假公平”这一谎言，恰恰与事实相反。判断教育公平与否的明白无误的指标，就是每一个学生平均所花的公共教育费用。年度生均公共教育费，在1996年度是小学生约84万日元，初中生92万日元。不过，这种生均公共教育经费是存在地区差异的。从各个都道府县来看，同样是关东地区，神奈川县和崎玉县之间存在将近2倍的落差，财政规模小的冲绳和四国的县份和神奈川县之间则有2倍以上的落差。小学、初中是市町村设立的，在富裕市町村和贫困市町村之间，生均公共教育费的落差在3倍以上。这种落差，可以跟不断出现教育不公平的美国相匹敌。实际的问题是，岂止是假公平，简直就是不公平。
围绕公共教育费用的不平等，由于地方财政危机而愈益扩大。在财政规模小的县，每年削减1-2成的教育财政，依靠国库负担的公共教育经费扩大了地区之间的落差。加之教育改革的地方分权化，假定推进所有的教育财源依靠地方行政的分权化，那么，学生的公共教育经费的落差将扩大到7-8倍。在许多县，维持公共教育经费已经不可能，像美国的一部分地区那样，公立学校不得不转让，成为民间的教育产业。
顺便提一下，残疾儿童年度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在各个都道府县之间也是有差异的，平均为954万日元。仅仅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花费生均将近1亿日元的公共教育经费。然而，耗费如此多的公共教育经费，对于残疾儿童的歧视消解了吗？考虑到这种公共教育经费的额度，可以想象，即便在全纳教育中给上普通班级的残疾儿童配置辅导教师也是完全可能的。
在“日本的教育是假公平”这一流言的背后，还存在严格区分精英主义教育与大众主义教育的强烈欲望。在这种强烈的欲望中，根据1998年学校教育法第一条的修改引进的“中等教育学校”(六年一贯制中学)选择性引进而成为现实。借助“中等教育学校”的选择性引进，战后保障教育的民主主义的单轨制学校体系被改组为双轨制学校体系。世界各国的学校改革是从双轨制过渡到单轨制，而日本的教育改革是逆民主主义历史潮流而动的改组，直至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实施双轨化的改革，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文部省为了避免应试竞争低龄化，在中等教育学校不实施入学考试，借助调查资料(档案)来选拔。不过，即便选拔方法是借助调查资料，“被选拔出来的儿童”上的中学和“未被选拔出来的儿童”上的中学并存的状况，决不能说是一种好现象。出于这种考虑，尽管文部省强行推进，但各都道府县的教育委员会的应对还是相当慎重。在整个日本超过1万所的初中和超过5000所的高中中，1999年度引进初高中一贯制的公立高中不过3所，其中过渡到双轨制的“中等教育学校”的公立学校，只有宫崎县立五濑中等教育学校。2000年度准备设置的中等教育学校也不过停留于数校的范围之内。
流言五：偏重学力的高中入学考试窒息初中生
第五个流言，“偏重学力的高中入学考试窒息初中生”。这也是同今日高中入学考试现状和初中的现实背离的。事实上，与其说是“重考分”，不如说是在“重活动”档案的支配下，初中生处于窒息的状态。
这种转换是借助两种改革产生的。其一，通过1991年的《指导要略》的修订，学力的评价过渡到以“关心、动机、态度”为中心的“视点评价”。评价的方式发生了转换：接受“重活动先于重考分”社会舆论，评价日常的授业态度中的积极性先于学力测验的成绩。其二，是20世纪90年代普及的“重活动”高中入学考试的多样化。这恐怕是一时难以置信的，然而，即便成绩再好也升上高中的状况却是相当普遍。
为把握这种实际，不妨介绍一下关东附近的两个县的高中入学考试方式。两者都采用学力测验和调查书并重加以分数化的方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两者都轻视学力成绩的选拔。其中一个县分数的权重是当日的学力测验成绩占28％，档案占28％，剩下的部分是特记事项——在俱乐部活动中地方大会的成绩、学生会干部和社会公益活动体验的分数。调查书的成绩是教师对于学生的“关心、动机、态度”之类的主观性评价作为依据的。在这种选拔方式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学力几乎被忽视了。
另一个县则更加过分。在这个县，首先是根据重视“视点评价”的调查书的成绩，以50％的入学定额作为合格者加以录取；其次，根据特记事项录取30％的入学定额作为合格者录取，然后，根据当日学力测验的成绩从高分录取入学定额的10％，最后，以综合得分录取剩下的10％的合格者。在这种方式中，应试生的学力几乎被忽视。
