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十年回顾和新世纪的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中国论文,领导下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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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来东亚研究所做学术交流。利用这个机会，我想介绍一下90年代这10年中国发生的事情。
中国在80年代可称为邓小平时代。邓小平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理解。他强调，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使中国大踏步向前发展，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
中国自90年代进入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时期。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路线，高举起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90年代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多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800美元，完成了邓小平提出的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这些，不可能是照搬邓小平所能得到的。
那么，江泽民与邓小平有哪些相同的地方，特别是他提出了哪些新的思想，它们对中国将来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恐怕是大家感兴趣的问题。
一、90年代中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江泽民提出新思想，首先在于他所面对的环境与邓小平有显著的不同。
（一）国际环境的变化
江泽民在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总书记，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后的十来年间，世界发生了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最重大的变化。
90年代国际上的变化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
关于多极化。一方面，从世界总的发展趋势看，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这个转变在邓小平时代已经开始，现在仍在继续。这是江泽民与邓小平共同面对的国际环境。
另一方面，从具体的世界格局看，虽然经历了从战后的“两大阵营”，到70年代的“三个世界”，到80年代的“东西南北”这几个阶段，总的还是以美苏为代表的两极格局。但是，进入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结束了，世界开始多极化进程。这一重大变化，使得世界出现许多新情况：大国关系在重新调整；一些过去被某种程度掩盖的矛盾，如地区冲突、民族和宗教问题等开始暴露出来；特别是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所抬头。
当这一情况发生时，邓小平还健在，而且做出了许多深刻的判断，甚至已经预料到10年后西方世界提出的“新干涉主义”的观点和行为。但是，真正面对这一全新世界格局的，还是江泽民和新一代的中共领导人。
关于经济全球化。早在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这个观点似乎没有多少新意。西方国家会觉得这是常识，而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熟知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理论家也不会感到特别，因为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说过：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任何生产都是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把世界连成了一体。邓小平似乎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谈问题的，而且是从中国长期封闭的现实来强调开放的迫切性。
但是，如果联系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主题的思想，如果从后来出现的经济全球化的形势来看，就会发现邓小平并不仅仅是重复了马克思的话，而是已经感觉到了一点什么新的东西。
从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人类就已经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但这一进程十分艰辛，充满了血与火，付出了人类道德的代价。先是对殖民地的侵占和掠夺，以后又是为争夺世界市场而发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到20世纪下半叶，形成了美苏两家的对立，其实质仍然是争夺世界经济利益和资源。战后几十年的冷战，伴随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组织的对峙，在经济上，一直是以欧共体和经互会为代表的两个互不往来的、分割的“平衡市场”。
然而，进入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苏联的解体等原因，东西方经济相互往来的重要障碍消除了，经济壁垒一个个消失，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利益相互影响着，全球的经济联系比过去密切多了。在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微观载体——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规模迅速发展，以强强联合为特征的兼并浪潮风起云涌，跨国公司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伴随全球化进程，区域经济集团化倾向也在发展着，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拉美南方共同市场、亚太经合组织等世界经济组织开始有了实质性的意义。
为此推波助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信息化的发展。这种生产力的革命是当代社会一切变革的更为本质的原因。由于因特网的发展和应用，全球化的技术手段得到解决。它破除了国与国之间的障碍，使一个国家完全封闭几乎成为不可能。它使生产要素的流转速度空前加快，上百亿美元的资金转瞬之间就能在世界转一圈，而要素流转的成本却大大地降低了，从而推动了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
人类社会几百年的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飞跃，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世界上绝大多数政治家都感觉到了这一明显的事实。现在除了“全球化”这个名词外，还有“一体化”、“地球村”等等说法。
这里，我们不需要详细讨论全球化进程的问题。全球化肯定还会发展，现在只是一个阶段。但是，世界经济在90年代出现的新特点，确实值得高度重视。在邓小平还健在时，全球化这个词还没有被中国正式使用。而在江泽民时代，则已成为了现实。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和巨大的挑战。
关于信息化。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最为自豪的事情，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以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现为开端，以后不断有惊人的发现和长足的进步。到了战后六七十年代，这一进程突然加快，这就是第三次科技浪潮。以信息科学、生物科学、材料科学这三大前沿科学为主，包括天体物理、航天航空、海洋、地质等等，科学技术在多学科多领域里，大踏步地向前推进。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社会的革命性变革，首先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产业结构由此得到了重大的调整，一二三产业比例出现明显变化，农业甚至工业的比例都大大地减少了，而以服务性行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比例则大大增加。传统工业被迅速淘汰，高新技术产业得到巨大的发展。其结果，凡是采用了这种新技术的国家，其经济与社会就大踏步地前进。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两个因素得以在战后50年得到大的发展。一是调整了市场体制，引进了宏观调控的机制；二是利用了先进的科技，及时调整了产业结构。而后者的作用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更为明显。