这两个县的事例不过是小小的一例而已。如今，“重活动”的选拔方法，在各个都道府县简直是五花八门，在高中的入学考试中藐视“学力”，关注的是俱乐部活动的成绩、学生会干部的任职和社会公益活动的体验之类的“特记事项”，以及基于教师主观评价的“视点评价”，“重活动”的调查书占支配地位，这就是现实。这种方式当然是违背入学考试所必不可少的公平性原则的。有的初中每月都进行俱乐部干部选举，以便提升校内全员的特记事项的分数；有的初中把无法同他校相比的成绩，在“视点评价”中加以记录。而且，“重活动”的教育评价使得初中生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足都受到压抑和控制。这样，可以说，今日初中生的窒息感和他们抱有的不公平感，以及对于教师的彻底的不信任感，都是由于这种调查书制度所造成的。
流言六：恃强凌弱、辍学可以借助心理矫治加以解决
第六个流言，“恃强凌弱、辍学可以借助心理矫治加以解决”。以这种流言为基础，引进了学校辅导员，期待临床心理专家作为学校的救世主。不过，教育的危机现象借助精神分析和临床心理学，来心理化、私事化地加以认识与处置，这本身就是今日教育改革深刻的病理现象。恃强凌弱、辍学等教育的危机现象几乎都不是心理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制度问题。进而言之，在美国这个每4人中就有一人是精神分析和心理辅导专家的社会里，其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病理性的社会。应当说，生活中交织着烦恼与苦闷，在伙伴的支撑中生活，这种人生是正常的。一切的烦恼与苦闷都交给专家来解决的生活方式，反倒是病理性的。
关于辍学的问题，必须由表及里地抓住其本质所在。首先，尽管说是义务教育，但儿童并不承担上学的义务，是家长承担子女必须上学的义务，儿童则是享受学习的权利。因此，在美国，发生辍学的场合，首先是追究家长的责任，倘若还是解决不了，就得家访，派遣保障公共教育的教师，以便本质儿童的学习权利。这是对正常问题的处置方式。
不过，在日本，辍学是作为病理性儿童来对待，并施以心理辅导的。加上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建议，为旷课的儿童实施承认初中肄业的认定考试。文部省还借助自学考试，引进了即便未受义务教育也能升大学的举措，简直是本末倒置。教育行政必须做的，乃是保障不上学儿童的学习权利，别的无须过问。当然，在旷课的儿童中，有的需要精神分析和临床心理专家的帮助，有的少数儿童也需要心理辅导。不过，在公共教育的原则中做出的应对，是保障不上学儿童的学习权利。辍学行为不是病理性现象，也不应当是心理辅导应对的事情。
关于恃强凌弱也是同样。恃强凌弱的现象源于课堂中的暴力、歧视和排斥。恃强凌弱绝不是儿童的心理病理所致。因此，能够解决恃强凌弱问题的，是课堂中对课堂内人际关系负有责任的教师，而不是心理辅导员。当然，这并不是说，安抚被欺凌儿童的心理创伤的活动毫无意义，但其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学校心理辅导员实际实施的应对恃强凌弱，大多是安抚“被欺凌的儿童”的心理创伤，对于关键的“实施欺凌的儿童”心理创伤，却少有关注。解决恃强凌弱所必须的，是展开课堂内的暴力、歧视和排斥得以免除的斗争，是改革恃强凌弱得以产生的课堂内的关系与环境。
流言七：美国的大学招考重视学生个性
第七个流言，“美国的大学招考重视学生个性”。作为这个流言的论据是哈佛大学的招生。确实，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一流私立大学，是通过招生公司详细的调查活动来选拔个性化的学生的。不过，即便在这种场合，所考察的学生也是具备了高学力的水准，重分优先于重人。
然而，占美国大学8成的州立大学，基本上是根据统考成绩(SAT)来录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大学是根据多样的选拔方法、以复杂的标准来录取新生的。哈佛大学不过是一种特例。实际上，哈佛大学为了周密地调查考试，而配备了大约30名考官和职员。像这种人事费和劳务费用于招考的大学，只限于一部分名牌大学。
流言八：欧美的大学宽进严出
第八个流言，“欧美的大学宽进严出”。“宽进严出”的大学，只限于大学升学率在10％左右的国家。日本战前的大学就是“宽进严出”的大学。在欧洲，意大利是大学升学率低的国家，在升学率10％以下的时期，没有入学考试，可以全员入学，但毕业难。然而，在高等教育升学率上升，从精英主义教育过渡到大众主义教育的欧美各国，采用这种原则的大学是极其罕见的。这是因为，一旦采用这个原则，就会出现大量的退学者，或者招致教育水准下降的结果。这个流言，不过是对于以为精英主义教育阶段中的大学教育原则的怀旧而已。但是，无论是第七还是第八个流言，都未经真伪的验证，便成为大学教育审议会咨询报告的基本原理，招致了大学教育改革的混乱。
流言九：地方分权扩大教育自由
第九个流言，“地方分权扩大教育自由”。这个流言也必须根据现实的语脉，加以认真探讨。明治以来中央集权制的教育行政，是由于官僚控制导致教育的划一化和僵硬化，必须改革压制教育自由的弊端，这是不言而喻的。从法制上看，中小学校由市町村设置，高中由县设置。这样，作为国家机构的文部省过细地控制教育的内容和财政的制度，是违背民主主义原理的。应当说，通过“缓和规制”来推进教育行政的地方分权化，乃是理所当然的方向。
然而，在现今行政改革的背景下推进的教育行政的地方分权化，存在如下两个危险，它们不是扩大教育自由而是压制了教育自由。
其一，地方行政严重的财政拮据。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所有地方自治体也面临严重的财政拮据，特别是教育经费不能不大幅度地削减。每年削减1成以上的县也有很多，在近几年里削减3成教育经费的县也不少。即便在大城市也是这样，大阪府目前在实施3年间削减4200名教师的计划，东京都2000年度教育经费从去年的削减2成到削减3成的计划，正在探讨之中。文部省的预算大体维持平衡，但地方自治体的教育财政濒临窘境。地方分权化，事实上必然直接地导致种种教育条件的危机。
一个适例，就是根据中央教育审议会地方教育行政小委员会的提案，班级规模由地方自治体灵活掌握。各大报社报道了消解40名班级规模问题的举措，然而，这种举措的现实意义，乃是文部省放弃责任，40名班级规模问题的解决付诸东流了。这是因为，所有地方自治体由于财政拮据而难以有所作为。
以地方分权为基本编制国家预算的美国，同日本那样中央集权式地编制国家预算的国家，在教育制度的形成方式上有着根本的差别，这是需要留意的。旨在消解国家财政危机而推进地方分权化的政策，是同公共教育政策的解体联系在一起的。如前所述，日本的公共教育经费大幅度依存于国库，倘若彻底实施地方分权化，生均公共教育经费的地区落差扩大至7-8倍，恐怕半数以上的县借助地方财政来维持公共教育是不可能的，不得已民营化，只好委托民间的教育产业了。国家和文部省应当避免此类事态，明确相应的责任。
其二，地方分权化并没有带来教育自由化扩大的第二个理由，在于地方教育委员会缺乏自律性行政能力和保守主义。令人遗憾的是，地方教育委员本质上拥有比文部省还要保守的官僚性体质。教育的理念也是形式化的、僵化的。实际上，我们不能无视的一个现实是，地方教育委员会独自立案实施的政策，几乎都成为比文部省还要保守的政策。
地方教育行政各自同教师工会的长年的勾结与抗争、同地区政界和校长会的勾结等等，问题错综复杂。地方分权化为求教育委员会和学校自律性的确立，实现自由的创造性，就得谋求地方教育行政的民主化和行政能力的专业化。在教育委员会和学校自律性受到尊重的美国，教育委员会主任和校长几乎都是拥有博士学位的专职。必须实施体制改革，以实现作为教育专家的指导体制和自律性得以保障的制度。
流言十：择校自由促进学校改革
第十个流言，“择校自由促进学校改革”，也必须对照事实加以探讨。关于择校自由，1984年中曾根首相的咨询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上曾经探讨过教育券制度。在这个背景下，计划以自民党为中心加以实施，这是美国实施的教育券学校的制度。
所谓“教育券学校”，是一种公费运营的私立学校。规划学校设置者，向教育委员会提出独立的计划获得认可，根据儿童数支付公共教育经费的经营方式。在运用公共教育经费这一点上说，跟公立学校相同。其特征和私立学校一样，跨学区招生，拥有课程、人事、财政的自由，是作为独立的企业运营的。
文部省于1999年决定，在公立的小学、初中实施由地方自治体指定不受学习指导要领束缚的特别的研究重点校，家长可以跨学区自由择校的制度。这个制度由于得到自民党的强烈要求而被引进，可以说，在引进教育券学校的制度方面跨出了第一步。不仅自民党，担忧公立学校划一性和封闭性的人们，都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教育券学校之上。