这个情况，中国在“文革”结束以前根本不了解。但有一个人看到了，这就是邓小平。邓小平从1973年回到领导岗位，不久去了一次美国，又路过欧洲，在法国作了暂短的停留。他感到资本主义世界与他在60年代所了解的不同了。那时，西方也先进，中国也落后，但差距没有这样大。中国的“文革”对经济的破坏是个原因，但这似乎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很快他发现了秘密：是科学技术的作用。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由于科技的原因，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原本缩小的差距又大大拉开了。这十几年的差距，实际上等于50年甚至更长。于是他提出科技是生产力的概念，提出重视和保护知识分子的建议。邓小平的建议被“四人帮”说成是与毛泽东对着干，他很快又被打倒了。而中国的发展又因此拖延了若干年。当邓小平再次复出时，决定不再耽误时间，他自告奋勇提出分管科技和教育。当时党内许多人不理解，认为以他的地位和威望应该做更重要的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小平正是抓在了点子上。到了80年代后期，他愈发认识到科技对经济社会的关键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当时，国际上的政治家也有许多人意识到这一点，但明确作出理论概括的却不多。
当江泽民执政时，邓小平留给他的重要思想遗产之一，就是这一点。但是，仅仅这些看来还不够，因为世界又向前发展了。
科技自60年代以来在90年代又一次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以信息技术一枝独秀。在80年代中期，信息技术发展的潜力并不为大多数国家看好，就连创造经济奇迹的日本也不在意，只有美国科学家重视这件事。具有冒险精神的美国人说干就干，十年后，把日本人远远抛在了后面。接着知识经济的概念出现了。人们发现，脑力劳动的一个发明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依靠科技的增值已大大超过了依靠资本等生产要素所获得的财富，强调资本要素的经济学家已经被称为传统的经济学者了。到世纪之交的时候，由于人类基因组织破译、克隆技术的发展，使人们预计新世纪可能是生物科学的世纪，而纳米技术又使人们对材料科学寄予极大的希望。
现在的世界真是一日千里，速度快得惊人。这使学者们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匀速的，有时上千年缓慢发展而有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发生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曾说，现在的世界一天等于古老社会的上百年，甚至几百年。这绝不是妄语。这种情况告诉我们的另一个十分现实的道理是，一个落后国家如果抓住科技发展的机遇，也能迎头赶上，但如果错过了，即使是先进国家也会在短期内被抛在后面。
显然，90年代的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世界因此出现的新变化，已经不是邓小平时代的情形。如果在80年代，中国开始重视科技作用，到90年代已不能再一般地强调就能够解决问题，需要建立新的认识，提出新的办法和手段。
（二）中国国内的变化
进入90年代，中国国内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就是告别了实行四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由此带来一系列新的情况。
了解中国的人都会感觉到，80年代的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90年代的变化似乎更大一些，更深刻一些。80年代的变化主要在农村。而在90年代，首先是各大城市并且是全方位的巨大变化。这主要是市场经济带来的。
提出中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的功劳。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江泽民所遇到并需要解答的新问题。
在90年代，谈到中国国内的形势和任务时，中国领导人经常讲3句话：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于攻坚阶段，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还有6个字：改革、发展、稳定，与前三句话相配套，足以概括江泽民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首先是发展问题。90年代的发展与80年代的发展有很大不同。一是要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当初邓小平在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目标时，提出80年代打基础，90年代加速发展。结果80年代的速度就达到8.9%，在90年代怎样继续保持较高的速度？对中国来说，发展速度是个政治问题，无论如何不能掉下来。二是发展的要求高了。80年代的发展主要是量的扩张，但90年代强调质的提高，从粗放式发展转到集约式发展。三是发展的内涵丰富了。80年代的发展主要是经济的发展，而到90年代强调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既要顾当前，又要考虑今后的可持续发展。
这一切所提出的问题是，在90年代中国经济怎样能够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更全面一些呢？也就是中国领导人常说的，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要求呢？
其次是改革问题。80年代的改革主要是破计划经济体制，90年代的改革是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两种改革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涉及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方位的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人们开始真正理解了邓小平在80年代初就说过的“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句话的份量。
在90年代，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如何。比如：在经济领域如何改革完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如何建立宏观调控体制，如何搞好各类企业首先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在上层建筑领域如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如何改革国家政府的机构，包括职能的设置；在意识形态领域如何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体系、道德规范和文化体制；在党的建设上如何要求党员和干部面对巨大物质利益的诱惑，自觉抵制腐败。
每一个问题都不简单，变化都是深刻而巨大的。举一个例子，80年代，政府机构的设置，尽管经常改变，但基本是在原来框架里的修修补补。而在90年代则是大撤大并，真正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来改变。人们都意识到这项改革的份量。比如，过去最重要部委之一的冶金部，在短短的几年中由一个部级单位很快变为副部级、厅级、处级，以至于在前不久被根本撤销了。这使得曾经辉煌时代的那些老部长和司局长们感慨万千。
第三是社会生活的变化。在80年代，中国人告别了票证时代，已经感受到了切身利益和周围环境的重大改变。而在90年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和收入方式，以及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社会结构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化。其变化的深刻性和广泛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上述这一切变化，主要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而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更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物。以至于不管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还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都为此感到震惊。基辛格就对邓小平说过，如果你们成功，那将会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同提出一个哲学问题。他的意思是，人类的认识规律将由此改变。
如何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对江泽民以及以后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江泽民的内政外交政策
了解了中国在90年代面对的新环境，就不难理解江泽民会提出怎样的对策。