教育券学校是1991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率先引进的。尔后，以克林顿总统的政策为背景在整个美国得到普及，目标是直至21世纪设置3000所学校。1999年，在32个州大约存在1600所教育券学校。教育杂志和报纸浏览连篇累牍地渲染教育券学校的成功案例。只需这些报道，这种方式的价值似乎是确凿无疑的。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我本人在美国各地造访了20所左右的教育券学校，遗憾的是，这种方式是存在诸多问题的，不能不作出这样一个结论：这种制度无助于公立学校的改革。
确实，教育券学校有可能集中优秀的教师和优秀的学生，特别是在美国，教师并不调换工作，通常在一所学校里长年任职。因此，教育券学校招聘教师时，会有大量教师应聘。但反过来说，被教育券学校集纳的优秀的教师越多，地区的公立学校中优秀教师就只能越来越少。
凭借成功的案例，教育券学校尽管受到大肆赞扬，然而，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在其背后，相当数量的教育券学校遭遇失败，关门大吉。就本人的调查案例来看，失败的原由形形色色。一些学校向教育委员会支付的预算被教育行政干部和学校相关人员私吞，从财务制度看，这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案例。一些学校是标榜科学精英教育计划而设置的，但事实上入学以后的儿童，有将近半数是不能适应通常的公立学校、情绪不稳定的儿童，第二年，精疲力竭的教师希望回归原先任教的学校，家长们也对这种学校失望了，希望把自己的子女送回原先的公立学校，招致学校关闭。再有一些学校在开学后不久就被发觉教学计划和设施不足，多数家长要求把孩子送回原先的公立学校。即便按照儿童人数所得的公共教育经费到位了，同设备完整的公立学校相比，不能不说，教育券学校的设备是简陋不堪的。这种学校租用大楼的租用费和人事费占了预算的大半，电脑、教具七零八落，教室里的课桌椅也是借来的。学校关闭之后，留下的是大额的债务。
教育券学校在成功的场合，其弊害也有很多。日本人几乎没有认识到，在美国社会里，择校自由同种族歧视、阶层歧视密切相关。1963年制定公民权法之后，提出学校中的种族隔离显然是违反法律的。公民权法制定以来，讨厌黑人、操西班牙语的中南美人和低收入阶层的子女在同一所学校里学习的家长们提出的，就是“择校自由”的主张。这种事情对于美国人说来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在日本人做出的教育券学校的介绍中却完全被忽视了。实际上，多数教育券学校是基于种族歧视、阶层歧视而设置的。在附近没有私立学校的地区，或是在黑人地区，富裕黑人与贫困黑人共有学区的地区，大量设置教育券学校，受到希望摆脱公立学校的家长们的欢迎，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事实。
近年来，日本也在沸沸扬扬地议论择校自由，对于教育券学校抱有高度期待。可以发现，其骨子里同美国一样，是“不想同那些孩子一道上学”的歧视意识在作祟。日本社会也在扩大文化的阶级差别与阶层差别。我们必须认识这样一种事实：基于文化的阶级差别与阶层差别的教育意识中私有化的进展，激发了对于择校自由的关注，唤起了对于教育券学校的期待。
结语
正如这里揭示的十条所代表的，围绕教育改革的讨论，充斥着毫无根据的臆测和违背事实的流言。其责任在于懒于核对事实和数据、不做亲自调查的媒体人员、教育政策的决策者、教育评论家和教育学家。我们应当重视调查，基于确凿的事实展开议论。
从数年前开始，跟大报社合作展开了几次教育意识的舆论调查。用谣言属性分析的方法探讨调查结果，令人吃惊。所谓“属性分析”，是指回答者的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阶层、不同政党倾向，进行比较分析。令人惊讶的是，无论哪个项目，几乎不存在基于属性差别的差异。这是一种排斥探讨社会意识和社会属性的社会科学的现象，如今人们的教育意识居然如此划一，受大众媒体的支配。在美国，每年实施两次教育舆论调查，结果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存在两个显著倾向：一是教师的意见同普通市民的意见截然对立；二是普通市民的意见受大众媒体的决定性影响。同类型的调查在日本实施，也得出类似的结果。重要的是，不能囫囵吞枣地接受大众媒体和教育评论家的意见，而是要基于自身的经验以事实为基础做出思考和议论。
译者简介：钟启泉，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