江泽民的新思想反映在他一系列讲话、文章和报告中，但主要集中在1992年的十四大报告，特别是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中。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和外交政策，大大地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一）关于经济
所有制结构上提出的新认识、新政策。中国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以来，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结构。改革开放以后，私营经济和外资发展起来，但数量和规模都是有限的。当时，对所有制结构的提法是：以公有制为主，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
但到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公有制以外的各类经济成分大大增加。从实际结果看，增加了经济上的活力，带来了更多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撑者，但是如何搞好它们，提高效率，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形式，成为了一个追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像股份制这样的经济组织形式，在资本主义国家运转了几百年，中国在80年代已经采用，现在有了很大发展。但如何看待它呢？
现在，再用“为主和为补充”的解释，已经不够了。而对股份制的问题，在邓小平健在时还有争论，他也只是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并没有做出明确判断。
显然，这意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90年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了。
面对一系列新问题，江泽民在十五大上作出了新的解释。
他认为，中国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一点不能动摇。但现阶段还要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他改变了“为主、为补充”的提法，变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他明确地指出：这是中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他认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控制力上，而且是对全国而言，有些无关国计民生大局的产业和行业，其他经济成分的比例可以高一些，而有些省份、地区也可以高一些。
他认为，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要探索，而股份制只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不姓社，也不姓资。社会主义的中国完全可以大胆地采用。
江泽民在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的最为敏感的问题。正像他自己所说：“这些理论问题的重要突破，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江泽民在这里与邓小平一样，表现了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这当然不是说江泽民要抛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中国共产党人坚信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合理平等的社会一定会到来，这一点绝不会动摇。但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它离那个时代还十分遥远，按照邓小平的说法，甚至要有几十代。单一的公有制不可能现在马上实现。第二，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也需要探索，过去认为只有前苏联建立的那种形式才是唯一的公有制形式，这种认识是极为愚蠢的。对这些问题，现在中国共产党认识得十分清醒。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对中国来说是一张白纸。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要完善它需要30年的时间。但在市场经济建立的第一个10年，经过努力，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的农业、工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基本转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国有企业的3年脱困就是个重要标志。此外，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社会保障、住房、科技教育等等体制也都初步建立起来。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建立政府的宏观调控体制。资本主义国家在付出了重大代价后，才找到了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中国的市场经济上来就碰到这个问题。在1993年的经济过热情况下，中国政庥采取政府干预的手段，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有效地避免了经济调整中的大起大落现象。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中，中国政府果断采取国内扩大需求的方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大量发行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持人民币稳定等重大措施，在亚洲国家经济普遍低落中保持了增长势头。中国开始学会运用金融、银行、货币等手段来调控经济。邓小平说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使银行变成真正的银行。现在，这个愿望已经开始实现。
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在刚刚进入90年代的1990年，江泽民在回答香港《紫荆》杂志记者提问时曾作了郑重表示。他说：90年代的中国将更加开放。“更加开放”，这正是中国这10年的特点。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江泽民强调，中国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他在十五大报告中把对外开放称之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他还提出，在新世纪里，中国不但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
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具体表现：一是尽可能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从沿海推进到了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呈现出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新格局。二是尽可能提高质量。他在给深圳特区的题词中写道：争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三是采取一些重大举措。比如，开发上海的浦东。
在中国80年代的对外开放中，深圳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90年代，深圳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上海的发展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不同寻常。在这10年中，世界500强和大银行纷纷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有些国际大公司的总部甚至也搬到了上海。上海正在实现万商云集的国际性大都市的梦想。而浦东则是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新气象的标志。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流域开发带则是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表现。今年10月，上海将举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上海的国际影响将继续提高。
中国90年代的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视点，就是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以积极的勇敢的姿态迎接这一挑战的到来。江泽民坚定地认为，中国要想发展起来，必须尽快融入世界经济中，学会在世界经济的大海中游泳，哪怕一开始会付出一些代价。经过多年长期努力，1999年末，中国与美国达成了相关协议。由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入世”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关于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数字可能更能说明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外贸总额不足500亿美元。邓小平曾设想，经过20年到世纪末的时候，争取能够翻两番达到2000亿美元。但实际结果是，到了去年，中国的外贸总额已达到了4743亿美元，大大超过邓小平的设想。吸收外资的数量从1993年起就一直排在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过去的5年中实际利用外资达到2800多亿美元。中国去年的外汇储备达到1656亿美元，居日本之后，也排在世界第二位。
江泽民在领导90年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还形成了许多重要的认识。比如，他提出要正确处理好12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他提出中国经济和改革在90年代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到集约式的转变。他还提出了一些重大的战略方针，比如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发展小城镇加快城市化进程、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施扶贫开发计划等等。每一项战略方针都带来了丰硕的成果。比如实施扶贫计划，使中国的贫困人口在7年内由8000万减少到3000万。
（二）关于政治
在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中国要高度重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发生“文革”这样的悲剧，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缺少民主。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也使他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同时，他强调，不管是发展民主还是改革政治体制，都要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
到90年代，江泽民继续了邓小平的努力。他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尽快建立健全各种法律体系，使人民有法可依；二是已经建立的法律要真正认真地执行起来，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总之，要把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各种行为都转到法制的轨道上来。他在十五大上提出，要进一步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90年代的这10年，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得到了切实的发展。比如：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制定了近万个中央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其中有关市场经济的占三分之二。每年年初的人大、政协两会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对议案的投票结果表明，代表是依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使权力。这几年政府还大幅度地精简机构，最近又撤销了19个部委；实施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干部选拔开展了民主推荐、公开考试、择优录取，引入竞争机制。国际上对中国农村普遍开展的村民直接选举村长和村民自治制度做了很多报道，但许多人还不了解，这种民主形式在中国城市也开展起来。最近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了上海居委会直接选举的情况。这些都说明，中国的民主不但在上层，更重要的是在广大的基层扎扎实实地进行着。
西方有些人总是在攻击中国的民主制度。最近，美国又在世界人权组织中提出中国的人权议案，尽管他们已经提了9次都遭到了否决。邓小平与江泽民都认为，中国由于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发展民主与法制不但必要，而且非常紧迫。但是，同时也认为，民主的具体形式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生搬外国，并且要一步一步地实现。邓小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他还说，中国现在正处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时期，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只会破坏社会稳定，影响经济发展。江泽民最近在接见美国记者时，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他说，不能把哪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模式作为衡量世界各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唯一标准。如果只能有一种模式，而不允许别的模式存在，不让别的国家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去创造，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民主。如果我们实行的民主政治与西方的不同，就说中国是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这完全是一种政治偏见。江泽民明确指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制度是中国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它们最符合中国实际。中国不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不搞多党制。
这里，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民主不是政治家的奢侈品。民主要有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活力和工作效率，充分调动全体人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富裕，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对中国产生误解，主要是不了解情况。最近中国正在上演一部叫《刮痧》的电影。说的是中国的一位老人给他的孙子用刮痧这种传统的中医方法治病，被美国人看作是对儿童的严重虐待，被告上法庭，差点被弄得家破人亡。这显然是由于不同文化的隔阂和对实际情况不了解所造成的。而当了解了情况，误会马上就解除了。江泽民在与美国青年对话时，殷切期望中美年青一代互相增进了解，发展友谊。
（三）关于文化
中国在80年代的发展中，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一点，在邓小平晚年充分认识到了。他一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说，“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正是由于此，江泽民在90年代执政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搞精神文明建设，除了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之外，江泽民还面临两个新条件：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二是在社会生活多元化条件下。比如，“法轮功”这一封建愚昧、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的邪教组织，就是新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
对精神文明建设或者文化建设，江泽民的主要特点是：
高度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所努力建设的，应该是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三者统一的，社会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越是落后，就越需要精神支柱。他进一步提高了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他在十五大报告中把文化作为与经济和政治并列的三个方面，系统提出文化建设纲领。去年初，他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就把文化作为其中之一。他在去年底，又提出“以德治国”思想，并与“依法治国”紧密配合。中央还专门召开了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强调文化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江泽民的文化观，是对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是对毛泽东40年代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70年代发表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的继承。他指出中国不能搞意识形态上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他提出：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要开展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倡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
强调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注意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以德冶国”就是一个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味道的口号。他同时也指出中国文化的不足，认为起码缺少实验科学的精神和传统。他一再强调要放宽眼界，吸收外国好的文化。目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强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丰富了文化建设的内涵。中国在1995年发动学习江苏省的一个小城市张家港市，在这里人们看到，建设精神文明不是说教，也不仅是思想教育，还表现在优美整洁的环境，良好的秩序，完备的科学教育和文化设施。这正是90年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特点：加强了思想文化教育的物质载体建设。比如，提出和高度重视科教兴国战略，着眼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又比如，在90年代，各个城市的建设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注意增加文化含量，包括扩大绿地，增加文化设施。据报道，北京的博物馆的数量有92座，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英国伦敦。上海近年来新建的现代化的大剧院、博物馆、科技馆等堪称世界一流。10年前，人们批评深圳是文化沙漠，现在，谁都会对深圳的文化建设和成绩刮目相看。
（四）关于外交
江泽民首先坚持了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的基本判断。他认为，90年代仍然是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机遇大于挑战，希望大于困难，是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特点。因此，中国一定要把握机遇，急起直追，加快发展。
对90年代出现的多极化的新形势，江泽民认为，多极化总体上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中国要积极推动它的发展。同时指出，多极化的最终形成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其中会有与试图建立单极世界的国际势力的斗争。
关于经济全球化。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因此，中国既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又要对可能遇到的风险保持清醒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工作，以切实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江泽民认为，尽管世界前途是光明的，但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的任务依然艰巨；二是世界的发展极不平衡，南北之间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而且在科技领域的差距也迅速扩大，出现了令人忧虑的“数字鸿沟”。现在世界上有12亿人口每天生活费还不足1美元，28亿人口不足2美元。20个最富有的国家的人均收入，是20个最贫穷国家的37倍。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贫困和落后，加上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潜在的民族、宗教和社会矛盾被激化，不断出现冲突与战乱，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严重受损。
为此，江泽民多次提出，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其主要内容是：(1)要保障各国享有主权平等和内政不受干涉的权利。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和贫富，都要相互尊重主权和独立。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国情决定发展道路和模式。(2)要保障各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应该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商解决国际问题，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3)要保障各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特别是要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逐步缩小南北在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差距，而不是只从发展中国家谋取资源、市场和利润。(4)要保障各个民族和各种文明共同发展的权利。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只有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各个民族、各种文明才能和谐相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得益彰。
正是在上述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和外交原则基础上，江泽民和中国政府成功地处理了十几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中国在海湾战争、科索沃危机等问题上，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在国际上进一步树立了我们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良好形象。
中国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下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重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同一些国家建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中国对周边国家发展了稳定的关系，现在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最好的时期。中国还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中国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东亚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多边外交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里特别要说说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自1989年坠入低谷，后经过双方努力，在1993年促成江泽民在西雅图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又在1997年和1998年，两国元首成功地实现了互访，标志着中国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中美关系要发展就要寻求共同利益。当初中美建交的背景就是共同对付前苏联的霸权主义。毛泽东曾对开拓这一事业的尼克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是有远见、有魄力的政治家。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因素减弱了，美国就有一种看法，怀疑中美之间还有没有共同利益，美国人感到与中国交往吃了亏。邓小平批驳了这种目光短浅的看法。后来证明，中美之间不但有发展关系和友谊的基础，而且具有前途广阔的共同利益。中美贸易在1979年建交时，只有24.5亿美元，但现在已经达到745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则保持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地位。美在华投资项目已超过3万个，成为中国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
江泽民在前不久回答美方记者时精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虽然存在一些分歧，但在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并都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条件下，中美之间也有许多重要的合作，而且前景是广阔的。现在，两国在经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扩大，在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等重大问题上的合作富有成效。总之，中美发展健康稳定的合作关系，有利于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美之间的最大障碍，是台湾问题。江泽民在1995年提出八项主张，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立场。他认为，台湾问题迟迟未能解决，美国要负很大责任。从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一直庇护台湾当局。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多年来，美不断出售先进武器给台湾，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美国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主要是出于它自己的战略考虑，把台湾当成它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台湾问题，关键在美国。他希望美国政府切实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有关承诺，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妥善处理台湾问题，这对台湾海峡局势的稳定和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可以看出，中国对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是真诚的。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是软弱的，中国从不乞求别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对美国以人权、民主等为幌子对中国施压，对美国利用法轮功邪教组织反华等等，中国都进行了坚决斗争。现在需要警惕的是，美国朝野都有人霸权主义膨胀，在苏联解体后，出现错误判断，继续坚持冷战思维，把中国作为潜在敌人。前几天，美国侦察机撞毁我国飞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三、面向21世纪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在世纪之交的这几年中，世界各国都在立足当前，展望未来，提出各自在新世纪里的战略和设想。对人类和世界未来发展负有责任感的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也会有自己的思考。
（一）三大任务和“新三步走”战略
面对新世纪，江泽民在去年底召开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中国在21世纪要完成的三大任务。他说：“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进入新世纪所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这三大任务，实际上邓小平在80年代就提出了，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未竟事业。
与邓小平一样，江泽民认为，三大任务中最关键的还是第一个任务。
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到21世纪中叶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现在已经完成了前两步，从新世纪第一天起，中国开始实施第三步目标。中国现在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从更为久远的历史来看。
自1840年鸦片战争遭受外国侵略以来，怎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之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有骨气的中国人的梦想。毛泽东说过，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打过中国，除了最后一次抗日战争外，没有一次不以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协定而告终结。究其原因，无非两条：一条是政治腐败，一条是经济落后。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嬴得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政治腐败的因素没有了，但中国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发展经济的任务刚刚开始。起初想得乐观了一些，就是用50年时间在20世纪内完成经济发展的任务，赶上世界先进国家。但是后来毛泽东认识到，由于中国人口太多，基础太落后，完成这个任务不那么简单。他在1961年接见来访的英国著名元帅蒙哥马利时提出，中国真正发达起来，赶上西方国家，要用100年，即要到21世纪中叶。这是第一次提出从建国到下世纪中叶，用100年时间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后来，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具体提出三步发展战略。
这样，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到21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要用200年的时间。第一个100年完成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任务，第二个100年要完成经济发展的任务。到现在，200年的道路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三，三步走目标完成了两步。最终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就落在了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为了完成历史重托，江泽民在1995年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下世纪前10年的设想，以后在十五大上，他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在新世纪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的设想。他说：“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江泽民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按照这一设想，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经济发展速度为7%左右，GDP翻一番达到20000亿美元，在第二个10年到2020年，再翻一番，达到40000亿美元；如果在2050年前能够再翻一番，达到80000亿美元，中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
（二）新世纪发展的“新思路”
根据“新三步走”战略，江泽民形成了中国在新世纪发展的新思路。这些新思路，就反映在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和今年前不久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批准的“十五规划纲要”中。
“十五规划”与过去的计划不同，它不是为发展“计划经济”制定的，而是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应对加入WTO后的挑战，为促进经济进一步市场化、国际化而制定的。
“十五规划”的要点，可以归纳为这样几句话：以经济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
经济结构调整。在“十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将进入新阶段，面临的最主要矛盾是结构矛盾。中国这些年的一个很大动作就是淘汰旧的产业和过剩的企业，比如，纺织工业中还有19世纪的设备；中国的机床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技术含量低，一些高精度的产品不能加工；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超过了1亿吨，但许多特种钢材还需要进口。中国现在告别了商品短缺的时代，但只是低水平的“过剩”。这些都说明，中国的产业落后，而且结构不合理。这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大问题。实现结构升级、质量提高、效益改善条件下的较快增长，应是“十五”计划最基本的目标。
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中国要在新世纪里成功地完成结构调整，实现跨越式发展，靠什么？江泽民认为，主要依靠“两个创新”，即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最近，中国出版了江泽民的专题文集《论科学技术》，这是他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正式文集，可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的确，在这十几年中，江泽民论述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科技和科技创新问题。在这本书中他认为，用高科技带动经济发展，除了要实现产业化外，更重要的是要创新。科技创新与过去常说的科技进步不同，后者是渐进性的、量的变化，前者是革命性的、质的变化。落后国家要赶超先进国家，不但要善于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还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这就是创新的意义。按照国际上的经验，根据中国自己的实际，江泽民确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用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中国已经制定了5-10年实现信息化的规划，力图在这个领域赶上世界先进国家。
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自90年代以来，中国就承担着双重压力：加速发展经济，同时又要大力保护环境。进入新世纪，这个矛盾日益尖锐起来。最近中国人口普查结果是，到2000年，人口已经达到12.9亿多，其中大陆人口12.6亿。这超出了邓小平当初的估计。人均收入因此拉低了。中国虽然大，但是资源并不像想象的那么丰富。由于二十几年的加速发展，环境的破坏和浪费在有的地方已相当严重。特别是水的资源，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中国充分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并准备在新世纪加大投入，出台一系列重大项目。按照“十五规划”开始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北方的沙尘暴的治理，等等。
人民群众利益问题。只有不断地使大多数人民得到看得见的好处，人民才能拥护政府。这个道理，邓小平当初就已经认识到了，而现在更加现实。在收入多元化，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开后，要照顾到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弱者，使社会更为公正合理。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也是新世纪最有希望和最广大的市场是农民和农村，如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中国正在进行“费改税”试点，这项政策将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并大大精简乡镇政府机构和人员。中国现在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事业，尽可能缩小收入差距，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中国决定在新世纪大规模进行西部开发，不但是开拓国内市场，也是为了缩小中西部地区差距。这是贯彻邓小平在晚年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思想，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在新世纪到来时着力解决。
（三）新世纪对中国共产党的新要求
江泽民认为，新世纪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是，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大政方针，以至于具体措施办法，都已经确定和明确，关键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本身能不能承担这个任务。因此，党的建设问题，是他在世纪之交考虑最多，最为关心的问题。
首先，现在党的状况和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经历过战争的老党员基本上已经不在工作岗位了，党内成分发生了变化，所处的环境是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环境。这样，在思想上能不能保持纯洁和统一，组织上能不能与过去一样严密，具有战斗力，作风上能不能保持好的传统继续赢得人民的拥护，特别是腐败问题，能不能有效地解决。如果不能做到这一切，即使有再高明的设想，也无济于事。为此，江泽民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他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和总目标，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最主要有两个，一是开展“三讲”活动，一是提出“三个代表”思想。
搞“三讲”活动，既是继承传统，又是结合现实的创新。中共历史上曾有过延安整风，对中国革命的成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三讲”是在新时期的发展。“三讲”的特点，一是广泛性，从总书记到处级干部都要搞；二是群众性，公开让群众监督，提意见，揭露问题包括腐败问题；三是强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这个活动已经基本结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党的建设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江泽民去年年初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就是强调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全党都在学习和研究，并在基层广泛开展实践活动。
提出“三个代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党在新世纪里，跟上迅速发展的时代步伐，牢记为中国人民奋斗的宗旨，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可以说是江泽民面对新世纪对全党提出的总的行动纲领，意义十分重大。这里的关键是，江泽民看到，面对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共产党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需要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在过去的20世纪中，世界上的许多执政党，包括一些大党、老党，都纷纷下台了，有的甚至消亡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存在着，并且仍然有着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不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与时俱进的风格吗！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心胸开阔、放眼世界、放眼未来的党，是一个不断开拓、不断进取、永远走在时代潮流前面的党，是一个善于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时刻准备并勇于修正自己错误的党，是一个朴朴实实、扎扎实实为中国老百姓办事的党。这里，最重要的是在继承和发扬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创新，创新，再创新，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面向新世纪所应有的精神状态。
到今年7月，中国共产党已经有80年历史了。80年来，我们党首先领导中国人民在1949年争取到了国家的独立解放，实现了中华民族几代人的梦想；以后又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取得了国家的初步繁荣和发展；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有自信，一定能够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任务，最终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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